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新問題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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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底，世界上第一個且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在沒有戰爭和外敵入侵的情勢下自行解體，令世人震動和沉思。十年來，國內外學者對蘇聯解體的根源進行了多方面探究，觀點紛呈，智仁互見。總體上大家都認為蘇聯解體是蘇聯社會危機(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外交、意識形態諸方面)總爆發的結果。筆者也持此觀點，但筆者不同意有的論者所說：“至于蘇聯的瓦解，也不是如同某些蘇聯新問題專家所言，是導因于境內的民族緊張情勢，雖然這的確一直是蘇聯的隱憂之一。促使蘇聯瓦解的真正關鍵，應該是它所面臨的經濟困境。”[1]“蘇聯國際地位的下降，雖然助長了某些民族主義情感強烈的共和國的分離主張，尤以波羅的海諸國和格魯吉亞為最——立陶宛首先一試，于1990年3月挑釁地先行公布獨立——蘇聯最后的解體，卻不是來自民族主義的壓力。”[2]筆者贊同法國史學家埃萊娜·唐科斯和日本學者谷煙良三早在蘇聯解體前所提出的觀點，前者指出：“在蘇聯面臨的所有新問題中，最急需解決而又最難解決的顯然是民族新問題。像它所繼續的沙俄帝國一樣，蘇維埃國家似乎也無法走出民族新問題的死胡同。”[3]后者強調，“民族新問題已成為左右蘇聯對外行動的危險因素，也是從內部動搖蘇聯體制的一個嚴重的政治新問題，假如處理不當，將會導致蘇維埃帝國的崩潰。”[4]的確，蘇聯解體雖由多種因素所致，但民族新問題是一個起關鍵功能的深層次的因素，值得進一步探索。

一

蘇聯是在沙俄的廢墟上建立起來的、以民族為特征的聯邦制國家。因而，蘇聯民族新問題由來已久。從1547年莫斯科大公伊凡四世稱沙皇建立沙皇俄國開始到1917年被推翻，在長達370多年中，沙俄先后兼并了外高加索、中亞、波羅的海沿岸國家、西伯利亞和遠東等地，使其版圖擴張了8倍，征服的民族達120多個。為鞏固其野蠻統治，歷代沙皇均對被征服的民族實行殘酷壓迫和奴役，極力煽動大俄羅斯民族沙文主義情緒，唆使俄羅斯人鄙視、仇恨、欺壓非俄羅斯民族。非俄羅斯地區的一切重要職務都由俄羅斯人擔任，俄語為官方語言，禁止用非俄羅斯語出版書報，學校禁止用非俄羅斯語授課，非俄羅斯民族被迫俄羅斯化，并經常遭到蹂躪和屠殺，致使沙皇俄國成為世界歷史上民族矛盾最深厚的國家，是名符其實的“各族人民的牢獄”[5]。十月革命雖然打壞了舊的國家機器，建立起嶄新的社會主義制度，但是舊俄疆域上形成的多民族國家共同體及其民族新問題卻歷史地遺留給了蘇聯。蘇聯黨和國家為解決民族新問題作了不少努力，也曾取得一些成績，但由于歷史上傳襲下來的民族新問題的嚴重性和民族關系的復雜性，加之蘇聯在處理民族新問題的一系列理論和實踐上的失誤，使民族新問題未能得到根本解決。蘇聯存在的70年中，其民族新問題可謂頭緒紛繁、盤根錯節，大致可概括為四種類型。

一是俄羅斯民族同其他民族之間的矛盾。俄羅斯民族是蘇聯人數最多的民族，約占蘇聯總人口的50略強，多數居住在俄羅斯聯邦共和國境內。由于歷史原因，也有不少俄羅斯人散居在少數民族地區。據統計，俄羅斯人在14個非俄羅斯共和國的人口中平均占19。俄羅斯民族同當地民族的關系遂成為一個突出新問題。俄羅斯人常被少數民族指責為“占領軍”、“殖民者”，而俄羅斯人則感到憤怒，認為俄羅斯對其他民族承擔了過多的義務，吃了虧還要挨罵，這是不公平的，因而從1990年起，《俄羅斯文學報》等報刊發出了要求俄羅斯和其他共和國分家的呼聲。

