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文學在人文精神重建中的意義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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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張欣為代表的嶺南都市作家以嶺南都市為背景，描寫了嶺南商業都市中蕓蕓眾生的生存狀態。作品中展現出來的價值選擇、人際溫暖以及人文情懷對現代都市人文精神的塑造有著積極意義。

關鍵詞：嶺南；都市文學；張欣；價值選擇；人際溫暖；人文精神

所謂人文精神，即以人為本，既肯定人的價值追求的自由選擇，也涵蓋真正、自覺的“仁、善”理性意識，是世俗現實與理想信念、外在物質與內在精神、個人自由與社會責任的有機統一在人的行為中的體現。以張欣為代表的嶺南都市作家，以嶺南都市為寫作背景，不僅揭示出轉型時期都市人性的缺失與變異，更顯現出都市中人性的堅守與承擔、心靈的美麗與善良。他們處于人生困境，卻努力生存；他們務實，又敢于擔當；他們功利，又相互關心，極具人情味。在他們身上，映射著作者對都市人的人生價值的思考，對美好人性的弘揚，其現實意義不言而喻。

一、價值選擇中人文精神的體現

人文精神的體現，既尊重人的多元化選擇，也注重人的內在修養、道德責任，二者相互結合，相輔相成。在生活中，體現出來的是人的價值選擇向度，是為滿足俗世物質需求與精神意義的結合而體現的效果。廣東的廣州、深圳等城市率先實行對外開放，市場經濟的理念在人們的思想中逐漸占了主導地位。現代商業語境允許人的務實、肯定人對現實利益的把握，激勵人對自我的解放，刺激著人實現自我價值，但也成為人類精神困境的根源。傳統文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人文價值逐漸被消解，人的價值選擇出現錯位，個人凌駕于集體，索取超越了奉獻，本能替代了人格，利益取代了理想［1］109-121。長此以往，人的追求向形而下欲望傾斜，價值關系出現失衡，最終陷入精神的困境。《深喉》中的沈孤鴻，表現出的即是人性變化的過程。湯因比認為：“人類因為其本性中具有精神性的一面，所以他們知道自己被賦予了其他動物所不具備的尊嚴性，并感覺到必須維護它。”［1］126久任副職的沈孤鴻，確實具有著“人”的自覺意識，他明白官場之姿態，也能妥善處理物我的關系，自覺抵制誘惑，保持了自我的獨立與清廉。然而隨著權力的上升，他便工作中一意孤行，生活中與人攀比。功利的誘惑，讓沈孤鴻價值的選擇開始出現錯位，一步步被權利與欲望奴役，尊嚴喪失，人之“非人”，“求生”之路被自己隔斷。市場經濟的主導、現代商品觀念的影響、社會風氣的浸染，慢慢在日常生活中成為個人價值選擇的風向標。

在各種不良理念的充斥下，蕓蕓眾生，幾乎都變成了一個個“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凡事都講利益，有用則做、無用則舍，最終因“缺乏支撐起意義和存在感的價值觀”而成為“空心病”患者［2］，陷入精神虛無狀態。張欣的作品，承認人的價值選擇的多樣性，尊重人世俗的生活理念，肯定人正當功利的思想狀態；但反對享受超越奉獻的功利，批判異化人性的物質欲望，否定凌駕于群體之上的個人主義。她以不同的主人公的人生際遇向讀者揭示：在當下社會，唯有把世俗價值與人文終極關懷相結合，把現實利益追求與內在精神相統一，人才能真正感覺充實。過度追求形而下的欲望是人文精神缺失的體現。陸彌（《為愛結婚》）、梅金（《不在梅邊在柳邊》）等都是因此而陷入精神困境的代表人物。在《為愛結婚》中，陸彌是一個孜孜追求家庭關懷的女性，然而家庭環境與社會功利背景的交互影響，注定了她人生的悲劇。在家里，父母重男輕女，陸彌處于邊緣地帶，哥哥陸征是她唯一的溫暖來源。然而，陸征生病，讓陸彌再次看清家庭背后的冷漠與自私：為了金錢，父母、嫂嫂威逼自己舍棄現有的愛情。陸征吞藥自殺，陸彌便徹底成為“孤兒”。這時，陸彌的人性開始扭曲—金錢被異化為她的人生目的。為了金錢，她放棄原則，甘當狗仔隊；為了金錢，她丟掉尊嚴，用自己的痛苦作秀，以換取同情；為了金錢，她泯滅人格，以無恥的行為獲取并出賣別人的隱私。金錢的奴役，內心的扭曲，讓陸彌一步一步走向人性的深淵，親情成為夢魘、婚姻成為墳墓、愛情變為心魔，害人害己。作者通過敘述，揭示出深層的內涵：人性是否健康，與傳統、與現實、與個人價值的選擇有著密切的關系。陸彌的悲劇，在于父母傳統的重男輕女思想，在于社會金錢至上的主張與人性的冷漠，更在于她自己內心無法消解的價值追求。簡單地說，就是人性與社會大背景相互交錯的結果。與陸彌有著相似遭遇的梅金（《不在梅邊在柳邊》），雖同樣因為兒時的遭遇，才產生了金錢、權利至上的價值選擇，但根本原因，是她在金錢、權力面前不能守住自己，為追求金錢而把自己當成商品，才導致了她人文精神的失衡、人性的缺失，最后落得人財兩空的結局。

