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變文中非正統英雄觀及其價值取向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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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敦煌變文按照民間的標準塑造了諸多英雄形象，這些英雄人物身上的民間性格，使他們成了與正統相區別的非正統的英雄。這些英雄人物的事跡與行為表現出對民間公認的天道觀、道德觀及價值觀的維護與踐行。敦煌民眾在塑造英雄的同時，也是對現實社會的抗議和對英明國君和理想社會的向往與期待。

【關鍵詞】敦煌變文；英雄觀；非正統

世俗變文中的英雄是由生活在民間社會的廣大民眾自己塑造的他們心目中的英雄，變文突破了正史和上層社會所確立的意識、觀念的束縛，表現、塑造了一個合乎廣大民眾理想和愿望的、非正統的英雄形象。這些英雄的形象往往與正統的英雄形象相去甚遠甚至格格不入。但這正是當時社會廣大民眾普遍的思想觀念、價值理念以及行為取向的人格化和具體化的充分顯現。《漢將王陵變》《李陵變文》《伍子胥變文》《韓擒虎話本》《季布罵陣詞文》等變文，采用夸張、對比等藝術手法塑造了一系列民間的英雄形象。這些英雄形象其實就是當時社會某種思想觀念、價值理念以及行為取向的人格化和具體化的真實顯現。敦煌變文最根本的是它展示了廣大民眾的一種道德觀念、是非標準和行為方式，如恩仇必報、以義為重、蔑視權威等等，變文突破了正史和上層社會所確立的意識、觀念的束縛，表現、塑造了一個合乎廣大民眾理想和愿望的、非正統的英雄形象。與此同時，該變文已經完全拋棄了這個題材的原有含義和精神，而是把社會民眾的愛恨情仇、是非善惡等理想和愿望都“寄托”在了他們創造的英雄人物身上。這些英雄的形象其實承載著廣大普通民眾的理想和愿望。變文中選取的人物大多也都是對歷史發展做出貢獻，特別是一些帶兵的武將，如伍子胥、韓擒虎、季布、李陵、王陵等莫不如此，變文突出地描寫了他們的英雄品質，如對韓擒虎高超武藝的描寫：忽有雙雕，爭食飛來……擒虎十步地走馬，二十步把臂上捻弓，三十步腰間取箭，四十步搭括當弦，拽弓叫圓，五十步翻身背箭，箭既離弦，勢同劈竹，不東不西，況前雕咽喉中箭，突然而過，況后雕劈心便著，雙雕齊落馬前。[1]在韓擒虎的神箭面前，單于“連忙下馬，遙望南面拜舞”，不得不納貢稱臣。最后，韓擒虎被點為“陰司之主”，在天曹地府二位使者的迎候下，“摸馬舉鞍，便升云霧”，辭別皇帝，結束全篇。這種對英雄具有浪漫主義色彩的描寫，表現了創作者對韓擒虎英雄業績的欽佩。

《季布罵陣詞文》歌頌了一位敢于與手握生死大權的帝王抗爭，敢于與災難厄運抗爭的英雄，而漢高祖劉邦在變文中卻僅僅作為一個配角（甚至反面人物）出現。季布先是陣前辱罵漢王，后又四處逃竄，依靠自己的聰明才智，一次次逃脫險境，最終“摧鋼作柔，卒為列臣”。變文塑造了一個臨危不懼、機敏善辯的英雄形象，這個形象是社會廣大民眾內心深處的英雄。變文不但把史傳所載的統治者內部矛盾斗爭的故事，轉化為普通民眾反抗統治者、反抗厄運的描寫與歌頌，而且通過弱者戰勝強者、庶民戰勝權貴的英雄故事，滿足了普通民眾對于英雄的渴望與想象。《李陵變文》中塑造了一個血肉豐滿、感情細膩、有勇有謀、智勇雙全的英雄形象。變文通過“燒卻自家前頭草，以火止火”成功擺脫險境的故事，展示了李陵地處變不驚、鎮定從容，更顯示了他過人的智慧。而在明知敵眾我寡、敵強我弱的情況下仍然出兵迎戰強敵的舉動更表現出了他的英勇、無畏和忠毅：傳聞漢將昔家陳，慣在長城多苦辛。三十萬軍猶怕死，況當陵有五千人！軍中有事須成援，數將同行不同戰。遙奔逐北我自知，滅跡掃除□□□。平生愿望小臣功，出塞方知大幕空。圣主徑饒今日下，可得知陵□□中！其時將軍遭落薄，在后遺兵我遣收。

