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制度體系理性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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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經濟、社會發展變遷的過程就是新的文化形態形成的過程，基層文化建設的過程就是構建基層文化制度體系的過程。基層文化建設中出現的體制性障礙以及由此產生的問題，迫切要求文化建設的理論突破。把文化生產力理論作為建構黨管意識形態和國家文化制度體系的邏輯起點，預示了文化制度體系徹底變革的本質和文化利益關系的重大結構性調整的方向。架構基層文化制度體系必須打破舊的文化理論和體制的路徑依賴，從國家文化安全高度，從提高國家文化生產力競爭能力的角度，把保障和實現公民文化權利和文化利益作為建構基層文化制度體系的出發點和終極目標。
【關鍵詞】文化生產力文化產業文化事業文化制度
文化作為維系一個國家和民族精神的紐帶，一旦喪失民族特性和民族精神，民族文化乃致整個民族的就會衰亡。由于廣大人民群眾是民族文化的載體，是文化傳承的主體，文化只有被大眾接受和認同并成為全社會行動的價值取向和道德準則，才能成為凝聚人心和整合社會的力量。基層文化制度體系是國家經濟社會政治發展的內在反映，也是一切上層建筑制度形態建構的基礎。市場經濟快速發展，所引起的社會結構和價值觀念的變化，給傳統文化帶來了強大的沖擊，人們的思維習慣、道德理念和行為準則也朝著理性化趨勢發展。經濟、社會發展變遷的過程就是新的文化形態形成的過程，基層文化建設的過程就是構建基層文化制度體系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必須深入研究經濟社會發展與文化演進關系，文化自身發展的規律，對基層文化轉型的方向以及制度體系相互之間的聯系有一個清醒的認識。如果缺乏文化創新的前瞻性理論研究，基層文化建設就找不到著力點，基層文化秩序的構建就會因盲目盲從而就失去方向，人民群眾的文化權利就得不到保障，文化生產力的實現就是一句空話。本文試圖用文化生產力的原理，從分析當前基層文化建設中存在的問題著手，研究其產生的原因和發展趨勢，勾畫出基層文化建設的理論框架，并從戰略的角度提出建構基層文化制度體系的政策建議。
一、基層文化建設的態勢和存在問題
黨的十六大以來，基層文化建設已引起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城鄉基層公共文化設施狀況得到較大改善，各種新興的文化服務、文化活動和文化產業已經以不同的表現形態，親切的、溫和的走進了千家萬戶，極大地豐富了人民群眾精神文化生活，有力地促進了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基層文化建設是中國先進文化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推動先進生產力發展的重要因素，也是實現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重要途徑。搞好基層文化工作，對于宣傳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加強黨和政府與人民群眾之間的血肉聯系，在全社會培養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提高廣大人民群眾的思想道德和科學文化素質，具有重要作用。近幾年來，政府各有關部門對基層公共文化的投資力度不斷加大，扶持和支持基層文化建設的優惠政策不斷出臺，文化產業與基層文化建設的關系也更加密切，文化市場在基層文化建設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基層文化資源在政府和市場的雙重配置下得到較好的開發和利用。但也要看到，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基層文化建設仍處于比較薄弱的環節。尤其是在部分農村，特別是一些經濟欠發達地區，群眾文化生活十分貧乏；一些地方愚昧迷信活動抬頭，腐朽思想蔓延，社會丑惡現象沉滓泛起等。這些問題僅僅是基層文化建設的薄弱程度在社會上的表面反映，更為值得重視的是，一些地區基層文化建設的缺失并沒有引起有關部門的重視，基層文化建設與經濟社會發展失調現象仍在繼續，地區之間、群體之間的文化差距仍在繼續擴大，文化之間的沖撞也時有發生而且有繼續升級的趨勢。