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溢效應教育投資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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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投資外溢效應

教育投資總收益包括兩部分，一是私人收益，二為社會收益。美國教育經濟學家麥克馬洪（McMahon，2002）對不同地區教育總收益的研究結果表明，越是欠發達地區，教育總收益越高。以初等教育為例，非洲、拉丁美洲、亞洲及OECD國家的教育總收益率分別為：54.8%、37%、34.2%、17.8%。[4]非洲、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基礎教育總收益非常高，這不但反映了較高的貨幣化收益，而且反映了來自于改善健康、民主、穩定所帶來的教育投資外溢效應。

1.教育投資的社會外溢效應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新經濟增長理論的誕生，人們開始關注人力資本的內部效應和外部效應。內生增長理論在傳統宏觀經濟理論基礎上發展了一系列以人力資本為主線的經濟增長模型。它強調經濟增長不是外部力量，而是知識外溢、人力資本投資、研發（R&D）、收益遞增、勞動分工等內部因素作用的結果。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羅默(Romer，1986)和盧卡斯(Lucas，1988)的內生經濟增長模型。羅默把知識作為一個獨立的生產要素，強調知識具有很強的正外部效應和非競爭性。盧卡斯首次明確提出了人力資本既有內部效應，又有外溢效應。內部效應是指人力資本擁有者個人從人力資本中獲益，提高勞動生產率；外溢效應是指技術水平或者平均人力資本水平對生產中所有因素的效率都會產生作用。盧卡斯提出了教育市場產出的生產函數模型并通過此模型來估算教育投資外溢效應。他認為教育產出源自兩部分：一部分來自物質資本和有效人力資本的貢獻，即教育或人力資本的內部效應；另一部分來自人力資本的外部收益，即教育投資的外溢效應。模型認為人力資本增加推動經濟增長；人力資本的外溢效應導致經濟總量生產函數呈現出規模收益遞增的性質，使經濟在實現增長的同時伴隨著不斷的資本深化。模型強調用于研發部門中刺激創新的人力資本，人力資本水平通常是用平均受教育水平來度量，正是由于人力資本水平和存量的不斷增加才促進了創新的發展。

這一相關性在OECD國家中極強，因為OECD國家引領了科技創新潮流，但是在其他130多個國家或其他發展中國家，這種相關性要弱得多，因為這些國家缺乏對科技創新實驗失敗的容忍。[6]在貧窮落后、文盲充斥的國家，大多數技術和知識傳播得相當緩慢，人們較少有獲取知識的機會，大多數人似乎遠離了因特網、圖書館、印刷媒體、現代物質資本和高效的政府機構。[7]教育投資的社會外溢效應具體表現如表1所示。教育最主要的外溢效應表現為教育對經濟增長的外溢效應。教育投入尤其是高等教育投入與經濟增長之間具有顯著相關。教育投入是人力資本形成的基礎，而人力資本又對經濟增長產生影響。教育外溢效應一般有5年、10年、甚至20年的滯后期，并將發揮長期動態的影響。托佩爾（Topel）利用盧卡斯新古典動態模型對國際教育市場化外溢效應進行的研究表明，非洲大約15.7%、拉丁美洲大約14.8%、亞洲14.2%、OECD國家為14.0%。[8]麥克馬洪估算了作為純公共產品的教育社會外溢效應，非洲平均為17%、巴西為6%、印尼5%、美國為4%。[9]赫克曼、克萊諾及托佩爾（Heckman&KlenowandTopel）的相關研究表明，教育市場化外溢效應占教育總收益的比重上限分別為：非洲68%、拉丁美洲64%、亞洲62%、OECD成員國為61%。

