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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擴張具有很強的階段性。在地理大發現前六百年中，擴張成果極其有限，僅在中大西洋地區有些許斬獲，而對北歐及中東的擴張努力卻無功而返。但地理大發現之后，情況卻截然不同了。歐洲在海外的殖民拓居地一再擴大，甚至建立了白人移民國家，其建立“新歐洲”的夢想實現了。歸結前后兩個階段西歐對外擴張效果的差異，人們總是毫不猶豫地認為是先進的技術優勢令西方人的擴張在地理大發現之后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但仔細審閱一下歐洲人所建立的那些永久性的“新歐洲”時，我們卻發現，這些白人的新樂園幾乎全部集中在人類文明不甚發達的部分溫帶地區。那么，為什么歐洲人沒有在寒帶、熱帶或者是人類文明比較發達的東亞地區建立起新歐洲呢?對這一新問題的解釋，技術決定論顯然是無能為力的。

英國聞名歷史學家艾爾弗雷德·W·克羅斯比在其《生態擴張主義——歐洲9001900年的生態擴張》(注：艾爾弗雷德·W·克羅斯比著，許友民、許學征譯：《生態擴張主義——公元900—1900年的生態擴張》(原聞名EcologicalImperialisn,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6.)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年。)一書中從生態的角度對此作了頗有見地的解釋。

克羅斯比認為，西方建立“新歐洲”的殖民擴張之所以能夠成功，關鍵因素并不在于征服者擁有較之被征服者更具優勢的技術力量，比如說槍炮，而在于他們具有生態上的優勢。

按照克氏的看法，他并不認為西方的擴張僅僅是一個人種對其他人種的征服，它更意味著歐洲舊世界生態系統對“新歐洲”生態系統的挑戰。在拿著工具的人對新世界實施通常意義上的征服之前，舊世界生態系統對新世界生態系統的征服其實早就開始了。那就是航海時代西方水手們從舊世界帶來的動物、包括雜草在內的植物和各種疾病正在緩慢地改變著新世界那原本非常簡單的生態環境。舊世界的豬、牛、羊、馬、狗，甚至是老鼠等動物在逐漸地取代新世界動物在這些大陸上的統治地位，舊世界雜草也將新大陸的草木植物逼得無路可逃，而歐洲人帶來的那些疾病則令土著人體質衰弱不堪，甚至大批大批地死去。新世界的生態系統就這樣逐漸地改變了，其生活環境也日趨和歐洲接近，開始適于歐洲人居住，于是歐洲舊世界開始出現向“新歐洲”移民的熱潮。當手握槍炮等現代武器的歐洲人粉墨登場，開始他們戰場上的征服行動時，實際上真正的戰爭已經過去了。

但是當西方人向熱帶地區、北歐嚴寒地區及亞洲那些早已經高度文明化的地區進行擴張時，盡管他們仍然具有技術上的優勢，他們的生態優勢卻已經不復存在了。歐洲的動植物在對這些地區的擴張中根本發揮不了多少功能。熱帶非洲和亞洲文明地區遠較新大陸復雜而堅韌的動植物系統完全可以反抗住入侵者的破壞。而北方苦寒天氣根本就不適合歐洲動植物的生存，因而他們盡管也能夠暫時占領這些地區，但這種占領不可能長久。由于生態系統并沒有根本改變，所以在這些地區歐洲人建立“新歐洲”的愿望也就只能是個夢想。

這樣看來，西方對外擴張是有其地區選擇性的，“歐洲化”的夢想只能在生態環境簡單且和歐洲同處溫帶的原始地區才會取得成功。克羅斯比所有論述的主旨，就在于說明整個西歐的千年對外擴張史，實際上是舊世界的生態系統對“新歐洲”原有生態系統進行改造的歷史，在這個過程中歐洲人只是扮演了一個受益者的角色而已。因此近一千多年的歐洲對外擴張史從不同的角度而言，包含著兩個方面的含義：

一、歐洲人對外開拓新聚居地的努力；

二、歐洲舊世界生態系統試圖改變或取代歐洲以外地區生態系統的過程。當第二個過程在絕大多數溫帶地區獲得成功的時候，歐洲人的拓殖努力也就成功了。

本書在寫作及理論論述上主要有以下幾個特征：

一、論述的內容時間跨度大。它從10世紀斯堪的納維亞人對北歐的入侵和十字軍對中東的入侵為起點，一直論述到19世紀末歐洲人對非洲和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地區的侵略為止。

二、本書考察的行為主體不再是通常意義上的“人”，而是各種動植物。不象傳統歷史著作那樣側重于對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人類行為的分析。在這本書中，這些傳統論述的內容涉及很少，主要是對舊世界動植物向世界其它地區的擴張行為進行描述和分析。在克羅斯比看來，人的行為在歐洲的擴張中僅僅是總體生態行為的一部分，而不再是獨立的行為主體。

三、在對歐洲對外擴張歷史的論述中，生態地理學知識構成了克羅斯比理論論述的基礎。茲舉兩例：

一、在論述舊世界生態系統對“新歐洲”生態系統的侵略時，我們必須弄明白這種侵略產生的生態基礎，即兩種生態系統的差異性，產生的原因。對這一原因的解釋，克羅斯比接受了地理學大陸漂移學說。認為原本為一體的泛古陸于一億八千萬年前在地心熱力的功能下解體了，由于各部分已經完全沒有聯系，它們原本趨同的生態物種便開始按照各自不同的方向進化，于是逐漸形成了今天這樣生態系統迥異的世界各洲。而恰恰是生態環境的不同才構成了西歐對外生態擴張的首要前提條件；

