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南亞的中國文化消費思索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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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消費觀念的興起和文化產業的整體發展具有緊密的聯系，跨國文化消費則與文化貿易具有密切的關系。中國和東南亞之間具有悠久的文化交流和文化聯系的歷史。相比較而言，中國的文化元素更多地進入東南亞地區，成為東南亞地區文化多樣性的源頭之一。中國文化在東南亞的傳播與影響，主要以強大的中國商品貿易作為支撐，所以中國文化的影響直接地表現在物質層面，而在精神層面的影響則還沒有深入到當地民眾當中。進入21世紀以后，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快速提升，中國政府對文化“走出去”戰略的投入越來越大，中國文化產品和文化服務提供給東南亞民眾的消費空間越來越大，文化消費的形式也越來越多樣。
東南亞的中國文化消費概況
人們根據自己的主觀意愿，選擇文化產品和服務來滿足其精神需要，這就是一次文化消費活動。文化消費活動能滿足民眾的精神需要，使民眾感到愉悅。滿足需要對象的主要是精神文化產品或精神文化活動，而不是具體的物質產品［1］。關于文化消費的研究，興起于20世紀二三十年代，在五六十年代涌現了一大批研究大眾文化消費的學者。美國社會學家凡勃倫(ThorsteinBVeblen)、德國社會學家齊美爾(SimmelGeorg)和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PierreBourdieu)以“文化消費作為社會區分方式”為研究主線，通過對以電視為代表的大眾文化的研究，提出了“炫富性消費”、“時尚消費是示同和示異的結合”和“文化資本與‘慣習’”等觀點。法蘭克福學派和費斯克(JohnFiske)則以文化消費主體———消費者———角色變遷作為研究視角，主要討論文化消費者“被動”與“能動”的關系［2］。這些理論和概念的提出，都是從社會學研究的領域進行構建的。進入21世紀，文化貿易成為國際貿易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文化消費從國內市場走向國際市場，文化產品和服務的輸出成為文化軟實力影響的主要載體，對文化消費的研究更多地關注文化的影響力。文化消費具有很大的彈性，對文化產品的消費能不斷刺激消費者新的消費需求。同時，文化資源的消費也不存在排他性，同一件文化產品，可以被同一個人重復消費多次，也可以由不同的人消費。當一個文化產品被某個主體消費或使用時，并不妨礙其他的主體對它的消費和使用。如一本書，一個人可以閱讀多次，也可以借給別人閱讀;一部電視劇可以被數萬人同時觀看，也可不斷重播。文化消費的這一特點，使民眾少量付費就可以消費到一些文化產品。由于現代傳播媒體的發展，有的文化產品或文化服務可能不需付出特別的成本就可以消費，比如通過網絡可以獲得信息和思想觀念、技術和技巧［3］。東南亞對中國文化的消費可以分成兩個階段。在20世紀之前，東南亞對中國文化的消費主要通過文化交流的途徑進行，創作和消費的群體都是移居東南亞的華僑華人群體。20世紀之后，中國的文化產品和文化服務開始進入東南亞地區，創作的主體來自中國國內，消費的主體除了華僑華人以外，開始有越來越多的其他族群的民眾加入。東南亞民眾對中國文化的消費主要包括兩個方面:文化產品消費和文化服務消費。文化產品一般是指傳播思想、符號和生活方式的消費品。它能夠提供信息和娛樂，進而形成群體認同并影響文化行為。圖書、雜志、多媒體產品、軟件、錄音帶、電影、錄像帶、視聽節目、手工藝品和時裝設計等組成了多種多樣的文化產品。文化服務是指滿足人們文化興趣和需要的行為。這種行為通常不以貨物的形式出現，而是由政府、私人機構或半公共機構為社會文化實踐提供的各種各樣的文化供給。