臥氈若重從拋卻，□□輕時任意留。逢水且須和面吃，逢冰莫使咽人喉。隔是虜庭須決命，相煞無過死即休。國中圣主何年見？堂上慈親拜未由！今朝死在胡天雁，萬里飛來向霸頭。[2]變文通過對故事情節的生動描寫和心理活動的細致刻畫，再加上講唱者深情地演說，使李陵這樣一個英雄的形象，在悲壯中走向了聽（觀）中的內心。《張議潮變文》和《張淮深變文》這兩部變文雖然殘損嚴重，但是從現存的部分來看，兩部作品翔實生動地謳歌了世守瓜沙70余年，保境安民，實為晚唐西陲之民族英雄的張議潮叔侄的功績。對于普通民眾而言，在所有的人際關系中，家庭成員以及朋友之間的社會關系無疑是最頻繁和最重要的，而這所有關系的維系最重要的是要講求信義。在敦煌變文中，信義觀念是僅次于孝順的一個重要觀念。如《捉季布傳文》中，楚將季布，因躲避漢王的嚴令緝拿，最終投靠舊友周謚。周氏當時已為漢臣，在明知漢王“心念未能誅季布，常是龍顏眉不分。遂令出敕于天下，遣捉奸兇搜逆臣”的情況下，既無視“捉得賞金官萬戶”的巨大誘惑，也不顧“藏隱封刀斬一門”的巨大危險，在得知季布前來投奔時還“下階迎接敘寒溫”，而且向老友季布更向世人做出了擲地有聲的承諾：“一自相交如管鮑，宿素情深舊拔（跋）塵。今受困厄天地窄，更向何邊投莽人？九族潘遭違敕罪，死生相為莫憂身。”[3]在此，周氏對朋友的信義不但得到了季布的肯定，更大到了廣大普遍民眾的贊美。在歷史題材類作品中，變文還塑造了一個又一個堅持正義、勇敢復仇的英雄人物。如《伍子胥變文》在《左傳》《呂氏春秋》《史記》的基礎上，增加了浣紗女贈食自沉、伍子胥逢妻遇姐、外甥追舅及漁人救渡后覆舟自沉等情節，把伍子胥悲苦險惡、壯懷激烈的命運同社會大眾緊密聯系在一起。變文中浣紗女和漁人等普通人物不貪富貴、不慕榮華和視死如歸的高尚品格也由此走向了廣大社會民眾的內心深處。此外，變文中還塑造了一系列深明大義、堅貞賢惠、矢志不移的女性形象。如《漢將王陵變》中的王陵之母，面對霸王的威脅和楚軍的折磨時的大義凌然——“憶昔汝夫臨終日，塵莫（漠）天黃物未知。道子久后于光祖，定難安邦必有期。阿娘常記兒心腹，一事高皇更不移。

斫營擬是傳天下，萬代我兒是門楣。不見乳堂朝營貴，先死黃泉事我兒。”[4]《董永變文》中“數內一人歸下界，暫到濁惡至他鄉。帝釋宮中親處分，便遣汝等共田常，不棄人微同千載，便與相逐事阿郎”[5]甘愿受苦、織機還債的仙女。《王昭君變文》中眷念故國、懷念鄉土、敢于擔當的昭君，《秋胡變文》中善良美麗、獨立堅強、忠貞不渝的梅英以及《韓朋賦》中機智勇敢、不畏強暴、不慕榮利、寧死不屈的貞夫等形象一一活現紙上，讀之者無論是何人品，無不可取以自鏡，使聽眾“莫不模擬神情”，也“足以動人觀感”，為勸善懲惡之具。而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一系列昏庸愚蠢、陰險狡詐的統治者的形象。《伍子胥變文》中昏庸奢靡、荒淫無道、拒諫飾非、任用奸佞、排斥賢能的楚王，《季布罵陣詞文》中睚眥必報、陰險狡詐、出爾反爾的劉邦；《漢將王陵變》中剛愎自用、兇狠殘暴的項羽；《李陵變文》中不辨忠奸、薄情冷酷、濫殺無辜的漢武帝；《孟姜女故事》中窮兵黷武、徭役苛重、不念民生的秦王；《韓朋賦》中荒淫殘暴、強奪民女、妄殺賢良的宋王；《晏子賦》中以勢壓人、自作聰明、自取其辱的梁王等等。[6]變文對他們的丑態和惡行都做了詳盡的刻畫和深刻的批判，他們的惡習、罪行也都得到了相應的報應。變文故事通過塑造不同的人物形象并賦之以“適當”的褒貶，在不知不覺中就向人們傳達了善惡、好壞的標準。在此，變文以“驚愚勸善，感化人心，善惡分明，使忠臣義士得留名于后世，邪教亂臣遭報應循環，使聽者有悅目賞心之歡，拍案驚奇之樂”。同時，敦煌變文在闡述佛理、演繹故事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一種為全社會所接收的價值觀念和精神信仰，并在此基礎之上培植和固化著敦煌（社會）民眾的善惡觀、美丑觀。如，凡不仁（無道）、不忠、愚蠢、無信、兇暴、貪婪、不孝等行為都受到鄙薄；反之，凡堅持正義、踐行忠孝、善良友愛、機智勇敢、不貪富貴、不慕榮華、堅貞賢惠、誠實守信、嚴以自律等行為都受到羨慕和贊許。敦煌變文按照民間的標準傳唱著英雄的事跡，伍子胥、韓擒虎、季布、王陵、李陵，每一個人物都是受民間倫理觀念支配的平凡的英雄。他們的形象與正統的觀念迥然不同，甚至是對正統權威的反抗和對正統權威的挑戰，但他們的形象卻早已深入敦煌社會并受到社會廣大民眾的擁護和愛戴。這些英雄人物身上普遍擁有著普通人的基本情感，他們身上也都蘊含了太多民間的品格和情感。[7]這些英雄人物身上的民間性格，使他們成了與正統相區別的，非正統的英雄。這些英雄人物是民間社會用自己的標準塑造的自己心目中的英雄。他們在塑造英雄的同時，其實也是對現實社會的抗議和對英明國君和理想社會的向往與期待。變文通過對某種價值觀念的生動演繹，使聽眾隨著故事情節的展開也知曉了是非美丑與善惡忠奸。聽眾更可以為故事中主人公的命運或哭或笑，在這一過程中故事中的人物已經深深地感動了聽眾，聽眾也必定在這種感動之中受到某種啟發與教育。通過對這些變文故事的創作、接受和再創作，在潛移默化之中教育人們明辨是非善惡、啟發人們崇美向善，既博取心靈上的慰藉又可獲取現實生活中的美德。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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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小榮.敦煌變文[M].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2.

[7]陸永峰.敦煌變文研究[M].成都:巴蜀書社,0:.

作者：黑曉佛 單位：中共甘肅省委黨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