文化生產力概念的提出表明我們黨對文化建設規律的認識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文化建設的重大理論突破，預示了文化制度體系徹底變革的本質和文化利益關系的重大結構性調整的方向。然而，怎樣看待在基層文化建設中存在的如投資不足、設備落后、重復建設、利用率低和人民群眾不滿意等問題，這些問題產生的原因是什么？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說，實踐中的出現的這些問題，反映的是文化建設中的理論缺失問題。如果不從理論上解釋清楚文化建設中存在的如文化生產力的二重性內涵、公益文化與經營性文化的區分和聯系、公民的文化權利和政府管理文化的職能的關系以及市場在文化競爭中的地位和作用，就不可能從深層次理解和發現基層文化建設的現狀與問題的原因，更不可能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那么，當前基層文化建設存在那些普遍性問題呢？
（一）基層文化低水平的供求關系與非對稱結構性矛盾突出
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市場經濟和社會結構迅速發展和變化，尤其是人們的市場主體地位和自主意識的不斷確立，人民群眾的多層次精神文化需求正在被迅速釋放。文化需求的多層次和多樣化要求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進行結構性變化調整。然而，由于我們傳統文化建設的思想注重的是文化的思想教育功能和國家意識形態屬性，注重的是用主流意識形態教育廣大人民群眾，抵制和消除異質文化的影響。這種單向的灌輸，只看到防止消極文化的負面影響，忽視對其傳播手段和表現形式的快捷性和有效性的研究。在基層文化建設中缺乏戰略考慮，表現在共公文化設施殘缺不全和服務水平低下的現實與經濟社會發展存在結構性矛盾；文化產業的市場結構性缺陷與文化市場低水平的供需矛盾。基層文化建設還處在一種低水平供求關系和非對稱結構性矛盾已遠遠不能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和不斷變化著的文化消費需要。當前一些地方和部門仍然習慣于或熱衷于興建了多少個文化館（站）、配備了多少套設備、贈送了多少冊圖書，表現一下對基層文化的關心，而很少思考這些設施、設備、圖書的實際使用效果。對于它們在豐富活躍群眾文化生活、普及科學文化知識、促進地方經濟發展、推動精神文明建設中究竟發揮了多大的作用，社會效益如何，群眾贊成不贊成、滿意不滿意、高興不高興等問題研究不夠，用心不夠。文化供需之間存在巨大的結構性缺陷，是基層文化制度體系缺陷的反映，是經濟社會發展的瓶頸和國家文化安全問題的隱患。
（二）僵化的文化資源配置機制與公益性文化的經營化趨勢矛盾尖銳
文化設施是基層文化建設的基礎和文藝繁榮的載體。發展文化事業，建好文化設施，提供公共文化產品和文化服務，滿足廣大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是各級政府的重要職責。傳統的基層文化建設是按地方和行業的條塊分割方式設立的，文化經營管理單位眾多，投資規模狹小，重復建設嚴重，服務功能低下，社會效益極差。由于工作任務和具體利益的不同，使有限的文化資源因管理部門的不同，所有權的分離，既不能滿足人民群眾的精神文化需要，又造成了資源的閑置和浪費。目前，盡管已經在不同程度上開始與行政主管部門脫鉤，實行專業歸口管理和企業化經營，但是，還有一些企業利用與行政機構的傳統聯系，利用企業特殊的社會公益性質和意識形態功能，壟斷資源，操縱市場，謀取暴利；所謂的改革不過是把本該屬于自己的公共文化服務功能推向市場，把本應該屬于自身保護公民文化權利和實現文化利益職能變為實現其內在效應的市場交易。政府投資公共文化的主體地位明確但又明顯缺位和錯位，要么把公益文化推向市場，使有限的公共文化資源因缺乏市場敏感性變成了空殼子和“擺設品”；要么壟斷經營性文化市場，使市場配置文化資源的活力因壟斷的市場而失去活力和效力，嚴重的挫傷了民間資本投資文化、經營文化的熱情，造成了文化資源的閑置和大量流失，加大了市場文化需求的不斷擴大與單調匱乏文化產品的矛盾。
（三）文化產業的市場能力低下弱化了基層文化建設的基礎地位
基層文化建設應圍繞建立基層文化的基礎網絡、逐步完善文化服務功能，用科學的思想提高人們的思想水平，用先進的價值理念引導人們養成健康的文化心理，用有效的管理培育活力無限的文化市場。然而，由于傳統文化產業的內容和形式傳統單
