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吃為中心傳統文化因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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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吃”的浮生繪———小說中“吃”的形象描繪

《四十一炮》之中的人物如蘭老大夭折了的兒子以及嬌嬌、羅通等本質上都是為了吃而活著。蘭老大的兒子吃肉“根本不用刀叉，用手，抓起那些肉，一把一把地往嘴里塞著。他的兩個腮幫子高高地鼓起來，看不到嘴巴咀嚼，只看見那些肉，像一個個的耗子，從伸直的脖子里，一根根地鉆下去。“”那只金黃色的肥鵝，眼見著就成了一堆骨頭。”嬌嬌也是個“一頓無肉就無精打采”的孩子，也像她哥羅小通一樣“能聽到肉說話的聲音”，“也能看到肉上長滿了小手。肉不但會說話，肉還會唱歌呢。肉上不但有小手，還有許多小腳，那些小手小腳都像小貓爪子一樣，勾呀勾呀，動啊動啊的……。”羅通是個流氓無產者出身，身上也沾染了無產者的“流氓”氣，其人生信條是“吃了今日就不去管明日，得過且過，及時行樂”，信奉“只要肚子里有肉，豬圈也是天堂”。相較于其父，羅小通在吃的方面則更勝一籌。在他的世界里關注最多的就是吃。他和父親持有相同的觀點“：肉是我的命，肉是我的最愛，肉吃到肚子里就是我的，肉吃到肚子里才是我的。”他認為：“世界上的事情看起來很復雜，其實很簡單。世界上其實只有一個問題，那就是肉的問題……在眾多的人當中，像我這樣想吃肉能吃肉愛吃肉而且隨時都可以吃肉而且吃了肉就感到幸福的人并不是很多。”他對食物有著超人的感知能力，只要一嗅到肉香，他就可以辨別出牛肉、羊肉、豬肉和狗肉的氣味。尤為奇特的是他對食物有著特殊的感情，在他的腦子里“肉是有容貌的，有語言的，肉是情感豐富的可以跟我交流的活物。”他能聽到“肉說話的聲音”，在他的眼里，“肉都是活的，肉上生著很多的小手，對著我搖搖擺擺呢”，“它們對我說：來吃我吧，來吃我吧，快來啊。”他亦有饕餮般吃的能力，他一次可以吃半條狗，與人比賽，他曾經毫不費力地吃下了五斤熟肉；“母親從雞背上摳出一縷肉，連同一片雞皮，塞進我的嘴巴。我張嘴就吞了，沒來得及咀嚼就咽了下去。仿佛不是我把雞肉咽了下去，而是它自己鉆進了我的咽喉。”他視肉為知己，認為肉最好的命運是“被懂肉的人、愛肉的人吃掉，肉最不好的命運是被烈火焚燒掉。”當肉聯廠為了表示不再往肉里注水的決心而焚燒買來的好肉時，他心中涌起一陣陣悲壯的感情，仿佛他就是這些肉而充當了不必要的犧牲。為了吃肉，他可以對父親與野騾子的偷情視若無睹；在羅通與野騾子私奔之后的日子里，為了吃他可以喪失最起碼的做人原則，宣稱“只要給我一條烤得香噴噴的肥羊腿或是一碗油汪汪的肥豬肉，我就會毫不猶豫地叫他一聲爹或是跪下給他磕一個頭，或是一邊叫爹一邊磕頭。”他對父親的思念，與其說是精神上的，不如說是物質上的。在去縣城賣廢品時，“我直勾勾地盯著那些五光十色、香氣撲鼻的肉們，眼淚止不住地往下流。母親曾經問過我：兒子，你到底哭什么？我就說：娘，我想爹了。”這種懷念顯然不是源于親情。他去肉聯廠之所以賣命地干活，也只是為了能夠堂堂正正地吃肉。所有的一切，只是為了口腹之欲。如果說羅通、羅小通等人的吃肉只是作為單個自然人的自然欲望的話，肉神的塑造與肉神節的發明則是一種集體欲望的狂歡，人們吃的原始本能從精神到肉體得到了一種徹底的釋放：“在肉食節期間，將在此地設立燒烤各類肉食的夜市。”“肉食節要延續三天，在這三天里，各種肉食，琳瑯滿目……這三天真的是肉山肉林，你放開肚皮吃吧，能吃多少就吃多少。”而肉食節上的人們也展示了他們饕餮的本色：“最后一顆重型禮花，拖曳著一道火線，升騰到距地五百米的高空，爆炸之后，變幻出一個紅色的大‘肉’字，淋漓著火星子，像一塊剛從鍋里提出來的大肉，淋漓著汁水。