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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火藥在中國發明以來，對火藥的研究便成了一門世界性的學問。研究者將鏡頭的焦點往往集中在火藥的發明年代、流布，以及由火藥而引起的燃燒性火器制作方面，對“煙火”的研究似乎不夠。記得李約瑟博士曾深有感慨地說過：“至今沒有人寫出關于中國煙火的準確歷史。”筆者有感于此，故不揣谫陋，以近年搜集來的“煙火”史料，排列對照，加以分析，認為只有把宋元明清時期的“煙火”發展軌跡、概貌弄清，才有可能寫出一部較為準確的《中國煙火史》來。
一
宋元，是“煙火”發展并奠定各項基礎的青年時期。
學者們對這一時期的“煙火”史料進行了網羅，作了不少精辟的論證，但是，迄今為止，宋代“煙火”史料中尚有一段相當重要的，完全可以說是標明宋代“煙火”已達到相當高水平的文字，卻被長時間地遺漏了，這是非常令人遺憾的。筆者現就將洪邁《夷堅志》補卷第二十《神霄宮醮》這條史料轉錄如下，以填補這一缺失：
林靈素于神霄宮夜醮，垂簾殿上，設神霄五青華帝君及九華安妃韓君丈人位。至三鼓，命幕士撤燭立簾外，初聞風雷繞檐，若有巡索，繼見火光中數輪離地士許翔走，空中仙靈跨躡龍鸞，環佩之聲鏗然可聽。俄聞云間傳呼內侍姓名者，全類至尊玉音，擲下所書符箓，墨色猶濕，已而寂然如初。始復張燭，先列酒滿大銀杯，至是罄無余瀝，果盤殼核滿地。是時都人相傳靈素神異，雖至尊亦敬嘆，不知所以然。葛楚輔丞相云：“紹興末年，湖州旌林曹巡檢，京師人，故隸名宿衛，能談宣和舊事。嘗言鄭太師家命道士章醮，別有道人來，哂其無術，請鄭掃潔廷宇，先期齋戒，盛具鋪列。明日初夜，家人肅立廷下，內外警欬不聞。忽仙樂玲玲，從空而來，乘彩云下至祠所，伶官執笙簫合樂于前，女童七八人，履虛而行，歌舞自若，而神官仙眾逍遙于后。頃之，云煙蔽覆，對面不相見。一大聲如凈鞭鳴蹕，隨即寂然，道人不復見，供器皆用金銀，并無一存。鄭氏知墮術士計中，又畏禁中傳說，謂其夜祭神，不敢誦言。蓋此夕為奸詐者，盡散樂也。煙云五色者，以焰硝硫黃所為，如戲場弄獅象口中所吐氣。女童皆踏索踢弄小倡，先系索于屋角獸頭上，踐之以行，故望見者以為履空。其他神仙，悉老伶為之，巡檢亦個中人也。然則神霄之事，疑若此云!
這條史料之所以重要，就是因為它披露了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作為火藥的主要成份，焰硝、硫黃的知識及制配方法，已被普通百姓所了解，所掌握，等于證實了北宋“甚危險駭人”的“吐煙火”等表演。不像有的學者認為的那樣，宋代的“煙火”的出現不是由于紙扇松香而造成的，而是由焰硝即硝石與硫黃(還有木炭)均勻混合，裝置于器具，點火施放，遂形成“對面不相見”，和伴有“一大聲如凈鞭鳴蹕”的聲響效果。在公元11世紀，中國人就能夠如此瀟灑像演戲一樣地利用“煙火”進行詐騙活動，這確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無論從技術角度還是從文明角度，都可以最高成就載入世界編年史冊。
可是，“煙火”的出現，并未馬上運用于較為實用的軍事等領域，只是作為一種眩人耳目的新鮮玩意兒應用于慶典、節日里。北宋首都東京上元燈節時，大宗娛樂節目是“添許多煙火”，商店也都歇業，縱人去看“煙火”。可惜的是，出現在話本小說中的此類“煙火”未寫明其種類和構成。但是，從曾公亮的筆下我們尋覓到了“煙火”的真實痕跡。據曾公亮記述，北宋有六種“煙火”類的火器，它們是火球、引火球、蒺藜火球、霹靂火球、煙球、毒藥煙球(假如再算入制法不同但作用相同的煅燒性火器鐵嘴鷂、竹火鷂，那該有八種之多)。
筆者認為，這六種燃燒火器，除卻其中的蒺藜、毒藥等殺傷、窒息的作用外，均可視作“煙火”類火器。試以“霹靂火球”的成份、制作和使用來看：先將火藥同鐵片一類的殺傷物拌和，然后用多層紙裹上封好，糊成球形硬殼，待其干固后點燃使用。“煙球”則純粹是用火藥制造煙霧，以迷亂人的視野。這正像北宋末年眾多伎藝匯演時，“忽作一聲如霹靂”，“煙火大起”，“人面不相睹”的效果類似。如《朱子語類輯略》卷八中的一句話：“如裝鬼戲，放煙火相似，只遮人眼。”也就是說，運用“霹靂火球”、“煙球”的原理、方法，制造“煙火”在當時已是很普遍的了。