一、傳播手段和方式的科技含量不高、產品營銷網絡的覆蓋面和布局的不合理，對文化資源的開發和利用的潛力不足，對文化市場競爭的能力較弱，文化產業所承載的、傳播先進文化的功能就不能充分發揮出來，反過來嚴重制約了基層文化的發展。當前，社會資本與國際資本已經多渠道、多形式進入了中國文化產業的核心區域。以金融資本為主力的多種資本形態已經參與了中國文化產業競爭。國際文化產業的進入，加劇了基層文化市場的競爭，主流文化的傳播受文化產業和基層文化日益弱化的影響，在和其他文化進行市場競爭中處于不利的地位。中國的文化資源異常豐富，舉世公認，而政府對民族民間文化遺產保護以及資助民族民間藝術的傳承及其資料的搶救和整理上表現出的消極和麻木，文化產業對傳統文化資源和文化市場利用的被動和遲鈍，不僅制約了基層文化的發展，而且延緩了豐富的文化資源轉化為產業和財富時間和過程。
（四）基層文化建設的政策支持系統難以彌補文化法律體系的缺陷
我國目前已經初步建立起了由一系列由黨的政策、行政法規和規章構筑起來的文化建設的政策系統和文化管理機制。然而，現有的文化政策系統，基本上都是在兩種體制轉型過程中制定和形成的，很大程度上帶有計劃體制的痕跡。由于我國不同領域里的現行文化管理與文化產業政策是由政府的不同行政主管部門制定并以政府的名義的，行業和部門的利益保護色彩比較濃重。因此，整個文化建設的政策體系就缺乏法律體系的權威性、公共性、公正性和公平性，同時又不符合WTO的貿易自由化原則、透明度原則、市場準入原則。遵守WTO這些基本原則本應成為各成員政府制定和執行國內文化政策的文本基礎和義務。按中國政府承諾，文化市場由單方面為主的自我開放，轉變為中國與世貿組織成員之間雙向的相互開放。文化政策明顯的不一致和內在的規則沖突，不但沒有從根本上解決我國文化建設體制和制度上一些根本性的問題，如行政壟斷、市場準入、投資主體多元化、文化企業產權關系改革等，還進一步激起了新的沖突。由于原有的文化政策系統并未因機構的改革而失去政策效能，還出現了新機構執行舊政策，致使一些地方和領域，文化行政權力在資源重組和優化配置的名義下，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權利和市場的扭曲。中國文化市場的法律和法規與國際規則相銜接的趨勢，要求將不同文化領域彼此獨立和不相銜接的法律法規轉化為所有領域統一的法律法規體系，迅速推動各類文化產品的自由流通和各種文化生產要素的合理配置，為建立統一的文化產品市場和文化資本市場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二、基層文化建設的理論缺陷和實踐誤區探源
經濟的發展是一個民族文化的一部分，而脫離文化背景的發展是一種沒有靈魂的發展。人們認識到文化的創造性是人類進步的源泉，文化多樣性是人類文化繁榮的前提，未來世界的競爭將是文化生產力的競爭。基層文化是國家文化體系建設的一個最為重要的環節，既是文化生產力生成的基礎環境，又是文化生產力競爭的主要陣地，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在基層文化建設中，人們普遍的存在一些認識誤區，孤立地看待基層文化，割斷了基層文化建設與國家文化體系的聯系，把基層文化建設與經濟、社會變遷分離，忽視、輕視乃至于放棄基層文化的建設，把基層文化建設當作包袱，把公共文化或推向市場或當成政府的盈利工具，把文化或當作花瓶點綴，對政府應如何管理文化，如何維護公民的文化權利等諸多問題。基層文化建設的不確定性和盲目性，已經暴露出國家文化建設的重大理論缺陷和政府文化管理職能的盲區，它要求我們必須認真分析和研究基層文化建設存在的問題，查找形成這些問題的深層原因
（一）、對文化生產力概念的理論價值認識不足，導致基層文化建設著力點和布局模糊
文化生產力的深刻內涵，是搞好基層文化建設理論基礎。文化生產力是指人們圍繞滿足人類心理需求，運用文化資源，把人類自身的思想、意志和情感作為文化資源生產文化產品、提供文化服務和創造社會財富的能力。在文化生產力中人自始自終處于主體地位。人的主體地位表現為人是文化的創造者、使用者和消費者。文化生產力同時具有物的屬性和意識形態性。只有當文化作為服務人類精神消費時，文化生產力的實現才有可能。文化生產力特殊的二重性，使得文化既是上層建筑中意識形態中重要組成部分，又是生產力最先進的，最具活力的部分。文化生產力根植于物質生產力，成長于上層建筑，又分別轉化為巨大的精神力量和物質的力量。文化生產力二重性在社會實踐中表現為產業性與精神性。一方面是指它所具有和其他產業一樣的經濟性質、市場運作方式、產業管理規范及追求經濟效益等一系列特征。另一方面是指把人類的思想、觀念和認識等作為產品內容。文化生產力特殊的二重性決定了它既有巨大的經濟能量，又有影響民族文化心理和整合社會關系的力量。文化的產業性是意識形態性的載體和最有力的傳播工具。任何一種價值觀念和道德信仰的形成，都是通過文化產品和有效的傳播途徑，被廣大民眾潛移默化地接受的。文化產業的規模、速度和效率以及產品的多樣性，決定了文化意識形態傳播力度、幅度和效率。在現代社會里，文化只有創造了大眾的精神需求，被大眾主動接受、認同，文化的意識形態性才能表現出來。