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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佛教文化在武漢城市圈的發展歷程
據史料記載,黃武三年(公元224年)印度僧人維抵難攜《法句經》來到當時的武昌(今鄂州市)譯經傳法,這是湖北佛教歷史上首次見到經文。兩晉南北朝時,佛教進人全盛階段,晉武帝泰始二年(公元266年)印度僧人竺法自從洛陽出發沿途宣講佛法至江陵。東晉著名高僧道安大師派弟子慧遠法師等人率粼刀余僧眾來到襄陽。道安在襄陽整理佛典、編纂經目,用“無在萬代之前,空為眾形之始”的論點揚棄格義;倡導以釋為姓,確立戒規;倡導以釋為姓,確立成規,派遣眾教徒傳教四方。道安法師派弟子到荊州弘法,“時江陵僧徒多有行業,或告法師曰:‘荊州法事大盛’。”建造寺院,塑雕佛像,譯經注書,開壇講經,接收了大批當地信眾,極旺的香火使得國內外眾多僧侶慕名而至,荊州一時間成為東晉時期湖北弘揚佛教的中心。其弟子曇翼曾主持長沙寺,此后又主持新建上明寺,僧人近千人,規模十分宏偉。時道安的弟子惠遠、惠持路經江陵南下時,都曾掛錫上明寺。后惠遠從江陵東下得陽(今九江),“太元九年,安曰:‘若汝吾何言哉?’遂自荊州將之羅浮抵得陽見匡山愛之廬”,登廬山建東林寺,倡凈土,終為南方佛教領袖人物。隋開皇十三年(公元593年)隋朝著名的高僧智者大師前往當陽奉詔建寺,隋文帝賜額“玉泉寺”,提出“五時八教”和“一心三觀”的佛教教義,創立了天臺宗。唐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唐朝高僧道信法師(即禪宗四祖)應薪州道俗法師之請,人黃梅破額山(今名雙峰山)聚徒修禪傳法,薪州道俗為他“造寺,依然山行”,創正覺禪寺(現四祖寺)。道信在正覺禪寺以其所制《人道安心要方便法門》傳道三十多年,“諸州學道無遠不至”,荊州四層寺法顯、神山寺玄爽等眾多高僧大德常來參訪問道,門徒曾多達“五百余人”,他倡導集眾傳法,農禪雙修,成為禪宗的奠基人,后將衣缽傳給了他最得力的弟子弘忍法師(即禪宗五祖)。弘忍法師繼承和發揚了道信法師的禪法,主要有二依:一依《楞伽經》以心法為宗;二依《文殊師利般若經》的一行三立,大弘宗風,接引品群,后因四方來學的人日多,便在雙峰山的東面馮茂山另建道場,名東山寺,時稱其禪學為“東山法門”或“黃梅禪”。由于弘忍法師對禪宗的大力宣揚,加之道信法師的“十大弟子”如法如、神秀等,皆傳化一方,一時問出現了“天下無寺不禪”的輝煌局面。后弘忍法師于正覺禪寺傳法六祖惠能。因此,佛教界確認,“禪宗應初創于道信,形成于弘忍,發展于慧能”。
二、綜述
由此可見,在中國佛教古展史中湖北佛教有著特殊的地位和無法估量的卓越貢獻。后各朝(宋、元、明、清等)繼續獲得大力的傳揚,雖然多次遭到劫難,但依舊興旺,香火不斷,有些名寺古剎游客‘舊過千記、月逾萬人”之多。近現代的湖北佛教雖然經歷了八年抗日三年內戰的戰火洗禮,又受到時期“破四舊”的大肆破壞,很多的僧院被毀于一旦,傳播佛教文化的事業一度中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以后,黨中央大力推行新的宗教政策,連撥巨款支持各省市佛教文化重建工程。佛教文化歷史濃厚的武漢城市圈,響應政府號召開始重建被毀佛教建筑,整理修復貴重宗教文物,收回被占寺宇,召回僧人,恢復方丈制,并于1994年8月31日經湖北省人民政府鄂政辦函,批準正式恢復武昌佛學院辦學,借此提高僧眾文化素質,加速恢復武漢城市圈的佛教歷史盛景。
作者:賀海濤姜珊單位:中南民族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