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以來四川藏茶業探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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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七年(1881)，四川總督丁寶禎奏改茶章，實行定岸招商，按引征稅，取消各縣就地征稅辦法。天全定為五屬(雅安、滎經、名山、邛崍、天全)茶岸之一，歲定引額，茶商自領，不給攤派。商戶營銷自主、靈活、積極，促進了茶業復興。光緒九年(1893)，英、印茶葉開始涌入西藏，南路邊茶受到嚴重打擊，銷票銳減，天全部分茶商被迫停業，茶葉積壓。《西康綜覽》對此有較為詳細記載:“在康營茶業者，分雅安、滎經、天全、名山、邛崍五幫，此五屬茶商系私人經營，票引領自四川，并無聯合組織;以滎、雅、名、邛所產為大路茶，天全為小路茶。前清各幫商人曾組織邊茶公司，于宣統二年成立，將所有散號一律停業，改良制法，革除積弊，一時勃興，局面煥然。并擬舉辦商業學校及康藏商團等事。唯以經理未善，操之過急，復以小資本之散號素不滿于該公司之組織;民國初建，國內騷然，遂行瓦解，各自經營，間有摻以贗品，茶質雜矣。繼而茶商互相奪利，購茶商人乘機挾制，小本者則濫行趺價，大茶號則賒帳交易，復因印茶輸入，大受影響。將來之危機如茶園荒蕪，印茶侵略，假茶充斥等，皆為目前應行設法襯救者也。”[1](P343)

民國初期，軍閥割據，對藏用兵，茶葉生產受損，邊茶銷售急劇減少。軍閥沿用“茶引”舊制，強迫茶商包銷，無論銷售與否，照例收繳課稅。特別是防區期間，實行“從價課征”，“先課后票”等辦法，稅率增至40%，附加繁多。在雅安的碉門，一些茶區出現毀茶作薪現象。茶商也不堪苛稅重負，或欠稅逃亡，或停業、倒閉。尤其是民國二十二年(1933)四川“二劉”之戰，劉文輝敗退西康，為濟軍費困難，大肆進行搜刮，茶商被搜刮尤甚，天全茶商倒閉10余家，邊茶產量大幅度下降。據史料載:經康定行銷藏區邊茶，由民國七年(1918)的400萬公斤，降到民國二十七年(1938)的20萬公斤。民國二十八年(1939)西康建省，為抵制“中茶公司”在康建立分支機構，爭奪茶利，成立“康藏茶葉股份有限公司”，對茶商實行兼并，強制茶商集股。《西康綜覽》記載:“二十八年省府成立，對于雅茶之改進，不遺余力，曾與中國茶葉公司及財政部貿易委員會，暨茶商茶農等組織雅屬茶葉改良委員會，計劃雅屬各縣茶葉產銷之一切改良事項，所有經費及事業資金，由各方面共同籌措之。建設應為增加茶量起見，已睩創設雅屬茶葉改良場;又為改良出品，則創設制茶廠，并指導茶商組設邊茶運銷公司，改良其包裝，檢驗其品質，評定其等級，集中運銷至邊地及國外，推廣其銷路，以期恢復昔日西藏之市場。”[1](P343－344)天全茶商高泰昌、高國昌、黃復員等入股2萬余元(以康定存茶、法幣折價計股)，公司下設茶葉制造廠10個，第九、第十廠設天全。規定茶農賣茶必須賣給公司，不許出境。收購茶葉時壓級、壓價、扣秤，逼得茶農鏟茶種糧。同時，又以高價向藏民出售成品茶，使藏民不堪其苦，轉而求購印茶。由于公司大權掌握在官股和大資本家手中，入股的中、小茶商處于無權地位，無心經營。加之公司內部糾紛頻發，致產銷一年不如一年，在一些有影響的私股茶商帶動下，退股現象嚴重。民國三十三年，陜西茶幫的“義興”、“聚誠”、“天興”首先帶頭從“康藏茶葉股份有限公司”退股，四川茶幫的“孚和”、“永義”隨后退股，退股之風迅速漫延，而新開辦的茶號達50余家。民國三十四年(1945)前后，官僚資本相繼投入邊茶行業，如西康公司、利康公司、兆裕茶號和二十四軍一三七師合作社等。由于官僚資本的沖擊，舊有茶商處于劣勢，僅能憑借長期的信譽，在明爭暗斗中求得生存。到民國三十七年(1948)，天全茶商僅存23家，年經營茶葉7千擔左右。

