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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維系的宗法制，自西周確立后且貫穿并影響著中國古代的社會、政治、文化等各個方面。明清徽州地區祠堂林立，宗族活動日益明顯且宗族觀念得以強化，而徽州古戲臺和徽州宗族祠堂內其它禮俗儀式及其用樂則是貫徹了宗法制，同時，明清徽州“大姓”宗族與“小姓”樂人的社會地位的差別也體現了宗法制的等級化的特征。因此，本文試從宗法制的視角來窺探明清時期徽州禮俗儀式音樂文化的發展認知。

關鍵詞：宗法制;血緣;徽州祠堂;禮俗儀式音樂

原始社會以血緣聚成氏族，封建社會以血緣形成宗族，如今，人們以血緣組成家庭。以血緣關系來區分親疏的宗法制度于西周正式確立，樂與禮相須且具制度化也是從周代開始，來維系宗法制的形成與發展，并且體現宗法制的等級秩序劃分及其統治者的地位。而自古禮又與祭祀有關，祭祀祖先的場所從西周的宗廟也經過演化變成后來的祠堂。自明代中期起，明世宗納大學士夏言之進言，正式允許民間皆可建宗立廟，因此，徽州地區的祠堂大規模興起。祠堂是進行一系列宗族活動的場所，其中在祠堂內進行的祭禮、婚禮、喪禮、冠禮等禮法與用樂則是具體貫徹了宗法制度。明清徽州“小姓”群體不僅在生活生產上服務“大姓”世族，而且擔任“大姓”族內的樂人專職于宗族祠堂祭典及其族內喪慶等事的吹奏，兩者之分又彰顯出宗法制的特征即社會地位等級的劃分。因此，本文筆者將從宗法制的視角來窺探明清時期徽州禮俗儀式音樂文化的發展認知。

一、宗法制下明清徽州禮俗儀式音樂文化之發展

（一）徽州祠堂宗法制下剪不斷的血緣關系和具有強大凝聚力的宗族傳統觀念，是徽州祠堂得以興建的社會基礎。徽州祠堂在明清時期，商品經濟發展迅速，資本主義萌芽出現，徽商崛起，形成富商大賈，榮歸故里后，皆立祠崇祖，如修祠堂、續宗譜、建戲臺等，于是徽州出現祠堂林立的一片繁榮景象。徽州祠堂不僅是徽州宗族聚居的特色建筑，而且是徽州宗族們精神寄托的“天堂”，更是宗法制的延續。徽州祠堂作為進行宗族活動的重要場所之一，其內容有宗族議事、祠堂演禮（婚、冠、喪、祭）等，而在祠堂內舉行的各類禮俗儀式中都有器樂演奏音樂相伴。如《家禮•祭禮》中有明確記載，無論“四時”祭，還是“始祖”祭、“先祖”祭、“禰”祭，都行“三獻禮”，一般有“初獻”“亞獻”“終獻”，鳴炮之后，在祭樂中“降神”、宣讀祭文、敬酒、奉獻、叩首、申明祠規族訓。一系列的祠祭儀式及其用樂，以祠堂為特定的用樂場合，借祭祖之機，強調合族支丁為人處世應有的思想行為規范，不僅把祠祭慎終追遠、尊祖報本的目的加以強化，而且豐實了祠祭的思想教化功能，進一步凝聚族眾，有利宗族的興旺發達。在行“三獻禮”之后，一般還要由族長或指定的“善言弟子”在先祖神位前向族眾申明和宣講祠規、族訓。如黟縣環山余氏宗族規定：“每歲正旦，拜謁祖考。團拜已畢，男左女右分班，站立已定，擊鼓九聲，令善言子弟而上正言朗誦訓戒。”“臘祭，至飲福時，亦行此禮。”①宗族定期在祠堂舉行族規家法的宣講儀式，集體參拜祖先祈求平安，男女分別站立，以擊鼓九聲為令，既是來營造祠堂儀式的莊重肅穆之環境氛圍，也是與祖先進行溝通與訴說，以禮節化的外在形式來表達內心對于祖先的敬畏和崇敬之無形的情感，達到規范子孫后代們禮儀文明行為的目的，最終以此來擴大族群規模和形成強烈的族群意識。