觀者都仰著臉，眼睛瞪得比嘴巴大，嘴巴張的比拳頭大，好像期待著天上的肉能掉到自己嘴里。……賣肉的是鬼，吃肉的是人。或者賣肉的是人，吃肉的是鬼。或者賣肉的是人吃肉的也是人，或者賣肉的是鬼吃肉的也是鬼。”更為荒唐的是還有所謂的吃肉大賽。吃肉大賽直接根源在于羅小通與三個大齡青年的吃肉比賽，其濫觴則是羅通關于吃的競爭。如果說羅通與老蘭吃辣椒比賽是一種斗氣、羅通與吳大肚子吃油條比賽是為了溫飽，兩次比賽有在物質與精神貧乏的時期群體狂歡的性質———參賽者獲得了物質的享受或者是懲罰，觀賽者則獲得了精神的愉悅———都是貧窮時代食不果腹的狀況下產生的社會鬧劇，因而此時的賽“吃”具有某種程度上的生存意義。但吃肉大賽則完全不同，是人們在解決溫飽之后、所謂“天下太平”的時代下一種“惡”的競爭———脫離了溫飽層面的吃的競爭。這種競爭不再屬于生存的本能，而是超越了本能之后人性之中的貪欲：“冠軍獲得者，可以得到三百六十張代肉券，每張代肉券，都可以讓你在本城的任何一家飯館，放開肚皮吃一頓肉。當然，你也可以用這三百六十張代肉券，一次換取三千六百斤肉。”這時候的吃不再單純是為了生存，而是一種占有，一種人性深處貪婪本性的真實再現。《四十一炮》正是突出地展示了一群人對吃的放縱，一部《四十一炮》，實際上是一部“吃”的浮世繪。當然，莫言寫“吃”，并非只是停留在“吃”的自然層面，他在就《四十一炮》答記者問時曾說：“肉是肉，也不是肉。肉和靈，是互相依存又互相排斥的對立統一。肉又是欲望，是人的本能，但精神的升華總是建立在本能和欲望的基礎上。肉是象征，又是食物。我在寫的時候，只是感到這個‘肉’是一個豐富的意象。”寫“吃”，實際上是對人貪欲的一種冷峻的寓言。

二、“吃”的寓言———小說中對社會與人性的隱性批判

在談到小說創作動機的時候，莫言反對小說道德化或者小說政治化，他欣賞的是“作為老百姓的寫作”創作態度。“‘作為老百姓的寫作’者，在寫作的時候，不會也不必去考慮這些問題。他在寫作的時候，沒有想到要用小說來揭露什么，來鞭撻什么，來提倡什么，來教化什么。”他自己的小說創作也始終遵循著“作為老百姓的寫作”的原則而進行。也正是如此，他的創作初衷“的確沒有那么崇高的理想，動機也很低俗。我可不敢像許多中國作家那樣把自己想象成‘人類靈魂工程師’，更沒有想到要用小說來改造社會。”從“作為老百姓的寫作”的角度出發，他認為作者在創作時“用一種平等的心態來對待小說中的人物。不但不認為自己比讀者高明，他也不認為自己比自己作品中的人物高明。”因此，在小說創作中，莫言一再強調作者的退居幕后，“我不代替人物說話”，盡量用人物表現自己：“這也是作家寫作中經常碰到的一種現象：小說中的人物擺脫了你，戰勝了你，人物自己要這樣做，我無法左右他。”但同時莫言也不得不承認要做到純粹的“作為老百姓的寫作”其實很有難度。“作家是難以擺脫與現實的關系的，任何一個作家的創作都不可能不受到當時時代的局限或者影響”，作者必然體現出自己的創作傾向于態度。在莫言自己則是采取折中方法：“當然我也不贊成作家以那么明朗的態度直接介入政治……我的性格可能不太合適扮演這種臺前角色……要我跳出來，站到社會政治舞臺上來，用非文學的方式說話，這是我的性格所難以做到的”，“我通過小說這種方式，把我對社會現實的態度，對強者的批評，對弱者的同情，已經表現得非常充分了。”換言之，莫言的小說其實也有著一定的傾向性和批判性的，只不過這種傾向于批判相對而言比較隱晦而已。《四十一炮》正是如此。關于《四十一炮》的創作，莫言在一次訪談中提到：“《四十一炮》，我盡量地把這個故事變成童話或寓言，但羅小通講到九十年代的農村時，我對農村的看法也是掩蓋不了的。我沒有批判老蘭，沒有罵老蘭，但實際上我對他的態度是明顯的。作家應該盡量往后藏，不談思想不代表沒有思想，我對老蘭這樣的人物肯定是持一種批判態度的。”