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文學的文學理論思考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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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代文化研究領域，受過系統的社會學訓練的英國學者托尼•本尼特﹙TonyBennett﹚的學術研究顯得別具一格。他在后現代語境下，通過與各種模式的馬克思主義進行批判性的對話，努力發展一種更加徹底的社會化和歷史化的馬克思主義文論，倡導對文學/社會關系領域進行非審美的理論分析，并指出與審美決裂的一系列概念、方法和程序。本文意欲對托尼•本尼特的這種非文學的文學理論的貢獻及其不足進行分析，以就教于學界。

一、學術淵源：超越純文學

本尼特是在馬克思主義和英國文化研究的學術背景下開始學術研究的，他在博士階段主要研究盧卡奇的現實主義和階級意識的觀念，在1970年代初與雷蒙•威廉斯和愛德華•湯普森有過私人交往，并深受他們的影響。［1］1975年，他進入面向成人教育的開放大學工作，曾主持一門面向工人階級而開設的開放性的“大眾文化”課程，在此期間，與伯明翰學派的領導人建立了密切聯系﹙斯圖爾特•霍爾后來到開放大學任社會學教授，成為其同事﹚。就文學理論而言，托尼•本尼特的研究是以威廉斯和特里•伊格爾頓等馬克思主義學者的文論觀為起點的。威廉斯和伊格爾頓等人在文學理論方面的重要貢獻在于沖破了形式主義、新批評和阿諾德—利維斯傳統的道德形式主義構建的純文學的樊籬，動搖了文學作為審美自主領域的觀念，而重新把文學納入社會、政治、經濟、倫理相互作用的網絡。作為“文化研究之父”的威廉斯是伊格爾頓、霍爾和本尼特等人的導師輩學者，他曾從歷史語義學的角度對文學概念進行梳理進而指出，所謂的具有恒定的獨特審美品性的文學概念，實際上是意識形態建構的產物。文學最初指的是閱讀條件﹙即閱讀的能力和經驗﹚，文藝復興之后，才漸漸有了“精英”和“人文”學識的意義。隨著工業文明和資本主義促成的新社會秩序所帶來的社會壓制和知識學科的機械化，文學也日漸呈現出專業化的趨勢，而專指“創造性”或“想象性”的作品。隨著“審美”概念由一般感性意識轉變成“藝術”和“美”的專門范疇，文學成為具有某種精巧品質的審美對象。不過，在如何定位這種精巧品質上還存在矛盾：即是將其看成“想象性”維度﹙即比“科學”、“客觀”或“日常”現實更加深刻的真理﹚呢，還是看成“審美”維度﹙即語言、形式或風格之美﹚？人們逐漸采用了否定和對比的方式來對其進行界定，即文學不僅與“科學”和其他寫作種類相對，而且也與大多數“文學”本身﹙“劣質”、“通俗”和“大眾”的文化﹚相對，即不是一切“虛構”都是“想象”的，不是一切文學都是“文學”的。于是，文學漸漸成為慣例性的不言而喻的假定，暗指一種具體描繪、充分直接、重要、富有價值和活生生的人類經驗。人們往往宣稱這種經驗的特權性和優先性，并把其他實踐的概念如政治、社會和意識形態的“抽象”和“一般”降格，把它們看成某種簡單的僵化生硬的外殼。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會認為社會和歷史的事實的活生生的經驗不如那些文學經驗更為具體直接。這樣，文學概念就成為一種抽象系統，它在挑選真正“偉大”或“重要”的作品時，也有效地貶黜排斥“次要”、“劣質”或“不入流”的作品，甚至把絕大多數言說者的語言實踐視為對偉大作品和優秀傳統的“背叛”或“褻瀆”。

