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學視角下社會保障事業的影響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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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援用發展傳播學的研究框架，探討大眾傳媒與社會保障事業之間關系的產生，并在這種認識的基礎之上進一步研究大眾傳播媒介如何促進社會發展，如何在特殊的社會環境中，在特定的傳播機制下促進社會保障事業的發展。最終維護社會的和諧與穩定。

關鍵詞

大眾傳媒；社會保障；發展傳播

1大眾傳媒與社會保障事業關系研究的生發

50多年來，發展傳播學致力于研究和探討“運用現代的和傳統的傳播技術，以促進和加強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變革的過程”，[1]探索大眾傳播媒介如何為國家與社會服務，如何使大眾傳播媒介積極參與國家的發展進程，以及在社會與國家的進步體系中大眾傳媒的地位如何。早在1958年，勒納提出傳播對社會經濟發展的作用和傳媒對人的現代化的作用，將大眾傳播媒介稱為社會發展過程中的“奇妙的放大器”[2]。伴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大眾媒介的傳播活動是如何促進社會發展的？這也引起中國傳播學者的普遍關注，也開始思考這種開放的假設和信念在中國現實語境下實現情況。

在社會系統的組成中，社會保障自古以來就在經濟發展及社會穩定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經過了20余年的艱難探索后，我國社會保障體系的框架已經基本形成，水平在不斷提高，制度也日益完善，在促進經濟發展和維護社會穩定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3]。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毫無疑問與社會經濟發展狀況、生產力水平息息相關，但是大眾傳媒對社會保障建設和發展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社會保障事業的發展有賴于公眾對于社會保障的認知和理解，也有賴于公眾對社會保障知識、制度、法律等知識的普及和掌握，這都和公眾社會保障素養的高低直接相關。在大眾傳媒的時代，公民的社會保障教育、社會保障相關政策和信息的獲知、社會保障政策的實施必然會受到大眾傳媒的影響。大眾傳媒同社會保障之間的關系不是簡單的宣傳內容與宣傳對象的關系，在傳媒的實踐領域考察大眾傳媒如何促進社會保障事業的發展是研究傳播如何促進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探討在社會總系統中大眾傳媒如何促進其他子系統的發展也是現階段的重要課題，建立符合中國國情的大眾傳媒制度，傳媒功能的定位都與此緊密相關。

2大眾傳媒對社會保障事業的影響層面

施拉姆在《大眾傳播媒介與社會發展》一書中對于“以傳播促進發展”的傳播學思想進行了論述。施拉姆認為傳播活動與國家發展在3個層面上的關系，一是所有國家的“傳播系統”的發展，第二是在這個傳播系統中是否有“充分和有效的傳播”，第三新聞報道是否“使用得當”[4]。本研究將從此視角在中國社會轉型的特殊時期探討大眾傳媒對社會保障事業的影響，進一步闡釋大眾傳媒如何在特定的歷史語境中，在特定的互動作用中完成其促進社會發展的使命與功能。真正意義上的中國社會保障改革是從十四屆三中全會開始，以人為本，分享社會發展成果成為了社會發展的基調。但就整體發展而言，仍然存在諸如社會保障立法工作嚴重不足，立法工作嚴重滯后，立法體系不健全等問題[5]。除了社會保障系統建設內部存在的問題之外，還存在如公民社會保障知識缺乏，公民社會保障素養總體水平不高、傳播通道狹窄等現實困境。如何運用大眾傳媒的功能與優勢對有效促進我國社會保障事業的發展具有深遠意義，這也是“以傳播促進發展”的傳播學思想在中國的本土化現實運用。

2.1參與式文化背景下大眾傳媒對公民社會保障教育的影響社會保障事業的發展有賴于公眾對于社會保障的認知和理解，也有賴于公眾對社會保障知識、制度、法律等知識的了解和掌握，這關系到公眾社會保障素養的高低。大眾傳媒擁有巨大深遠的社會影響力，憑借其傳播范圍廣、傳播迅速，知識更新快、受眾層次多等優勢，能夠成為實施公民社會保障教育的主要渠道。除了通過政策宣傳與解讀、社會保障法律知識的普及，社會保障文化的傳遞等傳播行為發揮大眾傳媒的教育功能外，大眾傳媒還能通過議程設置，引導一段時間內廣大公民關注的焦點，為社會保障教育提供議題與輿論支持[6]。尤其新媒體的蓬勃發展改變了公眾使用參與媒介的方式，傳者和受眾之間的關系與地位也隨之發展變化，一種全新的媒介文化范式——參與式文化應運而生[7]。參與式媒介范式中的受眾不再是被動的信息接受者，甚至不再僅僅扮演媒介消費者的角色，而轉變為主動的信息接受者與信息傳播者。這種全新的媒介文化范式，對公眾的社會保障素養教育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首先，有利于公民意識的培養，社會保障關系到每一個公民自身的利益，新媒體賦予了使用者身份地位上的“零門檻”，參與式文化下的大眾傳媒真正做到了參與者“在公民身份面前人人平等”的概念；其次，有利于提高公民參與公共事務的主體性和創造性，鼓勵公民積極參與社會保障建設。在參與式傳播當中，媒介具有雙向傳播的特性，信息門檻低，公民的主動參與性大大增強。例如，公民可以在博客、微博、社會保障部門的官方網站上對社會保障政策、法律，及時反饋自己的意見，在信息的互動和交流中促進社會保障建設的自我完善和發展。公民的主體性和創造性充分激發與運用；第三，有利于提高公民參與管理社會公共事務的行動自覺。社會保障教育不僅包括社會保障知識、意識、政策、價值觀、文化等方面的內容，還包括公民行為能力的培養。參與式文化通過身份認同、信息快速傳播、話語表達、集體解決問題等方法培養公民社會公共事務管理的能力，公民在交互式媒介互動中分享信息、表達觀點，形成合意，集體解決問題的過程中實際演練了參與公共事務所需要的各項技能。