市場成為文化競爭的天平以后，各種文化以及所承載的道德理念和價值取向只有徹底擺脫政治的庇護，主動在市場中尋求自身定位、價值體現和發展空間。文化生產力首先揭示了人是文化主體，它要求基層文化建設的著力點應以提高人們的思想文化素質為基礎，以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多層次精神文化需求為重點，通過對文化主體地位塑造，激發人們的文化創造熱情，培養自主的文化意識和文化消費的習慣，培育開放的文化市場，開發豐富的文化資源，作強作大文化產業，創造健康的文化氛圍。我們只有把文化生產力物的屬性和意識形態性融合于基層文化建設之中，基層文化建設才能真正成為實現文化生產力的源泉、壯大文化產業的基地，激活文化資源的市場，提高文化競爭力的根基。由于我們在基層文化建設中缺乏對文化生產力的深刻理解，把基層文化建設僅僅理解為政府撥幾個錢，建個文化站，購買幾本圖書等。對人的文化主體地位和文化生產力二重性相互關系的認識不清，把基層文化建設與人的主體地位分割開來，把產業性和意識形態性分割開來，既沒有找準基層文化發展的著力點，也沒有把文化建納入總體布局之中；既沒有對基層文化建設進行戰略性規劃，也沒有把文化資源的開發和文化市場的建設當作經濟社會發展的增長點，致使基層文化建設長期脫離于經濟社會發展現狀，滯后與人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
（二）對發展文化產業的懼怕和曲解，導致基層文化市場混亂和自身造血功能喪失
我國文化產業的理論與觀念的起步與歐洲、日本、韓國相比并不晚，但在文化是否具有經濟性以及文化產業化是否對主流文化造成沖擊的問題上，觀念上徘徊多年，實踐上猶豫不決。長期以來，我們一直堅持突出文化建設的意識形態性，把基層文化建設僅看作是主流文化的抵制其他文化的基礎陣地，作對待外來文化產品時，僅看到對主流文化的侵蝕，而忽視了文化產業傳播主流文化的積極意義。大眾文化的興起以及其世俗化和市場化趨勢，弱化了人們對文化的意識形態崇拜，豐富和改善了人的生存狀況，提高了人的生活質量，使人們從神圣的政治和宗教的世界中解放出來。人類對生存的物質需求是有限的，而對精神文化的需求是無限的，大眾對精神文化廣泛需求，為文化的發展提供超越國界的市場空間和市場活力。在現代社會里，一切關于思想文化的有效傳播、意識形態建設和文化經濟的實現，都只有通過和借助于文化產業的規模和手段才能實現。文化產品席卷整個世界速度和經濟擴張能力是任何產品所不能比擬的，這就是文化作為產業的秘密，這就是文化作為經濟的現實。發達國家的文化優勢并非是文化資源的優勢，文化資源的優勢也不等于市場優勢。大眾文化強大的、快捷的、潛移默化的教育功能，弱小的個人面對強大的、鋪墊蓋地的、持續不斷的大眾文化只能從形式上的主動選擇到被動無奈的接受，正是在廣大消費者感到熱鬧、好看、刺激、過癮的文化享受過程中實現了。當代科技的發展改變了社會主導傳媒形式，高新技術、現代工業、市場運作和文化的結合，不僅創造了大量嶄新的文化形態、文化需求和文化經濟，還促使所有文化形態、民族的價值理念，政治和宗教的信仰等都將升級換代或面臨淘汰的風險。封閉的，落后的，狹隘的文化和缺乏競爭力的文化，都將在文化市場中被文化消費者遺忘。一些曾經居于主導地位深受群眾歡迎的、十分紅火的文化藝術形式將逐步失去主導地位被邊緣化。當我們剛剛看到文化的經濟價值，謹慎地在一些消費文化領域嘗試放開搞活時，卻失去了文化產業發展的重大機遇期，當我們在盡情地享受西方文化產品和文化服務時，卻悄然的接受了某種文化觀念，深感國家文化安全的思想防線的脆弱。傳統的文化管理只強調了文化作為思想道德教育手段和國家意識形態的屬性，忽視乃至排斥文化產業在發展國家意識形態中的積極作用。我們一直擔心文化產業的大眾化趨勢會對主流文化造成沖擊，消極地是利用國家權力封閉大眾文化的傳播通道，壓制大眾文化的創作，抑制文化產業的發展。其結果是基層文化市場中主流文化產品由于主流文化內容創新滯后、傳播手段落后、表現形式的單一，面孔陳舊呆板，影響力大大減退。而其他文化形態卻以豐富多彩的產品形式、耐人尋味的內容、便捷的方式走進了百姓的家庭，大有與主流文化一爭高低之勢。大眾文化的表現形式、傳播方式和運營機制是沒有意識形態性的，它既能傳播健康文化，又能傳播腐朽文化，我們不能因為其傳播與主流文化相左思想觀念而關閉其傳播通道，更不能因對主流文化形成沖擊遏制其發展，關鍵在于我們要善于把世界先進的文化理念和民族文化的精華作為資源進行開發和利用，善于通過壯大文化產業，增強文化產品輻射能力和市場競爭力，擴大主流文化的傳播的能力。
（三）對傳統文化陣地建設機械教條的理解，導致基層文化建設內涵的扭曲變形