莫言在新浪網訪談時說：“我認為到了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一直到目前，不論在我們農村也好，還是在我們城市也好，人的欲望橫流，這是大家看到的社會現象。”《四十一炮》正是基于此種社會環境下創作而成，而《四十一炮》也正是對這一社會現象的隱性批判，莫言說：“寫作時，我在里面也表達了很多的諷喻。起碼我覺得是對現在社會人的變態的夸大的欲望的一種批判，羅小通在吃肉上表現出的病態和夸大，以及肉神廟、肉神節，就是人的非正常欲望的表現。”首先，這種批判矛頭直指當時社會。這種批判，是通過屠宰村的經濟發展史來體現的。小說中的屠宰村以販賣注水豬肉起家，最終由一個村子變成雙城市的新經濟開發區。這是一個村莊的發展史，也是改革開放以來多數地區發展經濟的縮影。

在經濟面前，“惡”得到了極度的釋放，道德、責任、正義等傳統的善的事物都變得脆弱不堪。在強大的生存壓力下，人們對物質利益展開瘋狂的追逐，為了利益甚至不約而同地不擇手段：“睜開眼睛去四鄉里看看，不光是我們村往肉里注水，全縣、全省甚至全國，哪里去找不注水的肉？……現在就是這么個時代，用他們有學問的人的話就是‘原始積累’，什么是‘原始積累’？‘原始積累’就是大家都不擇手段地賺錢，每個人的錢上都沾著別人的血。”莫言更是借羅小通之口直接批判了整個社會：“大和尚，這個社會，勤勞的人，只能發點小財，有的連小財都發不了，只能勉強解決溫飽，只有那些膽大心黑的無恥之徒才能發大財成大款。像老蘭這種壞蛋，要錢有錢，要名譽有名譽，要地位有地位，你說還有公道在人間嗎？”“大和尚，眼前的這個燒烤夜市是雙城肉食節的重要組成部分，應該不是鬼市，即便是鬼市又有何妨？大和尚，現在的人，最喜歡和鬼打交道。現在的人，鬼見了也怕啊。”這種全民逐利行為是民間自發，根源于人性趨利本性，但政府對這種逐利行為的肯定與支持則更加助長了這種不良風氣：肉神像及肉神廟的建立得到了省市領導的首肯；肉食節受到官員的捧場；而官員與會肉食節似乎也只是為了口腹之欲：其中一個身材高大、略有些駝背的老者，嘴里嘮叨著：這些人，要吃到何時才能罷休呢？一個小個男人說：這么便宜的肉，他們自然要拼了命吃。我看看這肉食節應該叫勞民傷財節。另一個下巴翹翹的男子說：一屆比一屆動靜大，一屆比一屆花錢多，折騰了十年了，也沒見他們招來多少商，引來多少投資。倒是引來了這些大肚子的狼。體制的不合理成為這種瘋狂現象存在的必然因素。這種體制的不合理還體現在作為食品安全重要保障的基層監督組織檢疫站的不作為上：檢疫站的工作人員不來上班，公章和印泥盒子竟然扔在屠宰車間由屠宰人員自己加蓋，于是注水的豬肉堂而皇之地成為了放心肉。不放心肉的“放心”，源于監督的形式化，源于監督的缺席，這是當下市場的形象寫照。監管的不到位，最終釀成了肉食節的集體中毒，而這也正是對體制以及人的欲望最為辛辣諷刺，莫言在小說中批判了物欲橫流的社會風氣同時也不動聲色地批判了體制的不合理性。其次是人欲的選擇性批判。莫言在《新小說像狗一樣追著我》中也說：“羅小通的吃肉和‘大和尚’的漁色，我覺得這是兩個對應的東西。食與色都是人的基本生理機能，但羅小通的吃肉和大和尚對美色的追求都已經遠遠超出了人的正常能力了。這里面暗含著諷喻。當今之世，對所謂美食的追求，對男性能力的夢想，都已經被夸張到了一種病態的程度。您想想‘非典’前人們的餐桌，您看看那些鋪天蓋地的‘壯陽’廣告，就會明白我為什么要這樣寫，觸動我想考察一下人的這種基本欲望被夸張到病態以后會是什么樣子。”顯然，他所否定的是那種超出了正常人應有的極度夸張的欲望以及對欲望的病態追求。但莫言并未全然否定合理的欲望，他在小說中甚至將“吃”視為生產創造的動力。“吃”在某種程度上成為羅小通靈感的泉源，“吃”使得他思維冷靜而且活躍。他“吃著最多情善感的驢肉，心中卻在思索著怎樣把注水過的牲畜從注水車間輸送到屠宰車間”的問題，肉聯廠的生產設計與繁榮興旺是在羅小通“吃肉”的沖動與“吃肉”的過程中得以完成的。“吃”也讓他開始思索人生道理。從學校被趕出來，他滿腦子里都是“吃”的問題和道理：他看到“大魚吃小魚，小魚吃小蝦”時，總結出“為了不讓人吃，就要長大”的道理，并生發出“我要趕快長大”的愿望。經歷了吃肉比賽之后，他以兒童的視角將世界簡單化，世界上一切事物似乎都是關乎吃肉的問題：“世界上的事情看起來很復雜，其實很簡單。世界上其實只有一個問題，那就是肉的問題。

