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捐贈稅收政策反應討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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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慈善捐贈的稅收優惠政策能否促進企業提供更多的捐贈，這在國外經濟學界是富有爭議的一個話題。國外學者基于企業慈善捐贈的不同動機，建立了企業慈善捐贈的“利潤最大化”和“經理人效用最大化”兩種理論模型，前者認為，稅收只影響企業的利潤水平，不影響企業捐贈量；而后者則認為稅收對企業捐贈產生正或負的激勵效應。我國學術界對此問題少有研究。本文根據國外學者的研究思路，梳理了上世紀50年代以來國外研究企業慈善捐贈稅收政策效應的文獻，對有代表性的理論模型和實證檢驗進行了系統的綜述，并就這一領域未來的研究方向提出自己的看法，以推動我國企業捐贈稅收政策效應的理論與經驗研究。

一、企業慈善捐贈稅收政策效應的理論研究

企業捐贈的動機是國外學者研究企業慈善捐贈稅收政策效應的邏輯起點，這種動機可分為兩種：一是通過企業捐贈來實現企業利潤最大化目標；二是經理人通過企業慈善捐贈來實現自身效用最大化目標。根據企業慈善捐贈的動機，國外學者構建了企業慈善捐贈的“利潤最大化”和“經理人效用最大化”兩種理論模型，從兩個不同的角度來解釋稅收對企業慈善捐贈的影響。理論上，稅收對企業慈善捐贈的影響，主要通過企業利潤和企業捐贈價格來實現（Schwartz，1968）［1］。為了方便研究，學者們通常假定企業慈善捐贈在稅前全額扣除，即企業慈善捐贈價格為1-t（t為企業所得稅率），在此基礎上重點考察稅率變動對企業慈善捐贈的影響，進而分析企業慈善捐贈稅收政策的經濟效應。其中，Clotfelter（1985）［2］和Navarro（1988）［3］的研究最具代表性。

（一）企業慈善捐贈的利潤最大化理論模型利潤最大化是公司最根本的目標之一，因此，研究企業慈善捐贈利潤最大化理論的學者們主要從捐贈對企業收入和成本的影響入手，來考察企業慈善捐贈稅收政策的效應。1.利潤最大化模型的理論淵源對于一個追求利潤最大化的企業而言，進行捐贈可能的理由是增進收入和降低成本（Clotfelter，1985）［2］。關于增進收入，Andrews［4］于1952年在總結前人的觀點時提到“企業捐贈的好處是可以樹立良好形象，擴大產品的宣傳和影響，增強產品的公眾認可度”；關于降低成本，Schwartz（1968）［1］論證到，企業慈善捐贈可以改善社區環境、降低人員成本或研發成本。而Johnson（1966）［5］則認為完全競爭或完全壟斷企業從捐贈中幾乎得不到什么好處，他實際上在暗指壟斷競爭企業為增加企業利潤應捐贈更多。上述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分析了企業慈善捐贈的作用。然而，考慮到稅收對企業慈善捐贈行為的影響，學者們需要建立完整的企業慈善捐贈利潤最大化理論模型，來解釋企業慈善捐贈的稅收政策效應。2.利潤最大化理論模型的構建與發展Clotfelter（1985）［2］較早構建了企業慈善捐贈的利潤最大化理論模型。根據廠商利潤最大化理論，他通過對企業慈善捐贈的一期模型研究后發現，企業所得稅率對企業的最優捐贈額沒有影響。同時，為了考察利潤最大化目標下企業慈善捐贈的長期效應，Clotfelter［2］還構建了企業慈善捐贈的兩期模型，研究結果表明：企業所得稅率變動只影響了捐贈在各期的分布，而對企業捐贈總量沒有影響；利潤最大化的捐贈決策取決于各期企業稅率的大小，稅收政策對企業捐贈只具有短期效應。Navarro（1988）［3］將“其他企業的捐贈支出”和“政府支出”等更多因素納入企業慈善捐贈利潤最大化的一期模型中，得出了與Clotfelter（1985）［2］相同的結論，即企業所得稅率對企業捐贈量沒有影響。相比Clotfelter（1985）［2］的利潤最大化模型，Navarro（1988）［3］更側重通過稅收對企業捐贈的影響來說明企業捐贈的動機，而Clotfelter（1985）［2］則重點考察稅收政策對企業捐贈的影響。就模型本身而言，Navarro（1988）［3］的模型考慮的因素更全面，對企業的捐贈行為更具解釋力。后來，支持企業慈善捐贈利潤最大化理論的學者均延續了以上兩位學者的研究思路，得出較為一致的結論，即稅收對企業慈善捐贈量沒有影響。