顯而易見，文學概念已經成為一種活躍的意識形態，它加強和維持了某種生硬的社會階級區分。在威廉斯看來，文學是在某種語言的社會屬性和形式屬性中進行形式創作的過程和結果，是語言的社會發展的具體形式的標記，是通過這些語言的術語而在特定的社會關系中生產出來的。當這些社會關系發生深刻轉變時，也會導致基本生產手段的變化和新的語言技術的出現。“二戰”后，如電子傳播、言語錄音、演講詞制作、圖像的電子創作和電子傳播等新技術使語言實踐超越了以前一統天下的印刷技術，而在社會語言本身中構成了突破“文學”專門化觀念的嶄新的物質實踐。［3］因此，威廉斯指出，現在不應該懷舊式地固守與新文明產物相敵對的文學概念，因為它限制了文學的實踐和運用，而是應該走出純文學的強大樊籬，把一切人民的經驗形式、新型的語言實踐形式和一切符指形式都納入研究的范圍，從而發展把一切生活方式都視為文化、把一切文化都視為物質性實踐的文化唯物主義。伊格爾頓是另一位重要的不斷發展變化的英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與更為重視文學的實踐、運用和功能的威廉斯不同，早期的伊格爾頓把文學文本當作其理論重心，試圖保留文學與其他文本相區分的特殊性和自主性，而構建一種文本科學。在這點上，似乎又聽到了對伊格爾頓影響甚大的阿爾都塞的藝術觀的回響，即科學、意識形態與藝術并不相同。在阿爾都塞看來，藝術是以看到的、直接感覺到的生產形式加工塑造原材料﹙意識形態﹚的，而科學是以概念的和理性分析的形式做到的；真正的藝術盡管來源于意識形態，但已經與后者疏離開來，并以巧妙的感性方式暴露其虛偽性和幻覺性。［4］不過，伊格爾頓反對阿爾都塞把讀者的觀看和感受視為文本效果的最終保證，而是在某種程度上堅持文本中心論。在伊格爾頓看來，文學文本缺乏現實直接所指的特點正是其虛構性的表現，文學文本的體裁、形式、慣例、具體主題、情節、情境、作品的肌質和結構、句子的樣式或敘事角度的作用、韻律選擇或修辭手法，構成了與其他文本區分開來的內在價值。

不過，作為馬克思主義者的伊格爾頓認為文本內部的審美價值既不能庸俗地化約為意識形態，也不能形式主義式地化約為文本技巧的操作，而在于文本與意識形態相互聯系的狀態。在他看來，文學文本是一個對各種符號進行加工、扭曲、壓縮、糅合和陌生化的舞臺，它可以搖動這些符號，使其脫離原來的固定位置，從而擺脫大一統的意識形態的規定性力量的制約，而與不為歷史所知的、向無限可能性敞開的某種自由聯系起來。1980年代以后，伊格爾頓的文學觀有所變化，其研究旨趣漸漸由學術性轉向文學實踐的政治關聯，其關注焦點也由文本科學轉移到文本生產的政治使用上。他倡導一種革命文學批評，希望把文學文本重新置于文化實踐與其他社會活動聯系起來的整個領域。他甚至把文學看成一種政治性修辭實踐，即組織語言來達成特定的政治效果的“話語實踐”。考慮到文學文本的政治效果，他認可福柯的話語理論，認為文學話語與其他話語之間在本質上并無二致。

他實際上重新肯定了威廉斯沖破純文學的狹隘界限的貢獻，認為應該把文學納入更為廣泛的文化之中。不過，伊格爾頓并未滑向相對主義，在他看來，文本雖然不是完全自主的，并不存在永恒不變的規定性的文學的內部特性，但是，文學這個概念的“擺脫實用語境”的基本規定依然是可普遍化的；文學文本是特定時代的占支配地位的特定人群出于特定目的并根據自己的價值標準而構建的一種界定，是意識形態的產物和表現形式，其實際效果在特定歷史語境下是可以確定的。托尼•本尼特不僅借鑒了威廉斯的文學觀和文化觀，而且在其基礎上做出了更為激進徹底的發展。在超越純文學和關注廣泛的文化實踐方面，本尼特要比威廉斯走得更遠，他不僅對通俗小說、流行電影和電視劇等審美現象，而且對博物館、藝術展館和畫廊等各種機構的文化實踐也給予了充分關注。在文化唯物主義方面，本尼特在威廉斯的基礎上，又吸取了福柯和后馬克思主義的話語理論，甚至解構了社會與文化、存在和意識、歷史現實與意識形態的二元對立的區分，認為后者本身就是有機化社會關系的活躍組成部分，而不是社會現實的附帶現象的顯現和表征。托尼•本尼特更為認同1980年代后的伊格爾頓對純文學的解構，他同意后者關于“不存在與其他符號體系區分開來的純文學特性、應該把文學研究作為與話語研究或符指實踐聯系起來的更大的智性工程的組成部分”的倡導，但對后者“由于不存在文學這一對象，因此文學理論也是一種幻象”的觀點表示異議。在本尼特看來，雖然不存在文學﹙審美﹚的文學理論，并不排除存在其他類型的文學理論的可能性。他倡導一種非審美的、非“文學”的文學觀念，而把文學看成一種特殊的社會組織的表征空間，其特性不在于文本的實際身份，而在于選定文本被付諸使用和運用的制度話語的調節形式。

