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文明多元主體治理體系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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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協同治理”旨在實現“生態善治”、體現“人民本位”、運用“辯證思維”等，助力生態文明建設的協同推進，把“生態”“技術”“創新”“融合”等成為新時展的主旋律。破解單一主體對生態文明建設嚴重滯后、“GDP至上”的政績觀、“生態治理碎片化”“生態治理的全局意識欠缺”，以及自然資源依賴型習慣思維定式等，回答新時代生態文明發展實踐之追問，從而實現生態集約化與綠色低碳發展之路，為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發展模式定型提供理論支撐。文章從多元主體的價值理念協同、生態多元主體利益協同、生態戰略協同、生態教育協同、以及生態治理能力協同等方面，指出只有走生態文明的“協同治理”之路，才能實現生態文明建設體系的精準賦能。

關鍵詞：協同治理；生態文明；多元主體治理體系；路徑

黨的報告指出：“著力解決環境問題，堅持全民共治，源頭防治?！盵1]這是中國生態協同治理的總要求，是新時代生態文明理論的價值旨歸與行動指向的有力表達。多元主體積極參與生態文明建設，形成生態協同治理新格局,加大生態環境保護力度，實現多元主體協同推進生態文明新發展。黨的五中全會《建議》指出，完善生態文明領域統籌協調機制。這將提升生態文明建設和生態環境治理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這是解決環境問題的總方案，實現多元主體協同治理，形成生態協同治理新格局，增強生態協同治理能力。精準識別多級主體間平等合作、協同互動、發揮整體協同效應。

一、“協同治理”的涵蘊

“協同”一詞源自系統科學中的協同學理論,是指在復雜大系統內,各子系統的協同行為產生出的超越各要素自身的單獨作用,從而形成整個系統的協同推進。“協”，眾之同和也?！巴保蠒病?。“協同”就是指協調多極主體一致地完成某一目標的過程或能力。生態環境資源的主要特征，即公共性、外部性和有用性,通過多元主體的協調與合作，從而實現對生態環境的全方位、全過程的保護與治理。生態協同治理體系，是指政府、市場和社會三者之間進行的良性互動，促進各治理主體之間的博弈中動態平衡發展。以信任為基礎、以“善治”為目標的協助行動，是多級主體相互依存，形成合力的發展實踐過程。從“協同治理”的界定來看，是應對復雜性的治理危機而制定的一種治理理念與方法，是對傳統科層制的縱向線性治理模式的揚棄。既要從國家及區域間協同治理的角度考慮其整體性與局部性，又要從生態環境風險預防、生態環境保護管理及生態環境損害補償等方面，綜合考慮事物的復雜性及系統性，使得多個主體共同參與并發揮一定的作用。從“協同治理”的發展要求來看，一方面，由于生態環境問題的公共性，主體單一治理的普遍存在，使得政府的行政監管難度相對較大，需要其他社會組織單位的共同參與，才能對政府的監管缺位進行補充；另一方面，在市場機制的調節作用下，企業逐漸趨向追求經濟利益的最大化，無法對企業單位實施嚴格的市場監管，遏制惡性競爭并形成良好的企業秩序，市場機制的主體條件也需要政府的主導參與。由于生態環境保護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使得治理主體的多元性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多級主體協同治理的需要便應運而生。比如，企業社會環境責任的強化、利益表達與協調機制的建立等，人民群眾作為協同治理的主體和參與者，必須堅持人民本位為最高價值和行動準則，尊重人民群眾的權益和監督作用等，從而促進各主體的相互溝通協作，形成治理主體的多元化發展。“協同治理”，既要從國家及區域間協同治理的角度考慮其整體性與局部性，又要從生態環境風險預防、生態環境保護管理及生態環境損害補償等方面，綜合考慮事物的復雜性及系統性，使得多個主體共同參與、各盡其責，實現區域生態環境治理系統的穩定發展。各個主體基于自身的利益訴求，在主要生態價值觀的引導下使得公共利益得到切實有效的維護，最終也將實現主體單個利益的有序性和規范性。現代社會，沒有哪一個主體在生態文明治理中可以獨善其身。協同治理過程也就是各種行為體都認可的行動規則的制定過程。因此需構建政府、企業、社會組織和公眾共同的參與到生態治理中。不斷提升政府、企業組織以及公眾的生態治理中的共同利益，避免出現生態治理上的“真空地帶”，需要多元治理主體積極承擔生態道德責任，實現“善治”的治理目標，形成全方位、多維度的協同共治新格局。多元主體協同治理則成為應對生態危機的風險與挑戰的必然選擇，突破了人類中心主義與自然中心主義相互博弈,破解單一主體對生態文明建設嚴重滯后與“GDP至上”的政績觀、改變自然資源依賴型習慣思維定式等，回答新時代生態文明發展之追問。重新詮釋了人、自然與社會間的和諧關系。多元主體協同治理，倡導多元化主體的共同平等參與，實現社會公共事務的共同治理，兼顧了各個主體的利益訴求，要樹立節約循環利用的資源觀，用最少的資源環境代價取得最大的經濟社會效益。強化公民環境意識，形成全社會共同參與的良好風尚[2]。在協同治理視域下推進生態文明多元主體治理體系的構建。