二是加盟共和國內民族之間的矛盾。在一些加盟共和國內，除少數民族和俄羅斯民族間存在矛盾和沖突外，在非俄羅斯民族中也存在著由爭奪政治、經濟和文化權益而產生的各種矛盾。例如，摩爾達維亞加盟共和國一再要求把摩爾達維亞語定為國語，并把摩文的斯拉夫字母改為拉丁字母，該共和國議會已通過了相應的決議，但這又引起當地講俄語的居民的反對，他們紛紛組織罷工抗議。摩爾達維亞境內的加告茲族人總數只有16萬，可謂“少數民族中的少數民族”，他們也害怕自己的語言被摩語同化，因而也集會游行，要求成立加告茲自治共和國。此外，有些民族地區和加盟共和國當局之間也是矛盾重重。雖然蘇聯憲法規定，根據各少數民族人數的多少和其他條件分別成立加盟共和國、自治共和國、自治州和民族區，自治共和國、自治州加入所在的加盟共和國，并且通過加入一個加盟共和國的形式加入蘇聯，但20世紀80年代以來，有的少數民族自治共和國或自治州卻要求脫離加盟共和國。例如，格魯吉亞加盟共和國境內的阿布哈茲自治共和國和南奧塞梯自治州都出現了要求脫離格魯吉亞的集會游行。

三是加盟共和國之間的民族矛盾。蘇聯的加盟共和國是以一個較大的民族為主，伴之以其他民族而組成的。一些加盟共和國之間實際上就是民族之間，由于歷史積怨、宗教對立、領土糾紛或現實利益沖突等原因而存在著矛盾。如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有關克里米亞半島、科利沃爾斯、頓巴斯地區的爭端；俄羅斯和哈薩克之間有關堅季茲湖地區大片領土的爭端；俄羅斯和白俄羅斯之間有關威特比斯州3個區、哥美里州6個區及斯摩棱斯克州的哥列茨基等地區的爭端；俄羅斯和愛沙尼亞之間有關普斯科夫州的楚德湖和納爾瓦河地區的爭端；塔吉克和烏茲別克之間有關撒馬爾罕和布拉市的歸屬新問題的爭端等等。這類民族矛盾最典型的是南高加索地區的阿塞拜疆和亞美尼亞兩共和國之間圍繞納戈爾諾——卡拉巴赫自治州的歸屬新問題而出現的武裝沖突。1987年秋，阿境內主要由亞美尼亞族組成的納卡州認為本民族遭受歧視而提出脫離阿塞拜疆共和國、加入亞美尼亞共和國的要求，得到亞美尼亞的全力支持而遭到阿塞拜疆的果斷拒絕。阿塞拜疆人涌入納卡州，和當地的亞美尼亞人發生暴力沖突，造成26名亞美尼亞人和6名阿塞拜疆人死亡，近200人受傷的流血慘案。蘇聯中心政府調動軍隊制止了沖突。1988年3月，蘇聯最高蘇維埃公布拒絕亞美尼亞的要求，同年7月12日，納卡州蘇維埃投票決定脫離阿塞拜疆共和國，蘇聯中心政府和阿塞拜疆均不予認可。此后，阿、亞兩族之間的敵對活動不斷升級，沖突亦蔓延至其他城市。1990年1月，蘇聯最高蘇維埃公布部分沖突嚴重的地區處于緊急狀態，并派蘇軍和內務部隊趕赴當地恢復和維持秩序。此后局勢非但沒有根本好轉，矛盾反而加深。1991年蘇聯解體后，納卡州歸屬新問題遂成為阿、亞兩個獨立共和國之間的爭端。表面上看，這屬于領土之爭，而實質上，圍繞這一新問題的矛盾卻發展為把矛頭指向中心、反對蘇維埃、要求退出聯盟的政治斗爭，而且，南高加索地區的民族沖突具有一個顯著特征即采取了武裝暴力的方式。