（二）徽州古戲臺徽州古戲臺處在徽州祠堂之中，是徽州戲曲的重要演出場所之一。徽州祠堂一般分為三進兩明，即前進門廳、中進享堂、后進寢堂，相隔天井兩邊為廊廡。戲臺位于祠堂內前部，與祠堂的享堂相對，與祠堂大門緊密相連。徽州富商大賈榮歸故里后，不僅要在物質上得到滿足，也會在精神上尋求滿足，因此，他們修祠堂、續宗譜、建戲臺、演大戲等。古戲臺作為演出場所，有宗族教化的功能，即祭祖。徽州人講究尊祖敬上，所以戲臺就被建造在儀門前廳，與寢堂相對。宗族支丁搭臺演戲，開享堂的隔門，戲臺的正后面就是祖宗的牌位，如此也是與祖先共享其樂，凝結人心，團結族人，同時，既體現宗族威嚴，又維系了宗族血緣關系。明清徽州地區戲班演出，戲班的班主會張貼海報為節目宣傳，同時為了記錄節目演出順序所需，會將演出的節目信手寫在戲臺周圍的墻壁或者板壁上。這些題壁一般記載著戲班名稱、演出時間、戲班角色、演出的劇目等一些內容。在祁門縣珠琳村馀慶堂古戲臺四周就留有這樣題壁：“光緒十年十月二十日進門樂也，新同廣理”“秋浦鄭同福班，民年小陽月進門，《解寶》《逼生》《看女》《十八扯》，夜《盧口河》《黃鶴樓》《長河打刀》，十一日《乾坤帶》、二十六日《跑城》《走廣》，夜《青宮冊》《章臺》《三司》《開店》。”②在坑口村會源堂古戲臺的墻壁上也記載著些許，如：“同治二十年九月十九日，祁栗里班到此一樂也”“同治十二年彩慶班到此”“咸豐三年四月二十二日，德慶班《大辭店》，二十八日《送姑娘看燈》《二堂罰戲》《蓮子賣身》《會兄》《三家店》”“光緒五年五月十二日，四喜班進門，《紛河雁》，潛邑，宋桂珍”等。③

二、宗法制下明清徽州“大姓”宗族與“小姓”樂人等級化之體現

徽州地區自明清時期便已有“大姓”與“小姓”之分，大姓是為村落中擁有宗族祠堂、宗譜等的宗族世家，小姓是大姓家擁有仆人身份的家僮,因自古身份低下且為生計所迫需為大姓家服勞役，同時也為大姓家舉辦婚、喪、祭祖等禮俗中擔任吹打演劇的賤役角色。徐珂在《清稗類鈔•奴婢類》曾記載，如雍正丁未，世宗諭內閣轉知晉、浙、皖督撫曰：“山西之樂戶，浙江之墮民，皆除其賤籍，使為良民。近聞江南徽州府則有伴當？寧國府則有世仆，本地呼為細民，幾與樂戶、惰民相等。又其甚者，如二姓丁戶村莊相等，而此姓乃系彼姓伴當？世仆，凡彼姓有婚喪之事，此姓即往服役，稍有不合，加以箠楚。及訊其仆役起自何時，則皆茫然無考，非有上下之分，不過相沿惡習耳。”對于小姓的原始稱謂自清朝中期已經無從考證，但是其因區域和時代的差異名稱有所變化，其社會地位同山西之樂戶和浙江之墮民地位差別不大，但是其共性之處皆是服役于大姓階層的人群，其特點有：惡劣的生活環境，物質和精神上受到大姓階層人群的壓迫；身份地位低下，婚配受限，缺乏人身自由，還要為大姓階層人群的婚喪之事進行勞役服務；沒有宗族祠堂和族譜等。明清契約文書曾記載，若大姓族內舉辦宗族祭祀等事宜缺少吹樂手時，大姓則會從外地購買小姓人來填補并花錢請樂師來教授技藝且培養成樂人，若恰逢大姓族內舉辦祭祖、婚、喪等事宜，小姓樂人的演出等事宜皆由大姓來主持操辦，如明萬歷《洪氏謄契簿》載：因禮俗需要,“選集汪社等八人習學鼓樂”。再如黃山市博物館藏文書中,有清雍正十年胡士晟等“議墨”一份：“族人公議,因本族樂人凋零,今照丁派膳,顧及樂童,以便今后本村婚喪時禮樂不缺。”探其緣由，因社會與宗族因典禮、節日、婚喪等之需求，所以對于“小姓”樂人不可或缺，其擁有一定的社會地位，但與“大姓”宗族階層人群相比差之甚遠，兩者因同屬于明清徽州地區的社會人群，宗法制下的社會地位的等級化之差異依然存在。

三、結語

綜上所述，其一，宗法制上承封建國家的規范和要求，下接徽州宗族及家庭的延續和發展。宗法制相當于處在封建國家和宗族家庭之間的“調和劑”，調和著兩者在政治、經濟、民俗及音樂文化方面的相互影響和相互作用。其二，以血緣關系維系的宗法制不僅確立了以“人”為中心的特征，而且以禮樂形式來規范并服務于“人”，促使徽州人自古以來的思維更多的是關注人自身，顯示出徽州人們具有濃厚的“人文主義”情懷。注釋：①余攀榮，余旭昇：黟縣《環山余氏宗譜》卷1《余氏家規》，1917年木活字本，第3頁上一第4頁下。②③陳琪：《藏在宗祠里的徽州古戲臺》，《中國文化遺產》，2013年第5期。

參考文獻：

[1]許結.中國文化史[M].廣州:花城出版社,2006.

[2]葉顯恩.明清徽州農村社會與佃仆制[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

[3]齊琨.論傳統音樂的兩種時態———以徽州禮俗儀式音樂研究為例[J].中央音樂學院學報,2011,(02).

作者：曹棟 單位：安徽師范大學音樂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