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法律文化的價值與社會構建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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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中國人，我們很難擺脫傳統文化對我們的影響，一個是我們的生活環境當中傳統的文化無處不在，穿衣文化、飲食文化、住宿文化，這其中當然包括傳統的法律文化，比如在現實解決矛盾的時候，我們還是更加愿意去和談而不是跑到法院去狀告，法律只是一種不得已的解決矛盾的最后一種手段，這種法律工具性的思維一方面消解了我們想要建立起西方那種法治主導的社會模式的理想，一方面又在人們的生活中彌合了因矛盾而產生的感情裂縫，維系著傳統中國人和諧社會的理想。從這個思維模式里我們經常能得出中國目前還是一種熟人社會，與現代的法治治理下陌生人的社會格格不入的結論，熟人社會與陌生人社會相較之下便是我們還是落后的感嘆。我認為背后是一種典型的馬克思經濟式的思維，這種思維的隱含邏輯認為經濟是基礎，我們在這種傳統文化中既然沒有創造出領先于世界的經濟，那么我們的文化包括法律文化就是落后的就是要變革的我們就應該學習西方的法律治理那一套，還經常拿出日本人的例子以說明中國人應該向日本人那樣善于學習。但是我們忽視了的是文化與經濟是有關系的，但是不是那種決定行的關系呢?不見得。文化這個概念有著一種心理的向度，一種精神的向度，與現實有一段距離。形而上的說，意識和物質到底誰先誰后，這是一個值得永久爭論的問題呢，而不是斷然的下結論然后推而廣之。
總得看來這種解決問題的選擇更是一種手段的選擇而不是一種經濟落后就導致精神層面的落后的必然。正如我們吃飯的時候用筷子，西方人用刀叉，但是我們發現不如西方人吃的好就說是筷子的問題然后換刀叉。這是我們傳統法律文化中對人際矛盾的化解，對大同社會的追求，與西方社會中對人權、民主、平等的追求沒什么兩樣，我們不能得出對大同社會的向往就不如西方對民主人權的追求的結論。民主人權的追求用法治，和諧社會的追求用調解。當然你想用調解的方式去追求民主法治這又是另一個問題，這不是調解的錯，是人的錯，我們經常搞不清手段與目的的分野，不僅混用兩個概念而且混用其中因素的概念歸類。
另外一個因素可以講是心理層面上的，我們作為一種高級動物，意識中自身存在意義的思考是我們經常的疑問。這種疑問往往來源于我們對未知的追求，對自身存在的懷疑，對安全感的渴望求，換做文化概念上就是一種對于文化的依賴和尋根。法律不管是想要成為一種生活的方式或者一種信仰，都必須對中國的傳統法律文化做出較為積極的回應，否則便會體現出各種的水土不服或者遇到各種阻力。這個時候我們將法治這個詞語重新定義，我認為就是有必要的。法治這個詞語我們經常在兩個意義上使用，一個就是一種治理社會的模式，這個意義上的法治是一種技術，一種手段，工具意義上的存在。另一個就是一種具有豐富內涵的追求，這個意義上法治是一種理想追求，其中填充了西方法治社會中各種價值:民主、人權、自由，這是一種理想層面的存在。
這兩種面向的劃分有利于解決我們所說的中西方法律文化中的沖突問題，并且在實際的運用過程中，我們必須區分好這兩個意義法治，不忽視這兩種面向才能更好的進行討論。將法治理解為工具意義上的一面后，我們就可以將這個工具中的價值內涵豐富起來，比如將這個法治的價值中賦予一種消訟理想，換句話說消解法律就是法律存在的意義，這是我們大同社會中的理想實現，這雖是不可能的，但是正是如此才是值得追求的，就如同自由和人權一樣，價值理性的追求讓我們人類有了北極星，這也許就是中國的法律文化中的北極星。當然我們對中國的法律文化進行挖掘或會有其他的價值引導。一旦我們將中國式的法治確定下來，也許作為中國人的那種心理歸屬感才能理所應當的找到，找到中國人的自我價值的肯定和一定程度上解決民族尋根的要求。
