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民俗文化創作取向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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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中原在很長的時期，一直都是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數千年來，悠久的歷史文化在中原不斷積淀，形成了其博大精深、源遠流長的歷史文化傳統，并逐漸向中華大地輻射，構建起中華民族輝煌燦爛的優秀文化體系。因此，中原文化在一定意義上代表了中國傳統文化最核心的精髓，是中華文化的重要源頭。河南地處中原，是中原文化的核心，是中華文明的搖籃，是主流文化和主導文化的發源地。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優越的自然環境，形成其獨具特色的中原文化傳統———以農耕文化為主要特色的文化體系。由此而言，中原文化又是一種獨特的地域文化，有著其自我豐富的內涵和外延，并創造出多姿多彩的獨具特色的文化形式。由于中原文化的歷史積蘊，自古以來，文人騷客歷代輩出，尤其是1980年代以來，劉震云、劉慶邦、李佩甫、張宇、李洱、喬典運、周大新、鄭彥英、楊東明等“文學豫軍”的快速崛起，并將一篇篇震撼人心、凝聚著其鄉土情結的作品，呈現在中國當代文壇，同時也展現出河南作家獨特的創作取向和價值追求。

這些從中原大地走出的河南作家，都曾經生長于中原這塊黃土地，雖然在其成年后相繼都離開了故土，走向城市，開始新的生活，但這些作家在創作上仍然以家鄉為中心來取材，站在城市現代文明的視角，反觀父老鄉親生存下的當代鄉村，以文學追憶的方式來寄托自我對家鄉的無限眷戀與懷念。因此，在他們的鄉土作品中，充滿著濃濃的鄉土情結，每篇文字的字里行間都隱含著對故土的難舍之情。正如作家劉慶邦所言：“我的故鄉在豫東人平原。我曾經說過，那塊地方用糧食，用水，也用樹皮和草根養活了我，那里的父老鄉親、河流、田陌、秋天飄飛的蘆花和冬季壓倒一切的大雪等，都像血液一樣，在我記憶的血管里流淌，只要感到血液的搏動，就記起了那塊生我養我的土地。”[1]當代河南作家堅持寫鄉土，寫家鄉，寫故鄉的人、事、景、情，通過一個個帶有濃郁家鄉風俗和地域特色的父老日常生活故事的講述，闡釋著自我獨特的鄉土情感。然而他們都是文化守成者，都表現出對中原傳統文化的無限留戀。改革開放后，現代文明逐漸浸入中國鄉土農村，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帶來巨大沖擊，尤其是現代工業文明的高速發展，鄉村的農耕文明逐漸的退出歷史舞臺，成為一種只在歷史記憶中存在的文化。從鄉土中原走出的這些作家，對這些即將逝去的傳統文化，尤其是對曾經輝煌的民族文化在現代文明的沖擊下逐漸地消失，感到嗟嘆與惋惜，因而，在他們的鄉土作品中，都致力挖掘中原文化傳統中的民俗美，用文學懷鄉的形式，將歷史上的中原民俗文化展示出來。