從曾公亮的記述中，我們還可以得知：發射燃燒性火器，是將它放進“炮”即拋石機的甩兜中，再用燒紅的通錐、鉤錐或烙鐵，透入球殼，然后拋射出去，瞬間，球內火藥由烙燒的球殼引燃發火，于是，燃燒性火器的發射也就成功了。北宋時專門發射燃燒性火器的炮就有14種之多，它們是“炮車”、“單梢炮”、“雙梢炮”、“五梢炮”、“七梢炮”、“旋風炮”、“虎蹲炮”、“拄腹炮”、“獨腳旋風炮”、“旋風車炮”、“臥車炮”、“車行炮”、“旋風五炮”、“合炮”等。
由于這些炮具備向上拋射很高的功能，也同樣適用于大規模的慶典活動。北宋大型園林“艮岳”告成之際，特舉行“煙火”晚會祝賀。其燃放場面就是：“煙火起于巖竇，火炬煥于半空。”這種“煙火”明顯不同于伎藝表演中的“就地放煙火之類”，它能升入“艮岳”假山“腰徑百尺”那樣的高度，乃至天空中爆炸燃燒，當然屬于大型發射器具——炮。
還有史料可以佐證，南宋臨安州府每年春季檢閱軍伍活動，“試炮放煙”是例行的一項。每逢八月十八日觀潮時，都統司也要在潮來之前布置部隊，乘戰艦，于水面往來，施放五色煙火炮。一時黃煙四起，人物不能相看見。以上可知，用炮放大型“煙火”，在兩宋期間已不可缺少。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自北宋起，已能燃放色煙、聲響兼具，有人物形象的“煙火”了。其燃放過程可以從宋話本《燈花婆婆》窺見大概：“吹得那燈花左旋右旋，如一粒火珠相似。”養娘笑道：
“夫人，好耍了，煙花兒活了!”話猶未了，只見那燈花三四旋，旋得像碗兒般大的一個火球，滾下地來。咕的一響，如爆竹之聲，那燈花爆升，散作火星滿地，登時不見了，只見三尺來長一個老婆婆。
這“燈花婆婆”，可以視為宋代初期“人物煙火”的一個樣式。
南宋時此類“煙火”則更進一步，“火戲兒”已開始與燒煙火、放爆仗、藥法傀儡相并列。其樣式為“鐘馗捕鬼之類，內藏藥線”的大型“屏風煙火”，一次點放，能達到“百余不絕”的地步。這種含有多種人物場景，提高市民欣賞趣味的“煙火”，傳遞出了“煙火戲”的早春訊息的來臨。
此外，在異彩紛呈的藝林，“藥發傀儡”頗有市場，否則，“李外寧藥發傀儡”絕不會列入《東京夢華錄》中。在東京四月八日“浴佛節”，曾展示過“藥發傀儡”的生動性，“迎擁一佛子，外飾以金，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其中不知何物為之。唯高二尺許，置于金盤中，眾僧舉揚佛事，其聲振地。士女瞻敬，以祈恩福。或見佛子于金盤中，周行七步，觀者愕然。今之藥傀儡者蓋得其遺意”。加之傀儡演出，“或見端嚴奇特，或見丑陋不堪，動轉行坐，青黃赤白”，可謂“如真無二”，“百憐百悼”，以此推及“藥發傀儡”，自然煙云聲響俱全，形象必然妙趣橫生。
在南宋，這種“藥發傀儡”在臨安七十余種的“大小全棚傀儡”中仍占有一席之地，這表明“藥發傀儡”是很受市民熱愛的。至于其他“煙火”樣式，“起輪、走線、流星、水爆”等，已達到了“不可指數”的程度，在民間普及開來。如作為一種小商品出售的“藥線”，臨安市民將它買來放風箏用，“賭賽輸贏，輸者傾折三二兩藥線，每日如此”。
誠如潘吉星先生所言：
藥線是引爆或串連煙火、爆仗、火箭裝置的重要部件，由含硝量高的固體火藥制成。它可控制起爆時間，提高使用火藥裝置的安全性。沒有藥線，就談不上制造煙火和火箭。
而“藥線”在臨安市場上到處可見，市民們對“藥線”的作用諳熟，能把它運用到最為一般的娛樂活動中，這意味著制造含硝量高、含硫量低的固體“煙火”的技術條件、社會氛圍已經十分成熟。
此外，南宋已出現應召受雇于人而“呈藝”的專職煙火師。南宋詹無咎生動地描寫了煙火藝人高超的水平：
龜兒吐火，鶴兒銜火。藥線上，輪兒走火。十勝一斗七星球，一架上，有許多包裹。
