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多樣性理論介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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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導論

政治經濟學家一直對不同國家的經濟和政治制度的差異感興趣。在這種研究中，大致可以區分出兩種帶有極化傾向的視角：一種觀點認為，不同國家之間的差異是對經濟社會建設的“最優實踐”的偏離，在不同國家追趕技術和組織上領先國家的過程中，這些差異會逐漸消失，并最終導致經濟體制的趨同。另一種觀點認為，不同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模式是特定類型的社會長期歷史選擇的結果，它是特定國家復雜制度演化的結晶，有其獨特的價值，因此各國的經濟體制在全球化的洪流下產生的不是趨同，而是繼續保持多樣性。無論持哪種視角，問題的核心始終是如何構筑理論框架去理解不同國家之間的制度差異。過去幾十年間，比較經濟體制研究的焦點幾經變換，先是對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經濟體制進行了對比，然后開始對結合了兩種體制要素的“混合體制”進行研究。20世紀90年代之后，隨著指令性社會的失敗變得日益明顯，構建比較經濟體制研究理論框架的進展，發生了重大的轉向，開始從蘇東解體前的以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比較研究為中心，轉向關注資本主義的多樣性。對資本主義研究而言，“沒有哪位經濟史學家曾經有過所有的資本主義都是一樣的的幻想”①。隨著時間的推移，每一位經濟史學家都認識到資本主義不僅在不同的國家，而且在個體國家內部都采取了不同的形式。最近一些年，資本主義多樣性被比較政治經濟學中一種特定方法的支持者成功地推廣開來。這種方法的先驅是索斯凱斯，這種方法在霍爾和索斯凱斯2001年出版的著作《資本主義的多樣性》中得到了最為全面的闡釋。由霍爾和索斯凱斯明確地加以闡述的資本主義多樣性（VarietiesofCapitalism，簡稱VOC）框架，成為論述發達工業化國家政治經濟文獻的標準參照系。比較資本主義研究中的VOC方法，可以被列入在過去十年間最具影響和研究意義的社會科學理論之一。

二、VOC的基本分析框架和核心概念

（一）以企業作為分析的中心——對傳統方法的超越比較政治經濟學領域的比較資本主義研究在20世紀90年代前，主要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第一個階段是20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的“現代化方法”，這種方法把分析的重心放在二戰之后國家在經濟恢復與發展中所發揮的功能上，尤其表現在如何引導金融與產業之間的關系上。第二個階段是20世紀70年代兩次石油危機所引起的“滯脹”時期，彼時的比較資本主義研究關注的焦點在于如何通過“新社團主義”（Neo-corporatism）的三方（勞方、資方和政府）協調以渡過難關。接下來是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的第三個階段，開始研究“生產的社會系統”（SocialSystemofProduction）。這種研究強調企業的生產并非只是經濟活動，尚須許多社會條件的配套與支持。霍爾和索斯凱斯認為，與上述三種方法相關的著作“解釋了經濟中重要的方面”，但是他們自己的目標是“在一些方面超越它們”②。針對上述方法的不完善之處，霍爾和索斯凱斯指出，他們構建的方法嘗試“把公司帶回到比較資本主義研究的中心，同時，不忽視工會的作用，突出商業協會和其他類型的公司間關系在政治經濟中發揮的作用”③。也就是說，霍爾和索斯凱斯認為，先前的研究方法，過分強調了“國家”和“勞動”的重要性。針對先前的比較資本主義研究方法的不完善之處，多樣化資本主義方法“是一種以公司為中心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它把公司視為是資本主義經濟中的核心主體。因為，公司是面臨技術變遷和國際競爭時進行調整的關鍵主體，它們的行為的加總決定了經濟績效的總體水平”④。