雖然“文學豫軍”都來自中原，但來自于中原的不同地域。中原文化歷史悠久，積淀深厚，不同的地域形成了不相同的文化形式，有著地域性的民俗與民風，如劉慶邦筆下的豫東大平原、周大新筆下的南陽大盆地、閻連科筆下的耙耬山系、劉震云筆下的黃河古道……，都呈現出獨具特色的地域文化。誠然，每個地域的民俗也不盡相同，各具特色。而這些作家就是通過鄉土小說的創作，將這些中原民俗、民風融合于作品中，呈現出自我對中原傳統文化的不懈追求與堅守。我們以作家劉慶邦的鄉土小說為例，來闡釋這些作家對中原民俗文化的獨特追求。有著“中國當代短篇小說王”美譽的作家劉慶邦的大部分作品堅持寫鄉土，其也是當代河南作家中寫民俗最多的作家，他的作品中所寫民俗難以勝數，如三月三廟會（《春天的儀式》）、鬧洞房（《摸魚兒》）、新女婿拜岳父（《走新客》）、新娘子回門（《回門》）、踩高蹺（《踩高蹺》）、送葬（《響器》、《黃花繡》）、唱大戲（《聽戲》）、二胡演奏（《曲胡》）、做碗燈（《燈》）、捕魚（《起塘》、《拉網》）、給牲口刷牙（《刷牙》）等等，都在小說中展示一種中原傳統的民俗文化。但作者在展示一種民俗文化時，并非是簡單的呈現出這種民俗文化，而是在講述這些民俗文化的背后，隱含著作者在內心深處的不懈思索與追問，將民俗文化的展示與自我的獨到思索緊緊扣在一起。以《響器》為例，在這篇小說中，作家劉慶邦給讀者講述了豫東大平原為死者送殯的傳統風俗。這本是一種最普通的風俗文化，但在作者的筆下，卻將這種風俗講述的至為感人，讓人動容。劉慶邦在小說的一開頭，就敘述豫東與中原其他地域不同的送葬形式：“莊上死了人，照例要請響器班子吹一他們這里生孩子不吹，娶新娘不吹，只有死了人才吹打張揚一番。”緊接著，其敘述了豫東鄉村人對死者送葬的隆重場面：“響器班子在院子一角，集體坐在一條長板凳上吹奏。他們一共是三個人，一個老頭兒，一個中年人，還有一個小伙子。這是鎮上崔豁子的響器班子，那個老頭兒就是四鄉聞名的崔豁子。據說從崔豁子的曾祖父那一輩起就開始吹響器，到崔豁子的兒子這一輩，他們家已吹了五代。周圍村莊祖祖輩輩的許多人最終都是由他們送走的。他們用高亢的大笛，加上輕曼的笙管，織成一種類似祥云一樣的東西，悠悠地就把人的魂靈過渡到傳說中的天國去了。吹奏者塌蒙著眼皮，表情是職業化的。他們像是只對死者負責，或者說只用音樂和死者對話，對還在站立著的聽眾并不怎么注意。他們吹奏出的曲調一點也不現代和復雜，有著古樸單純的風格。不消說曲調代表的是人類悲痛的哭聲，并分成接引、送別和安魂等不同的段落，以哭出不同的內容來。它又絕不模仿任何哭聲，要說取材的話，它更接近曠野里萬眾的歡呼，天地間隆隆滾動的春雷。

人們靜默地聽著，只一會兒就不知身在何處了。有人不甘心自我迷失，就仰起頭往天上找。天空深遠無比，太陽還在，風里帶了一點蒼涼的霜意。極高處還有一只孤鳥，眨眼間就不見了。應該說這個人死得時機不錯，你看，莊稼收割了，糧食入倉了，大地沉靜了，他就老了，死了。他的死是順乎自然的。”劉慶邦通過這段文字的描述，講述了用吹奏響器的形式為死者送葬的傳統風俗，表達生者對死者的尊重，生孩不吹，娶親不吹，全村人為死者在陽間的最后一程送行。響器的吹奏者也用最精湛的表演來為死者送行，吹奏的樂曲也很成熟和完善，分成接引、送別和安魂等不同的段落。作者的這種描述，表現出為死者送殯時吹奏響器這種中原風俗已經歷史悠久，代代相傳，并為鄉村所接受。作者之所以這樣詳細的描述吹奏響器的隆重場面，在這些文字的的背后我們可以感悟到作者的隱憂，那就是隨著現代文明的浸入，鄉村的傳統民俗在逐漸的改變，尤其是當代殯葬制度的實施，移風易俗，作者已經敏銳的意識到吹奏響器為死者安葬的這種傳統民俗不久將會消失。因而，在這些文字的背后隱含著作者對傳統風俗文化消失的哀嘆與惋惜。作家李佩甫的鄉土作品中也體現了其對傳統文化的一種記述，被看作是中華文化重要發祥地的中原，民俗文化特色鮮明、源遠流長。其也講述了豫北鄉村人婚喪嫁娶的禮儀，尤其是為死者送殯的嚴格程序，要行“二十四叩禮”。在《城的燈》中，當馮家昌母親去世后，作為老大的他就要帶著弟弟們學習“二十四叩禮”，去一家一家地磕頭，這既表達對死者的一種尊重，同時也是對生者為死者送行的一種感謝。