面對文化傳播渠道多樣化和個性化的文化消費趨勢，主流意識形態顯得力不從心，難以應付，大有陣地喪失之感。“守土有責”是主流意識形態建設工作中所特別強調的，它也是近年來思想文化建設所面臨問題的表現。傳統意識形態建設思想觀念陳舊，內容虛化，表現形式居高臨下，手段和方法粗暴單一，鞏固陣地建設的辦法不外乎用固“守”來抵制和排斥異質文化。由于對于具體的“陣地”的概念缺乏足夠科學的界定和把握，忽視了思想文化領域里“陣地”的內涵和外延已經在形態上和本質上都發生了很大變化。原來意義上“陣地”，如傳達文件、班組學習、集中教育，說服談心式的思想工作的已經因失去廣大群眾而顯得蒼白無力。面對文化市場化趨勢，主流文化必須迫切要解決守什么，怎樣守的問題。
一是保持主流文化的先進性和普適性。先進文化的大眾化和大眾文化的先進化的統一，是主流文化陣地得以鞏固的根本保證。主流文化建設堅持的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要求與民族性、科學性的要求以及社會主義的方向，都是圍繞“大眾”主體，以服務于“大眾”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只有在文化建設中使先進文化的特征、性質和要求與“大眾”主體有機地融合起來，先進文化才能獲得進一步發展的基礎和環境。主流文化只有在深入到大眾的心理層面，才能反映出社會文化的主流和基本特點，其價值導向才能被廣大群眾接受、認同，才能正確引導大眾文化發展方向。
二是增強主流文化的產業性和擴張性。文化的競爭是沒有國界的，所謂“文化全球化”就是文化產業中的人才、技術、資本、信息的全球流動和配置。外國文化資本、文化產品和文化服務將更大量的滲透和進入到我國各種文化市場和文化產業，使我國文化產業的主體結構、所有權結構和市場結構將發生根本變化。這既是文明的交流，又是文明的沖撞。主流文化必須超越時空界限，立足國家民族文化根基，瞄準國際市場空間，作大作強文化產業，增強自身的造血功能。文化傳播力量的大小與文化產業規模是正相關關系，倘若我們不能在文化產業領域里積極參與全球化文化市場競爭，那么，我們的主流文化的陣地就從有“土”難守變為無“土”可守。
三是主流文化傳播的網絡化和傳播方式科技化、多樣化。在傳統社會中，主流文化大行其道的原因是它依附于國家意志和權力，以獨特的傳播手段和灌輸渠道，以標準的價值觀抑制其它文化的滋生和傳播。而文化的市場化趨勢促使文化傳播手段的科技化和多樣化。大眾文化的市場敏感性要求文化的快捷和多變。主流文化的公益性和普及性使之天然的缺乏市場主動和市場敏感，面對自主的文化主體和鋪天蓋地的文化信息，主流文化陣地已失去了國家權力單純的、強制的有效保護，如果再失去了基層主流文化服務網絡、現代化的傳播手段和形式多樣傳播渠道，主流文化就會漸漸地在人民群眾視線中淡出，其主流地位也自然而然地在一片“加強”的空談聲中喪失。
四是提高主流文化的親合力和整合力。長期以來主流文化都是以嚴肅的面孔、居高臨下的氣勢和強制性的口吻教育人民群眾；以教條式的、公式化的和僵化的思想禁錮人民群眾精神文化需求；以高不可攀道德追求和理想信念作為衡量人們思想行為的標準，不僅抹殺了文化的主體個性，也抑制了多種文化繁榮，阻斷了主流文化賴以生存源泉。市場經濟造就了獨立的市場主體，經濟多元化催生公民社會，滋長大眾文化。主流文化單純依靠國家權力和政治運動去蕩滌傳統文化，筑起抵制外來文化思想長城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主流文化所提供價值觀和道德理念是溫和的、兼容并包的、人民群眾普遍認同的、對國家和民族具有凝聚力、向心力和前進動力，對其它文化具有親和力、融合力和整合力。如果主流文化還沒有擺脫文化對權力依賴的習慣思維，還沒有養成走下圣壇，走進民眾，貼近民心的文化自覺性，就不可能成為國家和民族精神支柱。
（四）對國家文化管理職能定位的缺失，導致政府管理文化的越權、缺位和失職
保護公民的文化權利和實現公民文化利益是國家文化管理職能的本源和文化政策制定的基點。公民的文化主體地位是自主的、具體的、現實的而不是賜予的、虛擬的、理想的。政府確立以人為本的文化管理理念，依法保障公民的文化權利，實現公民的文化利益，就必須正確理解和處理公益性文化和經營性文化的關系，準確定位是政府行使管理文化職能。公益性文化事業的本質決定了它公共性、服務性和不可排他性，它強調政府和公共部門主動無償的為公眾提供文化服務的本質。經營性文化產業的市場特征決定了它的消遣性和盈利性，它強調的是市場主體為民眾提供文化消費服務的自主趨利性。公益性文化事業和經營性文化產業屬性不同決定其運作主體、實現方式和發展規律的差異，兩者又相互促進，統一于服務于人的精神需求上。公益文化設施在服務公眾，服務社會時，那些超出公共文化服務，滿足特殊需求活動也兼有經營的性質。經營性文化產業的市場性并沒有完全改變它特有的公益文化性質，它特定的內容和便捷的傳播渠道，既豐富公民精神文化生活，又承載著傳播公益文化的功能。政府作為公共文化管理和投資的主體地位，應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需求不斷完善投資公共文化設施和文化服務的政策，吸引更多更好更有效的文化投資和服務，形成政府主導、多元投資、社會合作的管理格局。