梨花數朵，杏花數朵。又開放，牡丹數朵。便當場好手路歧人，也須教，點頭咽唾。
這種出神入化的“煙火”伎藝，在元代繼續發展，近年來，被學者們反復征引的趙孟畹摹對叛袒鷲摺肥嘞嗟鄙夭閌玖嗽把袒稹鋇乃劍墑谷瞬喚獾氖牽詮讜浼腥醇僬業健把袒稹鋇墓旒！＜鍬莢撓檣鈄釵筆⒌拇蠖嫉摹段黿蛑盡分校揮幸淮μ峒啊把袒稹薄＜偃绱蠖疾皇鞘錐嫉幕埃峙掄庖淮σ膊換嵊小?o:p>
筆者為此作過努力，但所獲幾近空白，只在陳元靚的筆下找到一條線索，其文云：
玄參三兩，用蜜一兩，水二升，慢火煮干，入甕合理，露地五日，取出。入焰硝一錢，重同研，*[月＋煞]干，以梔黃紙包，捻作線焚之，絕肖梅花。
這是宋代“藥線”的余韻，類似今天的“滴滴星”，應算是“煙火”的一種。
從事物的發展規律來講，元代“煙火”似應在宋代的基礎上有所進步，可是為什么有關“煙火”的記載卻少于宋代?較為可行的解釋是元代戰爭連綿，尤其是元代的西征，攻堅克銳，這樣就使元統治者將火藥主要投入征戰上，而不可能像崇尚文化的北宋和偏安一隅的南宋那樣，將火藥的大部分投放到娛樂性的“煙火”之中。因為，制作“煙火”必像制火藥一樣，獲得了“煙火”的秘密也就等于獲得了制火藥的秘密，所以，元統治者對制“煙火”控制很嚴，使之較少被頻繁公開地燃放。
但不能因此說元代就沒有“煙火”了，更不能因此說元代“煙火”水平要低于宋代。反之，根據已有的“煙火”相同于火藥制造的原理去推斷，元代“煙火”絲毫不弱于宋代的“煙火”。元代中國周邊國家，不都是從中國獲取火藥的嗎?如高麗王朝的軍事科學家崔茂宣，就是向粗知焰硝采取方法的元代商人李元“諮問”，才掌握火藥技術的。自此，高麗國“始設火*[火＋甬]都監，煎取焰硝”，當時能制造的火器達17種之多。其中當然不乏“煙火”品種，或者在一定程度上說，這17種火器均具“煙火”性質。
在西方的史料中，也許還可以尋覓到更多的元代“煙火”的影子。歐洲獲得火藥的途徑不就是由西征的元軍傳人的嗎?在這方面，馮家升先生有過精辟的述論，潘吉星先生的探索更是富有啟發性的。他認為1258年元統治者在阿拉伯地區建立的伊兒汗國中的敘利亞人哈桑，在1280年左右所著的《馬術的戰爭策略大全》記錄了種類繁多的“煙火”，如“茉莉花”、“月光”、“日光”、“黃舌”、“起輪”、“流星”、“白睡蓮”，黃、綠、白、紅、藍等五色煙，“中國花”、“中國起輪”。這實際證明了元代中國的“煙火”種類是相當豐富的，而且大量傳入龐大的元帝國所轄的阿拉伯地區及歐亞地區的。
特別是在《元史》上，還有著這樣的蹤跡：至正十年(1273)，阿拉伯人亦思馬因，隨元軍攻打襄陽城。由他督造了能射150斤重的火藥包的投擲機，即人們通常所說的“襄陽炮”，或“西域炮”、“回回炮”．這種大炮拋射火藥包力量是很大的，“聲震天地，所擊無不摧陷，人地七尺”，使宋軍極為恐慌而降。當時制造類似“襄陽炮”的工匠還有伊拉克人阿老瓦丁，他與亦思馬因同時應元世祖之召，從各自所住國家來到北京“試炮”。
這就告訴了我們，當時元代中國的火藥技術知識是流傳很廣泛的。不難想見，這種用拋石機發射的火藥包，當然也包含有自宋以來的煙球、火球之類的燃燒性火藥器，它當然也可以移于“煙火”的施放。而后來的“煙火戲”之所以把“襄陽炮”當成長久的保留節目，無非是從“煙火”的視角去看待它，是著眼于這種巨炮所包容的“煙火”性質的。
二
“煙火”在明清，堪稱全面成熟的盛期。
在明代，制火藥的主要材料硝石，“相當多，但并不廣泛用于制備黑火藥。因為中國人并不精于使用槍炮，很少用于作戰。然而，硝石卻大量用于制造焰火，供群眾性娛樂或節日時燃放”。甚至一旦年節臨近，人們就要“撮弄開個火藥鋪子”。正像一位阿拉伯人所見的明代中國那樣：
煙火十分普遍，老少都會制火藥，人人皆知造煙火。
因而“煙火”品種繁茂，較有代表性的“煙火”達21種之多。
制造這些“煙火”所需的硝石、硫黃、炭的數量，在典籍中交代得一清二楚，制作步驟明確．在此基礎上，清代又推出一些新品種：“倒垂蓮”、“大梨花”、“一枝梅”、“一丈菊”、“千丈梅”、“映雪梅”、“金絲菊”、“垂帶柳”、“灑蜜蜂”、“寶珠茶”、“小葉梨”、“千葉梨”、“石榴姣”、“葵花”、“孩兒奉花”、“珍珠傘”、“木樨花”、“菊插枯梅”、“大牡丹”、“大木香”、“落地桃”、“落地梅”、“大蘭花”、“金線鉤銀蛾”、“金海棠”、“洞口梨花”、“撒珍珠”、“三春柳”、“一丈蘭”。這些“煙火”藥量都不大，基本屬于百姓家用小“煙火”。