二、“協同治理”對于我國生態文明多元主體治理體系構建的必要性

（一）推進生態治理現代化發展的需要

強調“統籌兼顧、協調聯動，善于運用辯證思維謀劃經濟社會發展。”[3]生態治理現代化是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的內在需要，同時又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目標的必然要求和必由之路。生態治理現代化以“整體”“協同”“善治”“綠色”等發展理念為內核，把生態正義作為生態治理現代化的價值目標。傳統單一的發展思維，將生態問題局限于某一個領域,忽視了生態危機早已不是“區域性”問題,而是一個“共同性”問題。社會的發展應把生態文明理念納入社會建設的整體性視野中，多元主體的相互協作，共同推進社會的協調發展，加強生態文明建設，創新生態發展模式、拓寬生態發展空間、尋求發展動力是根本，當前中國環境治理與綠色創新發展息息相關，這不僅是一種新生態文明發展理念，也是整合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個人利益與社會公善協同發展的新舉措。結合自然資源消耗力度來看，供給與需求之間的矛盾突出，地下水過度使用、鹽度大，地面沉降、河道生態基本水流量不能得到保障，水污染嚴重等生態問題成為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桎梏，實行水生態系統的綜合治理勢在必行。過度的煤炭開采，付出了沉重的資源環境與可持續發展能力代價。自然資源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進一步減弱，并產生了一定的滯后性，由此生態發展陷入了“資源陷阱”,資源短缺、土地荒漠、河道流量減少，水土污染嚴重等問題嚴重制約了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新時代，以“協同治理”的價值引領，實現生態治理的“知行合一”。注重整體性思維的創新發展，推進資源型區域生態文明多元主體治理。直面資源型區域所面臨的生態環境惡化的嚴峻形勢，反思生態單一治理困惑，需從整體發展觀來推進生態優化問題。建立行之有效的全民監督機制，生態環保方面的誠實守信、違約懲戒等制度納入生態文明建設信用體系，加強綠色信用體系建設，在社會發展監督考核體系中，明確各類涉及生態環境保護考核指標，包括資源消耗、環境危害、社會效益等。不僅如此，良好的生態環境不僅有生態價值，更是一種最佳的公共產品，能夠全方位地惠及民生資源型區域有著天然的資源優勢，可以帶來一定的經濟效益，人們為了追求經濟利益而過度開采資源，產生資源的有限性和人們欲望無限性之間的矛盾沖突，是經濟利益博弈在生態領域的折射。當前生態發展面臨的困惑，主要來源于人們任意踐踏資源，以及保護環境的生態意識淡薄，生態治理投入大回報小，只考慮自己的利益，追求獨善其身，甚至以鄰為壑?！袄麧欁畲蠡钡慕洕l展模式，破壞了自然生態的平衡。因此，生態文明多元主體治理體系，就是在創造經濟價值的同時兼顧生態價值，在二者結合的基礎上創造出能夠與生產需求相互對應的社會價值，這樣就可以滿足經濟、生態與社會價值的高度統一。