四是加盟共和國和聯盟中心的矛盾。這一矛盾主要表現為加盟共和國爭取自主權和要求獨立。最為突出的是波羅的海沿岸的立陶宛、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三個加盟共和國。這三國雖是小國，但地處戰略要沖，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和北歐國家相近，在歷史、文化、宗教等方面和西方國家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它們是根據1939年8月23日的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及秘密議定書而并入蘇聯版圖的。并入蘇聯后，由于受全國政治經濟體制的制約和各共和國之間“平調”政策的影響，三國發展緩慢，和北歐諸國的水平相差甚遠。因此，三國認為，并入蘇聯給他們造成巨大不幸。于是從1987年起，每年的8月23日三國民族主義者都在各自的首都舉行大規模集會游行，打出以前的資產階級共和國旗幟，譴責蘇德條約及其秘密議定書導致了蘇聯對當時獨立的三個共和國的占領，要求更多的自主權，直至脫離蘇聯。1989年8月23日，這三國利用蘇德條約簽訂50周年之際，舉行了有百萬人參加的“波羅的海之路”的示威活動，示威者手拉手組成了連接三國主要城市，長達650公里的人鏈，表明脫離蘇聯而獨立的決心，煽動起十分激烈的民族主義情緒。波羅的海地區民族主義運動的特征是有廣泛的群眾基礎，有組織、有領導、有計劃，而且三國協調行動、步調一致，形成了聲勢浩大的政治運動。不過斗爭的方式和前述納卡新問題不同，沒有發生武裝沖突，而是以集會、示威、游行、立法等和平途徑為主。

二

任何一個多民族國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各種民族新問題，而只有當這些新問題尖銳激化到無法解決的地步才會危及社會的穩定甚至國家的統一。蘇聯也不例外。那么，是什么原因使蘇聯民族新問題激化并進而導致了聯盟的解體?不少學者認為，其源蓋出于戈爾巴喬夫推行錯誤的改革和國際反動勢力起了推波助瀾的功能。但筆者認為，比較而言，下列因素更為重要。