供大眾觀賞的由火藥為動力，配之以傀儡表演的“藥發傀儡”，在明清有了長足的進展。所謂“口里噴出火來，鼻子里濃煙進出，閘閘眼，火焰齊生”，只不過是“小把戲”一樁。清代已將這一“煙火”樣式的制作，發揮到了極致，簡直活靈活現：
先是兩串百子響鞭，隨后一陣亂落如雨的金星，忽有大光明從“煙火盒子”放出，照得針芥畢現。這時，手牽耕牛的牛郎木偶，斜倚織機的織女木偶，才緩緩下垂。接著，“乃有無數轉貫球雌雄的閃爍盤旋，護著一條青龍，翔舞而下，適當牛郎、織女之間。隆隆者驀易羯鼓作爆豆聲，銅鉦喤然應之，那龍口中吐出數十月炮，如大珠小珠，錯落滿地，渾身鱗甲間冒出黃煙，氤氳*[酉＋農]郁，良久不散”。而且，那龍還可以顛首掀尾，翻百十個筋頭，“不知從何處放出花子，滿身環繞，跋扈飛揚，儼然有攪海翻江之勢”。待牛郎、織女木偶表演，更是驚人，只見：
就于掌心飛起一個流星，緣著引線，沖入箱內，鐘魚鐃鈸之屬，咇剝叮當，八音并作。登時飛落四十九只鳥鵲，高高低低，上上下下，布成陣勢，彎作橋形，張開兩翅，兀自栩栩欲活。
待樂人吹起嗩吶，牛郎舍牛而升，織女離機而上，恰好相遇鵲橋，于是兩個人，四十九只鳥鵲，以及牛郎所牽的牛，織女所織的機，一齊放起花子來。這花子更是不同，朵朵皆作蘭花竹葉，望四面飛濺開去……
從宋代“火爆”脫胎而來的“水上煙火”，在明清也有了劃時代的突破。在明代北京中元之夜，各寺廟均縛“煙火作鳧、雁、龜、魚”等，放入蓮花中點燃，水火同時激射。大學問家李開先曾在白天看過這種“水上煙火”，他認為“制造繁華，不減夜間”，特為之賦詩道：
紙船藏火藥，搖曳綠陰傍。
熾焰燔危岸，飛煙掩太陽。
炮驚魚出沒，花炫鳥回翔。
再赤周郎壁，欲從李相莊。
巧技傳京國，載舟戲水傍。
縱焚鏖赤壁，飛炮破襄陽。
照浪魚龍駭，飄煙燕雀翔。
升平多樂事，偏集太常莊。
從詩可見，“水上煙火”是很精彩的。它的制作也不同于那種陸地上燃放的“煙火”。除所需硝、磺、炭、班貓、白砒、潮腦、水馬外，還要捻若干麻線，將薄棉紙裁成一寸寬許的直條，將麻線順鋪紙上，放入信藥，照平常加粗二倍，捻成圓條，接續相連，不讓其斷。還要用礬水、面糊，周圍抹過，曬干，使之成硬條，以免散開，外用熟油紙為衣，再用長短不拘、截斷的毛竹，上下接連套合，湊長可達數十丈，以接就藥線，入竹筒內，隨套隨穿，務必與統眼火藥相連，隨機點放，便可以過水人雨，不能被破壞了。
由于這種“水上煙火”具有很強的抗浸泡潮濕的性能，明代皇家就將它用于“籍田”祭祀中。因為這一大典要表演出雨水傾盆、云煙密布的效果來，于是由教坊優人裝扮為雷、電、風、雨、云、龍、土、谷諸神，藏在棚內虛處，下面放置異香、諸煙藥、巨鼓、火線，以準備臨時施放，待主持官員報一聲“雨生，于是虛處煙霧四塞，鼓聲彭彭震，起火線勃發，先掣數丈，霹靂之聲交加，上藏水匱，倒傾如沫，凡棚內逾里無不沾潤”。好久，雨止了，煙也漸漸熄滅了。
“水上煙火”原理也同樣適用于水上燃燒性火器。名將戚繼光就制成了這樣的火上燃燒性火器：滿天煙噴筒、火磚、火妖、飛天噴筒、大蜂窠等。這些火器火藥成份與一般的“煙火”無甚差異，只是將藥線裝入一個細竹管內，直插于火器的腹內至底方透火器，毫無閃滅之事。從戚繼光在東南海戰取得多次勝利的記錄來看，可以肯定地說，水上燃燒火器在打擊倭寇時還是發揮了很大的作用的。像“神火飛鴉”、“火龍出水”、“水底龍王炮”等水上燃燒性火器，使我們看到了“水上煙火”另一面的作用。
從明清“煙火”整體狀況來看，它的突出成就是“煙火戲”。它沖破了宋元那種只有個別人物形象的“煙火”的藩籬，向著制作更加復雜、敷演成組場景的“戲”的方向邁進。明代的“煙火戲”就開始有：劉關張三顧諸葛亮、張翼德葭萌戰馬超、八仙捧壽、七圣降妖、樓臺殿閣、村坊社鼓、貨郎擔兒、鮑老車兒、五鬼鬧判、十面埋伏等。