長期以來，由于對文化的片面的理解，我們把文化完全意識形態化、抽象化和政治化，以統一的標準去衡量文化創作主體和受眾的政治態度，以革命的激情去撻伐一切外來文化，以粗暴的手段去斬斷傳統的、民族的文化，用國家權力剝奪公民文化權利，侵犯公民的文化利益。公民享受與經濟發展相適應的公共文化產品和公共文化服務是公民文化權利之所在。能否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文化產品和公共文化服務，也是現代社會衡量一個政府能否有效履行自己職責的一個重要方面。政府所能提供的和公民所能享受的公共文化服務是對等的、具體的和現實的。基層文化設施的缺失和基層文化服務弱化恰恰反映了政府還沒有把為民眾提供最基礎的文化服務作為自己的職責，而政府無視文化產業給基層文化帶來的發展機遇，疏于基層文化市場的引導和管理，對民間資本投資文化的熱情和動機麻木不仁，漠視人民群眾的精神文化渴求和文化權益，又從另一方面反映了政府還缺乏把握文化發展規律、駕馭文化市場和提高文化服務水平的能力。
三、建構基層文化制度體系的政策建議
文化建設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和諧社會一起構成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總體布局。基層文化建設的程度、范圍和質量是國家社會文明程度的標志，也是人民群眾是否真正享有文化權利，享受改革帶來的發展成果的標準。如果說經濟發展了，人們所享受的文化服務和自主選擇文化消費的權力減少了，思想道德水平和科學文化素質的差距拉大了，文化與經濟社會發展的脫節了，那么，這就說明我們在文化發展戰略和文化管理體制上存在著明顯的缺陷，這就要求我們從根本上建構基層文化的制度體系，從根本上解決影響基層文化建設的體制性障礙，促使文化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
（一）轉變黨管理意識形態的執政方式，把基層文化建設納入國家文化管理體制
轉變黨管理意識形態的執政方式，提高黨的文化執政能力是建立國家文化管理體制的核心。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里，文化在我國的國家政治社會生活中占有特殊的地位，關于意識形態領域里的階級斗爭理論，是我國文化管理的基本理論。用意識形態理論規定國家文化管理的主要任務和職能，是我國文化管理重要特征。按照文化生產力的理論，文化的物的特性與意識形態性是兩種不同的屬性，文化的公益性和經營性，營利性與非營利性在一定程度上與之存在著對應關系，這種劃分明顯的表現出國家文化管理意志和管理政策的制度性重大轉型，表明文化生產力理論將成為文化體制改革理論創新和文化轉型的基礎。如果不能在關于黨管理意識形態與國家文化管理目的、政府文化管理職能和大眾文化產業化發展之間取得理論上的重大突破，就不能為我國全面的文化體制改革和文化轉型提供法理上的依據。如果我們不能按照文化生產力理論的要求，對嚴重制約文化生產力思維模式、傳統習慣進行徹底的變革，對那些嚴重妨礙我國文化生產力解放的制度性障礙進行根本上的改革，中國文化變革與轉型的任務就難以實現。在文化體制改革中，如何轉變黨管意識形態的執政方式是文化體制改革核心問題。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不僅意識形態的內容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而且它的傳播手段和受眾群體都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經濟、文化多樣化趨勢使黨單一的文化管理失去了它的全部合法性基礎，黨的文化執政能力要從過去單一的文化管理，向多元的、綜合的文化執政能力轉變。當大眾文化和文化產業已經客觀地成為意識形態的重要存在形態和傳播路徑的時候，當文化市場已經客觀地成為沒有區域限制的價值觀念競爭的陣地時，當公眾從被動的文化受體變為文化自覺主體時，執政黨必須認真研究執政的規律和文化發展的規律，自覺轉變執政理念、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不斷完善和創新黨管意識形態的制度形態和制度系統，實現黨管文化向黨重在抓主流意識形態建設的戰略性轉變。黨不斷根據經濟社會發展的需求，進行理論創新，通過合法的法律程序將黨的文化意志轉變為國家意志，通過政府依法行政建立起國家的公共文化管理制度。鄧小平曾指出：要改變過去“把加強黨的領導，變成了黨去包辦一切，干預一切；實行一元化領導變成了黨政部分，以黨代政”的模式[2]就必須區分黨管意識形態和國家文化事業管理，把政府管理文化的職能性工作權利還給政府。