這種文化供給包括舉辦各種演出，組織文化活動(如文化展覽、教育培訓)，推廣文化信息以及文化產品的收藏(如圖書館、文獻資料中心和博物館)等。文化服務可以是免費的，也可以營利為目的［4］。東南亞民眾對中國文化消費的途徑主要分為公益性和商業性兩種。公益性的文化消費主要是中國政府提供的免費的文化產品或文化服務，一般是通過中國駐外使領館和其他機構提供，主要包括各種展覽、展演和展播，活動的目的是擴大中國文化的社會影響力。商業性的文化消費主要通過中國的商業公司與當地商業機構之間的合作，為當地民眾提供文化消費，主要包括影視作品和各種商業性的演出，活動的目的是獲得商業收益，滿足東南亞民眾多層次、多方面、多樣化的文化需求。從目前東南亞文化消費的情況看，中國文化輸出的主體是政府，主要的目的是宣傳，商業性的文化消費途徑相對而言還不太成熟。從目前國際文化品市場的中外貿易來看，中國文化消費主要集中在亞太地區，中國的文化產品和文化服務主要進入中國港澳臺地區、日本、韓國、新加坡、澳大利亞等地，一部分產品也進入歐美地區，其他地區則很少。在出口產品中，50%以上是游戲、文教娛樂和體育設備及器材等硬件產品，而文化服務的出口則更是一個相對薄弱的環節［5］。就海外輸出的規模和影響來看，中國文化產品和文化服務的供給距離真正的國際化還很遠。中國電視劇、電影的敘事方法和風格，更多的是繼承了中國傳統戲曲的風格，即使是在敘述現代故事時采用的思維方式也是這樣，這對于不太關心國外事情的東南亞廣大觀眾來說是難以接受的。而一些經過改編的中國傳統影視形象，如東南亞的當地電視臺拍攝的中國古裝劇或武俠劇，雖然能夠迎合當地觀眾的欣賞口味，可是卻受到華僑華人的排斥。東南亞在歷史上曾受到中國文化的深刻影響，文化親緣性是中國文化產品走出去的有利條件。文化親緣性可以使受眾對具有本土特色的文化消費產生偏好，使文化產品或文化服務吸引潛在的國際受眾。只有和受眾具有關聯性、親近性的文化產品才能引起受眾的關注和興趣［6］。如果中國的文化產品在東南亞地區受到關注和歡迎，或者中國能制作出符合東南亞社會需求的文化產品，就說明中華文化也被東南亞人所接受，東南亞人的社會文化也為中國文化產品的生產者、供給者所了解，那么，中國的價值觀就能真正意義上地“走出去”了。
東南亞對中國文化產品的消費
東南亞對中國文化產品的消費主要集中在電影、電視劇以及承載這些文化產品的多媒體產品對圖書、雜志和電視節目等文化產品的消費數量很小。20世紀20－30年代，中國電影達到了一次創作的繁榮，取得了不可磨滅的成就，中國電影也在東南亞地區特別是在東南亞的華人社會中產生了一定的影響［7］。這是東南亞消費中國文化產品的發端。建國初期，為了更有效地開展文化產品的出口和宣傳工作，中國的文化產品主要通過香港的商業公司對東南亞的出口。中國電影發行放映公司委托香港南方影業公司在港澳地區和東南亞各國發行中國影片［8］。書刊在香港和東南亞的發行則一直由香港三聯書店總［9］。這是新中國文化產品在東南亞地區早期交流的方式，當然，這種交流的范圍是非常有限的。1979年底，中國電影輸出輸入公司成立，成為中國唯一經營管理電影進出口貿易的國營專業機構和中外電影交流的一個重要窗口。除了香港南方公司繼續中國影片在港澳及東南亞地區的發行以外，香港新利錄像有限公司也中國影片錄像帶在海外的發行權［10］。2000年以后，中國電影在東南亞的傳播、商業推廣的比例并不是特別高，主要還是通過參加電影節和舉辦影展的形式來進行。中國電影和電視劇在東南亞地區的商業收益差異較大。從商業利益的角度看，中國電影特別是海外發行的合拍片，在東南亞地區取得了很好的收益，但這樣的影片數量較少，大部分的中國影片幾乎沒有機會在東南亞上映，中國影片在東南亞的票房總收入中所占比例較小。而中國電視劇在東南亞播放的數量較多，影響的范圍也比電影廣。中國電視劇的海外收入約占電視劇總收入的20%，而且海外收入中的大部分來自東南亞地區。中國電視劇在全球市場上影響微弱，然而在東南亞地區的影響力則較強［11］。中國出口到東南亞的影視作品主要有武俠功夫和宮廷演繹兩種類型，2000年以后，開始出現一些制作投入較大的影片(主要是合拍片)。這些類型的影視作品根植于中國的傳統文化，能夠滿足東南亞民眾對中國文化“好奇”的心理需求，比較容易被當地民眾所接受。