清代的“煙火戲”則更名目繁多：日月合璧、五星聯珠、雙鳳朝陽、二龍戲珠、海市蜃樓、回回獻寶、麒麟送子、獅子滾繡球、八仙過海、二仙傳道、東方朔偷桃、張生戲鶯鶯、呂布戲貂蟬、敬德洗馬、單雄信奪槊、華容道擋曹、張飛喝斷當陽橋、張果老倒騎驢、呂純陽醉扶柳樹精、韓湘子化妻成仙、費長房入壺、月明和尚度柳翠、孫悟空跳出五行山、陳摶老祖大睡覺、老子騎牛過函關、哪吒鬧海、周處斬蛟、楊香打虎、羅漢降龍、王羲之愛鵝、蘇屬國牧羊、莊子蝴蝶夢、八戒蜘蛛精、張仙打狗、和尚變驢……這么多名目，讓人記也記不清，說也說不完。
這類“煙火戲”的制作基本是用竹為骨，也可以根據大小貴賤用銅絲、鐵絲為骨，用刷過層層礬水的特殊桃花紙等為衣，麻線為筋。若做樓臺拱柱，只須在藥以外套以紙筒，便粗壯相似。做人物禽獸，橫骨用竹圈，直骨用線，再裝入用途各異的哄藥、緊藥等，制成各種不同的場景，再染以彩色，或大或小，或方或圓，折扁成“軟器”，外再加紙筒，便可點燃發射到天空中展開施放了。這類“煙火戲”的圖象較為固定、單一。
有變化的“煙火戲”則是運用幾種“煙火器架”同時放射。清代有一豪富之家燃放的“煙火戲”，就已到了這種水平：
隨有千百爆炸聲齊響，已掛出無數的煙火：一邊是九連燈，一邊是萬年歡；一邊是炮打襄陽城，一邊是火燒紅蓮寺；一邊是阿房一炬，一邊是赤壁燒兵。
這就需要根據藥方的厚薄，器口的向背，火力的久暫，相間的遠近，對列的高低，藥線的遲速，加以排列組合。
為了烘托氣氛，這種“煙火戲”中還雜夾著從四面八方而來的百獸，只見它們：
盡是五色綢紗糊的，彩畫得毛片逼真：一邊馳出一隊象燈。一邊馳出一隊虎燈；一邊馳出一隊犀牛，一邊馳出一隊獅子；還有黑熊、白兕、赤豹、黃羆，奇奇怪怪，約有數百。足下都有四個小輪，用人拉著飛跑，鼻里生煙，口中吐火，如雷轟電掣，地塌山崩，看得子玉等神驚膚栗。這邊百獸，那邊群龍，合將攏來，黑霧沖天，火光遍地，大有赤壁鏖兵之勢。
還有如百道電光，穿繞滿園的火鳥、火鼠。
這正是“煙火戲”中的“雜耍”，“或單放或入劇中，上竄下躍，旁飛側舞，令人心賞目醉”。它們的制作可以用“壺盧”、“核桃”、“白果”、“松榧”的“果殼”，也可用“小鵝”、“印斗”的“紙殼”；可用“瓶盎”、“土鼠”、“金蟾”之類的“泥殼”，也可用“木雞”、“狗馬”之類的“木殼”。甚至花盆、花籃，都可以“藏藥為戲”。而清代這豪富之家所燃放的“煙火戲”，就充分體現出了這種“煙火雜耍”較為完整的面貌。
“煙火戲”的最高層次，則是將幾種不同的“煙火戲”，裝入同一“煙火筒”中發射至空，先后燃放。它們有的“初為八仙飄海，繼為跑馬扒城；最后見寶塔一座，凡七層，玲瓏透辟，門戶分明，旋又見長幡約丈余，四周有飄帶”。有的先噴高三丈，墮地如金錢的“花爆”，后懸一徐徐而上，燃火線的盒子，由盒子“忽煙焰噴薄，盤矯而下，現五彩花籃。頃之，又現一樓船，玲瓏蕩漾。又久之，現葡桃一架，光青碧可愛”。
這樣幾種形態各異但又同時燃放的“煙火戲”，其制作是相當復雜的。它不是僅有單一圖象的“煙火戲”的湊合，而是集用途不一的火藥、控制燃燒速度的藥線、優良的紙衣、多樣的器具、間隔的“底托”等等于一身。只有具備了這些條件，才能完美地組成各式“煙火戲”的匯演。而所有“煙火戲”中，規模最巨、耗費最多、時間最久、場面最精的，非皇家莫屬。因為它可以召集最好的煙火匠，動用大量材料、紙張，精心特制“煙火戲”。在這方面，清代皇家燃放的“煙火戲”可為代表作：
康熙二十四年(1685)元夕，在南海子呈現出了“若珠簾焰塔，葡萄蜂蝶，雷車電鞭，川奔軸襲，不一而足。又既則九石之燈，藏小燈萬，一聲進散，萬燈齊明，流蘇葩瑵，紛綸四重”的“煙火戲”盛景。“煙火箱子”中竟鼓吹并起，*[上“竹”下“秦”]鼗(táo，撥浪鼓)觱篥，次第作響，火械所及，節奏隨之。霹靂數聲，煙飛云散。最后一個“煙火箱子”，“有四小兒從火中相搏墮地，炮聲連發，別有四兒花*[礻＋兩]襠，杖鼓拍板，作秧歌小隊，穿星戴焰，破箱而出。翕倏變幻，難以舉似。然后徐辟廣場，有所謂萬國樂春臺者，象四征九伐，萬國咸賓之狀。紛紛揮霍，極盡震炫而后已”。
康熙年間的揆敘所寫的詩歌，也再現了幾出“煙火戲”如何同時燃放的景象；
秘方傳得細修治，百巧千奇國工擅。
或懸高架或深埋，或貯錦函藏不見。