（二）企業慈善捐贈的經理人效用最大化理論模型效用最大化理論是企業慈善捐贈行為的另一種解釋。企業慈善捐贈效用最大化模型分析了經理人或股東為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目標而發生的捐贈行為。在效用最大化模型中，企業慈善捐贈被看成一種正常商品，學者們通過研究稅收對企業捐贈價格和利潤的影響來分析企業慈善捐贈的變動情況。由于股東捐贈是個人捐贈的問題，本文重點對經理人效用最大化理論模型進行綜述。1.經理人效用最大化模型的理論淵源企業慈善捐贈經理人效用最大化模型由Williamson（1964）［6］的經理人自主權模型發展而來。根據Williamson的研究，在兩權分立的現代企業制度下，經理人為實現自身效用最大化，可能將可自由支配利潤用于購買豪華辦公用品、雇用過量員工、企業捐贈等方面，從而逃避實現企業利潤最大化的責任。企業經理人通過企業慈善捐贈可以提高自身社會名望，或滿足自己的利他心理，因此，他指出企業捐贈是實現經理人效用的途徑之一，可以進入經理人的效用函數。雖然Williamson的主要貢獻是在新制度經濟學領域，并未專門就稅收對企業捐贈行為的影響進行研究，但他的企業經理人行為理論為學者們分析和構建經理人效用最大化捐贈模型提供了思路。基于他的理論，Nelson（1970）［7］認為，經理人可以憑借所具有的信息優勢，誘導股東做出符合自身偏好的捐贈決策來滿足自身效用需求。Goldberg（1970）［8］則論證了企業捐贈是實現企業經理人效用的途徑之一。2.經理人效用最大化理論模型的構建與發展Clotfelter（1985）［2］根據前人的研究，假定企業捐贈與稅后利潤是經理人效用函數中的兩種商品，將捐贈支出引入到企業經理人效用函數中，第一次正式構建了企業慈善捐贈的經理人效用最大化理論模型，專門分析稅收對企業捐贈行為的經濟效應。研究結果表明，當企業經理人有捐贈偏好時，稅收對企業捐贈的影響顯著，稅率與企業捐贈同向變動，企業所得稅率上升會導致企業捐贈增加；當經理人沒有從慈善捐贈中得到任何效用時（這種情況是利潤最大化的簡化形式），稅收對企業捐贈行為不產生影響。據此，Clotfelter［2］推斷，稅收對企業慈善捐贈具有持久效應。有別于之前的經理人效用最大化理論，Navarro（1988）［3］第一次將利潤最大化動機問題和經理人自主權問題作為互補關系進行研究。他認為，經理人通過企業捐贈來實現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行為將會受到可自由支配利潤的約束，在一定的捐贈水平上，企業捐贈水平與利潤最大化目標一致，超過了這一水平的捐贈則是經理人增進自身效用的一種方式，但經理人并不能無限量偏移利潤最大化目標下的最優捐贈支出，捐贈總量的大小要受到可自由支配利潤的限制，即經理人超過利潤最大化水平的捐贈量要受到企業總利潤與股東要求的最小利潤之差額的約束。與傳統的經理人效用最大化理論（Williamson，1964［6］；Clotfelter，1985［2］）不同，Navarro（1988）［3］認為可自由支配利潤只是實現經理人效用的預算約束，不會直接影響經理人的效用。有鑒于此，Navarro（1988）［3］對Clotfelter（1985）［2］的模型進行了兩方面的擴展：（1）在經理人效用函數中增加“其他消費品”，得到與傳統經理人效用最大化模型相同的結論，即稅率與企業慈善捐贈同向變動；（2）在經理人效用函數中僅考慮“慈善捐贈”和“其他消費品”兩個變量，得出了與傳統模型相反的結論——稅率與企業慈善捐贈反向變動，企業捐贈隨著稅率減少而增加。Navarro（1988）［3］的論證結果表明，目標效用函數不同，稅率對企業捐贈的影響呈正、反兩個不同的方向。由此我們可以看出，Navarro（1988）［3］的企業經理人效用最大化模型對企業慈善捐贈行為的描述更具一般性。他將企業利潤排除在效用函數之外只是對模型表達形式的微小改動，但卻使得這一模型與傳統的經理人效用最大化理論模型有了本質的區別。因為可自由支配利潤只是企業經理人用于偏好支出的預算約束，而非實現效用的商品本身，理性的經理人會花光所有可自由支配利潤以實現自身效用最大化。他的研究充實了稅收對企業慈善捐贈影響的理論解釋。