麥克馬洪和阿比安（AppianandMcMahon）的相關研究表明，教育市場化外溢效應占教育總收益下限為：非洲45%、拉丁美洲41%、亞洲39%、OECD成員國37%。[11]丹尼森（EdwardDension）運用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對美國1930~1960年的GDP增長率進行分析后發現，約2.93%的年均GDP增長率中，有23%來自于勞動力受教育后素質的提高。瓊斯(GeraintJohnes)認為教育不平等和經濟增長之間存在一定關系，教育不平等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非常顯著。卡斯特羅（AmparoCastello）和多梅尼克（RafaelDomenech）研究發現，教育不平等對經濟增長有阻礙作用，并且這種阻礙作用要大于投資所具有的促進作用。教育對降低人口增長率的外溢效應。良好的健康水平提高了人口增長率，而受過良好教育人群的低生育率在抑制人口增長的同時，提高了人口素質。顯然，人口凈增長的降低意味著健康水平的提高和家庭貧困的減少。決定人口凈增長的主要因素有：嬰兒死亡率———依賴于女性的教育水平及其滯后效應；預期壽命———依賴于嬰兒出生率、教育水平及其滯后效應；人均GDP。這些因素組合在一起便產生了“良好的健康水平”并產生人口凈增長。接受更多的教育有助于維持整個社會的健康水平和低生育率。格羅斯曼和凱斯特拉的研究表明：在非洲，教育對降低人口增長的外溢效應較低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外溢效應比較明顯。較高的人口生育率主要集中在有相當比例的女性沒有完成初等教育的極度貧窮國家。在這些國家，教育對公共衛生的影響導致人口出生率持續提升，如大多數撒哈那以南非洲國家。在中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東亞、拉丁美洲國家，大多數女性受教育年限已經達到了9年，對降低生育率的影響大于對改善公共健康水平對生育的影響，人口增長率正在降低。教育對民主和社會發展的外溢效應。教育民主化溢出效應所反映的是教育對社會發展、法律制度完善、黨派作用與保護、選舉過程中候選人的保護、軍人獨裁政治的減少以及其他相關項目的影響。民主和社會法律制度的發展需要以受過一定教育的人口作為基礎，越是貧困和文盲充斥的國家，越容易滋生獨裁專制的環境。高等教育和高人均收入是民主化的必要條件之一，人均收入提高使中產階級人數日益增加，而它們對政治參與的渴望很高，這些在獨裁專制的國家中是不可能出現的（Diamond,1992）。

從國際經驗看，世界上人均收入低于600美元的國家基本上屬于專制獨裁國家，如亞洲和非洲部分國家。從相關實證研究看，在對于民主化程度起決定性作用的因素分析中，中等教育（以滯后15年的中等教育的毛入學率來衡量）、人均GDP增長（滯后5年）都呈現出顯著的正相關。巴羅（Barro,2001)和克萊格（Clagueetal.,1996)等的研究發現，當識字率納入到民主化過程中時，T統計量非常高。阿皮亞和麥克馬洪的跨國研究表明：人均教育投資的增加（人均增加13.8美元），滯后40年對民主化程度提高的比例高達36%。[15]迪伊（DEE,2003）的研究發現，若以報紙閱讀的頻次作為度量的標準，教育水平對于投票參與、言論自由的支持具有顯著性影響。美國蓋洛普機構（Gallup）的相關調查表明：在每一個收入群，愿意參與社會服務的接受過中學后教育的人和接受過中學教育的人的比例分別是22%和12%。霍奇金森和魏茨曼(Hodgkinson&Weitzman)的研究表明：在低收入階層當中，大約有24.7%的大學畢業生能將他們的部分收入用來捐贈，而高中畢業生只有12.5%的比例。在高收入階層中，19.1%的大學畢業生能用他們的部分收入進行捐贈，高中畢業生只有7.5%左右。[16]教育對增強慈善機構捐贈能力做出了貢獻，而這些社會機構又是有效促進民主發展的物質基礎。教育對自由人權發展的外溢效應。民主研究的國際性非政府組織“自由之家”(FreedomHouse)認為，“自由”含義廣泛，包括政府對其國民負責、法治、言論自由、結社自由、信仰自由、保障少數民族及婦女權益等。聯合國人權宣言則把人權定義為包括教育和健康在內的更廣泛的含義。人權的決定因素與我們上述所討論的民主化有相似的基本原理。相關實證研究表明，人權能顯著地改善民主化程度，而軍事開支與人權的發展存在顯著的負相關（McMahon，2002a）。人權也被看作為一種公共產品，分享人權是自由的基本條件。教育的邊際貢獻對人權發展具有顯著外溢效應。阿皮亞和麥克馬洪的實證分析發現，非洲國家人權在過去的40年中增長了4%，人權狀況的改善又促使教育投資以相當的比例增長。教育對政治穩定的外溢效應。民主化對政治穩定具有直接貢獻，政治穩定又直接作用于經濟增長。