西康建省后，當地主要茶商有四大類。陜西商人是當地組織性最強的一類茶商，“豆腐老陜狗走盡天下有”這一在當時川、康地區流行的俗謠表現了陜西商人經商的韌性。“今日西康漢商陜人多于川人數倍，資本之雄厚，規模之闊大，態度之佳良，目光之銳敏;在康地商人中，皆為首屈。謂現在西康商業在陜人手中，殆無不可。此因由于陜人善于遠道經商，歷史上亦有關系。”[1](P346)川商多學陜商逐步發展而來，一般規模較小。喇嘛商也是西康省當時重要的茶商力量。“西康各大寺院皆自經營商業，資本由各喇嘛湊集，公推經理一人，稱為充本，負責經營，普無薪水。每二年結帳一次，換推一人，但不得連任。賺錢若干，全數繳納管家大喇嘛，作為經祀神祀年禳動之費。大寺每有商業數家，由副反應中喇嘛自行團結籌資經營，資本以秤計，每秤五十兩，有至二十三午秤者。”這與其它寺院商經營模式相似。這些喇嘛商以經營茶葉主為，而茶葉的主銷地是西藏或者其它藏區，由于他們特殊的身份，經營過程通常較為順利，且欠債者多會按時償付。《西康綜覽》的記載也證實了這一情況的存在:“所經商業以茶為主要，大都自爐城運茶至藏，又運貨回康，為絹綢、布……又兼營借貸生息，利息概為每月五分以上。如有欠帳不還者，喇嘛寺于跳神時咀咒之。番人畏咒，無敢欠者。”[1](P346)最后一類是土司商，這些大商家一般不親自參與經營，而是依照嚴格的方式雇人經營。“西康各土司大都經營商業，資本派于民間，委頭人之能經營商業者經營之，稱為涅巴，亦二年一換，不給薪水。賺錢繳歸土司，作經修造祈禱等用。蝕本則由涅巴賠償，亦賺財之一道也。”[1](P347)正是這種嚴格的管理與代償方式，保證了土司商人高額利潤的獲取。這些商人無論是否有組織性，均以私人經營為主。

一、雅安茶商種類

私營茶商。《滎經縣志》載，在雅安滎經縣，南路邊茶原無專門的茶商經營。在清朝，滎經縣被立為南岸后，才開始有專門的茶商報引立案設號，產銷一體。當時開業的私營茶號有姜記華興、裕興，王記大順、洪順、長盛元、億盛、朝興、長升，劉德安，蔣吉泰，徐福元等(長盛元、億盛、朝興、劉德安于民國時歇業)繼后有姜永壽之公興，姜德之之又興，姜伯衡之全安隆，姜廷珍之全安同，蘭翹云之榮泰店，徐建章之寶興，朱曉樓之裕康，陳伯昌之成康，朱開華之泰康，程秉恒之恒盛，田芳兆之兆裕等等。以華興、大順、榮泰三大茶號規模最大。至1950年，全縣私營茶廠尚有9家。次年，鴻興(姜尚文)、滎興(蘭光廷)公私合營，定名中興茶廠，泰康、尉興生、寶興聯營成立協康茶廠。

民國時期，除了外來茶葉競爭外，國內藏茶茶稅日益走高。1935年康定茶商在《為茶業凋敝，懇請減輕稅率、免除苛捐以蘇邊商痛苦》中有:“就金玉茶買本言，每包約值大洋一元，納稅三角有奇，稅率達百分之三十以上，加入腳費計之，稅率已達百分之十幾。按之常關值百抽二小數(點)五之稅率，已超過十余倍。”同年7月，茶商們給駐康定軍長李韞珩上書，陳述康藏茶葉市場的嚴峻形式以及商茶經營的困境。民國二十七年(1938)，康定鍋莊已經只剩13家維持經營。