三、“吃”的原因———自身經歷與文化的結合

應該指出的是，莫言小說中寫吃、寫性很大程度上源自于他童年的深刻記憶。他的童年經歷過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他曾不止一次地提到過他之所以走上創作道路是源自于童年時候的饑餓感，他說：“那時候我們這些孩子的思想非常單純，每天想的就是食物和如何才能搞到食物……許多在今天看來根本不能入口的東西，在當時卻成了我們的美味。我們吃樹上的葉子，樹上的葉子吃光后，我們就吃樹的皮，樹皮吃光后，我們就啃樹干。那時候我們村的樹是地球上最倒霉的樹，它們被我們啃得遍體鱗傷……當然，僅僅有饑餓的體驗并不一定就能成為作家，但饑餓是我成為一個對生命的體驗特別深刻的作家。長期的饑餓使我知道，食物對于人是多么的重要，什么光榮、事業、理想、愛情，都是吃飽肚子之后才有的事情。因為吃我曾經喪失過自尊，因為吃我曾經被人像狗一樣地凌辱，因為吃我才發憤走上了創作之路。”也正是有了這種切膚之痛，即使是滿足了解決溫飽后的文學創作，依然保留了當初的饑餓記憶，而且作為一種文學創作定勢得以保留下來：“當然隨著我的肚子漸漸吃飽，我的文學也發生了一些變化。漸漸地知道，人即便每天吃三次餃子，也還是有痛苦的，而這種精神上的痛苦其程度并不亞于饑餓，表現這種精神上的痛苦同樣是一個作家的神圣職責。但我在描寫人的精神痛苦時，也總忘不了饑餓帶給人的肉體痛苦。我不知道這是我的優點還是缺點，但我知道這是我的宿命。”由此可見，“吃”的意識在莫言孩童時期既已萌芽，而其小說尤其是《四十一炮》中的“吃”則是這一時期意識的深遠回響。同時，“作為老百姓的寫作”態度，也使得莫言能夠站在老百姓的立場進行創作，以百姓的思維方式來思維，老百姓的重利輕義的原欲主義必然導致道德價值的旁落，也必然導致對自然人的欲望的強調。這是莫言小說、也是《四十一炮》中表現人類原始欲望的動因之一。除了自身的經歷與意識外，這種以“吃”為代表的物欲表現顯然也受到了中國傳統文化及文學的影響。中國古代早在春秋時期既有許多關于“吃”的言說，《白虎通義》中就有上古先民的食肉記載：“古之人民皆食禽獸肉，至于神農，人民眾多，禽獸不足。于是神農因天之時，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以耕，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謂之神農也。”告子更注重“吃”的本身，從人性角度出發就曾提出過著名的論斷“：食色，性也。”孟子也說“：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聲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顧夢麟《四書說約》卷二十《孟子》七）《荀子•性惡》也指出：“若夫目好色，耳好聲。心好利，骨體膚理好愉逸，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后生者也。”到了明代中后期王學左派更是將人的自然欲望的言說發揮至極致，王艮提出了“百姓日用即道”的觀點，認為：“百姓日用條理處，即是圣人之條理處”，“圣人之道，無異于百姓日用，凡有異者，皆謂之異端”；尤其是李贄，更是將這一原始的欲望提升到社會倫理層面，認為“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除卻穿衣吃飯，無倫物矣。世間種種，皆衣與飯類耳。”（《焚書》）羅小通將世界萬物歸結于“吃肉”，李贄將世界歸結于“衣與飯類”，二者之間高度的相似性，顯然是不能以單純的巧合來視之的。