1980年美國國際報告集團公布了“國際國家風險評估指南（InternationalCountryRiskGuide，ICRG）”并提供了政治穩定性的衡量標準。ICRG評估法對3類風險指標———政治風險、金融風險和經濟風險及22個變量進行綜合評估，其中就有教育指標。對政治穩定性的關注來自于政治科學，正如民主化、人權一樣，提高中產階級的收入和教育水平能夠誘致更大的民主參與度、民主發展以及更大的政治穩定性。從國際經驗看，OECD成員國整體上具有較高的人均收入、普及化的教育水平和廣泛的民主化程度，政治相對穩定；中等收入國家處在轉型之中。軍事開支和政治穩定性的關系在理論上令人置疑，短期內獨裁專制和政治穩定性可以用大量的軍事開支來維持，但長期內，則是不可持續發展的。過度和高昂的軍費開支也許會導致不穩定甚至誘發軍事政變。相關實證研究表明：人均經濟增長（滯后20年）、中等教育入學率（滯后20年）以及民主化程度和政治穩定具有顯著正相關（p≤.05），而軍事開支（滯后5年）與政治穩定性呈顯著負相關。

雖然新加坡、沙特阿拉伯等國家是獨裁政府，但政治非常穩定，這與其教育發達不無關系。阿皮亞和麥克馬洪的模擬表明：初等和中等教育投資增加2個百分點，非洲政治穩定性平均提升3個百分點，非常貧窮的國家則提高7個百分點。教育對降低犯罪率及監控成本的外溢效應。犯罪和教育水平有一定的相關性。威特（Witt，1997)研究發現，犯罪活動與教育水平沒有必然聯系，但缺乏監管的青少年與犯罪率之間存在著顯著正相關。跨國實證研究發現，較高的中等教育毛入學率與較低的殺人犯罪率之間存在顯著相關。如果控制收入增長變量，提高中等教育入學率有助于減低財產犯罪率。教育改善了同伴之間的關系，城市貧困和不公平性的減少降低了犯罪發生率。研究發現，人均中等教育增加13.8美元投資所致入學率提高使犯罪率降低9%，自殺率降低2%。然而，隨著人均收入提高，財產犯罪率也有可能會提高（包括白領犯罪），這是教育的一個負外部性(滯后20年的財產犯罪率上升1.2%)，這種犯罪抵消了部分教育所帶來的收益，但整體而言，教育降低犯罪率的正外部性要大得多。犯罪率降低的同時，政府可以降低監獄的修建成本、監禁成本以及安撫受害者的成本。

教育對降低貧困的外溢效應。大量的跨國數據研究表明，擴大中等教育投資與降低貧困尤其是農村地區的貧困具有顯著正效應。在非洲，經濟增長和擴大中等教育投資對降低貧困具有顯著的積極影響，40年中非洲貧困大約降低了18%。但是教育可能導致的負外溢效應亦值得警惕。在中國，非義務教育階段實行成本收費政策，特別是對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貧困地區，居民分擔相對較多的教育成本，這直接影響到家庭教育支出。在這種教育成本分擔結構下，農村家庭與城市家庭相比，弱勢家庭與社會地位高的家庭相比，其教育投資更易受到信貸約束。近年來，隨著高等教育規模的擴大，高學歷者就業率下降，勞動力市場上人才高消費現象嚴重，“劣幣驅逐良幣”現象時有發生。貧困家庭子女在接受高等教育后面臨著就業困難和回報率降低，這使貧困家庭面臨著更大的困境和投資風險。在某種程度上，教育沒有降低貧困，反而擴大了貧富差距。教育返貧現象是教育負外溢效應的突出表現。教育對降低社會不公正的外溢效應。勞動力經濟學的研究表明，教育對收入分配具有重要影響。經濟增長和教育投資增加本身并不必然導致社會不公正現象減少，如巴西的人均收入伴隨著嚴重的社會不平等，人均收入和社會不平等之間存在著嚴重的倒U形庫茨涅滋結構（InvertedUoftheKuznetsCurve）。但如果控制教育資源本身的配置方式，薩卡羅普洛斯（Psacharopoulos,1977)和歐利希（Ehrlich,1975）的研究發現，教育不平等和相對收入貧困之間存在高度相關性。反思教育的資源分配，自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以來，東亞一些國家或地區如日本、韓國、臺灣、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等都先后擴大了基礎教育的受眾范圍。這些舉措不但帶來了較快的人均GDP增長，而且大大降低了社會不平等程度。麥克馬洪的研究表明，增加2%的教育投資能降低社會不公平程度8個百分點。