鍋莊是康定獨有的茶葉經營館驛。《西康綜覽》載:“鍋莊為康定所獨有，為他縣所無。在未入康及不明康定情形者，或以為制造出售銅鍋鐵鍋者。二十六年入康調查各情，遄返內地整理報告，友人乍見即作如是感想。究其得名之始，或因康人應烹煮食物，恒以長柱形石頭三塊埋于土中，或栽三根成三角形置鍋其上，遂以名之也。鍋莊萌于何時，殊難確考。然以安家鍋莊之家譜，考查五百年前即已創業。江家鍋莊則成立于明洪武年間。余如包家鍋莊、揚家鍋莊亦皆成立于明代。”[1](P349)鍋莊之名的由來雖只有這種推測，但與商業經營的聯系卻不容抹殺。在元、明時期，西藏商人常以各地土產，如羊毛、皮革、麝香、蟲草、鹿茸、貝母、赤金物品到康定開展貿易，易回粗茶、布疋等物。當時的康定是一個荒涼的山村，前來貿易的大量商賈無處可住，只能在住宿之地搭架帳蓬，豎立鍋。如此為時既久，“建筑房屋，或為遠商來康招待之所，或為明正土司分封大小頭人覲見時來康止宿之處，名曰‘督吉’。”[1](P349)據《西康綜覽》記載，最早的鍋莊有四家，即瓦斯碉包家鍋莊、鐵門坎汪家鍋莊、大園羅家鍋莊及石門坎木家鍋莊。他們原屬明正土司，各自分擔差務。后因關外各大小土司朝貢差務日繁，原有鍋莊不敷應用，由四家而增為十二家，各直屬三家，代分差務。鍋莊的運營自清朝后一直保持了專門的模式:“……清代已增為四十八家，而鍋莊性質亦已變為旅館。國外商人至康，無鋪店，貨物即堆存鍋莊之內。鍋莊主人代為介紹顧主，抽取傭金百分之四，來客購買貨物亦取百分之四以作傭金，其傭金皆曰‘退頭’。”[1](P349)實質發展成為進行商業中介業務的有著固定場所的館驛。1950年康定稅務局統計，康定鍋莊有25家，分布在北門、南門、子耳坡、白土坎、瓦斯堡、參政路等處。商會、官商或官商合資。西康建省之前，商會組織在四川地區較為混亂。“昔時組織漫無規律，自民國十七年國民政府通令全國商法條例，以上海線、漢口、康定三處定為總商會，他處名為商會，以便稽查國內外商業進出情形。”[1](P347)西康商會建立后，對組織茶葉的生產經營起到了較大作用。“西康商會地位實與他處不同，但現時康定商會仍名曰‘康定縣商會’。自建省告成從事商業之整理雖有指導組織各同業公會之擬議，而于商會指導，亦未可忽也。”[1](P347)民國22－25年(1933－1936)，民國36(1947)至解放，陳興元、胥梓良先后到滎經縣分別興辦四豐合、世昌隆茶號。民國28年(1939年)成立康藏茶業公司，滎經設制造廠，公興、榮泰、榮興三茶號入股加入，除滎興中途退出獨辦外，直到1951年。以上均為官商合資企業。民國32年(1943)至解放前，曾錦光興辦中茶公司藏銷茶葉精制廠，屬官僚興辦企業。國營茶企業。1951年1月1日，國營滎經茶廠建立，并于當年投產。隨著邊茶業務不斷發展，逐步改建、新建廠房，倉庫和生產設施，被列為全國南路邊茶定點生產廠。