（二）VOC分析的核心框架根據從關系視角對公司的理解，多樣化資本主義方法把關注的焦點放在了五個重要的領域，在這些領域中，公司必須發展出解決協調問題（對它們的核心競爭力而言具有核心作用）的重要關系。第一，勞資關系領域。在這個領域，公司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如何同勞動力、代表勞動的組織和其他雇主協調工資和工作條件的談判問題。在這種協調中，也體現出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彼此聯系的一面。因為，在這個領域中，最為關鍵的是工資和生產率水平決定了公司能否取得成功，以及整體經濟的失業率或通貨膨脹率。第二，職業培訓與教育領域。在這個領域，公司面臨著確保工人有適當的技能，而工人面臨著決定在何種技能上投資多少的問題。同樣地，這個領域也體現出微觀和宏觀彼此聯系的一面。因為這個領域的協調問題的結果，不僅改變了個別公司和個體工人的命運，而且改變了整體經濟的技能水平和競爭力。第三，公司治理領域。在這個領域，公司尋求得到資金支持，而投資者期望他們的投資能夠確保獲得回報。人們設計出來用以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既影響了特定類型項目資金的可獲得性，也影響了公司能夠獲得資金的途徑。第四，企業間關系領域。這個領域主要涵蓋了一個公司同其他企業（尤其是它的供應商或客戶）之間建立的關系。建立企業間關系的努力，主要包括標準設定、技術轉移、合作研發等。在這個領域中，協調問題主要源自專有信息的分享和聯合開發中風險的共同承擔。第五，公司同雇員的關系領域。除了上述重要方面外，公司還面臨著和雇員之間的一系列協調問題。在這其中，關鍵的問題是確保雇員有必要的能力且能夠與他人良好地合作，以推進公司目標的實現。在同雇員的關系中，常見的逆向選擇、道德風險問題都是存在的，信息分享問題也變得很重要。在這個領域中，公司發展出來解決這些問題的關系，影響著它們自身的競爭力和經濟的生產體制的特征。

（三）VOC視域中的資本主義多樣性在區分了五個重要的關系領域后，霍爾和索斯凱斯給出了他們的資本主義類型劃分的標準：“可以通過考察公司在這五個領域中解決協調問題的方式，對國家政治經濟進行比較。我們對兩種類型的政治經濟——自由市場經濟和協調市場經濟（構成了可以排列許多國家的類型譜系的兩極的理想型）——做出了重要的區分。”⑤（見表1）霍爾和索斯凱斯的總體觀點是，在自由市場經濟和協調市場經濟中，政治經濟的制度框架差異造成了公司策略之間的系統差異。存在一些方式，使得國家政治經濟的制度安排推動公司實行特定類型的公司戰略。比如，在協調市場經濟中，公司和其他行為主體將會更傾向于投資專屬性資產和合作擁有的專屬性資產。而在自由市場經濟中，企業更愿意在可轉換資產上進行更多的投資，也就是說，如果轉向其他目標，資產的價值能夠很快地實現。上述情形的出現是因為，協調市場經濟為實現共同擁有的專屬性資產的價值所要求的策略互動提供了更多的制度支持，這種支持可能是以特定行業的培訓、合作研發等制度形式表現的。與此相似，自由市場經濟中更具流動性的市場為經濟主體轉移資源尋求更高的回報提供了更多的機會，鼓勵它們更多地投資于可轉換資產，為此提供的制度支持可能包括一般性技能培訓制度或多目標技術研發等。

（四）制度互補、比較制度優勢與資本主義多樣性“制度互補是強化自由和協調市場經濟之間的差異”⑥的一種重要機制。制度互補指的是在兩種制度之間，一種制度的存在（或效率）能夠增加從另一種制度中得到的回報（或效率）。在這里，重要的是政治經濟不同領域的制度的互補性。霍爾和索斯凱斯對傳統的比較經濟優勢理論進行了批評，認為“這些理論走得不夠遠”，因為“它們都解釋了為什么某種類型的商品的生產可能會集中在一個國家，但是對為什么那種類型的商品應該集中在某個特定的國家卻什么也沒說”⑦。霍爾和索斯凱斯認為，彌補傳統理論缺陷的新理論“可以在比較制度優勢的概念中找到”⑧。他們的基本想法是特定政治經濟的制度結構為公司提供了從事特定類型活動的優勢。內生增長理論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這種想法。VOC方法分析比較制度優勢的邏輯非常簡單。在一些政治經濟體中，公司更廣泛地應用非市場協調模式組織它們的活動，而在其他一些國家公司主要通過市場協調同樣的活動。利用對自由和協調市場經濟的區分，霍爾和索斯凱斯識別出許多與這些差異相關的政治經濟的制度特征，并證明這些差異對應于公司戰略上的跨國差異。第一，VOC證明不同國家的公司在本質上并不是變得更加相似了。有充分的證據表明處于不同類型經濟中的公司會對類似的挑戰做出不同的反應。第二，VOC方法表明公司并不會自動地把它們的活動優先轉移到能夠提供低勞動成本的國外。有著同樣技能和生產率水平的廉價勞動力總是具有吸引力，但是公司也能從支持特定類型的公司間和公司內關系的母國的制度中獲得競爭優勢。許多公司將不會愿意放棄這些優勢而只是追求工資成本的降低。第三，VOC的比較制度優勢理論還表明公司可能會利用新的轉移的機會去從事某種形式的制度套利（InstitutionalArbitrage）。也就是說，公司可能會把一部分特定的活動轉移到其他國家，以得到這些國家的制度框架為從事這類活動所提供的優勢。第四，VOC質疑與全球化相聯系的單一的政治動態的觀點，認為在自由市場經濟和協調市場經濟中存在不同的政治動態。在面臨更加劇烈的國際競爭時，自由市場經濟中的企業有可能對政府施加去管制化的壓力，政府可能會對這種壓力產生共鳴，因為整體的經濟的比較優勢依賴于市場機制的有效運轉。在協調市場經濟中，全球化激發的政治動態可能會非常的不同，政府應該不會那么贊同去管制化，因為它威脅到國家的比較制度優勢。