(一)背離聯邦制原則，實行高度中心集權制，加深了各共和國和聯盟中心的矛盾。蘇聯的國家體制采用以民族為特征的聯邦制。1922年12月30日蘇聯成立時由俄羅斯聯邦、南高加索聯邦、烏克蘭、白俄羅斯4個蘇維埃民族共和國組成，這4個加盟共和國是以一個主體民族的名稱來命名的。1924～1940年，蘇聯發展成為16個加盟共和國，20世紀50年代中期至1991年蘇聯解體時是由俄羅斯聯邦、烏克蘭、白俄羅斯、哈薩克、烏茲別克、吉爾吉斯、塔吉克、土庫曼、阿塞拜疆、亞美尼亞、格魯吉亞、摩爾多瓦、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15個加盟共和國組成。這15個加盟共和國的國名也都是以一個主體民族的名稱來命名的。蘇維埃聯邦制是列寧的一大創造。十月革命前，列寧一直堅持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后應建立民主集中的單一制國家，他認為社會主義社會仍然采用聯邦制是歷史的倒退，因而反對建立聯邦制國家。十月革命勝利后，由于國內外出現十分尖銳和復雜的形勢，列寧改變了原來的主張，轉而認為建立各蘇維埃共和國聯合統一的聯邦制國家是適宜的。因為列寧看到，在俄國無產階級革命斗爭的過程中，被壓迫民族表現出獨立自主的強烈愿望，建立了各自獨立的蘇維埃共和國。在此情況下，若再堅持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共和國就易使少數民族產生誤解和不信任，加之協約國為扼殺新生的蘇維埃政權進行了聯合武裝干涉，如不建立各民族聯合統一的聯邦制國家，就有被敵人各個擊破的危險。需要指出的是，在實行聯邦制的條件下，列寧還非凡強調兩點：其一，為體現社會主義民族平等，各蘇維埃共和國應以完全平等的主權國家自愿聯合組成蘇維埃共和國聯盟，各共和國實行民族自決，有加入和退出聯盟的權利。其二，聯邦制是向民主集中的單一制國家的過渡形式。但從斯大林開始的蘇聯領導人卻片面理解列寧的聯邦制思想，把建立聯邦制國家看成僅僅是為解決當時復雜民族新問題的權宜之計，利用列寧有關聯邦制是向集中制過渡形式的觀點作為實行中心高度集權體制的依據，從而背離了聯邦制原則。從表面上看，1924年、1936年和1977年的蘇聯憲法均重申了蘇聯成立宣言和聯盟條約的精神，明確規定蘇聯是各主權蘇維埃民族共和國的聯盟，蘇聯保護加盟共和國的主權國家地位，加盟共和國獨立行使自己的國家權利(典型的是聯合國成立時，烏克蘭、白俄羅斯也作為聯合國的創始國，并且長時間在聯合國派有外交代表)，并可以自由退出蘇聯。這種雙重主權國家的規定，在世界上實行聯邦制的國家中是獨一無二的，似乎蘇聯加盟共和國的權限很大。而實際上，從1922年至20世紀80年代末，沒有一個加盟共和國可以自由退出蘇聯，而加入蘇聯的共和國也不全是自愿的，如立陶宛、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三國以及完整的烏克蘭、白俄羅斯和摩爾達維亞三國加入蘇聯就是非凡歷史條件下的產物。至于憲法賦予加盟共和國所享有的獨立行使經濟、財政、內務、司法、文化教育、衛生和社會保障、檢查監督和民族事務等方面的權利，也幾乎是有名無實的。因為，列寧去世后，斯大林違反了列寧堅持的民主集中制原則，逐步加強了個人集權地位，形成了黨內高度集中的領導體制。同時，斯大林又把黨和國家混為一談，黨政不分，以黨代政，把黨內高度集權集中的組織領導體制推行到國家體制上，形成了高度集權集中的國家體制。后來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進行了改革，但并沒有改變斯大林時期形成的黨和國家高度集權集中的體制。在這種體制下，聯邦制原則名存實亡。在經濟上，聯盟中心通過由它直接管理的聯盟部及聯盟——共和國部，控制了共和國的絕大多數企業和資產。如斯大林時期，聯盟部所屬企業占全蘇工業總產值的89，共和國部所屬企業只占11；赫魯曉夫時期的聯盟部及聯盟——共和國部所屬企業占97，共和國部所屬企業占3；勃列日涅夫時期的聯盟部及聯盟——共和國部所屬企業占94，共和國部所屬企業占6[6]。更有甚者，共和國連修建200張病床以上的醫院或投資400萬盧布以上的項目的權利都沒有，而聯盟中心在共和國修建新項目都可以不經共和國批準，也不同共和國商量。這不但造成經濟發展結構不合理，使共和國利益受到損害，而且極大地挫傷了共和國的積極性。這種僵化而非彈性的管理體制從根本上講不利于蘇聯的存在和發展，因為它把大多數加盟共和國推向一個非此即彼的尷尬境地：要么是被強行地留在蘇聯，要么是一有機會就徹底擺脫聯盟。而且不管多么有名無實，蘇聯的成立宣言、聯盟條約以及歷次憲法所公布和賦予的各民族享有自決權及各加盟共和國主權國家地位和自由退盟權，還是為民族分離和獨立運動提供了合法理論依據，從而導致聯盟的解體。

(二)在理論上，超越社會發展階段，過早地公布民族新問題“已經解決”，導致民族關系中的消極現象日益增多。歷史實踐表明，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后，社會主義制度從建立到完全實現社會主義理想，需要經歷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加之社會主義制度本身也需要逐步發展和完善，這就決定了在多民族的社會主義國家，民族新問題也將長期存在。