歌停酒半月欲舞，忽吐微光細如線。
一聲霹靂火城開，萬象空中爭涌現。
忽成華樹忽樓臺，忽作城垣忽宮殿。
忽如士女共游嬉，忽若魚龍爭曼衍。
忽然砰訇殷山谷，伏兵四起相攻戰。
忽然一騎冒火入，亂掣長虹走飛電。
炮車下震地軸搖，星球上射天頂穿。
這種一出接一出的“煙火戲”，就是用所謂的“底托法”，又名“隔火法”制成。因為多出“煙火戲”容入筒中、箱中或盒中，每戲必須隔火間之，使一戲之后再現一戲。既有先后，又不至于一起燃燒，就要根據每戲的大小，或方或圓，中為井宇，或外糊礬紙做成底板即“底托”。藥線與過渡的藥線須總打一藥辮，繞縛在“底托”的線十字上盤數轉，以便火到則十字縛口自焚，而底線自落，“煙火戲”就自然墜現了，不須人力挑撥。后一出“煙火戲”頂線在前一出“煙火戲”“底托”外的藥辮上，再用過渡藥線作引，便可以了。
但是，若想使“煙火戲”多姿多彩，光有“底托”還不夠，還需要配制多種“雜藥”。清代的煙火巧匠們對火藥中摻入何種“雜藥”已掌握得非常透徹，它對今天的“煙火戲”的配制，仍是有益的、可貴的借鑒：
用瓜皮棘刺燒灰而入火，愈著其功，蜀葵根風吹不滅，胡桃火久藏猶存。禽蟲之屬，鷹睛達云，揣膏入地，江揣骨逆風不回，猾獸髓入水生火，螵蛸末載藥力而浮水，叩蟲屑取藥少而跳空，海鰍、油鱔、尾血入水如飛，虎骨髓、山羊膽乘風能躍，蜻蜒橫飛，斑蝥旁裂。水馬竄水，水藥用之；鯪甲透山，地藥用之。螢取其光以生明，蚌取其口以閉竅。蜈蚣用其鉗，蝎虎用其尾。蛛采其絲入藥而煙光分布，蜂用其窠入藥而花朵分明。
在“煙火戲”中，由一物變成另一物的現象是很頻繁的，有“單變”、“雙變”、“層疊變”等。如“魚化龍”、“金錢變蝴蝶”，這是“單變”。“二仙傳道”、“雙龍戲海”，末后又各變一物，這是“雙變”。“蟠桃壽星”初見是蟠桃，桃開變出大壽星，大壽星手中執桃，開的是小壽星，大壽星又不見了，這是“層疊變”。制作這種可以變化的“煙火戲”，需注意“合紙口得法，使其火到易裂，見后則前滅，并不留渣滓才行。這就需要注意先后次序，層疊開合，度線安藥，尤要巧妙，否則畫虎不成反類犬”。
而在“煙火戲”中的形象之所以能動起來，能升能竄，主要在于精心計算，適量安排。像“仙人招鶴”，則需先在隔垣置鶴，算準位置，藥力一升，即可到仙人“煙火器”前，至期待仙臂轉輪時，令人隔垣燃鶴，線藥自發飛入垣內。如“地涌金蓮”，需預先埋地筒，暗渡藥線，然后發射。“蕭史乘凰”，裝藥后需算器身的輕重，與藥力相稱，才能飛出招凰。大約藥力重輕上升，可以一升十傍升，如藥一兩可升十兩。
以上史料，使我們大致了解了清代“煙火戲”主要的構造、用藥、發射程序等，可以說清代的“煙火戲”已達到了盡善盡美的程度。由于設計的巧妙，有的“煙火盒子”竟能包容16出之多的“煙火戲”，這在中國“煙火戲”歷史上是空前絕后的。
三
綜觀宋元明清“煙火”的歷史，不難發現，“煙火”主要是出于娛樂目的而被廣泛制造和燃放的。這正像利瑪竇觀察的那樣：
中國人非常喜歡這類表演，并把它當作他們一種慶祝活動的主要節目。他們制作焰火的技術實在出色，幾乎沒有一樣東西他們不能用焰火巧妙地加以摹仿。他們尤其擅長再現戰爭場面以及制作轉動的火球、火樹、水果等等，在焰火上面他們似乎花多少金錢也在所不惜。我在南京時曾目睹為了慶祝元月而舉行的焰火大會，這是他們的盛大節日，在這一場合我估計他們消耗的火藥足夠維持一場相當規模的戰爭達數年之久。
就在利瑪竇為我們描繪出中國人的“煙火像”時，世界的西方——歐洲正悄悄地但又是劇烈地發生著一連串的變革。在意大利，在德國，在法蘭西，科學技術研究社團相繼問世。在整個歐洲，天文學、數學、力學、物理學、氣象學、地質學、生物科學、醫學、建筑技術、蒸汽機、機械計算器，甚至因技術而引發的社會科學都邁開了矯健的步伐。一句話，在這個時期里，“前人在科學、技術和哲學等領域的成就都被恰當地吸收了，不僅如此，它們還被朝許多方向大大推進了”。尤其和“煙火”有關的化學領域，此時步入了科學階段，它逐漸擺脫了煉金術的思想方式。實驗工作、切合實驗結果的解釋，逐漸取代依據不充分資料進行的大膽猜測。由于萊伊、胡克、洛厄和梅奧等人的努力，煅燒、燃燒、呼吸和發酵等問題都達到了接近解決的水平，并且，布蘭德和玻義耳各自獨立地發現了磷。玻義耳還賦予了“元素”、“化合物”和“混合物”等術語以切實的涵義。