（三）近期的理論研究Boatsman和Gupta（1996）［9］指出稅率對企業捐贈的影響有三種情況：（1）在利潤最大化點上，稅率變動不影響企業捐贈總量，只影響利潤水平；（2）超過了利潤最大化水平的捐贈，如果股東對企業最小利潤水平沒有約束，稅率與企業捐贈同向變動；（3）如果股東對企業最小利潤具有強制約束，稅率與企業捐贈反向變動。Carroll和Joulfaian（2005）［10］研究了捐贈給股東帶來效用和不帶來效用時稅率對企業捐贈的影響，理論推導的結果是利潤最大化動機下，稅率不影響捐贈，捐贈和廣告支出的效果類似；當捐贈給股東帶來效用的情況下，理論模型推導不能確定稅率變動對企業慈善捐贈的影響方向。Husted和Salazar（2006）［11］運用邊際分析的方法，通過對具體案例的研究發現，既考慮利潤目標又兼顧社會目標的企業戰略捐贈模式優于企業自利型捐贈或利他型捐贈模式。該結論為我們進一步研究特定稅法條件下實現企業多元捐贈目標的最優化選擇提供了參考。

二、企業慈善捐贈稅收政策效應的實證研究

企業慈善捐贈稅收政策效應的實證研究主要經歷了兩個階段：早期的研究主要是對線性或對數模型和加總時間序列數據的應用；近期的研究主要是以微觀企業主體為觀測對象的橫截面數據和面板數據的分析。

（一）早期的實證研究Schwartz（1968）［1］采用1936年到1961年的企業加總時間序列數據線性回歸模型，將平均捐贈額作為被解釋變量，以平均稅率為基礎計算的企業慈善捐贈價格、稅后收入和其他相關變量最為解釋變量。研究結果顯示，企業捐贈的價格彈性區間為（-1.06，-2.0），收入彈性區間為（0.53，1.34）。這一實證研究結論表明企業慈善捐贈與捐贈價格負相關，與稅率正向變動，與收入正相關，該研究結果并沒有支持“企業利潤最大化”假設，他認為企業捐贈還存在其他目的。Schwartz（1968）［1］的研究范式一直延續了近20年。Nelson（1970）［7］、Levy和Shatto（1978）［12］、Bennett和Johnson（1980）［13］、McElroy和Siegfried（1985）［14］、Clotfel?ter（1985）［2］等學者均采用了與Schwartz（1968）［1］類似的研究方法，利用加總數據分析稅收與企業慈善捐贈之間的關系，研究結論均表明稅率與企業慈善捐贈同向變動。但是，由于數據區間的選擇、計量模型設定和估計方法以及稅率形式的不同，學者們測算出的企業捐贈價格彈性區間和收入彈性區間并不相同。例如，Nelson（1970）［7］采用邊際稅率計算企業捐贈的價格，對1936年到1963年的企業加總時間序列數據對數線性模型進行分析，得出企業的捐贈價格彈性區間為（-1.03，-1.18），收入彈性區間為（1.05，1.43）；而Clotfelter（1985）［2］同樣采用邊際稅率，對1936年到1980年的企業加總時間序列數據對數模型進行分析，得出企業捐贈的價格彈性區間為（-0.16，-0.4），收入彈性區間為（0.11，0.57）。另外，Clotfelter（1985）［2］對按行業分組的混合數據模型進行分析，得出的價格彈性區間為（-0.2，-1.81），收入彈性區間為（0.59，1.14）。