塞爾維斯特（Sylwester,2002）的研究同樣表明，更多教育投資和未來若干年社會不平等降低之間存在著穩健的正相關。然而，隨著人口的流動，教育的社會收益流入其他地方，使流入地獲益。大量流動的高素質勞動力為流入地創造出大量社會財富，也提供了龐大稅收，從而為流入地社會事業的發展提供了財力資源。勞動力的流入地區享受著輸入地教育提供的社會收益，卻并不需要為之提供資金等支持，顯然這種負外溢性對欠發達地區來說是不公正的。教育的地理外溢效應。地理外溢效應表現為農村勞動力轉移至城市及大學畢業生國內和國際流動。國際上，人們從教育資源不足的貧窮農村地區向城市轉移屢見不鮮，如巴基斯坦的農村勞動力轉移至卡拉奇，埃及大量移民流入開羅，阿根廷大量農民流入布宜諾斯艾利斯，巴西農民流入里約熱內盧，美國密西西比流域的大批貧民流入芝加哥黑人區。這些現象部分地是技術轉移的結果，也是人們渴望在城市追求更好經濟和生活條件的結果。這些移民中一些人進入到了生產性部門就業，但有些人并不能如愿以償。而城市的教育成本、福利體系等和農村地區不一樣，這將在一個國家內導致教育的負外溢效應。國與國之間同樣存在著從發展中國家到發達國家的人才外流負外部效應。流出國的負教育外溢效應取決于接收國的移民政策，也依賴于低收入國家的教育政策。如，在巴基斯坦、印度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大部分的勞動力沒有接受過基礎教育，而大學畢業生尋找工作的機會也非常有限。這些外移畢業生所花費的教育成本沒有得到補償，教育的社會收益率就是負的。中國勞動力由不發達地區到發達地區和由農村到城市的流動使教育地理外溢效應明顯，而溢出效應影響了流出地區政府教育投入積極性，使流出地區的教育面臨著資源嚴重不足即地區教育貧困問題。教育經費的差距又導致經濟發展新的差距，從而使城鄉之間，東部和中西部之間貧富差距加大，“教育貧困陷阱”的存在就成為必然。教育貧困會隨著經濟的非平衡增長而逐步擴大，教育貧困和經濟貧困相互強化，欠發達地區和貧困家庭有陷入低發展和貧困陷阱的危險。教育對知識創造、傳播及教育本身的外溢效應。經濟學家常常認為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過程中的關鍵要素，這其實反映了新知識和通過教育的對外擴散對經濟發展做出的突出貢獻。羅默、埃利亞松（Eliasson)及熊彼特（Schumpter）的研究均強調了教育對各種領域的創新貢獻，教育對知識的獲取、吸收和交流具有極強的外溢效應。主要技術領先國家大大地促進了創新的發展，同時也提高了這些國家高等教育的收益率。麥克馬洪的研究表明，增加教育投資將會導致基礎和中等教育入學率提升，基礎教育發展將會有更多的資金流向中等和高等教育層次。教育投資促使教育層級之間有了一個良性互動，使教育不斷地向更高水平發展。

2.教育投資的私人外溢效應教育除了長期的個人貨幣收益外，還是提高社會地位和生活質量的有效手段。顯然，教育既具有貨幣化的私人內部收益，也具有非貨幣化外部效應———對個人未來及其家庭成員的影響。當個體不在勞動力市場而在家庭內部或社區生產中使用其人力資本的時候，就會產生教育投資的外溢效應。界定和解釋教育的個人非貨幣化收益是很必要的，尤其要注意其與社會發展外部性重疊問題。教育投資的私人非貨幣化收益被認為是那些教育不但對自己而且對家庭有好處的收益。家庭享有私人收益是因為作為教育投資決策單元的家庭承擔了學習的直接成本和間接成本。利用盧卡斯新古典經濟學動態模型，麥克馬洪估算出教育投資的私人外溢效應大概占到貨幣化收益的80%。從具體分布來看，教育在增加健康、壽命、兒童健康和降低嬰兒死亡率及配偶健康方面的邊際收益最大，占到了總外溢效應的40%左右。其次是教育對促進兒童認知發展的外溢效應較大，大約有11.2%的貢獻率。教育對降低生育率、縮減家庭規模及減少貧困方面的作用占貨幣收益的百分比大約為6%。教育投資對減少人力資本退化的貢獻率為5%，而對非市場化職位的滿足、愉悅的生活環境和消費滿意的貢獻占貨幣收益的比例分別為4%、2%和1.3%。此外教育還具有在工作中享受高中和大學學校生活所帶來的純消費效果，大約占到了總貨幣化收益的9%。盡管家庭和學生看重健康、更長的壽命、更好的孩子教育、消費滿意和生活環境舒適，但是他們在作教育選擇的時候往往把這些非市場化效應想當然了。相關研究表明：有73%的大一學生認為上大學的目的是為了獲得更多的收入和得到更好的工作。只有27%的學生估計到了教育非貨幣化收益，即外溢效應的重要性。相關研究還表明：教育私人外溢效應存在被低估現象。包括下一代更好的教育、健康、終身學習等非貨幣化收益與預期收入的相關性是非常明顯的，如果這些私人外溢效應能被更清楚地確定和理解，將大大激勵家庭和個人的教育投資。