二、理論創新：與審美決裂的文學觀

如前所述，本尼特的學術研究以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義為起點，不過，他還吸取了福柯學派、后馬克思主義的話語理論和解構主義思想，［8］其文學觀顯得更為激進。根據話語理論，意識形態或話語實踐并不依賴于社會現實，它們本身就是社會關系的有機部分。由于社會關系是以話語關系的方式存在的，而后者又是流動的和測不準的，因此很難存在固定或穩定的社會客體的邊界，也就很難把社會視為“每個部分都參照著另一部分而各居其位和各行其事”的有機整體。在話語理論看來，社會是把網絡式的散亂差異捕捉于一系列不斷移動變化和偶然暫時的鏈條式的相互關系之中的場域。在這種社會結構中，生產方式、基礎或者階級矛盾不再占據支配或中心地位，存在與意識、基礎與上層建筑、現實與表征的二元對立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消解。而對于文學來說，也就不能再將文學文本解釋成社會現實的衍生現象的顯現。本尼特也認可解構主義和新歷史主義對統一連續的傳統大歷史觀的解構。在后者看來，歷史本身不過是一系列敘事和修辭手法的產物與話語實踐的效果，而不是其他一切事物的超話語來源；把歷史看成具有內在方向的連續的發展過程，實際上是資本主義制造的進化論式的神話和意識形態操作的產物。這種邏輯一定程度上動搖了西方馬克思主義一直堅持的文論觀，即文學和歷史分屬于存在的不同領域，歷史是現實、基礎和超話語的真理，而文學文本依賴于歷史，卻又中介性地以特殊方式表達了歷史狀況或歷史趨勢。在本尼特看來，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論通過把文學文本構建成具有特權的表征來破譯歷史的發展進程，并試圖組織連續和統一的歷史敘事的做法，不僅在邏輯上是錯誤的，而且很難產生政治實踐效果。不過，本尼特并不持相對主義和虛無主義的立場，而是試圖提出一種替代選擇，促使文學與史學的關注重新連結起來。他同意新歷史主義的代表人物格林布拉特的倡導，即挖掘特定歷史時刻的制度策略，在這種特定時刻，文學文本通過這些制度策略而成為特定的意義和影響的承載者而發揮功能，從而成為歷史的有機組成部分。不過，這里并沒有否定文學概念而將其特性簡單地削平，因為文學的區分性概念已經在歷史中成為發揮實效的強大的制度系統。［9］本尼特也借鑒了其澳大利亞同事約翰•福婁﹙JohnFrow﹚關于取消文學與歷史對立的思考。福婁認為，社會的實踐制度的不同區域之間一直存在錯綜復雜的互動，其中的所有符號和物質現實都擁有同等的本體論力量和存在，一旦這些力量在任何一點上匯聚的復雜情況發生變化，這些區域的組織關系的狀態就會隨之發生變化。［10］由此出發，福婁主張保留文學這個并不完美的但已經成為歷史的實際組成部分的概念，從而對文學進行精確定位的和有所差異的歷史分析，認為應該讓具體歷史場合的文學概念取代本質主義的“文學概念”。