（二）近期的實證研究加總數據帶來問題是宏觀估計與微觀估計的不一致，Navarro（1988）［3］對此問題進行了改進。他首次采用了具體的公司數據，根據美國文科理事會對1976年到1982年間249家企業的調查數據，對混合橫截面數據模型進行分析，得出以下結論：企業捐贈有很強的利潤最大化動機，而經理人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動機不明顯；企業捐贈和企業所得稅率之間的相關性很小。Navarro首次采用具體的企業數據分析企業捐贈行為，克服了宏觀加總數據的缺陷，開創了利用微觀企業數據分析捐贈問題的研究模式。Boatsman和Gupta（1996）［9］采用1984年到1988年間212家企業的面板數據，克服了時間序列與橫截面數據的局限性，且由于選取數據的年度跨越了美國兩次稅制改革，因而可以考察同一公司的捐贈對稅率變動的反應情況。他們分別對簡單的混合橫截面數據模型、隨機效應模型和固定效應模型進行了估計，研究結果表明，稅率和捐贈負相關，這意味著稅率降低，企業慈善捐贈增加，這與Schwartz（1968）［1］等人的結論完全相反。Carroll和Joulfaian（2005）［10］首次將樣本企業擴充到了繳納個人所得稅的小公司，通過對26634家企業的數據分析，從股東層面對企業慈善捐贈進行研究，得出企業捐贈與捐贈價格反向變動、與收入和廣告同向變動的結論。他們的研究結果表明企業慈善捐贈對捐贈價格敏感，利潤最大化模型不能完全解釋企業的捐贈行為。

三、簡要評述

由于企業慈善捐贈動機的多元性，單一的理論很難詮釋現實中所有的企業捐贈現象。因此，國外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對企業慈善捐贈行為進行解釋，在此基礎上考察稅收對企業捐贈的激勵效應。目前，學界并未形成成熟、一致的觀點。企業慈善捐贈課稅的研究依然需要進一步擴展，從而解釋現實中復雜的企業捐贈現象。

（一）現有理論研究的成果及局限企業慈善捐贈的利潤最大化理論，重點考察了捐贈對企業核心目標的影響，目前已形成的較為一致的結論是：在企業慈善捐贈可以全額抵扣的前提下，稅收并不能影響企業捐贈行為，這能合理解釋企業捐贈的大多數行為。原因在于，無論政府和社會對慈善捐贈評價有多高，企業首先只有盈利了，才有慈善捐贈的經濟基礎，也才能履行相應的社會責任。但是，企業慈善捐贈的利潤最大化理論忽視了企業捐贈動機的多元化，推導出稅收不影響企業捐贈的結論與大多數實證檢驗的結果不相符。另外，企業捐贈只有利潤最大化的動機也不能解釋現實中有的企業虧損還要捐贈的現象，由此得出的政策建議可能是片面的。企業慈善捐贈的經理人效用最大化理論，在某種程度上彌補了利潤最大化理論的不足，解釋了現實中稅收促進企業捐贈的現象。而且，經理人效用最大化理論考慮了企業經理人捐贈時所受到的企業利潤約束，能更好地解釋稅收對企業慈善捐贈的影響。但是，現有的經理人效用最大化理論研究，均是建立在靜態分析的基礎上，難于解釋稅收對企業捐贈的長期影響。盡管Clotfelter（1985）［2］認為稅收對企業慈善捐贈的影響具有持久效應，但企業慈善捐贈的經理人效用最大化模型在本質上反映的是經理人受企業利潤約束的個人捐贈，按照個人捐贈的相關理論，大量的研究表明稅收對個人捐贈的長期影響和短期影響是不一致的（Randolph，1995［15］；Auten等，2002［16］）。那么，企業慈善捐贈對稅收政策的短期反應和長期反應是否一致？現有理論無法完全解釋這個問題。另外，建立在企業慈善捐贈全額扣除假設下的研究，并不能解釋限額扣除條件下企業經理人或股東對企業稅收政策變動的反應。盡管兩種理論有待完善，但它們為判斷企業捐贈的動機、估計稅收對企業慈善捐贈的影響提供了理論依據，也為實證研究企業捐贈行為對稅收政策和商業周期的敏感度提供了有用的信息。