可是，在中國，由于明清統治者的固步自封，沒有把“煙火”推向更深一步的科學實驗境地，仍然沉醉于“煙火”的怡情娛樂之中。如乾隆慶祝80壽辰時，諸般伎藝演出就大量運用了“煙火”機關，像滿族《五福舞》，到施放“煙火”時，點動引火，瓶口上端立刻冒出云煙。經藥銃發射的硫磺球，形似一輪紅日隨云煙升空。《金山》的《奏樂》一戲，則由“煙火”化作的祥云在半山間浮蕩，又準確地布于王母和仙女的足下，以表示“紫氣東來”……
民間則像秦淮河上燃放的“煙火”那樣，“向為河上大觀，水鴨、水鼠、滿天星、遍地錦、金盞、銀臺、賽月明、風車、滴滴金，不一其名，不一其巧。曾憑紅板橋欄，望東水關及月牙池前，燈影燭滅，爆聲濺水，升平景象，圖繪難憮”。尤其年節，人們展開放“煙火”的競賽，明代有的縣城要連放三日方休。
在這方面，又以清統治者為甚。他們不惜將一筆又一筆巨資化為滿天云彩。嘉慶十八年(1813)，“造福海煙火法船一分，七夕、孟歲等項炮仗，以及山高水長煙火盒子，花炮并后湖小煙火二分，統計二十萬二千七百三十七件，按例需用銀四千三十兩二錢八分一厘八毫。并次年正月應用白日盒子一架、七尺千葉蓮盒子一架、六尺盒子四架、花炮、起火等計二十萬四千七十五件，照例需用銀四千一百二十九兩八錢六分七厘一毫”。正是由于耗資巨大，一向以奢侈為能事的嘉慶在每次燃放“煙火”時也不得不考慮節省使用。
富可敵國的兩淮鹽商們則瞅準這一機會，投其所好，向皇家供奉許多江南制造的“煙火”精品，它們包括：
七尺煙盒七架、喜慶燈簾七對、百果呈祥五架、四尺煙盒十架、三尺煙盒十架、尺六煙盒十架、七寸煙盒二十五架、金錢炮三十匣、小鞭炮二十匣、金絲菊二十匣、六合同春十匣、百福拱壽十匣、螽斯衍慶十匣、瓜瓞綿綿十匣、百果呈祥十匣、大吉葫蘆十匣、流傳萬代十匣、劉海戲蟾十匣、金鱗集錦十匣、鴛鴦獻瑞十匣、一統萬年十匣、萬福攸同十匣、群仙祝壽十匣、千秋萬載十匣、仙果獻瑞十匣、平安吉慶十匣、三報宮花二百五十個、金盆撈月二百五十個、頭號起火五百枝、中號起火五百枝、大小花筒一千個、大小炮竹一萬個。
從這些供奉的“煙火盒子”，可略見皇家燃放“煙火”靡費之一斑。皇家對“煙火”的熱衷，使“煙火業”分外發達起來。明代王恭廠火藥局一次爆炸，擊壞西城三條街，傷百余人，從西直門樓上望去，周圍三四里一帶不剩一片瓦。這反映了明代“煙火”制造規模是很大的。
清代佛山一地煙花爆竹的作坊竟達二十余家，赫然與其他日常消費作業并列。甚至小縣城的“煙火”也能放出北京等大都市所沒有的品種來，“如缸花、盒子燈、起花牌、文武鞭、三耀明、二起焦燈、花炮、飛鼠、煙龍，不下十余種”，足見“煙火”制造普及之廣。
“煙火”本來可以與軍事火器的研制緊緊相連的。戚繼光所統率的部隊中，每一營都要部署一名“火藥線匠”，這已經是將“煙火”運用于作戰。可是“煙火”發展的路子卻在很大程度上向娛樂方面傾斜。南明弘光年間，馬士英曾向福王進貢了一架價值500金的“煙火”，點放之際，“煙藥中機造飛龍”，圍繞殿柱騰躍，福王見狀大加褒獎，于是，諸閣臣又共進了一架。這種“飛龍煙火”，已屬“火箭起火之制”。
然而，“煙火”并沒有被深入開掘研制，致使中國的軍事火器遠遠落后于西方。在這方面，是有很沉痛教訓的。比如明萬歷時浙江的戴某，好與西洋人爭勝，曾造一鳥銃，形若琵琶，凡火藥鉛丸，皆貯于銃脊，以機輪開閉。其機有二，相銜如牝牡。扳一機，則火藥鉛丸自落銃中，第二機隨之并動，不激火出而銃發，可射28彈。戴某本擬獻于軍營，可是他卻夜夢神的呵斥：上帝好生，如使此器流布人間，子孫要遭報應!戴某因害怕而中止了這一念頭。這一史料相當逼真地勾勒出了當時社會所籠罩的，寧可因循守舊于娛樂，也不愿意冒風險將“煙火”原理發揮、運用于新的發明創造上的文化氛圍。