二、教育投資外溢效應內在化

教育投資是一個包括了政府、家庭和學生的共享事業，若將機會成本也包含在內，家庭教育投資基本占到了教育總投資的50%左右。研究教育投資外溢效應的目的就是要明確這些教育成本應該如何在私人、雇主、政府部門及捐贈者之間進行分配以達到資源配置帕累托最優。因為私人決策者們對教育投資外溢的認識不足，教育投資的市場失靈現象時有發生。同時，教育投資還存在政府失靈，即政府教育投資無效率及腐敗現象。那么，應該如何在充分考量教育投資外溢效應的前提下，評判教育投資政策的優劣？這就需要政府部門形成一個科學有效的教育投資外溢效應內在化機制，以使資源得以充分有效配置，促進教育長期可持續發展。

1.建立教育投資政策的科學評價機制首先，政府教育投資必須具有戰略眼光，著眼未來，始終把教育投資總社會收益率作為效率標準。這是因為：第一，教育外溢效應總體趨于正向。教育投資外溢效應總體為正，這與教育本身的性質和功能相關。國家舉辦教育是為了提高國民素質，促進個人及社會的和諧發展，為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等各項事業發展提供可靠的人力資源，促進國家跨越式發展。教育事業對于受教育者個人以及整個國家來說是一項積極、意義重大、不可替代的事業。教育負外溢效應的出現大多與教育發展本身及國家教育政策相關，盡量解決教育本身發展中出現的問題，不斷完善教育政策，不斷革新教育理念，合理調整教育發展結構和提高教育質量，促進教育均衡發展和提高教育公平等措施的落實都會有效遏止教育負外溢效應的產生。第二，教育外溢效應趨于多元。教育外溢效應在教育級別、類型、性質、區域等方面表現出差異，體現出多元化。在教育級別上，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的外溢效應依次減弱。在教育類型上，基礎學科的外溢效應大，應用學科的外溢效應相對較小。在教育區域上，農村地區教育要大于城市地區，欠發達地區要高于發達地區。基礎教育之所以要義務化，是由基礎教育的強外溢效應決定的。政府在高等教育中的作用就在于推動高等教育競爭創新，補充市場的不足。基礎學科之所以要加大支持，也在于其巨大的外溢效應。第三，教育外溢效應趨于持久。教育的代際正外溢效應明顯，教育對個人的影響廣泛而深遠，教育存在于個人發展的整個過程中。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是造成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原因，也是教育代際外溢效應的體現。為了縮小代際收入差距過大及代際收入固化，政府必須制定相應的公共教育政策，促進教育代際公平。其次，吸引多元投資主體，促進教育投資結構多元化。這是因為：第一，教育投資的社會外溢效應和私人外溢效應的存在，這就需要政府部門加大教育投資并吸引更多的家庭、企業、捐贈者的教育投資。第二，教育投資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并存，單靠一方無法滿足效率最優。市場失靈的主要表現為：信息匱乏及不對稱的普遍存在、人力資本投資中不完全資本市場和雇主培訓項目缺乏導致私人部門培訓能力疲軟等。彌補市場失靈的主要途徑是加強政府宏觀調控，改善學生可獲得信息的途徑，減少不準確信息。這些市場失靈現象得以克服，私人和公共部門對教育投資將會大大增強。政府失靈的主要表現有：政府腐敗導致資源偏離培養社會精英的目標，教育投資不足，教育資源配置效率低下。教育投資應該以最大程度的理性和可能的低成本去實現高質量。第三，社會公平的考量。教育公平是社會公平的基礎。教育公平思想經歷了漫長的發展過程，經歷了“機會均等”和“結果均等”及兩者逐步調和的過程。社會公正與教育投資組合密切相關，并且被認為是衡量教育投資形式獨立、合理的方法。教育資源分配不公對教育發展目標的實現具有間接影響。較高的教育總社會收益表明許多國家的教育投資比率需要提高。政府提高教育投資占GDP的比例能夠潛在地吸引私人教育投資，同時通過適當收取學費提高大學入學率和社會公平感。在相對長的一段時間內，增加私人教育投資與增加公共教育投資的作用一致。