政府依法行政，依法管理一切文化事業；把文化產業的主體地位還給企業，確立起作為市場主體的法律地位；把應該屬于市場調節的那一部分權力還給市場，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把應該屬于公民個人的文化權利和文化利益還給公民個人，發揮公民的文化主體創造文化、使用文化和消費文化的積極性。只有這樣，才能徹底克服基層文化的多頭交叉管理而又無人負責局面，減少那種多頭分散建設而又缺少具體的、實際的文化服務功能文化做秀工程；才能改變那種有設施而沒有文化，有文化而沒有文化服務，有文化資源而沒有文化投資，有文化消費而沒有文化產品，有文化需求而沒有文化市場，有文化市場而又無合法的、有效的文化管理混亂狀態，把基層文化建設打造成為國家文化管理服務的體系基礎網絡
（二）完善文化市場配置機制，對文化產業結構進行戰略性調整
在文化生產力中，文化產業的生存方式和價值體現是通過市場獲得的。政府實現從辦文化向管文化轉變，建立公平的、開放的、有序的文化市場，必然刺激多種所有制辦文化的社會需求的出現和增長。市場文化需求的質和量的不確定性，人們對文化需求的多層次性和無限性，社會資本規避風險和利益最大化的特點要求政府把自己壟斷文化資源的權力還給市場，依法建立和完善有效市場配置機制。由于文化產業的存在形態與文化消費主體之間存在著文化權利結構上的對應關系，文化產業結構并不是現存的若干文化行業的經濟組合，而是文化關系的制度性反映。實際上是我國政府根據文化的意識形態在產業形態上的不同表現方式所作的一種劃分。中國文化產業結構是政府從意識形態管理需要出發，用行政的手段對文化產業進行資源配置和安排，具有明顯的行政管理色彩。所謂演出業，文化娛樂業，新聞出版業，廣播電影電視業等行業的劃分就是表現出這一特色。進行文化產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就意味著對原有的文化權利結構在文化資源權威性分配的調整與重組，就要求克服和解決由行政條塊分割的管理模式而導致的行業壁壘和部門利益。文化產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必須克服對原有體制的路徑依賴，不能僅僅停留在一般意義上的國有文化機構的合并的層面上，而是要從有利于建立完整的市場體系和公平競爭的機制出發，重構中國文化產業結構的制度體系，實行全面的制度創新。文化產業制度創新拓展了文化產業的發展空間，形成文化產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與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的互動效應，拉動社會對文化產品和文化服務的有效需求。國際文化產業集團進入中國，不僅打破了中國文化產業結構的原始生態，而且也使得中國文化產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具有參與國際文化產業競爭的性質。因此，中國文化產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的路經選擇與目標定位，就不能只考慮國內市場這一個向度，失去國際市場和全球化趨勢這樣一個向度，完全可能使中國文化產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失去它的戰略性內涵和要求。失去文化產業化和市場化這樣一個有效配置文化資源的向度，完全可能使中國文化發展因失去它的最有效的手段而喪失文化創新能力和文化競爭力。基層文化建設既是文化產業發展壯大的基礎，又是文化生產力競爭的主要陣地。基層文化建設在發展文化產業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賦予給基層文化建設以新的內涵，它不再是指單純的文化設施建設和一般性的文化服務，它更多地包含了滿足和引導文化需求、規范和管理文化市場、開發和利用文化資源、培育和諧社會氛圍。滿足基層文化需求，是文化產業結構調整本質要求和發展方向，也是文化產業能否得以生存和發展唯一出路。
（三）轉變政府文化管理職能，建立和健全國家公共文化服務體系