清代有識之士已經認識到了這一點，不斷提出用“煙火”制作技術造攻戰武器的建議，并付諸于實踐。光緒年間九江就有一“煙火”匠向省官獻上一種能施放五里之遙的火箭，可是僅因為試驗時達不到預定的標準，就使這位官員得出了“其言失實”的印象。這說明積極進步的創意是很難沖破由長期穩定的以皇權為中心所形成的固定的意識的。官宦想的是如何在“煙火”的娛樂性上下功夫，以媚上而“進身博官”；而皇帝只會對向他們頻頻燃放的“煙火”所表示出來的殷厚敬意大喜不止，很少念及如何將“煙火”向軍事火器轉化。
民間放“煙火”較為普遍的作用是祭神。清代《點石齋畫報》對此有著傳神的描繪。由于放“煙火”祭神造成禍害也是屢見不鮮的。光緒二十一年(1895)春，天津草廠庵舉辦“煙火”祭神，“煙火”懸南馬道，其藥線蜿蜒數十丈。“大士像”的泥手插有香枝，枝端燃著，會頭以藥線一端，恭獻“大士像”前，就火點燃，就好像是神仙點燃“煙火”似的，瞬息之間出庵，急行銳進，既達南馬道。觀者爭睹，可忘了立足之地也是“煙火架子”陳列之處，正好在水中央，道的左右，均為秋潦，道寬僅可行一人，像獨木橋。因“大士像”親放“煙火”，為空前舉動，小家碧玉，貧戶婦女，紛紛赴水濱瞻仰，結果人一擠，纖足女流自然要遭到踐踏的厄運，死狀慘不忍睹。
與此同時，在西方，拉瓦錫使化學系統化了；用于氣體的收集和爆炸、燃燒和煅燒的實驗、水的合成等各種用途的重要裝置先后發明出來了；確證了質量在化學變化中的守恒；化學的命名法作了改進，并逐步標準化。這個時期的一些第一流化學家，還引入了新的織物漂染的方法。這個世紀結束之前，西方在化學工業方面已開始大規模生產硫酸和堿。
盡管在這一歷史時期的中國小鎮上，“煙火”的燃放，已達到了神出鬼沒的境地：
巨響爆裂，桶底脫矣。鬼趣分明，閻羅活矣。續第二響，俘拿破侖；滑鐵盧戰，萬馬千軍。第三第四，層出不竭，五花八門，觀者咋舌。泰西電影，梨靬吐火。今以手工，尊獨惟我。
從“煙火”技術角度上看，這種“煙火戲”的制作水平是非常高的，但也僅此而已。盡管它已吸收了西方的一些景象，可是骨子里卻沒有任何實質的變化，然而它卻仍以“今以手工，尊獨惟我”，洋洋自得地表白。這就較為典型地折射出了這一時期的中國，只看到海外一些表面現象但不深入吸收，以老大天朝自居的傳統文化心態。
當西方接受了中國傳入的火藥后，馬上制成火器，開辟出一個新的世界，或者說用它打通了外部世界，以至明代著名的自然科學史家方以智也將火藥當成從外國傳來之物。清代則更是一塌糊涂。英國人在上海匯豐銀行招待李鴻章時，為他燃放了一種忽海市蜃樓，忽孔雀展翅，忽成大廟的變幻多端的“煙火”，竟引得李鴻章大加贊賞，說“見所未見，可謂眼福不淺”。由中國人發明的“煙火”，都在英國人手中放出了異彩，從而引得中國最高官僚的贊賞，這真是辛辣的諷刺。但它卻是史實，反映清代的落后已到了無可救藥的地步。
此刻的西方，一本又一本的科學理論著作，排著長隊來到世間，爭相用科學的語言構筑起新的歷史時期的基石，新型的化學工業大廈，已經在西方破土動工……可是，在中國，惟有趙學敏的《火戲略》，形單影只地步入技術科學的殿堂。這一時期的中國，仍然步履悠閑地在宋元鋪就的傳統“煙火”園圃中，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不憚煩難反復制作著昔日的輝煌，并轉化出一些新的花樣來，若“砉若雌霓起，霍若閃電驚”。看去“千花萬花生”的“鐵花煙火”，就是“冶鐵既流，以大鐵瓢挹而灑之著樹間。輒進火成花，灼爍奪目，此煙火又一變也”。保守的氛圍，使人們不對“煙火”作任何非分變革的構想，尤其是明清統治者幾乎聽不到也不愿聽到日益迫近的西方軍團那似拍岸驚濤般的攻占新科學技術前沿的馬蹄聲……
從“煙火”進而發展制造火箭、飛彈，甚至噴氣式飛行器等先進火器的優秀人才是有的，從宋元以來就積累起來的這種“煙火”實踐是很豐富的，也是遠遠領先于整個世界的，可是明清的中國卻沒有把握住這一良好的歷史條件，也沒有正視歐洲科學技術挑戰的機緣。直到先進的西方用從中國傳入的火藥，轟穿緊緊封閉的古老城門時，中國這才如夢方醒，但為時晚矣。本來可以由制作“煙火”發展成為擁有世界上最早、最先進的火器的國家，卻在清代徹底走向衰敗的深淵，這是應該引起我們沉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