在福婁看來，考察文學文本不應該是為了揭示關于過去的社會關系，看它們說了什么，而應該是通過它們所說的，揭示它們在這些社會關系中做了什么。據此，本尼特進一步指出，要使文論與現實實踐關聯起來，關鍵不在于如何理解文學，構建某種區分性的內在形式的特殊品性，或者構建某種維特根斯坦式的相似、差異和延異的關系，而在于如何處理和運用它們；關鍵不在于將文學文本與歷史關涉起來提取意義，而在于生產某種關于如何運用文學文本的具體的差別對待模式的知識，并使這種知識作為權力策略和主張的構成部分，在當下發揮作用。本尼特認為應該把文學看成某種發揮實效的社會場域和社會技術，它們制度化地調節了書寫和閱讀的實踐，形成了社會性的組織場域，而在自我結構的形塑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12］他引用了史蒂芬•希思在《性的定位》中的研究來論證文學如何成為一種文化技術。在希思看來，小說是敘述個體社會關系的寬廣文化的組成部分，促成了社會個體的意義秩序，它們在構成和組織個體性的特定社會形式上，作為自我型構的歷史特定的文化技術的組成部分而發揮了作用。［13］希思細致地分析了小說作為便于調節性共同體和性行為的相關機制或技藝的組成部分，不僅在話語層面，而且在生成和使它們流通的制度層面是如何運轉的。在希思看來，性的小說化建構，幫助組織了具體的性能力和性身份得以形成的社會領域，它們是性欲化具體化形式的社會工具的組成部分。本尼特還認可伊恩•亨特在《文化與治理：現代文學教育的興起》中對文學文本日益成為道德訓練機制和教育塑造工具的有機部分的研究，認為現在不能再像西方馬克思主義那樣簡單地把文學看成一種壓制性的意識形態，而應該看成一種規范廣大民眾品行的手段和強大實效的個人自我形成技術，看成更為普遍的治理手段和治理機制的組成部分。

從這種學術理路出發，本尼特分析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文學理論的美學關注存在的問題。一方面，西馬一直堅持文學藝術的自主性、審美特性和超驗性，意欲從文本本身提取一系列潛在、獨特和超歷史的形式結構的共同品性。在本尼特看來，西馬往往通過抽象的手段，將藝術作品從現世瑣事中抽象出來而提取一種普遍的審美特性，卻遺忘了現世瑣事制約和影響著它們的生產、接受及其效果，實際上說明它們還沒有完全擺脫哲學美學的影響。另一方面，西馬又依據社會歷史條件來對文學文本進行解釋，力圖理論地說明二者的相互作用，并為文學文本的共同品性尋找歷史條件的支持。在本尼特看來，這種矛盾很難克服。因為，只有認定文學具有獨特的永恒品性，才能獲得文學的相對自主和相應的決定自身的能力，這樣，這種文學本質就必定是社會歷史分析難以觸及的。而且，西馬的這種文論觀依賴連續的、具有前進方向的大寫歷史觀。本尼特曾以盧卡奇的普遍性使命理論為例進行分析。在盧卡奇那里，真正的文學藝術表征了其所處的歷史時代的進步趨向和普遍性的社會經驗，這樣，就存在一種區分和排斥，以克服了異化影響而認識到普遍性使命的審美主體來排斥一般的勞工大眾，以所謂的經典藝術來排斥大眾經驗和通俗藝術。而且，在判斷文學文本是否算得上經典藝術方面，其標準主要依賴文學文本在未來的價值和意義，這種以并不存在的未來而決定文學文本的價值和意義的方式，顯然帶有唯心主義色彩。本尼特指出，西方馬克思主義將文學自主理論化，還面臨一種深層困難：必須參照意識形態和科學，而通過雙重區分來界定文學，即文學既不是意識形態，又不是科學；同時因為文學的功能在某些方面與意識形態相聯系，所以它也并不完全是非意識形態的，而又因為它可以將主體從意識形態的幻覺導向科學真理的康莊大道，所以它并不完全是非科學的。這樣，西馬的文學相對自主觀就成了一種無立場﹙not−statements﹚的理論。而且，如果要依據科學與意識形態來否定地定義文學，那么后兩者必須依據其本身而得到明確定義，但是把意識形態理論化為統治階級的話語和科學真理的對立面，現在似乎也成了不可能的任務。

