中國文化世界化探討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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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歷史上伊斯蘭教、基督教、摩尼教等異域宗教也都曾被傳至中國，只有佛教被徹底中國化，并最終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這恐怕與佛教所宣揚的以其眾生平等和因果報應的教義容易被一般老百姓接受有關。而中國文化的普世價值為其走向國際化提供了可能性，西方社會現實的需要也為中國文化走向世界提供了歷史機遇。
(一)中國“和”文化的普世價值
佛教教義本身具有的包容性使得佛教在傳入中國后，歷經磨合成為中華文明的一部分。而中國“和”文化的普世價值為中國文化走向國際化提供了可能性。其一，以“和”為貴是中華文化與其他文化相比較之特殊性。中國文化是尚“和”的文化，素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貴和尚中”、“仁愛”、“無我、克己和義以為上”等謙和的思想著稱于世。英國學者羅素早就指出:“中國人統治別人的欲望明顯要比白人弱得多，如果世界上有驕傲到不肯打仗的民族，那么這個民族就是中國。中國人天生的態度就是寬容和友好，以禮待人并希望得到同報。盡管中國發生過很多次戰爭，中國人天生的面貌仍是非常平和的”。當前世界競爭激烈、沖突不斷，要想化解各種危機，締造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十分需要中華的“和”文化。其二，中華文化的和諧思想得到不同文化的認同。“和諧”觀念體現了中國文化傳統的智慧和追求。近年來中國政府提出了“和諧世界”的理念，并在全球范圍內逐漸得到廣泛呼應。這是因為“和諧”觀念具有普世價值，在各種不同的宗教和文化傳統中都有其根據，這為不同文化的平等對話與共存提供了重要啟示。英國著名的歷史學家湯恩比認為，儒家的仁愛“是今天社會之所必需”，“墨家主張的兼愛，過去只指中國，而現在應作為世界性的理論去理解”總之，中國“和”文化的普世價值，在當前文化全球化的趨勢下，強勢文化和弱勢文化之間如何和諧相處，如何處理國家、民族關系等問題上具有深遠的意義。
(二)西方社會現實的需要
縱觀佛教在中國發展的歷史，佛教之所以在東晉南北朝是得到大發展有其深刻的歷史原因。東晉至南北朝結束是中國歷史上戰亂頻仍、社會動蕩的時期，人民倍受戰亂和離鄉之苦，渴望生活安定，希望精神上有所寄托。佛教的傳入適應了這一要求，使下層人民把希望寄托于佛國，同時寺院也給無家可歸和逃避勞役者提供了避難所。當前在金融危機背景下，西方現代化的弊病暴露，使世人對西方價值觀產生了困惑，此時，西方世界急需一種全新的理論來填補西方的道德危機，從而滿足西方社會在金融危機后的現實需要。中國文化所包含的價值觀具有眾多普世內容，人們期待中國文化積極參與全球價值觀的構建。里夫金(JeremyRifkin)曾預言:“正在廓清的歐洲思想框架同中國思想框架之間的交融，將會對全人類的未來產生深遠影響。”因此，把中國文化介紹到全世界，是當前彌補西方文明面臨困境的現實需要。
二、對中國文化世界化的思考
(一)政府專門機構的支持
佛教在中國化的過程中，官方的譯經機構起到了難以替代的巨大作用。這些機構匯集了語言學家、高僧大德和著名道人等，他們在使佛經更好地適應中國本土文化中發揮了獨特的作用。中國文化在走向世界的過程中，應該應該借鑒佛教中國化的這一優點。盡管2002年7月中國第一次提出實施文化“走出去”戰略到現在已過去十年了，但我國文化產業實力薄弱和文化逆差的狀況尚未得到根本改觀。原國務院新聞辦主任趙啟正指出:“和中國對外貿易‘出超’相比，中國的對外文化交流和傳播嚴重入超，存在‘文化赤字’。以圖書為例，我國與歐美等發達國家版權貿易的逆差則達100:1以上，文藝演出也有類似的狀況。”排除其他因素，是不是我們的作品或是演出不符合當地人胃口，也值得我們反思。借鑒佛教中國化進程的優點，政府應在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的前提下，擴充中央編譯局或建立專門的機構，匯聚精通各種宗教、政治學說、經濟學說和文化理論的名家。充分結合中國文化特點，用盡可能“國際化”的語言、符合國際習慣的方式來翻譯、闡釋中國文化，推進中國文化國際化的進程。
(二)對外文化交流切入點的選擇中國文化要想世界化必須有讓世人接受的內容和形式，佛教中國化的過程就昭示了這一點。佛教在漢代傳入中國以后，經過幾百年的傳播與中國文化的激蕩，到隋唐時期，出現
了諸多的佛教宗派。那些對成佛途徑的解說簡明通俗符合中國價值取向的宗派，為中國民眾所普遍接受，如禪宗、凈土宗等。而語義深奧、儀式繁瑣帶有濃厚原始色彩的印度宗派相傳幾代便漸趨衰弱，比較典型的就是唯識宗。當今世界文明的多樣性與差異性，要求我們要了解不同國家的文化歷史、生活方式和價值取向，研究國外受眾的思維習慣、社會背景和意識形態，有針對性地推出既體現中華文化特點、又受外國公眾歡迎的中國文化產品，有針對性地在文化內容和文化形式上貼近目標國的民俗習慣和文化現狀。這樣，我們開展的文化外交和對外文化交流活動才更容易受到歡迎并取得實效。
(三)對外文化交流人才的培養
佛教在中國化的過程中出現了一大批著名的理論家，他們為佛教中國化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如僧肇、道生、慧遠、慧能、玄奘、曇鸞、馬祖、百丈等，其中主要是義學高僧，當然也有世俗中人。他們浸潤于中國文化和社會生活之中，同時又具有深厚的佛學素養，使他們能夠自覺或不自覺地充當中國固有的傳統文化的選擇、消化、吸收和轉化外來的佛教文化的代辦人，不斷推動佛教基本教義與中國現實相結合。當今為了使中國文化更好更快地走出去，我們要著力培養一支高水平的對外文化交流隊伍，加大涉外文化人才培養的投入力度，學習借鑒西方國家培養文化人才的經驗。重視造就一批既了解國外文化歷史又熟悉國際文化交流現狀，既懂得國際文化貿易規則又具備良好外語知識的復合型人才。總之，人才資源是第一資源，無論是發展文化產業還是發展對外文化交流，都必須以人才為基礎，中國文化走出去才有堅實的人才支撐。
(四)保持中國文化的民族特色
佛教在中國化的過程中最終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但在解脫生死、成就佛道的最高宗旨上，卻保留了佛教最本質的部分，殊途同歸，顯示了極為強烈的出世性。在當今世界多元文化的氛圍中，中國文化世界化的過程中也要樹立文化的民族意識，始終保持自身的民族特色。因為民族文化是一個民族的靈魂，它對于維護民族的凝聚力和自信心，以及國家的統一和穩定有著重要的意義。如果沒有自覺的保持民族特色的文化就會在與其他民族文化的競爭中被淘汰，被同化甚至消融。張岱年在《中國文化論爭》中提到:“民族主體性就是一個民族在延續發展中一以貫之的中心，它包括獨立性、自覺性和主動性三個方面。獨立性能夠肯定自己的獨立存在;自覺性即具有自我意識，能意識到自己的獨立存在;主動性亦即具有改造環境的能動力量”。因此，在中國文化世界化的過程中我們應從文化對話、文化融合、文化自覺等方面進行努力，始終保持中國文化的民族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