作品中，作者對陸彌、梅金等人的選擇給予了寬容，對她們的人生遭遇給予了同情，對她們價值選擇的錯位則給予了批判。對于錢、欲，她曾尖銳地指出：“錢這個東西或許沒有缺點，但是一旦擁有，人生的秩序會戲劇化的重新排列，出現意想不到的結果，有時候便成為悲劇的根源。所以對它始終應該保持足夠的警惕。”［3］在人的成長過程中，金錢、物質雖可暫時滿足人的存在感，但若沒有理想信念，不能堅守自我底線，久而久之，人就會在物質或欲望中迷失自我、陷入困境。因此，張欣認為：“每個人心里都有一個隱秘的天平，如果一邊是欲望、名利、金錢或者苦難，另一邊便是靈魂、良知、自省、堅持或者感動。”［3］人性的發展，需要金錢等外在的生活內容，也要保持內心價值的道德選擇。只有二者緊密結合，人文精神所追求的目標才有可能實現。《終極底牌》中的江渭瀾，即是金錢、苦難與靈魂、責任相結合的人物。音樂世家的出身，讓他有了浪漫、超越現實利益的情懷；軍人的經歷又讓他積淀了底蘊，保持了人性中的情義與責任。他的價值選擇顯示出與現代功利社會不符的悲憫氣質：對待金錢，他不高尚，甚至承認“家庭關系就是金錢關系，沒什么道理可講”［4］，但他又坦然、理性，不會產生過多欲望；對待家庭，他勇于承擔；對待員工，他以身作則，也不拖欠工資；對待客戶，他給予寬容，處處充滿人情味；對待苦難，他掙扎，但踏實堅定，具有堅強的意志。江渭瀾的人文精神，使他面臨理想與現實沖突時，不以世俗物質為恥，比如苦難當頭，為了生存，他不得不耍點小聰明，冒用別家公司名字；卻也在浮躁現實中獲得了少有的安詳，與人為善，努力提高自己的服務態度，不搞砸別人的牌子。作者通過江渭瀾告訴讀者，人文精神不是鏡花水月，它與現實緊密相連；也不是利益第一，而是隱含著靈魂的救贖與良知的傳達。穆時英曾經說過，文學的終極意義在于為生存的斗爭，而這個生存的斗爭，不僅意味著活著，更意味著一種“正確的生活”［5］。張欣等嶺南都市作家的作品，或從負面展示人生際遇、或從正面體現人生價值實踐，向讀者展示了人生應行走的方向和道路，雖非研究者公認的經典，但其中對現實的描繪、對人生價值的拷問、以及蘊含的文化關懷和人文價值更接地氣，可以影響讀者形成正確、理性價值觀，有助于引導讀者不斷地抵御外來誘惑，堅守自我。這正是完成文學終極社會意義的所在。

二、人際溫暖中深化人文精神

嶺南地區，原本就有務實的特質，而經濟浪潮的推動，更強化了人們的“實用”意識，即個人化、實用化、利益化勃興。實用主義的驅使，使社會形成“他人即地獄”的模式，自私、冷漠、精神麻木現象成了常態，都市中的人逐漸陷入精神的迷茫。“當我們在生活中不可避免地出現焦慮和迷惘時，便習慣性地埋怨物質世界的冰冷……即便是回到過去，同樣會有其他的問題存在，這便是因為人的心靈是非常脆弱和焦渴的，也非常容易貧瘠和荒蕪，這便是人始終都在尋找精神家園的原因之一。”［6］“文學中總有一些東西幫你宣泄掉了另一些東西，譬如說苦悶、困窘、無助和悲涼，同時它還能灑下甘露，滋潤心田。”［7］藝術的目的，不僅在于重現現實之殘酷、精神之迷茫、人生之困境，更在于探索人文精神，尋找救贖之出路。而人文精神除了以人為本、尊重人的價值選擇外，還有“善”的內涵。中國傳統的人文精神，就是真、善的統一，就是由真、善而達到美的效果。儒家講究“仁者愛人”，道家推崇“上善若水”，現當代社會，人文精神更是體現為友善、和諧。張欣是寫人性之善的作家之一，其作品雖反映出經濟社會的無情，卻又于無情商業關系中注入了人性之情，傳達出人文精神中善的因子。她的作品最能令人感動的不是親人之間的溫馨畫面，也不是朋友之間的深厚情義，而是普通人甚至陌生人之間的那點溫情微光。一點微弱之光，卻能帶給人極大的溫暖。作者借江渭瀾之口告訴世人：“人這一輩子唯一要做的，就是把心安置好了。”［8］唯有心安，人才會踏實。為追求心安，他放棄音樂夢、青梅竹馬、家人，承擔起戰友王覺的責任，只為那一句承諾；為追求心安，要不到政府工程款，他便賣掉房子給工人發工資和還建材商貨款；為追求心安，開發商跳樓，他則認為人死賬死，要給孤兒寡母留下一條后路；為追求心安，他明知做一個好人沒有什么用處，但還是毫不猶豫地選擇去做一個寬容、無私、勇于承擔的好人，并且教育下一輩也要做一個好人。