中原作家對中原傳統民俗文化在現代文明的沖擊下逐漸消失感到惋惜，都在用文學的方式追憶中原大地曾經的鄉俗美和鄉情美。這些作家雖然都是文化守成者，但并非是對傳統民俗文化的全盤接受，而是在理性的分析后，對傳統民俗文化中的糟粕給予排斥。正如學者張岱年所說：“與任何事物都包含矛盾的兩方面一樣，中國文化也是具有內在矛盾的統一體，其中既有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的一面，既有精華，也有糟粕。”河南作家也在其鄉土作品中記述了一些風俗文化中應當舍棄的糟粕，如李洱在《石榴樹上結櫻桃》一文中，就用大量的文字來講述在中原農村所流行的“罵街”和“看熱鬧”的丑陋傳統民俗。在宗法制的鄉土農村，男權占有絕對的優勢，婦女們沒有話語權，是一個集體失語的弱勢群體。她們對這種不公的權力分配所不滿，但又不敢公開違背中國儒家文化數千來所沿襲的綱常傳統，無奈只好采用“罵街”的方式，來發泄心中的不滿，也試圖將這些粗俗的辱罵，變成一種自我保護的本能。小說中的女主人公雪娥懷孕被村長發現之后，認為是有人告密，有意欺負她，跑到大街上破口大罵，一副母夜叉的潑婦模樣。作家李洱在講述這種丑陋風俗時，雖然從內心深處對這種民俗的不認可，但還是站在中國傳統綱常文化的視角下，對鄉村婦女沿襲下來的這種陋俗給予寬容的批判，對數千年來倍受壓抑與欺辱的鄉村婦女因找不到正確的途徑來發泄心中的憤懣和委屈，特別是當吃了大虧又找不著傾訴對象的時候，采取這種無奈的宣泄方式給予了理解，縱然如此，作者還是在小說中多次暗示這種陋俗必然在現代文明的沖擊中逐漸走向消亡。

李洱在這篇小說中還寫到另一種陋俗———“看熱鬧”。現代鄉土小說的肇事者魯迅先生就在其小說中多次描述一種“看客”文化，看殺頭，看熱鬧，在魯迅先生看來這種民俗文化正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糟粕。鄉村人愛看熱鬧，湊熱鬧，哪里有熱鬧，哪里就有人圍觀。小說中的雪娥一開罵，門口就圍了一群女人和孩子，這些人大都是非常閑，巴不得周圍出個什么事端，可以供他們茶余飯后閑談消遣。他們愛看閑事，愛散播是非。還有“每逢村里死了人，人們都要圍過去，名義上是對死者家屬表示慰問，其實是要看熱鬧，看孝子們怎么哭，誰是真哭，誰是假哭，誰哭的最兇，誰哭的最動聽。”這種“看熱鬧”中原民俗，也就是魯迅先生曾經批判的鄉村“看客”文化。這些中原作家雖然在創作取向上都是通過鄉土小說的形式，致力尋找中原傳統文化中的民俗美和鄉情美，但他們對現代文明下新的民俗、民風并不反對，而是理性的接受。因而，這些作家在創作理念上，又是與時俱進的作家，關注著當代中原農村在現代文明的關照下傳統民俗的演進與變遷，以及新的民俗文化的誕生。作家閻連科在《日光流年》一文中，用細膩、老道的筆法極力講述了豫西伏牛山系的耙耬山區一群備受傳統民俗折磨而又最終不屈服于這些民俗的三姓村村民。三姓村由于地處山嶺，海拔較高，常年干旱無雨，耙耬山區處處是“焦干的黃土，餓孩娃吸奶似的吞著流水。水本來很小。已經兩個來月滴雨不落了，田地都龜裂成堅硬的板塊，裂紋指頭一般粗，曲曲彎彎，網卷豫西的山嶺和平原”，“土地的裂紋，縱橫交錯地罩了耙褸山的世界，一團團黃土的塵埃在那山坡上霧樣滾著，溝溝壑壑都干焦得生出紫色的煙云。”而且耙耬山地下水質重金屬含量嚴重超標，致使三姓村村民們一代代患上喉堵癥，在村史上沒有人能活過四十歲，都是在英年去世。村民沿襲著世代傳下來的向上天拜神求雨民俗傳統，沒人去改變這種鄉村陋俗。1980年，隨著現代文明浸入到耙耬山區，村長司馬藍面對生命的的短暫與生存的艱難，決定拋棄陳舊的求雨風俗，毅然帶領村民開山修渠，將干凈的水源引到村內，與命運、與自然、與疾病抗爭，以延長村民們的寶貴生命。

中原文化是一種地域文化，在這些河南作家的筆下展現了中原的人、事以及風俗文化，表達了他們對故土深深的依戀之情。同時也展現出了中原民俗文化在傳統與現代的撞擊過程中的演變，其中有優秀的鄉土民俗，也有落后的、愚昧的鄉風陋俗。在鄉村現代化的變遷中，中原文化要真正融入到新時代中華文化之中，就必須取其精華、棄其糟粕，讓那些優秀的因子不斷地延傳下去。同時也要加入一些新的優秀因子，要不斷地進行創新、吸收和與時俱進。只有這樣，我們的地域文化精髓才能夠在時代的洪流中流傳下來，真正成為我們民族文化的一部分，真正成為中國特色文化的組成部分，為中華文明作出新的貢獻。正如一位學者所說，“既守成，又創新，在守成中創新，通過創新達到守成，是中國傳統人文思想的重要內容和顯著特征。

作者：孫擁軍 單位：河南理工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