列寧之后的蘇聯歷屆領導人對民族新問題的熟悉，都未能達到列寧所達到的高度，他們在民族理論上一直存在“左”的傾向，這同蘇聯領導人對社會發展階段的熟悉有密切聯系。他們總是抱有不切國情的超前熟悉，不是盲目地公布蘇聯建成了社會主義或進入了發達社會主義，就是急于向共產主義過渡，而在他們的思想深處，民族進程和社會進程是同步的，因而民族新問題必然隨著社會進入高級階段而不復存在。具體而言，1936年斯大林公布蘇聯已經消滅了剝削階級，建成了社會主義，不久，聯共(布)十八大進一步公布，蘇聯已完成了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建設并從社會主義逐步過渡到共產主義階段。因此，在民族新問題上，斯大林認為“制造民族糾紛的主要勢力即剝削階級已被消滅，培植民族互不信任心理和燃起民族主義狂熱的剝削制度已被消滅”，“真正兄弟合作的關系”已建立起來了，“蘇聯各民族和種族，在全國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各方面都享有同等的權利，所以根本談不到民族權利會受到損害。”[7]甚至認為蘇聯各民族“已經在完全平等的基礎上，以一種堅固的友誼緊緊地聯系在一起了”，蘇聯“已經成為全世界真正民族平等和合作的榜樣和典范”[8]。這顯然不符合客觀實際。1961年赫魯曉夫公布20年基本建成共產主義，在這個條件下，“蘇聯已經解決了人類世世代代所關心的，而資本主義世界直到現在仍然尖銳的一個極其復雜的新問題，即各民族之間的相互關系新問題”，因為“在蘇聯已經形成了具有共同特征的不同民族人們的新的歷史共同體——蘇聯人民。”[9]同樣，1967年勃列日涅夫提出，蘇聯已經建成發達社會主義，正在向共產主義轉變，因而“民族新問題徹底地一勞永逸地解決了。”[10]可見，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對蘇聯民族新問題狀況都作出了錯誤的估計。就連提出各種新思維的戈爾巴喬夫也未能跳出上述觀念的圈子，在其《改革和新思維》一書中很少論及民族新問題，在民族理論上基本步了前任之后塵。在蘇共二十七大的政治報告中，戈爾巴喬夫強調指出：“蘇聯已經一勞永逸地消滅了各種形式和表現的民族壓迫和民族不平等。各民族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誼，對各民族的民族文化和民族尊嚴的尊重已得到確立，并已進入億萬人的意識之中。蘇聯人民是一個嶄新的社會和族際主義的共同體，這個共同體是由一致的經濟利益、意識形態和政治目標結成的。”[11]正是由于蘇聯領導人對本國民族關系發展狀況的錯誤估計，忽視民族新問題的普遍性、長期性和復雜性，因而蘇共總是對實際存在的各種民族新問題熟視無睹，報喜不報憂；總是強調各民族的共性而無視其個性，人為地加快各民族接近和融合的進程。這樣，舊的民族新問題被人為地掩蓋起來，得不到及時解決，而新的新問題又積累下來，新舊矛盾交織，一旦總爆發就必然危及國家統一。