（二）解決資本邏輯與綠色發展的對抗性矛盾的需要

把綠色發展理念融入生產生活中，把生態與經濟的有機融合來實現生產方式綠色化，助推美麗中國的建設。從民眾的消費的發展形勢來看，比如炫耀性消費、攀比性消費、符號性消費等帶來的各種危機，包括信息安全危機，精神生活危機、生態環境危機等。過度消費自然資源滿足的不再是人的消費合理需要，資本主導的邏輯是導致當今社會陷入消費困境的總根源，人的物欲膨脹所致消費異化造成人們的幸福感偏離、社會資源分配不公、生態資源危機加劇等。資本邏輯所指向的貪婪逐利、資本的消費批判、資本拜物教等，漠視消費正義與自然生態所承載的極限，消費危機明顯加劇。資本邏輯與綠色消費之間存在對抗性矛盾，即“利潤最大化”的驅使，導致消費危機的產生。因此只有突破“利益最大化”使然，才能洞悉隱匿在諸表象背后的深層淵籔，強調“物質性消費”和“精神性消費”的共生關系。即唯有從“適用、適度與可持續”等這三個消費價值向度進行深入分析，樹立和把握這三重消費的辯證關系，解決資本邏輯與生態文明綠色消費的對抗性矛盾，走理性消費、綠色消費、共享消費等發展之路，才能契合生態文明綠色消費發展之需求。只有實現生態文明多元主體治理體系的構建，才能夠創新生態發展模式、拓寬生態發展空間、尋求社會發展動力，從社會經濟轉型發展的生態價值取向、發展選擇以及價值尺度等方面，不斷激發全民的創造力和發展活力。從而實現經濟價值、生態價值和社會價值的高度統一，達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公善為目標的發展新舉措。在全社會營造全民參與環境保護的文化氛圍，旨在倡導人們尊重自然與融入自然。弘揚中國優秀傳統生態文化，將此作為營造全民參與環境保護的思想寶貴資源。

（三）弘揚生態文化，引領多元主體生態協同治理的文化發展需要

大力宣傳生態文化教育，積極培育生態文化，在全社會樹立和弘揚生態文明理念。樹立“大環保”意識，從社會、經濟、文化和生存方面出發，讓這些意識成為全社會的共識以生態文化引領多元主體生態協同治理，要把保護生態環境、節約資源的生態理念貫穿于日常生活中。把文化產業和文化事業發展放在優先位置，秉承生態文化理念，重視歷史文物以及它所承載的文化的保護，傳承其本土特色，使特色文化輻射到全民生態文明建設的全過程。構建科學有效、結構合理的可持續多元化產業發展體系，提升資源的可持續發展的能力。直面資源型地區生態環境惡化困境，必須擺脫自然資源依賴性思維定式，開展生態系統保護和修復，推動多元主體生態協同治理，加大政策和資金扶持力度，走上精細化、集約化與低碳生態協同治理發展之路。制定有關生態環境保護和治理的道德文化規范，做到“有溫度”的生態治理，形成生態治理全民監督態勢，實現治理主體承擔生態責任道德約束。建立良好的社··會形象，助力生態治理各主體發展。大力宣傳生態環保教育知識，引領生態環保生活方式創新。建立行之有效的全民監督機制。生態環保方面的誠實守信、違約懲戒等制度納入生態文明建設信用體系。

三、“協同治理”視域下我國生態文明多元主體治理體系的路徑選擇

“協同治理”，既要從生態環境風險預防、又要從生態環境保護管理及生態環境損害補償等方面，綜合考慮生態治理復雜性及系統性，使得多元主體共同參與、各盡其責，實現生態環境治理系統的穩定推進?？倳浱岢觥皟缮秸摗薄坝米顕栏裰贫茸顕烂芊ㄖ伪Ｗo生態環境”等重要論斷，集中體現出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重要價值。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不僅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最堅實的基礎，是建設美麗中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重要內容，而且也關系到生態文明發展的根本大計及生態安全。

（一）樹立”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辯證思維理念

總書記指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4]，只有保護好我們的生態環境，才能實現人、自然與社會的和諧發展，環境保護要形成了強大的合力，突破傳統環境治理模式的桎梏，實現生態文明多元主體治理體系，統籌推進山水林田湖草系統治理，“加快制度創新，強化制度執行，引導形成綠色生產生活方式，堅決打贏污染防治攻堅戰”。堅持治山、治水、治氣、治城一體推進，持續用力?！八闹巍奔仁菍ι剿痔锖吧餐w”理念的延續，也是對人與自然和諧相處思想的生動詮釋。維持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二者的精準平衡，力爭生態優先、綠色發展之路。從生態危機產生的根源來看，歸根到底是資源單一粗放利用、資源過度開發及相關的制度安排等導致而成，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人類必須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吧剿痔锖菔且粋€生命共同體，要用系統論的思想方法看問題，從系統工程和全局角度尋求新的治理之道?！吧餐w”與生態文明建設的內在邏輯是一致性?！吧餐w”理念的哲學內涵，集中體現了對生態文明建設認識的不斷深化。因此，針對生態文明生態發展現狀，要不斷加強生態系統保護，提升綜合防控能力。建設生態命運共同體的價值目標，確保生態文明生態安全，使人民群眾的生態權益得到保護。

