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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篇文章里，我將對漢學研究的初期建立進行簡略的描述，并且探討未來漢學研究在中國方言學、歷史音韻學和語法方面的研究前景。最后還將涉及近古時期漢語書面語和口語之間關系的考辨。

請允許我先談談我的老師高本漢先生（1889－1978）及其漢學研究歷程。1909年秋，高本漢先生在烏普薩拉大學獲得了日爾曼語、斯拉文尼亞語和希臘語的學士學位之后，到圣彼得堡大學學了兩個月漢語，翌年2月他就跟隨一艘瑞典貨船前往中國上海。

在貨船上的兩個月里，高本漢研讀了狄考文（CalvinMateer，1836－1908）的著作《北平官話教程：以方言為基礎》，這是最優秀的漢語入門書之一。此后兩年他住在山西太原，而其足跡遍及整個華北地區，他所調查的方言超過33種。從他寄回家的書信來看，當時高本漢對中國文化還沒有產生特別的興趣，他去中國的主要目的是對漢語方言進行田野考察。他在這段不長的時間里所收集的方言資料，后來成為他重構古代漢語語音的資源之一。

1911年12月，高本漢先生離開中國，在倫敦國王學院呆了幾個月。他本意是想在美國的學術機構中謀求一個教職。當他了解到全美國只有耶魯、哈佛、伯克利和哥倫比亞四所大學設有漢學專業，而且當時都沒有空缺的教職，他便打消了原來的念頭。最終，高本漢決定去巴黎，當時那里活躍著兩位最偉大的漢學家：沙畹（1865-1918）及伯希（1878－1945）。

在此，我想補充說明的是，20世紀初的巴黎，在當時是歐洲漢學研究的中心。高本漢先生旅居巴黎進行的研究，對于他本人的研究影響甚大，后來他的學生也間接受到影響。1912年至1914年，高本漢在法蘭西學院深造，在這里，沙畹主持漢語研究，伯希和則主持中亞語言和歷史研究。那幾年沙畹主講儒家經典《書經》、《詩經》和《春秋》以及它們作為歷史研究資料的重要角色。沙畹在文本分析課程中，選擇了《烈女傳》作為細讀材料，這本書的作者是漢代博學的目錄學家劉向。

伯希和幾年前曾深入中亞地區和敦煌莫高窟進行考察，回到法國后，他整理并主講了3個系列題目。其一是有關蒙古帝國的組織，其二是對蒙古時代用漢語和突厥語雙語書寫的碑銘進行研究，其三是考察基督教從最初傳入到15世紀末在中亞地區的傳播情況。1912－1914年，在實用高等教育學院的歷史學和文獻學部都沒有任何課程。1913年，宗教學部主任由沙畹先生的學生葛蘭言（MarcelGranet，1884－1941）接替。葛蘭言在1913－1914年間主講了宗教儀式中的洗禮，他本來還準備開設一門婚姻儀式的課程，其依據是中國的經典著作《儀禮》中所記載的貴族婚姻禮儀，但最終這門課還是取消了，原因很簡單，唯一有能力和資格研習的學生已經去越南河內進行自己的研究了。

選修沙畹及伯希和課程的學生屈指可數，他們主講的題目都與自己的最新研究相關。在法蘭西學院和實用高等教育學院都從未開設過最基本的語言指導課程。在那個填鴨式教育時代的課程里最接近的要算是文本分析課程了，教授們將從各種可能的角度討論預先給出的文本，其中自然也包括語言的分析。高本漢選修了沙畹的文本分析課程，這一分析方法深刻影響了高本漢和他的弟子們。我們可以看到，這種學術訓練的背景和現在大相徑庭：當代各國中文系的學生在進入更深層次的語言研究之前，都會花上好幾年時間接受強化的語言訓練。

我很清楚地記得第一次上高本漢先生的文本分析課，那是在1946年的秋天。當時我對古漢語的唯一了解就是，它是單音節語言，每個字都有特別的聲調。選修這一課程的學生大概有

五、六個，討論材料選自公元前400年的編年史巨著《左傳》。當高本漢高聲朗讀一段材料時，我心里計算著他所念的音節的數目，然后在材料相同數目的字符后做一個小標記。過了一陣，我注意到一個現象：某個字符經常出現在我標記的位置前面。從高本漢先生的講解中我意識到，古代漢語所具有的后加成分指示不同類型的句子，并且，有時候還具有表達語氣的功能。漸漸地，高本漢關于語音和語法結構的解說、圖表分析以及對歷史文化背景的描述，對我們的影響超過了任何一本關于古代漢語的教科書。即使我們這些初學者也都意識到，我們實際上正身處這一研究的前沿。

當弟子們詢問如何才能使研究更上層樓時，高本漢先生給了我們最簡潔的忠告：“閱讀！閱讀！閱讀！”——我同樣把這一忠告傳遞給我自己的學生。獲得對文本的“感覺”的唯一途徑就是甘坐冷板凳，反復閱讀原文。開始階段也許進展遲緩，你不得不在辭書里翻查大量的生字詞，但是不久你會獲得對文本的結構、韻律和特質的感受。

1946－1948年間，高本漢的幾位弟子請求他開設一門漢學研究書目課程。他勉強答應，不過僅僅給出一些西方漢學研究者的名字，他把這些名字高聲念給大家：“沙畹！是的，沙畹是一個偉大的學者！讀他！萊比錫的AugustConrady！很棒！讀他！伯希和，仔細地讀他，不要忽略他的腳注，它常常比正文更加重要！你們在圖書館會找到他們的著作的！”于是我們就去圖書館找來這些學者的著作細加研讀。

漢學研究初期階段與現在的不同，其實不僅僅表現在研究主旨和方法的指導上。高本漢在1913年寄自巴黎的一封信中抱怨說，因為在巴黎找不到一本研究必需的文獻資料，因此可能需要啟程去倫敦或者萊頓圖書館里尋訪這本書。我不知道后來他是否真的為這本書去了倫敦和萊頓，但是我知道，假如他找到了這本書，他還必須親手抄寫一份，因為當時并沒有復印工具。對我們這一代學者來說，很難想象，沒有便利的館際互借對于早期研究者們意味著多大的困難，更不用說缺乏公開出版的目錄、索引、大漢和辭典一類的大型辭書、數據庫、復印機、傳真機、互聯網和電子郵件。但是，盡管沒有這些現代工具，沙畹、伯希和以及他們許多天才的弟子都在各自廣闊的學術領域中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這些學者的成就引發一個問題：“現在巨人們都到哪兒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