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進一步改革來解決改革中出現新狀況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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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又走到了一個歷史性拐點。在建設全面小康社會進程中，我們面臨著國內矛盾凸顯期與國外摩擦多發期的交織，社會上出現一股新的否定改革、反對改革的思潮。他們把改革過程中出現的一些新問題、新矛盾，上綱為崇奉西方新自由主義的惡果，加以批判和否定，似乎又面臨一輪改革“姓社姓資”爭論的輪回。

我們應當從歷史與現實、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來正確觀察、分析當前的問題。

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否定改革開放就曾經成為一股甚囂塵上的思潮。在這個歷史緊要關頭，鄧小平一錘定音：“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當時，以為核心的黨中央，在十四大全面貫徹執行了鄧小平南巡談話的重要精神，推動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進入新的歷史發展階段。中國能有今天的大好局面，廣大人民群眾能過安定幸福的小康生活，完全是與我們堅定不移地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緊密相聯的。

市場化方向的改革成就巨大，當然也不可避免地出現一些新問題、新矛盾。目前群眾中反映比較強烈的，有貧富差距、地區差距的拉大，生態環境惡化，權力腐敗嚴重，社會治安混亂，以及衛生、教育、住房改革中出現看病貴、上學貴、房價高、就業難等問題。以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本著與時俱進和務實解決現實問題的精神，提出以科學發展觀統領全局，努力構建和諧社會的方略；其本質是繼承和發展了鄧小平理論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堅持改革為主線解決改革中出現的新問題。進一步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健全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定能逐步統籌解決城鄉間、地區間、貧富間的差距問題，統籌解決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相協調的問題，統籌解決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問題，統籌解決對外開放與對內發展相協調問題。

有些人把改革中出現的新問題、新矛盾統統歸罪于市場化改革本身，動搖和否定改革，這顯然是片面的、錯誤的。在經濟體制轉軌的歷史背景下，諸多矛盾主要是由于市場經濟不成熟、市場機制作用不充分所致，并非是市場經濟、市場機制本身的缺陷。貧富差距的問題，不是因為市場化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而是因為市場化過程中因權力之手的介入，讓有些人以犧牲他人為代價暴富起來。借助行政權力致富，損害弱勢群體，恰恰是舊體制的弊端造成的，怎能責怪市場化改革呢？

社會財富分配不公平問題的產生和擴大，也并非改革的錯誤；恰恰相反，是改革遇到阻礙，難以深入、難以到位的必然結果。其中一個重大阻礙，在于既得利益層使改革的整體效率曲解成“部門利益”、“地方利益”，讓“權錢交易”通行無阻，越演越烈。歷史已經證明，“讓部分人先富”是英明的戰略決策，“效率優先”對于突破舊體制，激發解放生產力，發揮了重要作用。不但部分人富裕起來了，也使整個社會的富裕程度“水漲船高”到人均1500美元左右，貧困人口從當初的3億多人減到目前的2000多萬人。這表明整個改革開放的“效率優先”旗幟上，也寫著“公平”二字。縮小貧富差距，不應當是人為地壓制致富，而應當通過平等的權利保護和提高窮人發財的速度。改革目的不是讓富人變窮，而是讓窮人變富。“仇富”情結無助于縮小貧富差別，不利于走向共同富裕，這是現代工商文明淺顯的道理。

當前，公眾日益增長的公共品的需求，同公共品供給短缺、低效之間的矛盾，已成為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公共品是指政府為民眾提供的社會服務，如教育、文化、住宅、醫療衛生、社會就業、社會治安、生態保護、環境安全等等。也就是說，在“端起碗吃肉”的溫飽問題解決以后，“放下筷子罵娘”凸顯了。“罵”什么呢？“罵”土地被征占、舊房被拆遷，“罵”教育醫療收費太高，“罵”買不起住房、找不到工作，“罵”貪官太多、司法腐敗，“罵”治安太亂、安全無保障，“罵”信息不透明不對稱、辦事不民主，等等。所有這些問題，正是社會公共品供給不足的問題。公眾越來越需要一個高效、廉潔、平等參與、公平透明的公共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