（二）實現生態多元主體利益的整體協同推進

多元主體有了共同的生態文明建設使命和方向目標，維護好最廣大人民的利益，才能保障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切實提高人居環境質量，政府在治理上既要治理生態環境，又要推動到經濟發展。將企業納入生態協同治理中，實現企業協同治理觀念轉化。對于落實各治理主體的法律與道德責任提供一種保障。闡明生態協同治理與自身發展的聯系；平衡多元主體間的利益，就是對生態文明思想中的“兩山論”的踐行。即使各主體在治理訴求上存在不同的側重點，關注治理主體的切身利益，健全多元主體生態利益的制度保證。根據各主體對投入的治理成本，進行科學的評估，因生態環境是通過協同治理來進行，這一標準的制定也必將是在多元主體協同共治。補償方式上也不應拘泥于單一依靠資金來補償，還可以通過多元補償方式進行。比如增加治理主體的話語權，拓寬其聯動其他治理主體和調配治理資源的范圍，以達到補償主體利益的目的。在治理主體所涉及的各環節，營造良好的治理環境。利益補償機制的實現是對治理主體的一種激勵，保護治理主體的利益不受損，以此來增強治理主體間的相互信任，共同改善的生態環境質量。如果治理多元主體間存有信任危機，進而制約并妨礙生態協同共治目標的實現。所以加強生態合作治理，也有助于及時消除生態治理中的壓力與困惑。建設生態文明需要建立廣泛的社會參與體系，充分引導動員社會各界積極投入到生態文明建設中來，在全社會形成關心、支持、參與生態文明建設的良好氛圍，形成全社會廣泛參與的一項實踐生態文明的自覺行動。

（三）加強生態環境保護建設的戰略布局，促進多元主體生態協同治理的聯動效應

總書記認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使宏大的系統工程，“零打碎敲調整不行，碎片化修補也不行，必須是全面系統地改革和改進，使各領域改革和改進的聯動和集成”[5]，唯有此，才能形成生態的多元主體協同發展效應。以生態優先、綠色發展為導向的高質量發展之路，這是發展理念的一場深刻革命。牢固樹立“兩山論”理念，進一步明確了建設生態文明的戰略地位。生態文明建設作為“五位一體”，是總體布局中的重要方面之一。加大對創新型產業的投入力度，大力發展創新型產業。培育高端技術人才，把教育發展放在突出的位置，采用人才優惠政策支持。要加強扶持新型低碳環保產業，走出生態困境。企業在制定戰略時，不能僅考慮自身的發展，還要關注企業所處的生態系統的影響，勇于承擔企業社會責任，才能夠保持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即優化升級資源消耗型產業，把綠色環保貫穿在生產與消費全過程。改變以往的簡單粗放型發展方式，依靠先進的高端技術進行生產開發。資源型區域生態危機促成生態命運共同體的形成，轉變“GDP至上”政績觀，走上精細化、集約化的綠色低碳發展之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長久之策。要從問題意識和踐行生態價值觀結合的高度，以“生命共同體”作為價值追求，倡導生態文明知行合一，強化資源型區域生態合作共治理念，實現資源型區域生態文明建設優化發展。精準識別利益與責任的相輔相成性，必須加強生態協同治理的責任意識，實現生態文明治理體系的價值目標，共促生態文明建設取得新發展。加大技術創新，降低產業對環境的污染。同時創立自己的低污染高新產品，改善傳統設備的高消耗，耗時、耗工、耗力，效益低的特點，降低產業的生產成本，降低環境污染。增加經濟效益的同時推動生態文明建設平穩發展。把資源消耗與環境污染降到最低。把生態效益與經濟效益納入社會經濟發展考核體系中，把生態發展放在社會經濟增長過程中的突出位置，在增加社會經濟效益的同時也保護了生態環境。堅持協同治理是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方略，充分體現了我黨對生態文明建設規律的把握，以及生態文明建設在新時代黨和國家事業發展中的重要地位，鮮明昭示了我們黨加強生態文明建設的堅定意志和堅強決心，始終保持生態戰略定力，有效促進多元主體生態協同發展。