(三)民族政策失誤引起族際關系緊張。正確的民族政策是建立在對民族關系狀況及各民族間主要矛盾的正確估計和分析的基礎之上的。列寧之后的歷屆蘇聯領導人對蘇聯民族新問題的解決估計太高，嚴重脫離實際，因此在民族政策上必然會出現一系列失誤。蘇聯民族政策失誤主要表現在用階級斗爭方式處理民族新問題和維護大俄羅斯民族沙文主義兩方面。馬克思主義認為，民族和階級、民族新問題和階級新問題是兩類不同的概念，雖然它們之間存在一定的聯系，但在任何歷史時期都不能將其完全等同。在社會主義國家中，民族新問題一般屬于人民內部性質的矛盾，只能通過宣傳、教育、疏導、協調等方法妥善加以解決。然而列寧之后的蘇聯領導人卻忽視民族新問題和階級新問題的區別，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把民族矛盾和民族糾紛歸結為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把任何謀求本民族利益的努力不加分析地斥之為“資產階級民族主義”，以階級斗爭的方式處理民族新問題。30年代初，蘇聯不顧少數民族的非凡性，強制實行農業集體化，使哈薩克、烏克蘭、白俄羅斯和高加索等地的農業生產遭受嚴重破壞，因饑荒而死亡500～900萬人[12]，引起當地人民的不滿和反抗，斯大林將他們打成民族主義危險分子，流放和鎮壓了大批農民和富農。1934年1月，斯大林在聯共(布)十七大總結報告中明確提出，蘇聯國內民族矛盾的實質是階級矛盾，民族紛爭的實質是階級斗爭。他認為民族主義和機會主義一樣是社會主義的階級敵人。非凡是在大清洗運動期間，各少數民族地區的多數領導干部和知識分子因所謂“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罪名而遭到清洗和鎮壓。如1937～1938年間，烏克蘭、白俄羅斯、吉爾吉斯、亞美尼亞等共和國黨中心第一書記皆被處死；哈共中央局成員全部被殺；1937年5月，出席格魯吉亞共產黨十大的644名代表，會后不久竟有86被捕、流放或遭監禁。衛國戰爭時期，借口某些少數民族中有人“和法西斯勾結而背叛祖國”，就把克里米亞韃靼人、德意志人、麥斯赫特土耳其人等11個弱小民族的大約500萬人趕出其世代居住地，強制其遷往中亞和西伯利亞等條件艱苦的地方，其中有幾個民族在赫魯曉夫時期恢復了名譽，返回家園，恢復了自治，而另3個民族，后來雖也恢復了名譽，但未允其重返家園，恢復自治，因而留下動亂的根子。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當政時期，仍然堅持民族矛盾的實質是階級矛盾的觀點，并且認為國內民族主義活動是國際階級斗爭的反映。因而將各共和國內不滿蘇共政策、要求擴大自主權以及歌頌本民族歷史文化傳統的干部和知識分子統統當成資產階級分子，大加批判或監禁，把不滿和反抗的少數民族作為社會主義的階級敵人進行打擊和鎮壓。用階級斗爭方式處理民族新問題，其結果是在民族關系中人為地制造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把屬于各民族間的內部矛盾人為地轉化為敵我矛盾，造成長期階級斗爭擴大化，嚴重傷害了這些民族的感情，加深了民族關系危機，助長了民族分離傾向。