（五）有關國家體制變化的分析“許多比較資本主義著作缺乏對國家體制是如何變化的進行的理論闡述。”⑨結果，論述全球化的文獻集中于兩極：一方面，一些著作聚焦于制度本身以及制度再生穩定的行為模式的方式上。這些著作中持有的相對靜態的觀點，意味著國家體制在面對全球化時不大可能發生重大的變化。另一方面，一些著作特別強調與全球化相聯系的壓力具有的巨大力量。這些著作傾向于把既有的國家實踐理解為一種需要通過這些壓力加以改造的惰性因素。而VOC方法提出了一個更具動態性的分析國家政治經濟的理論。所謂的“更具動態性”體現在它“預見到了國家政治經濟發生的變化，提出了關于這種變化發生過程的具體主張”⑩。VOC方法把國家政治經濟視為經常遭遇外部沖擊的體系，這些外部沖擊源自技術、產品和消費偏好持續變化的世界經濟。這些沖擊經常會動搖曾經使得經濟主體實現了行為協調的均衡，并挑戰既有的公司實踐。人們期望公司努力去改造它們的實踐，以維持包括比較制度優勢在內的公司的競爭優勢。從而，大量的調整過程將會指向比較優勢的制度重建。在制度重建的過程中，公司和個體將修正它們的關系投資，尋求同其他公司或雇員建立新關系的能力。為了做到這一點，公司將呼吁已有的制度結構支持經濟中的協調。在許多情形中，公司將需要政府的合作，人們也可以期望政府對重新恢復協調的努力做出回應，因為政府將會面臨來自生產者集團和這樣做可以從現有制度中得到實質利益的選民的壓力。制度互補在這些調整過程中發揮了模糊的但是是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制度互補提升了經濟中某個領域進行的制度改革會像滾雪球一樣波及其他領域的前景。另一方面，制度互補會對根本變革產生抑制作用。公司和其他行為主體可能會嘗試保有經濟中某個領域的既有安排，以保護制度的互補性或對它們有價值的這些安排同其他制度之間的協同效應。總之，VOC是一種政治經濟理論，它“不僅能夠用于識別不同國家相似和差異的重要模式，而且詳細闡明了國家政治經濟發生變化的過程。它不只預見到了在對當代的挑戰做出的反應時，所有發達民主國家的制度變化，而且提供了對引入的哪些變化進行評價的理論框架”。