要建立一個與時展相適應的、公平的、有效率的國家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就必須重新界定政府在提供公共文化服務中的角色。政府對文化事業的管理方式由過去的微觀管理變為宏觀管理,從辦文化向管文化轉變，從以管理直屬單位為主向管理全社會文化轉變，從以行政手段管理為主向以經濟和法律手段管理為主轉變。政府要以轉換機制、增強活力、增加投入、改善服務為重點，抓好公益性文化事業的改革和發展；以創新體制、面向市場、增強活力為重點，抓好經營性文化產業的改革和發展，推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走上良性循環、健康發展的軌道。對現代政府而言，提供公共文化服務是其重要職責，政府重要的是不要去做那些私人已經在做、做得會好一點或差一點的事情，而是去做那些根本沒人做的事情。政府作為公共文化服務提供者，其任務不僅僅是提供直接的文化服務,而是保證公共文化服務得到提供，保證公民的文化權利得到實現。為此，政府必須盡快制定公共文化服務的發展規劃、和目標，建立和完善公共財政體制，提高公共服務支出的總量與比例，擴大公共文化服務的覆蓋面，保證低收入人群能夠獲得最基本的公共文化服務。還要制定公共文化支持和扶持政策，改革文化投融資體制，激活文化主體和市場主體投資、經營公共文化，實現公共文化服務主體的多元化。根據不同公共文化服務項目的性質和特點，采取不同的供給模式，對那些進入門檻比較低的公共文化服務項目，逐步向民營企業和民間組織開放，鼓勵和支持民營企業和民間組織參與公共文化服務，滿足人民群眾多層次文化需求；對那些兼有公益和經營特征，進入門檻較高的公共服務項目，主要引入市場機制，加強公共文化部門的競爭，提高公公文化的服務質量和水平；對那些無人投資或不愿投資公共文化設施和服務，仍要依靠政府公共部門來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務。政府在文化設施建設中應當與各地實際結合起來，充分挖掘各地文化資源優勢，分析市場行情，搞出文化特色。與此同時，還要鼓勵國內外社會法人和各界人士捐資興建各類非營利性的公益性文化項目，形成非營利性的公益性文化項目以國家投資為主體、引導社會資金廣泛參與捐贈的多元資金籌措機制。政府還應盡快建立公共文化信息共享平臺和文化產品交易網絡，促進文化資源信息交流和文化合作。信息交流平臺就是利用政府文化網絡，及時文化產業政策、動態、發展規劃和市場供求等方面的信息，為各地文化企業及時了解國內外的技術、市場、資源、資金等狀況提供便利，實現城鄉文化資源共享，實現信息、技術、人才的有效交流，實現文化產品交易與合作，促進文化產品和文化項目的交易、開發。培育和培養文化中介組織和文化經紀人。文化經紀機構和文化經紀人是發展文化產業的重要力量。培養一支善經營、懂科技、會管理的人才隊伍，加強對文化經紀人的業務培訓，不斷提高其文化藝術、市場營銷、依法辦事等綜合素質。健全和規范文化行業組織，充分發揮其行業自律作用、橋梁和紐帶作用，在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的同時，協助政府有關部門實施行業統計、指導和管理。
（四）加快文化立法的步伐，把基層文化建設納入法治軌道
文化法制的不健全和文化政策制定的隨意性，是造成我國文化制度性缺陷的重要因素。一個法治國家制度建立的合法性標志，就在于它是否有健全的國家法治程序。任何法治程序的缺席，都將威脅到所有制度建立的合法性。憲法是文化立法的基礎和核心，憲法關于國家發展文化事業及保障公民享有從事文化活動的權利的規定，為文化法制建設提供了基本原則。在現有文化立法中，文化管理方面的立法數量居多，而公共文化事務和規范文化行為方面的立法還很欠缺，憲法確定的公民的文化權利、義務缺少具體化的法律規范加以保障。我們應積極調整立法的思路，完善公共文化事務和規范文化行為方面的立法，把文化建設和管理納入法治化軌道，建立健全的文化法規體系，以立法的方式確認文化主體的地位、權利和義務，確立文化產業主體靈活多樣的所有制形式，使國家發展和管理文化事業，推動文化產業，保護文化資源的行為具體化、法律化。管理、規范文化領域的社會關系無疑是文化立法的一個重要目的。我們過去的文化規章過多地關注文化的社會效益，沒有更多地把文化作為一項產業來對待，也沒有更多地注意立法在推動文化產業發展方面的作用。由于文化立法更多地與公民的憲法權利有關，因而文化立法應側重于保護公民的文化權利，合理界定文化管理部門的管理權限，并明確其相關職責，這也是法律與法規政策的重要不同之處。
基層文化建設是我國文化建設中的一個重要環節。新時期，基層文化建設的過程本身也是一個制度體系重新建構過程，作為制度體系的建構應有理論創新，管理理念，體制框架，服務目的和手段等軟件建設，也應包含基礎設施，網絡平臺和文化市場等硬件建設，還應涵蓋與基層文化建設相關的行業建設。如果孤立的去看待基層文化建設，僅僅把它看成是文化館設、文化設備等基礎性建設，或者把它當成純粹意識形態陣地的話，基層文化就會陷入邊建設，邊荒廢，再建設，再浪費這樣一個低層次的、惡性循環的怪圈。鑒于本文篇幅有限，對基層文化制度體系建設只是進行了宏觀層面上的問題分析和探討，希望能給基層文化建設提供有限的理論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