（四）生態制度的公平與生態文明多元主體治理體系建設

在制度設計上，要從制度創新和制度執行力方面發力，依據制度規則來處理生態問題。依據法律法規及規章制度等強制性手段推動生態治理良性發展，同時依靠人民群眾參與生態治理，以科學的生態文化價值觀作為多元主體協同治理強有力的精神支撐。要把具有剛性強制約束力的制度規范和具有柔性教化功能的生態文化價值觀、生態倫理道德有機結合。丹尼爾·A.科爾曼在《生態政治：建設一個綠色社會》中指出，一些環保主義者提出“權力下放”的政治主張,認為“最貼近環境而生活的人最了解環境,有關決策權和監護權應當掌握在他們手中”[6]。一個生態型社會，一定是權力下放的，這樣才能識別環境的多樣性。而且為了行之有效，權力下放的原則必須應用于政治和經濟的權力領域，以此作為加強基層民主運動的一部分。如果忽視生態協同治理，就無法使大量的民眾力量參與生態治理中。生態協同治理制度的實施要體現民主、公正，公開等，并以合理化制度保障實施。在相關制度的設計上盡可能做到公正、透明、民主、平等、法治，積極吸引不同主體參與資源型區域生態合作共治，發揮人民主體作用，使公民的參與權、知情權和監督權，實現生態制度的公平，并有效促進與態文明多元主體治理體系的建設。

（五）生態教育協同促進社會良序發展

大力宣傳生態文化教育，積極培育生態文化，在全社會樹立和弘揚生態文明理念。樹立“大環保”意識，形成生態發展共識。生態價值觀教育是我們的義務與責任。水資源、土地資源、礦產資源以及大氣資源、耕地資源、節約水資源，在不損害資源的基礎上合理開發，并且節約使用,實現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加強對公民進行環保意識的宣傳，包括環保的方針政策、法律法規、生態公德等方面的教育，從宏觀政策上做好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經濟效益和環境效益，局部利益和國家利益之間的關系，促使整個社會工作的生態文明有序開展。努力提升公民對相關生態保護的意識，引導公民樹立科學的生態環境保護意識。制定有關生態環境保護和治理的道德文化規范，做到“有溫度”的生態治理，形成生態治理全民監督態勢，實現治理主體承擔生態責任道德約束。建立良好的社會形象，助力生態治理各主體發展。大力宣傳生態環保教育知識，引領生態環保生活方式創新。建立行之有效的全民監督機制。生態環保方面的誠實守信、違約懲戒等制度納入生態文明建設信用體系，培養多元主體參與到生態治理與生態監督中。良法是善治的前提，生態治理要想取得實效，必須有完善的環境保護監督機制。同時建立相關的獎懲機制，把資源消耗、環境危害程度、社會效益等指標納入社會發展監督考核體系中，優先考慮生態效益，在追求“金山銀山”的過程中兼顧“綠水青山”。變企業追求自身利潤最大化為追求經濟利益與社會利益最佳結合為目標，明確資源型企業的生態教育責任。更好地推進生態文明多元主體治理體系的構建。

四、結語

進入新時代，把“構建政府、企業、公眾多元主體共同參與的環境治理體系”作為生態治理方略，倡導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強調協同治理的重要價值。從多元主體內生動力的激發、低碳生產方式轉變、生態戰略目標實現等，突破“利益最大化”使然，洞悉隱匿在諸表象背后的深層淵籔，改變單一粗放的生態環境治理舊格局，用“鳥之兩翼與車之兩輪”的行動方案，實現“生態治理”與“經濟發展”二者的“雙贏”。以生態“善治”的治理目標，把“生態命運共同體”作為價值追求，倡導生態文明知行合一，構建多元主體生態協同治理體系，創設和諧美好的生存發展空間。

參考文獻：

[1]黨的報告學習輔導百問[Z].黨建讀物出版社，2017：40.

[2].談治國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96.

[3].看清形勢適應趨勢發揮優勢，善于運用辯證思維謀劃發展[N]．人民日報，2015-06-19（1）.

[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關于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論述摘編[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59.

[5][美]丹尼爾·科爾曼（Coleman，D.A).梅俊杰，譯.生態政治：建設一個綠色社會[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102.

[6]董亮.生態文明思想中的全球環境治理觀[J].教學與研究，2018，（5）：30-37.

作者：王素萍 單位：南京審計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