三、結論及評價

（一）VOC的主要理論觀點第一，根據多樣化資本主義的分析，除了自由市場資本主義，不同國家經濟發展的模式還存在其他選擇。從多樣化資本主義分析框架發展出來的理論，“為批判別無選擇的觀點和新自由主義的正統模式適合一切國家的預言提供了理論證明”。不同的國家有著不同的制度體系去解決諸如資本獲得、激勵員工、保證適當的技術水平和進行工資談判等協調問題。沒有哪一套制度在一切時間，在所有的生產性活動中都有明顯的優勢。也就是說，比較經濟制度研究中，人們經常會問：一種（某些）形式優于另一種（其他一些）形式嗎？霍爾和索斯凱斯主要依賴他們提出的“制度互補”的概念，對這個重要問題做出了回答：“盡管每一種類型的資本主義都有其支持者，我們不認為某種形式優于另一種形式”，因為理論分析和經驗研究證明，“無論是自由市場還是協調市場經濟，看起來都能提供令人滿意的長期經濟表現”。第二，有關制度趨同或轉變的觀點，反映了多樣化資本主義立場“區別于主流正統的另一個重要之處”。主流正統觀點，主要依賴于新古典經濟學工具，認為自由市場經濟是一種“理想型”，是一種“最優實踐”，代表著對經濟活動組織唯一的、自然的和理性的結果。而多樣化資本主義方法明顯反對“最優實踐”的觀點以及與之相聯系的趨同觀點。在多樣化資本主義的分析中，制度集彼此聚合、相互依賴的本質，致使不同經濟體在面對全球化帶來的各種挑戰時，是抵制而不是積極地走向趨同。此外，因為不存在單一的最優制度集，國家和私人經濟主體可能并不急于對它們的經濟進行根本性的重建。尤其是“國家的繁榮，不是因為它同其他國家更為相似，而是建立在它們的制度差異的基礎之上的……從而，很多調整過程的取向是比較優勢的制度重建”。換一種說法，全球化帶來的挑戰，“更可能是制度套利得以鞏固而不是得到破壞”。第三，當今世界面臨著新自由主義的威脅。盡管對簡單化的市場導向或新自由主義的趨同提出了挑戰，霍爾和索斯凱斯也承認“對兩種主要的資本主義類型存在的威脅是不對稱的”。也就是說，在面對世界經濟一體化時，許多活動是以市場為中介的，市場取向或去管制化被認為是協調市場經濟更可行和更可能的選擇。與此相聯系的是一種擔心，國際金融關系的持續自由化可能會消除協調市場模式的一個重要基石：“金融去管制化可能成為拆散協調市場經濟的線索。”霍爾和索斯凱斯擔心，以美國為主導的典型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可能會破壞作為協調模式的資本主義曾經穩固的制度均衡。因此，盡管《多樣化資本主義》一書中對兩種資本主義模式的分析是平衡的，但是其中也存在著明顯的、潛在的擔心，這就是為什么霍爾和索斯凱斯會說“一個古老的幽靈在歐洲游蕩”，那就是“自由主義正統的幽靈”。

（二）資本主義多樣性分析的重大理論意義第一，這種分析“對理解資本主義社會的動態學和21世紀的經濟具有重要的影響”。這主要是因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特征和現實經濟提出的挑戰發生了變化。“全球化、歐洲一體化、宏觀經濟政策范式的轉變、供給面重建的強烈呼聲、社會民主以及保守主義政府的積極的制度借鑒似乎定義了現今的資本主義時代”。在這種背景下，西方學者認為，迫切的問題不再是世界范圍內資本主義勝利還是社會主義勝利的問題了，而是不同類型資本主義之間的內部關系問題了。“全球化”是不是就是“美國化”？歐洲一體化會不會使得歐洲各國的經濟體制的獨特特征最終消失？世界范圍內各國的經濟體制在全球化的潮流下是持續地走向趨同還是繼續保持多樣性？對世界上的不同國家而言，是否存在政策上的最佳實踐？第二，對資本主義多樣性研究成果進行整理和分析，有助于補充、完善和推動馬克思主義運用于當代資本主義分析。在資本主義研究中，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始終占據著主導地位。但是，更多的時候，有關資本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分析被“資本主義發展趨勢”這一宏大的問題所吸引，在這種取向下，對資本主義歷史發展的“階段劃分”成為主要的研究內容。盡管對資本主義的“階段分析”要求去考察每個不同階段的資本主義社會現實、這一階段主要的矛盾沖突及推動階段性變化的驅動因素和關鍵機制，但為了證明馬克思對資本主義趨勢預言的終極判斷也會遮蔽對現實資本主義的深入分析。因此，資本主義多樣性研究有助于推動馬克思主義運用于當代資本主義分析。第三，對資本主義多樣性分析的研究，有助于深化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理解。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討論中，時常出現的一個觀點是主張走新自由主義的道路。通過對資本主義多樣性研究成果的梳理可知，制度互補的存在決定了中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過程必然是長期而又艱苦的，通過急劇的轉變走上某種特定的道路，可能會使經濟體制建設遭遇重大的挫折。此外，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建設取得的重大成就表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比較制度優勢”不僅是明顯的，而且也是取得重大成就的基本保障。在資本主義保持多樣性的存在、在全球化背景下的“趨同”仍然是一種無法給予充分科學證明的紙面理論的大背景下，不切實際地堅持中國走新自由主義道路只是一種缺乏理論和現實支撐的妄想。

作者：常慶欣 張元鵬 單位：中國人民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 武漢大學 經濟與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