本尼特也指出了西方馬克思主義因為固守文學特性觀念，而導致其染有精英化色彩，如當它要判定哪一種書寫算得上真正的文學時，往往照搬由資產階級批評所提出的形式等級，總是強烈地趨向于所謂的偉大傳統，而排斥小說寫作的更寬廣領域，即通俗小說或大眾小說。在與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論進行對話的基礎上，本尼特同意伊格爾頓的“不存在與其他符號體系區分開來的純文學特性”的觀點，但是與后者不同的是，他認為應該為文學保留一個位置，不過需要把文學看成一系列社會的而不是形式的實體和程序；盡管不存在文學的文學理論，但并不排除存在其他種類的文學理論的可能性。本尼特大膽地指出了一種重新理論化文學的可能性，即可以把文學看成某種特殊的社會組織的表征空間，其特性在于選定文本被付諸運用的制度話語的調節形式。這樣，就把那些文本的實際身份的經驗問題視為一種并不影響定義的偶然性，文學理論就毋須再從理論上或經驗上證明一種具有形式特性的文學存在，而只需集中關注文本的運用構成的社會實踐區域。相應地，就會把文學的本體身份看成一系列可觀察的社會過程，而不是看成一種深不可測的神秘存在。本尼特的目的在于發展更加注重歷史社會實效、更加透徹地貫徹實踐意識的文學理論，他倡導一種周密規劃﹙calculation﹚的文學政治觀，即政治行為者要周密規劃所選定的文本在具體語境中運用的實效、可能性和后果，從而促成生產一種關乎文本的社會歷史運用的技能性的專業知識。

總體來看，本尼特是一位后馬克思主義者，其理論也很難超越后馬克思主義的限度。不難看出，本尼特的學術研究以文化唯物主義、話語理論和解構主義為理論基石，而后者的根本問題在于過分夸大了文化表征相對于經濟條件的獨立性，而滑向否定了經濟條件的基礎作用的立場。在本尼特看來，社會中的一切符號和物質現實各不相同，具有相互區分的差異性，而且都擁有同等的不依賴其他存在的本體論力量。他否定這些多元平等的存在的背后還有共同的隱蔽的長期的支配性力量，這實際上已經暗暗地否定了經濟狀況的最終決定作用，而放棄了基礎或社會存在決定上層建筑或社會意識的立場，否認了經濟結構、政治制度和社會階層等對意識、社會心理和文化表征的基礎性的決定作用，而滑向了文化唯心主義的立場，其錯誤也是顯而易見的。另外，本尼特的歷史觀也存在不少問題，盡管大寫的、連續的、進化式的歷史觀是一種意識形態式的資本主義神話，但并不能否認，在紛紜變化的歷史事件背后，尤其是一些重大事件，如專制政權衰落、帝國殖民的興起及崩潰、大規模販運黑人事件、兩次世界大戰等諸如此類的重大事件背后，還是存在一些深層的必然性和普遍性的規律，盧卡奇等人強調文藝作品通過書寫這種重大事件而揭示普遍性的歷史規律，也是可以理解的。可以說，本尼特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文學歷史觀的批判，并不能徹底擺脫后現代主義的相對主義和虛無主義的局限性。

還要指出，本尼特的反美學和反傳統文學的立場，在一定程度上背離了其思想淵源即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其對審美和文學的理解似乎過于簡單片面。即使從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模式難以構建一種關于文學文本的普遍性的和本體性的審美特性，也不能在理論上徹底否認存在與其他文本區分出來的審美特性的可能性。事實上，審美與人的本質能力即幻想和想象密切相關，它保證了人們能夠通過審美不折不撓地探索和規劃一種更合乎全人類的目的和意愿、使人的潛能更加充分發展的可能的和替代性的未來世界。與文學出身的伊格爾頓相比，社會學出身的本尼特似乎缺乏對文藝作品的真切體驗，似乎對文學藝術能夠在豐富人類的精神世界、生活世界和開拓未來生活方面發揮重要作用缺乏深刻理解，似乎忽略了虛構、想象和幻想這些心理機制的建設性作用。當然，還要指出，對于中國學界來說，本尼特的學術主張和文學觀還是很有參照意義的。某種程度上說，我國文論建設借鑒的更多的是歐洲大陸的理性主義傳統，尤其是康德學派、存在主義和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資源，在研究方法上也呈現出濃郁的無關乎社會歷史的理想主義或唯心主義色彩，而缺乏當下現實的針對性和實踐性。本尼特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痼疾的分析，有利于我們走出純文學藝術觀的誤區，克服文論建設方面的精英主義傾向，克服審美與廣大人民的日常生活的分離。而且，如果能以本尼特的重視實踐和策略性的周密規劃的文學觀為參照物，顯然有助于深入貫徹在文論建設方面一直缺席的馬克思主義的實踐意識，進一步深化美學和文論的社會歷史化維度，也有利于打破知識分子與政府的二元對立，而使擁有專業技術知識的學者在面對當下波瀾壯闊的中國經驗和錯綜復雜的中國問題上可以有所作為。

作者：強東紅 單位：咸陽師范學院文學與傳播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