大俄羅斯民族沙文主義作為舊時代的糟粕，在社會主義的蘇聯建立以后理應予以清除。列寧果斷反對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思潮，如大俄羅斯主義和各種地方民族主義，他要求著重反對大俄羅斯主義。列寧多次強調指出，大俄羅斯沙文主義是妨礙實現各民族平等和團結的主要危險，因此，他公布“要同大俄羅斯沙文主義決一死戰。”[13]但列寧之后的蘇聯歷屆領導人都忽視了列寧的教導，雖然他們一直籠統強調反對民族主義，但實際上著重反對地方民族主義，維護大俄羅斯沙文主義傳統。第一，歪曲沙皇征服少數民族的歷史，把沙俄的侵略擴張說成是應少數民族的“請求”，是少數民族的“自愿歸并”，沙皇給被征服民族帶來“文明和進步”，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他們認為在二次大戰中蘇聯恢復西白俄羅斯和西烏克蘭等地區，強制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和摩爾多瓦四國加入蘇聯，收復庫頁島及千島群島，“這樣的邊界最符合蘇聯歷史的真實”[14]。在斯大林看來，凡沙俄帝國占領過的領土都應該是蘇聯的領土，強占這些地方是恢復蘇聯“合理的邊界”。這實際上違反了蘇聯成立之初列寧制定的有關不答應劃分勢力范圍的對外政策原則。第二，任意吹捧俄羅斯民族是蘇聯的偉大民族和領導民族，無視其他民族的地位和貢獻。如他們宣稱俄羅斯是各共和國聯合成統一國家的“中心”，吹捧俄羅斯是“蘇聯各民族的領導力量”“是蘇聯各民族的母親”，“是俄羅斯人幫助其他民族克服了幾百年的經濟和文化落后狀況”[15]。甚至在1989年9月蘇共民族政策綱領中仍堅持要以俄羅斯為中心建立新聯盟國家，繼續強調“俄羅斯過去和現在都是整個聯盟國家的凝聚力量，對于克服民族地區的落后狀況作出了決定性的貢獻”[16]。第三，俄羅斯人在政治上享有特權。1923年6月，按斯大林在全蘇民族工作會議上提出的選舉原則，蘇聯中心執行委員會由350名代表組成，其中俄羅斯聯邦共和國代表為280名，占80，而其他3個共和國代表只有70名，僅占20[17]。在歷屆蘇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和執行機關中，雖然各民族共和國都有一定比例的代表參加，但歷屆國家元首則大多為俄羅斯人，歷屆蘇聯政府首腦除斯大林一人外都是俄羅斯人，至于聯盟中心政府各部委主要領導職務也大多由俄羅斯人擔任。在實際上直接掌控國家最高權力的蘇共中心領導機關中，雖有少數非俄羅斯人參加，但除斯大林外，其余各屆蘇共中心最高領導職務均由俄羅斯人擔任。典型的例證是，安德羅波夫為首的10人組成的中心書記處全部是俄羅斯人；各主要民族共產黨員占全體黨員總數的比例分別為：俄羅斯59.8、烏克蘭16.02、白俄羅斯3.76、烏茲別克2.31、哈薩克1.94、格魯吉亞1.68、阿塞拜疆1.65、亞美尼亞1.51、摩爾達維亞0.53。上述做法，嚴重違反了各共和國和各民族平等的原則。第四，強制推廣俄語并作為蘇聯的國語，歧視少數民族語言。語言是民族的主要特征之一。在多民族國家里，語言政策是民族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馬克思主義反對對任何民族語言的任何歧視和限制，不答應任何民族語言享有任何特權，認為假如把一個大民族的語言強加給其他民族，勢必造成人為地實行民族同化政策。列寧指出：“誰不承認和不維護民族平等和語言平等，不同一切民族壓迫或不平等現象作斗爭，誰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甚至也不是民主主義者。”[18]他堅持民族語言平等，反對強行推廣俄語，他指出：“用棍棒強迫”其他民族學習俄語，其后果只能是“使偉大而有力的俄羅斯語言難以為其他民族集團所接受，主要是會加深敵對情緒，造成無數新的摩擦，增加不和和隔膜等等。”[19]但列寧之后的歷屆領導人都違反民族平等的原則，在全國范圍內強制推廣俄語，力圖使俄語成為各共和國國語。據統計，1986年蘇聯出版發行各種書籍22億冊，其中俄文書籍占86，而其他少數民族語言書籍僅占14(少數民族人占全蘇人口49.2)[20]。有幾十個小民族的語言和文化處于消失的邊緣。

幾十年來，列寧之后的蘇聯領導人縱容大俄羅斯民族主義的做法，嚴重破壞了民族平等原則，事實上使俄羅斯處于聯盟中心領導地位，在政治、經濟、軍事等各方面享有特權，而其他少數民族則處于附屬的“次等民族”地位。民族不平等現象的長期存在，激發了少數民族對聯盟中心和大俄羅斯民族主義的嚴重不滿情緒，非俄羅斯民族的民族主義普遍存在。這兩種民族主義互為因果，成為蘇聯解體的關鍵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