在利己主義橫行的社會，“獨善其身”、“兼濟天下”，好似一種遙遠的記憶，而人文精神的失落卻比比皆是。江渭瀾追求的心安，行為中表現為寬容與淡然，不僅僅體現出善之美好，更暗含了人文精神“以人文本”的核心本質，即尊重人生存的權利，包容他人選擇的自由。也正因為追求“心安”，才更因陌生人的一絲相助，便在冷漠的都市中開出朵朵溫情之花。正因如此，作為同事，槐凝總是在呼延鵬最無助的時候給予支持和幫助（《深喉》）；作為鄰居，小美媽盡管世俗，但在緊要關頭卻成為如一的精神依賴（《對面是何人》）；也因如此，本不相識的管凈竹和焦陽雖承受都市人的壓力，忍受著內心焦慮和痛苦，但內心的那份善良卻讓他們在物欲的社會中相互取暖，守護著彼此內心最為柔弱的部分（《依然是你》）；富二代劉嘻哈，更是為無辜的何四季四處奔走（《用一生去忘記》）。“他們之間擦出的火花，是真正的人性關懷。是小人物安放靈魂的憩息方式。是我們心靈中最軟弱的那個部分所期待的撫慰。更是冷雨飄零、舉目無親時出現的那把舊雨傘。”［7］不管是傳統還是現代，金錢、利益一旦成為關系紐帶，總會使人陷入精神的虛妄之中，而江渭瀾的包容、張豆崩的善良（《終極底牌》）、呼延鵬的正義（《深喉》）、李希特的追求（《對面是何人》）、槐凝的支持、曹虹的不離不棄（《依然是你》）則給冰冷的都市注入了一劑脈脈溫情，成為都市“欲海里的詩情守望”［9］。文學的功用在于思想的引導，張欣小說中人文精神“善”的體現，不僅為讀者提供了一條宣泄內心苦悶的途徑，更是社會轉型時期的一股清流，以潛移默化的方式浸入讀者的內心，從而帶動讀者向著振興人文精神邁進。以此而言，嶺南都市文學中展現出來的人性之善，在現代社會人文精神重塑中也可起到不可忽視的作用。

三、小結

都市化依然發展，都市人的觀念在不斷地變化與調整，無論是在都市中沉淪還是在都市中升華，其結果均來自于人內心價值的形成與影響。尤其是處于學習時期的青年學生，他們處于價值觀形成的關鍵時期。現代高效卻浮躁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他人即地獄”的社會環境、人與人之間的利益關系，無疑可能成為他們現在或者未來精神的桎梏。鐘曉毅對張欣如此評價：“人的心靈中也有一盞燈，點亮它，人的心靈空間就極為廣闊，人生的意義、價值和目標就會明朗，人就會走向高尚和美好；熄滅它，人則會在難以自拔的狹隘中，在陰晦不明的黑暗中迷失。……在某種意義上說，張欣可作這樣的‘點燈人’。”［10］張欣如此，嶺南其他作家亦是如此。他們“站在‘人’的立場上，弘揚‘人’的精神，確立‘人’的價值。”［9］作品中批判或宣揚的生存理念、對傳統人生價值觀的繼承、嶺南文化中的包容性和融合力，不僅可以讓為生存而奔波的勞心勞力者看到生存的希望；更可以讓校園中的學生形成正確的價值觀和人生觀，多一份人文關懷、少一分利益之爭，在繼承和創新的融合中不斷成長、成熟，最終完善自我、提升自我。就此意義而言，嶺南都市文學雖非經典，但其對“人”的價值的確立、對人的精神家園的尋覓，對現代社會人文精神的重塑，都有著積極的意義。

參考文獻：

［1］李建華．趨善避惡論———道德價值的逆向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2］徐凱文．功利的教育、焦慮的家長、空心的孩子三敗俱傷，我們還要繼續愚蠢下去嗎？［EB/OL］．

［3］張欣．對面是何人：代序［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9：1.

［4］張欣．終極底牌［M］．廣州：花城出版社，2013:89.

［5］穆時英．關于自己的話［M］//嚴家炎，李今．穆時英全集：第3卷.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8：5.

［6］張欣．依然是你［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

［7］張欣．上善若水［M］．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08:108.

［8］張欣．終極底牌［M］．廣州：花城出版社，2013:92.

［9］程文超．欲海里的詩情守望———我讀張欣的都市故事［J］．文學評論，1996(3)：71-75.

［10］鐘曉毅．在紅塵中安妥靈魂———素描張欣［J］．北京文學，2015(8)：67-69.

作者：李景云 單位：廣東金融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