以上的討論只是為了回應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價值意義在現代社會中肯定問題。其實涉及到具體的操作層面上，還會有很多的其他的沖突的問題，畢竟這是兩個不同的文化體系在法律中的碰撞問題，我們不能因為以上各種原因就能積極樂觀的看待這一碰撞。如何處理好這一碰撞也許公民社會和倫理社會的兩分法是一個解決途徑。這種社會的二元構造既可能化解我們中國人之所以為中國人的文化追問也可以吸收現代公民社會中的對于政治的要求，建立一個精神和經濟都有所歸屬的現代中國形象。
我們對于西方社會的法治模式向往的一個理由是，西方成熟的法律體制亦或者說是憲政體制更加穩健的發展經濟，更好的尊重人的主體性地位，使人活的有尊嚴有安全感。這點是事實證明，沒有什么好疑問的，但是我們究竟以何種方式來學習這套模式確實是一個問題。但是提出這個問題的前提假設是中國的傳統法律文化是不適合中國土壤孕育出民主法治的，但是這個前提假設并沒有說明，我們的傳統法律文化中是必然和西方的民主法治是不可調和，是東風壓倒西風式的斗爭。傳統的法律文化在政治領域中的表現使得我們必然要吸收西方的憲政理論，盡可能的提出民主，平等，自由的要求。政治上分權理論實踐和選舉制度的完善，以及面對政府的言論自由的等針對公權力的要求的主要吸收西方的法律框架和制度設計，追求人人向往之的普世價值。
當然還可以吸收傳統法律文化中對官員的限制，比如施以仁政，下級官員要敢于直諫，孝敬父母，愛護自己的家庭，忠實于國家和民族。對于違背以上官員基本倫理的，就引用西方的選舉替換下去，有序的實現政權的輪換。這樣中國的官員身上既背負了基本的人權要求又要做人們心中的傳統的道德模范，總之，等級有序是正常的，但是我們沒有用好;尊重上級是好的，但是不能媚上;接待禮節是有的，但是要在人民的控制和監督之下;建立官員和政府的權威是應該而且是必要的，但是應該在權力的制約基礎之上;倡導庭前調解是好的，但是應該在尊重兩造自身的邏輯上進行，不得人為提倡和高壓干預。只有在公權力邏輯當中以西方限權的基本法律框架為基礎，融入中國官員自身的倫理邏輯才能有一個適合于中國自身的政治法律環境。這種法律環境的建立一部分原因是形成較為成熟公民社會，一部分是這群公民社會中有著對中國傳統道德文化的向往和追求。這就是中國式的民主政治。
在社會中私法層面上來講，可以更加貼合自己的倫理和道德邏輯。將一些中國傳統的孝敬父母等倫理性因素描繪到民法中甚至可以入刑保護，中國人更加注重名譽問題，實質上是推崇道德的邏輯，那么在精神層面上更注重對于傳統道德的違背精神賠償，加強一些公民的傳統仁、義、禮、智、信、忠、孝、悌、義、溫、良、恭、儉、讓等一系列的儒家要義。在公民的私社會中盡可能使傳統道德的控制力體現在生活中的各方面，然后輔之以融合了一定的傳統道德的法律銜接。實際上就是建立一種公民自治的大社會和私權社會，將政府囿于這種成熟的傳統道德公民社會中去，尊重社會中公民自由的邏輯，當然這種邏輯的背后就是傳統道德和以及融入部分道德的法律支撐。
二、結語
總之想要處理好傳統的法律文化和西方的法治文明之間的沖突，最重要就是要分清楚在公民社會和政治社會的邏輯的不同之處，從而讓不同的控制體系發揮各自的作用。傳統的法律文化是有價值的，但是如何運用這種價值是另一個問題，不能因為我們現在處理不好這個問題，就否認這個問題的存在，鴕鳥向來就是飛不起來的。
作者：孟巖王小霞單位：吉林大學法學理論研究中心蘇州大學王健法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