《四十一炮》寫“吃”，是對王艮、李贄等人的觀念的進一步發揚。而中國古代亦多借“吃”來立說，《呂氏春秋•本味》篇就有伊尹以“至味”來游說商湯的記載；老子《道德經下》六十章亦有“治大國若烹小鮮”的精辟論斷。《四十一炮》借“吃”以寓言，顯然是這一歷史文化傳統的遺存。與此同時，中國古代文學中亦有大量的“吃”的描寫，文人毫不掩飾自己對“吃”的追求。魏晉文士重物欲，畢卓的理想人生就是：“得酒滿數百斛船，四時甘味置兩頭，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陶淵明亦好酒，留下了20首《飲酒》詩。蘇軾被貶嶺南“，不辭長作嶺南人”的原因只是因為可以“日啖荔枝三百顆”。（《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尤其是明清世俗文學興起后，“吃”也成為文人的傳統表現的重要主題之一。如明清小說中就有大量的食欲描寫，《西游記》中的豬八戒是貪饞的典型，即使取經成功后依然受封“凈壇使者”，作者在嘲謔的意味中突出的是對“吃”的肯定。其他如《金瓶梅》、《紅樓夢》、《儒林外史》等等，無不涉及到世俗的“吃”。莫言在講到自己文學創作所受的影響時也說“：再一個（影響）就是古典文學。前面提到的《三國演義》、《水滸傳》、《紅樓夢》，也能找到十來部吧。這些東西在正式創作以前構成了我的知識素養。”《四十一炮》對吃的描寫顯然也與傳統小說中的吃有著或多或少的聯系。當然，莫言在繼承這些傳統小說中“吃”的描寫時將這種情結集中化、放大化，而在傳統的基礎上也形成了對傳統的超越。中國傳統文化雖然重視“吃”，但受儒家文化禮儀制度的影響，“吃”形成了一套嚴格的禮法文化，在此文化指向下，純粹物欲享受的“吃”是受到嚴格的限制與批判的。這以儒家創始人孔子最為典型。《論語•鄉黨》篇中就曾有諸多孔子“不食”的記載“：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受此文化的影響，文學創作中雖有有關“吃”的原欲主義的描寫，但更多的是借描寫“吃”來反對和批判。杜甫《麗人行》中即借助達官貴人“紫駝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盤行素鱗。犀箸厭飫久未下，鸞刀縷切空紛綸。黃門飛鞚不動塵，御廚絡繹送八珍”的食物描寫諷刺楊國忠兄妹驕奢淫逸。而在《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里更是通過“勸客駝蹄羹，霜橙壓香桔。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朝廷與百姓的“吃”的鮮明對照不動聲色地展示了當時社會的極度不公。《四十一炮》對社會人生的批判顯然是作為文人的莫言自身良知的結果，當然也是作者對古代傳統文人通過“吃”來展示社會責任心的一種繼承與發揚。綜上所述，“吃”作為一種生而具之的本能在《四十一炮》中有著重要的地位。莫言在小說中刻繪了形形色色“吃”的眾生相，在這種刻繪中寄托了作者對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農村經濟改革中的社會與人性的批判。而借助“吃”來寓言這一做法，是中國古代傳統在莫言小說中的回響。由此可以看出，傳統文化與文學，是莫言小說的重要根源之一。

作者：涂謝權單位：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