（二）現有實證研究的成果及局限基于“利潤最大化”和“效用最大化”的分析框架，國外學者做了大量的實證研究，考察稅收對企業慈善捐贈的影響，使得企業慈善捐贈稅收政策效應逐漸成為公共經濟學研究的一個重要的領域，相關研究也不斷豐富和深化。總的來說，企業捐贈所得稅政策效應的研究進展主要以數據類型和所采用的估計方法為主線，其中，數據類型實現了由加總的時間序列數據到公司具體調查數據的應用，估計方法也不斷發展，實現了由簡單的線性模型或對數模型發展為基于混合橫截面數據模型、隨機效應模型和固定效應模型的研究；由于前提假設、變量選擇、數據構成、數據處理方法的不同，實證檢驗的結論不盡相同，甚至截然相反。這從側面反映了企業慈善捐贈行為的復雜性。從目前的研究結果來看，較為一致的結論是稅收會影響企業慈善捐贈。盡管如此，學者們對于企業慈善捐贈的價格彈性和收入彈性區間的測算結果依然存在著較大的差異。因此，實證檢驗中的數據挖掘、模型設定和參數估計方法等方面有待深化。總之，無論是理論研究還是實證檢驗，對企業慈善捐贈的稅收政策激勵效應的研究結論尚不明確。為此，我們需要各種理論模型的整合發展。

四、研究展望

國外學者對企業慈善捐贈問題的研究成果，為我們研究中國企業慈善捐贈稅收政策效應提供了參考依據。然而，考慮到企業捐贈動機的多元化，以及中西方文化、稅制和企業類型等方面的差異，單純借鑒國外學者的研究思路和方法難于解釋中國企業的捐贈問題。因此，結合國外現有的研究情況，本文認為未來對企業慈善捐贈稅收政策效應的研究可從以下三方面進行拓展：

（1）企業慈善捐贈稅收政策長期效應的理論研究。企業慈善捐贈的長期行為研究，對于政府更好地評估企業慈善捐贈規模，制定合理的稅收優惠政策有著重要意義。然而，現有國外的理論研究缺乏對企業慈善捐贈稅收政策效應的動態分析，對企業慈善捐贈均衡的實現和穩定性缺乏必要的證明，從而不能定性地分析稅收政策對企業慈善捐贈的長期影響。因此，未來有必要在這方面進行拓展研究。

（2）企業慈善捐贈限額扣除政策對企業慈善捐贈行為的影響研究。現有研究假定企業慈善捐贈可以在稅前全額扣除。而在現實經濟社會中，大多數國家對企業慈善捐贈均實行限額扣除制度。因此，未來的研究應進一步放松企業慈善捐贈全額扣除的假設，考察企業慈善捐贈限額扣除約束條件下稅收對企業慈善捐贈行為的影響，從而增強理論對現實的解釋力。

（3）我國企業慈善捐贈稅收政策效應的實證研究。目前，囿于數據可得性等因素的影響，國內對企業慈善捐贈稅收政策效應的實證研究尚不多見。因此，結合我國企業捐贈的特點，選擇相關變量，設計計量分析模型，檢驗我國企業所得稅政策對企業捐贈的影響程度可以作為未來研究的一個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