但是，隨著中國形象在國際社會中的變化，僅僅依靠這兩種類型的文化產品是遠遠不夠的，中國影視作品還需要向東南亞提供具有共同價值取向、能引起不同文化人群共鳴的東西。中國的文化產品需要具有包容全球各種風格、類型、文化、觀點和表達方式的特質，以開放的姿態、自由表達的精神和超越民族國家的視角對待東南亞的文化消費群體［12］。衡量文化產品影響力的標準就是跨文化的再生性［13］。中國的文化產品可以植入東南亞文化的元素，甚至根據東南亞文化的特點制作針對這個地區的文化產品，而不是一味地強調中國文化的內容，以使中國的文化產品更容易被東南亞的民眾所接受和認可。
東南亞對中國文化服務的消費
中國文化服務進入東南亞的形式主要包括演出、展覽和教育培訓(如孔子學院)等形式。與文化產品的消費不同，中國文化展演的主要消費群體是東南亞的華僑華人，教育培訓服務以語言培訓為主要內容，消費的主體出現了越來越多的當地民眾。歷史上的移民潮促成了東南亞的華僑華人社會組織，這些華僑華人組織不僅把中國文化傳播到東南亞地區，同時也需要保持與文化源頭的聯系。在鴉片戰爭之前，由于中國政府在人員往來上的限制，中國文化在到達東南亞以后，就迅速地本地化，以獲得生存的空間。鴉片戰爭之后，中國政府部分地開放了勞務輸出，中國文化服務的活動也就隨即開展起來。地方戲劇演出是文化服務的主要形式，例如福建的高甲戲演出就曾經在東南亞地區保持了100多年的繁盛。以福建高甲戲等為代表的地方戲劇團頻繁前往東南亞演出，也有華僑回國組織戲班到東南亞演出，甚至還有華僑華人在當地組建高甲戲班。這樣，高甲戲諸戲班在馬來西亞演出期間，當地福建華僑中有部分愛好者積極向戲班學藝，等戲班回國后，他們就自導自演高甲戲。這樣高甲戲就遠離了生存的“母體”，在異國他鄉特定的華僑區域得到培育，以自己獨特的方式貼近當地的社會生活［14］。20世紀50年代以后，中國在東南亞的商業性演出較少，演出活動主要是作為官方政治交流活動的一個組成部分。20世紀80年代以來，以戲劇、雜技、魔術、音樂、歌舞為載體的傳統文化表演形式是中國文化服務輸出的主要形式。據駐外使館和中國對外演出總公司的統計，在數量上，雜技占據了中國所有對外演出項目的30%以上［15］。例如，2001年，中國雜技團應邀在印尼舉行了為期32天的巡回演出。輸出到東南亞的戲劇表演以京劇和南方地方戲為主。例如2006年1月北京大學附屬小學娃娃京劇團的66名師生在新加坡進行了主題為“國粹飄香”的京劇專場演出，演出的劇目有《龍宮借寶》、《四小放牛》、《三岔口》、《百靈》、《岳家小將》等。京劇團在演出間隙還和新加坡馬來村的小朋友進行了交流活動［16］。2010年6月5日至16日，南寧市粵劇團60人一行應邀在新加坡牛車水人民劇場連續上演了9場精彩的粵劇［17］。在歌舞表演方面，2010年8月5日至19日，由廣東公安邊防總隊藝術團和上海市公安局消防總隊文工團部分優秀演員組成的中國公安部演出團在越南進行了訪問演出，演出內容既有展示中國警察形象的節目，也有表現中華民族特色的節目［18］。宗教文化是東南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與東南亞之間的宗教藝術交流也從來沒有中斷過，與宗教相關的演出和展覽也是中國文化服務的重要組成部分。2007年5月4日至13日，中國首部大型梵唄交響合唱《神州和樂》首度走出國門，赴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三國進行了訪問演出。2011年5月11日至13日，《神州和樂》在泰國進行了巡演。這是佛教音樂與交響樂結合的第一次嘗試，融合了佛教思想和社會價值觀，受到了東南亞社會民眾的歡迎。2009年12月14日至22日，由中國宗教界與新加坡宗教界共同舉辦的，以“攜手共建美好世界———和平、合作、友誼、進步”為主題的“中國—新加坡2009宗教文化展”在新加坡隆重舉行。此次文化展為期10天。中國派出了近200人的參展隊伍，展品超過1300件，并安排佛經現場刻印、禪茶茶藝、道教飛鈸、回族穆斯林服飾等特色表演［19］。“中國•印尼2010伊斯蘭文化展演”活動包括了圖片展、文化展和藝術表演。