二、16世紀地理大發現的關鍵就在于能否探索一條駛向東方的航線。它關系到歐洲人能否在舊世界之外地區建立新歐洲。而在航海還處于手工操作的時代，這個新問題的關鍵又在于如何探清不同地區海洋在不同季節其風向的特征。在這一點上，克羅斯比表現了他諳熟的生態地理學知識。對歐洲人探索新航路過程的描述，表明他對大西洋貿易風、印度洋季風、太平洋風向等的四季變化特征非常熟悉。

四、這本書實際上可以看作是一本從宏觀上描寫歐洲整個生態擴張歷史的專業性通史著作，在著作體例上，它也具有別具一格之處。

在對生態擴張的前提條件——泛古陸裂隙解體導致的各地區生態發展的差異性——以一章的篇幅進行說明之后，他將自公元900年以來的歐洲生態擴張史以16世紀的地理大發現為界劃分為兩個階段，在第一階段，以斯堪的納維亞人對北大西洋地區的擴張和十字軍東征失敗為一章，以歐洲人對中大西洋幸運三島：馬德拉群島、亞速爾群島和加納利群島的勝利占領為一章，通過對他們成敗的原因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釋，以此說明在冷兵器時代歐洲人對外擴張中的生態因素之決定性功能。在航海時代對各大洋季風風向的把握成為有用的知識后，歐洲生態擴張的歷史進入了第二階段。然而新時期盡管火器已經在對外擴張中成為不可或缺的武器，但并不表明在擴張進程中一帆風順。本書以一章的篇幅集中對歐洲擴張主義者在亞洲地區、熱帶非洲地區及美洲和澳洲熱帶地區的失敗及其生態因素做了詳盡的論述。而對于歐洲人擴張勝利的地區，如北美洲、南美大草原地區、澳大利亞、新西蘭等，作者并沒有具體地對它們進行逐個的個案分析，而是將其取勝的共因：雜草、動物、疾病等在“新歐洲”各地區的擴張各分一章進行綜合論述。而后以歐洲人在新西蘭的擴張為例，用一章的篇幅說明雜草、動物、疾病等在歐洲人對外擴張中的功能。最后作為全書的總結，作者對歐洲擴張成功的因素進行了綜合解釋。

除以上幾點之外，本書還向我們展示了歷史學的社會實用價值。考慮到當前全球面臨的生態新問題，這本著作也具有學術探究和現實結合的意義。它從歷史的角度對當今生態環境不斷遭到破壞提出了警示。克羅斯比對“新歐洲”因生態物種遭到破壞而導致土著人衰敗甚至是消亡的論述，實際上暗示了當今因各種人為因素帶來的生態環境變化，比如亂砍濫伐導致的水土流失、人類偷獵行為導致的珍稀動物絕種、二氧化碳氣排放過多導致的全球溫室效應、工業廢料對生活環境的污染等等，已經給人類生存帶來了嚴重的威脅，因此克羅斯比在本書中對歐洲生態擴張的描述從另一個角度向人們揭示了保護環境的必要性。

作為一位優秀的學者，克羅斯比獨特的學術視角及出色的學術洞察力在《生態擴張主義》一書中得到了很好的體現，這本著作所建立的生態擴張理論對歐洲近千年的擴張史做出了令人信服的再解釋，向多少年來為學術界所公認的技術決定論提出了挑戰，表明一個地區對另一個地區的擴張，盡管需要優勢的技術力量，但其決定性的前提條件卻必須是對被征服地區生態系統進行再改造。

但本書也存在以下幾點不足：

一、對于人類的行為，僅僅是從純生態的視角來考察，比如歐洲探險者給新大陸有意無意間傳播了新的生態物種，而對政治、經濟、文化等非生態因素在擴張中的影響，顯然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這樣做固然利于對新理論的陳述，但卻使這個理論缺少了應有的說服力；

二、在對歐洲動植物在“新歐洲”的擴張的論述中，作者一直強調新舊世界動植物交流的單向性，即“新歐洲”的動植物在舊世界從來就不會像舊世界的動植物在“新歐洲”那樣能夠迅速地發展。但作者也提到還有一些新世界動植物實際上也在舊世界生根了，比如澳大利亞的桉樹已經遍布于地中海周邊地區，而北美的灰松鼠甚至取代了舊世界的紅松鼠，但作者并沒有就此做出解釋，這樣就令人對新世界的動植物不能在舊世界立足的說法產生了懷疑；

三、克羅斯比在他的著作中也犯了一些常識性的錯誤。對于世界范圍內的人種起源新問題，他將非洲看成是人類的發源地，這實際上否認了人類起源地區的多樣性；在文明起源新問題上，他盲目地將亞歐舊大陸各地區文明的源頭統統歸結為近四千年前的蘇美爾文明，這也否認了東亞、南亞等地區獨立的文明起源。

雖然本書原版并非新作，但對我國學術界而言，生態擴張論還是一個相對生疏的觀點，它以一種有別于傳統的新視角去看待歐洲擴張，應該會給人很大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