2.創新教育投資外溢效應的轉化機制“庇古稅”本質上是引入一種政府干預機制。它不僅是對負外溢效應經濟行為進行征稅或懲罰，而且包括對正外部效應經濟行為進行補償。我們已經清楚基礎教育的外溢效應較大且其收益往往無法直接體現在當期的社會產出上，滯后期較長，同時收益中很大一部分無法用貨幣來直接衡量。無論對于個人發展還是社會整體進步，基礎教育都產生著潛移默化的基礎性作用，而且基礎教育在抑制社會犯罪、控制傳染病的流行等社會非經濟因素方面往往比高等教育有更為顯著的效果。因此，基礎教育單靠市場機制很難有效提供，需要有政府的直接介入，提供足夠的公立學校，讓盡可能多的人接受高質量的基礎教育。在外溢效應轉化機制上，國家應繼續加大基礎教育投入，減輕農村困難家庭經濟負擔，繼續對農村家庭困難學生免費提供教科書和補助寄宿生生活費。貫徹落實義務教育法，對義務教育不達標、義務教育亂收費等現象加強處罰力度。完善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不斷提高保障水平。繼續解決城市困難家庭、農民工子女、留守兒童等弱勢群體接受義務教育問題。讓所有學齡兒童都能上得起學和上好學。高等教育的正外溢效應相對較小，即高等教育公共產品的屬性小于私人產品的屬性。相關研究表明：在我國高等教育的總收益中，有75％以上被內化為受教育者的私人收益，高等教育的外溢效應很不明顯。在高等教育內部，研究生教育的外溢效應更弱，其私人物品屬性更加明顯，這一結論可為解決我國非義務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外溢性問題提供理論依據。對于非義務教育產品，在沒有政府介入的情況下，市場本身也會提供一定數量的教育產品。然而為了使非義務教育產品供給達到最優水平，應盡量避免政府失靈現象發生，政府可以采取多種方式間接地調節非義務教育的有效供給。國家應堅決貫徹教育法規，規范教育投資中的各種權力關系，嚴懲各種權錢交易和各種搭便車行為，提高教育資源配置效率。國家教育主管部門應會同有關部門，制定高等教育資源空間配置的中長期發展規劃，利用立法、經濟、行政等手段調控政府高等教育資源。

3.完善教育投資外溢效應的補償機制首先，在穩定或適當提高學費的同時，健全國家資助體系建設。學生（家庭）是教育產品的消費者，同時也教育產品的投資者，具有雙重角色。消費者根據個人的邊際收益及邊際成本確定個人的均衡數量，這樣造成了消費數量低于社會的有效消費量，為達到有效的社會需求量，應將消費者帶給社會的總外部收益補貼給消費者個人，使得個人邊際收益等于社會邊際收益。理論上講，政府的財政補貼等于總外部收益，從而使所有的外部收益內部化。對學生及家庭的補貼主要體現在獎學金、助學金等的發放方面。除了對學生及家庭的普惠性補貼外，對來自弱勢家庭（城市及農村中的貧困家庭）的學生更應引起更多的關注。要進一步完善國家助(獎)學金、助學貸款和綠色通道等政策，同時給特別貧困的家庭子女教育以特別補貼，切實減輕弱勢家庭的教育負擔，直至對貧困人口的子女實行真正的免費教育等措施，增加他們的受教育機會和改善其教育條件。其次，完善勞動力市場相關政策，實現大學生充分就業，幫助其盡快回收家庭教育投資成本。國家應該對農村和城市弱勢家庭接受高等教育的子女就業采取適當的傾斜政策，比如免費推薦，對貧困家庭子女自主創業給予特別扶持等，以提高其教育投資激勵，防止教育返貧和促進社會公正。協調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發展，提高教育質量，使受教育者提高對教育投資的未來預期。最后，建立健全對非義務教育產品供給者的補貼制度。政府通過對高等學校提供補貼，降低高等教育價格，使學生和家庭的消費預算線外移，提高其消費量，使之達到有效水平。中央政府應加大對中西部地區高等教育的財政補貼，以平衡中西部地區教育投資的成本-收益，提高地方政府投資辦教育的積極性，彌補人力資本輸出地的負外部效應。

作者：許長青單位：中山大學教育學院教育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