印尼觀眾可以從展出的近300幅彩色圖片和伊斯蘭文物中了解中國伊斯蘭教的歷史與現狀，來自新疆和寧夏的穆斯林藝術家奉獻了一場頗具伊斯蘭風情的節目［20］。各種演出活動的時間一般集中在中國的春節前后。作為2010年“歡樂春節”中國文化活動的組成部分，來自中國北京、遼寧、四川、吉林、浙江、黑龍江、西藏、新疆、內蒙古以及廣西等10個省、市、自治區的藝術團在泰國曼谷及其他9個府進行文化演出，演出的內容包括中國京劇等傳統藝術形式和少數民族的舞蹈。2010年2月19日，“文化中國•四海同春”在菲律賓訪演，演出的內容包括藏族舞蹈《酥油飄香》、蒙古族舞蹈《奔騰》、苗族舞蹈《春暖花開》以及川劇絕技“滾燈”和“變臉”。2011年2月，為期兩個月的“中國文化月”在菲律賓的亞洲開發銀行(ADB)舉辦了圖片展、藝術表演、書法演示、中國文化互動體驗等活動。中國文化展覽活動的時間一般集中在兩國建交紀念日的前后。為慶祝中緬建交55周年，2005年6月，中國駐緬甸大使館與緬甸文化部、新聞部合作舉辦“中國文化月”活動。“中國文化月”活動的主要內容包括中國圖片繪畫攝影展、中國電影展、黑龍江省藝術團訪緬演出和四川男排訪緬友誼賽等。為慶祝中菲建交33周年及第七個“中菲友誼日”的到來，2008年6月5日，“水墨神韻———中國當代杰出青年書畫家作品展”在菲律賓馬尼拉大都會博物館拉開帷幕，該展覽匯聚了十余位當代中國青年書畫家近年來創作的百余幅中國繪畫、書法、篆刻等藝術精品。為慶祝中國和新加坡建交20周年，由中國文化部和新加坡新聞、通訊及藝術部共同舉辦的《精神與品格———中國油畫展》于2010年10月19日在新加坡拉開帷幕，畫展匯集了43位中國當代優秀油畫家的50幅油畫精品。2011年6月，“慶祝中老建交50周年葉劍鋒書法展”在老撾首都萬象的國家文化宮舉行［21］。
結語
“過分強調中國文化的特色，可能會減弱中國文化產品的國際適應性。”中國是文化資源大國，擁有豐富的文化資源。要把文化資源轉化為現實文化生產力，就要進行內容的創新。雖然民族文化有其本身的特色和內容，但是如果這種特色和內容與國外的文化格格不入，那么這種文化產品就無法獲得當地文化市場的認可。民族化、個性化是一國文化(包括文化產品)保持恒久生命力的根本所在，然而，在中國文化產品“走出去”已經日趨成熟的階段，如果我們過分地強調民族的傳統，就容易忽略其他民族受眾的文化感受。和平、愛情、平等、奮斗等主題是人類共有的文化元素，以此關照和處理傳統文化資源，可以獲得更多的關注［22］。長期以來，東南亞當地民眾消費的是經過本土化的中國文化產品，這種本土化的需求現在依然存在。從另一個角度而言，這種本土化的調整也是一種文化形式的創新。從長遠的角度看，中國的文化產品和文化服務可以適當減少突出中國特色的內容，而增加中國文化與東南亞文化共同的內容，從而增加中國影視作品在東南亞的親和力和“能見度”。“文化經濟中的流通過程并非貨幣的周轉，而是意義和快感的傳播。”［23］中國的文化產品輸出工作，仍然帶有濃重的宣傳色彩。實際上，現在東南亞社會對中國社會的變化已經通過其他途徑得到了解，在文化作品中已經可以適當地減少宣傳的成分，而逐漸增加取悅的成分。探索文化消費中非物質性的核心特質，進而將不同文化情境、不同社會階層族群對于文化“娛樂”理解力的物質表征具體地描述出來，這是中國文化產品和文化服務需要•105•思考的內容［24］。東南亞人觀看中國的影視作品，主要是追求娛樂的目的，并非只為了了解中國文化或學習中文。“國之交在于民之親”。一種文化產品的消費可能影響甚至滲透到對另一種形態文化產品的消費。如某種暢銷小說可以改編為電影、電視劇，還可以生產續集。文化產品中的具體內容還可能對消費者產生影響，并帶動其他的消費需求，刺激旅游、飲食、服飾、語言等文化消費的興趣以及相關產品的開發［25］。由此可見，通過文化消費的途徑，可以將中國文化滲透到東南亞社會的各個層面，在普通民眾中培養對中國文化的親近感，從而為中國與東南亞之間的國際關系奠定一個堅實的基礎。中國文化產品和文化服務走向東南亞，不僅僅是具體的中國文化內容，而是一種深入到東南亞社會各個角落的文化符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