二、天全茶廠與茶商分析

在1950年前后，四川的藏茶茶商與企業經過了較為復雜的變化。從天全縣的天全茶廠演變過程可發現這一過程的諸多特征。《天全縣志》載，天全縣1950年2月恢復邊茶生產，同時在私人茶葉生產經營者中募集資金入股，合資經營茶葉。私營聯合茶廠于1950年4月成立，廠長高鑒清，副廠長高夢鶴，會計劉登桂，事務王鴻昌，業務高鐵如、李寶卿。股東有:高鑒清、高懷潔、高懷武、王鴻昌、李家驤、劉登桂、李寶卿、李家聰、高鐵如、高仲威、張斗陽、高夢鶴等，雇員高光楷。同時，朱國錦在廠任軍事代表，貿易公司經理柳永安負責業務聯系。經營模式為:加工訂貨，產品包銷，利潤歸廠，由政府提供貸款。聯合茶廠的成立對邊茶生產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1951年6月，在縣人民政府的領導下，私營聯合茶廠轉為公私合營天全中聯茶廠，廠長高夢鶴，業務員駱明倫，李家榮。增設了茶葉收購站和流動收購組，以國家計劃指導藏茶生產。1952年6月26日，天全縣委、縣人民政府根據上級指示，將公私合營天全中聯茶廠改建為國營西康省茶業公司天全茶廠，由省公司直接組織領導藏茶生產。同時，在城關、始陽、濫池(今新溝)、大魚溪、小魚溪設茶葉收購站等流動收購組，并委托蘆山縣供銷合作社代辦茶葉收購，任命霍常俊為廠長，駱明倫為副廠長，會計組長盧家珍，業務組長劉世清，李家榮任工會主席。

西康、四川兩省合并后，天全茶廠隸屬四川省茶業公司雅安支公司領導。1956年10月并入雅安專區農產品采購局。1957年4月，歸屬雅安地區供銷合作辦事處管轄。1958年5月，歸雅安茶廠領導，實行廠站合一，隸屬雅安專區商業局。1962年7月，劃歸四川省對外貿易局雅安專區辦事處管理。1978年3月，外貿辦事處改制為政企合一，天全茶廠為其下屬企業。1980年10月，地區外貿局同茶葉支公司合并為雅安對外經濟貿易公司，隸屬該廠，真至1985年。天全茶廠為商業部定點邊茶專業加工廠，生產“民族團結牌”金尖邊茶，擔負四川南邊茶16%左右的生產任務。全廠職工由建廠初期30余人，增加到1985年133人，廠房占地19907平方米，建筑面積13752平方米，其中生產用地面積9352平方米，固定資產總值113．2萬元，年加工量達4萬擔，總產值為326．6萬元。從天全縣藏茶茶商可發現當時四川藏茶茶商的一些特征。數據來源于《天全縣志》，時間為民國三十七年(1949)。具體信息與數據見表1。通過統計描述及相關分析，可形成以下推論。推論1:在23家藏茶商號中，有21家以兩個字為商號名，只有“茶泰久”與“復元禎”為三字商號名。可見當時藏茶茶商偏愛兩個字的商號名稱。推論2:商號名稱中，叫“慶發”的商號6家，叫“明順”、“泰茂”、“德泰”的商號各2家，可見雖在同一個小縣城，當時茶商并不忌諱重名，而更注重商號的內在意義的傳達。推論3:23家商號中，只有兩家擁有自己的商標，而且為存在年限均為200年的老商號。可見，當時天全藏茶茶商商標意識淡薄。推論4:存在年限140年(含)以上的商號有17家，占73．9%，按一代茶商經營50年計算，23家商號中，存在年限高于50年(含)有21家，占91．3%，即有91．3%的天全藏茶商號至少已經經營到了第二代。經營時間最久的是高筱甫的明順商號，已經存在280年，即已經有5代人在天全經營茶葉生意。推論5:通過相關分析發現，商號的經營年限與產茶量、產值沒有顯著相關關系;當年產茶量與當年產值兩變量間存在顯著相關關系(p=0．000．01，相關系數為1，表明二者間為線性關系，產量決定產值，見表7－3)，產值完成由產量決定。可見當時天全藏茶銷路較好，處于賣方市場狀態，表明了藏族百姓對藏茶需求量之大。

三、結語

以雅安為中心的四川藏茶業有著悠久的文化底蘊，并通過廣大藏茶茶商的經營貿易不斷傳承下來。藏茶茶商是西藏傳統茶文化，或者更廣泛而言是包括西藏在內的廣大藏區茶消費的最重要保障者，也是藏族茶文化的有力推廣者。他們在長期的發展中形成了自身獨有的文化。通過民國以來四川傳統藏茶茶商的分析可以發現，社會的不安定及貧窮落后狀態并未使他們放棄對藏茶的生產經營。也正是通過他們的這種不離不棄的生產與向西藏和其它藏區輸入茶葉，多民族之間的經濟往來與文化交流一直沒有間斷，并不斷得到強化。（本文作者：趙國棟單位：西藏民族學院科研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