2.2信息傳播功能：大眾傳媒對社會保障事業的報道強度（信息采集）在社會保障事業的發展議程上，有這樣幾個重點：對社會保障領域政策信息、職責范圍、社會保障理念進行宣傳；高效踐行自身職責，實施社會救助；強化公民社會保障意識，樹立社會保障組織機構的社會形象，鞏固社會地位。以上這幾個方面中，社會保障組織機構整合自身信息和資源，進行有效地宣傳普及，就要借助大眾媒介的力量。大眾傳媒需要充分發揮自身功能，針對不同階段社會保障的發展綱要架構最佳的宣傳報道方案，使傳播效果最大化，完成告知、使參與和培養的使命。在信息傳播過程中，大眾傳媒要在宏觀和微觀，數量和質量，長期和短期，意念和行動等層面對社會保障組織的信息進行整合與規劃。從宏觀上看，社會保障組織的活動與公民的生活息息先關，是媒介傳播議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媒介首先要肩負告知和氣氛營造的任務。在微觀的新聞報道層面，大眾傳媒對于社會保障組織的活動、建設、政策、理念、知識等等宣傳，可以起到“二次宣傳”的作用[8]。報紙報道的版面，報道篇幅、報道持續時間；電視臺有無報道策劃、播出時間、有無專題專欄；是否有專門網站，微博微信互動平臺等等，具體的新聞實踐強烈地影響著公民關注度和參與度。

2.3媒介形象的塑造：大眾傳媒對社會保障事業組織機構形象的建構形象的作用在于能夠引起人的思想、感情活動。形象首先影響人的思維感情，進而影響人的行為。社會保障事業組織機構作為政府機構的一部分，其形象直接影響到公眾的認可度，公信力，這對于社會保障事業組織機構履行職能，實現社會保障發展戰略目標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社會保障事業組織機構自身就是傳播的平臺，其施政的過程，就是建構與傳播形象的過程。社會保障事業形象的建構、傳播的真諦就是：通過塑造、改善、維護、提升社會保障事業行政部門的形象來提升其對公眾的影響力、公信力、吸引力，增強公眾對政府的信心和信任，從而推動社會保障事業健康有序發展。即社會保障事業組織機構形象傳播以社會公眾認可、支持為前提，以推社會保障的理念、服務、政策為目標[9]。一方面公眾正是通過社會保障事業組織機構的一個個具體行為認知、評價政府，判斷政府是否可靠，值得信賴；而社會保障事業組織機構也是通過自身一個個具體行政行為，去影響公眾，獲得公眾的認知、評價，最終贏得信任。這種認知、評價、信任和被認知、被評價、被信任離不開政府與公眾的溝通與互動。這其中大眾傳媒肩負了重要的橋梁作用。現實世界紛繁復雜，任何人都無法親身感知所有的事情，公眾的認知、表達、溝通協商要借助大眾傳媒構建的符號世界來認識。社會保障事業組織機構應保持對媒體的影響力，通過議程設置等方式引導輿論，保持傳播通道的順暢，以便贏得媒體和公共輿論的支持。

2.4輿論監督：大眾傳媒對社會保障事業的輿論監督大眾傳媒的作用還突出地表現在它越來越成為聚積公眾輿論的場所。大眾傳媒通過有選擇性的傳播社會上新近發生的事件，引起公眾關注，引發公眾討論，為輿論的生成提供依據；或者直接通過新聞評論的形式，立場鮮明地闡述觀點，影響和引導輿論[10]。作為社會系統中的一個子系統，社會保障組織必然要接受外部力量的監督。而媒體的監督是最廣泛的監督，媒體監督的范圍涉及社會保障所有領域，成為繼法律法規、政府監督以及社會保障機構組織自律之外的另一種行之有效的監督方式。社會保障組織工作會涉及非常敏感的問題，比如社保基金投資管理問題導致的潛在財務風險和治理危機，妥善規范地處理這些問題有助于獲取公眾的信任，推動社會保障事業的進一步發展，保障民生，維護社會穩定。大眾傳媒參與到社會保障建設的運行過程中，憑借媒介功能特點對各個環節進行監督，及時公開有關財務、政策、活動等方面的信息，形成廣泛的輿論合力，使違規行為暴露在公眾視線之下，迫使違規操作做出調整或受到應有的處理。

2.5公共決策：大眾傳媒促進社會保障政策制定轉換大眾傳媒的話語權對于國家政策法規的制定具有參考價值，大眾傳媒對立法過程的全程參與也是決策程序得以規范的重要保障，同時也使公共政策因全程公開而獲得公眾信任，從而增強其合法性和權威性[11]。媒體、政府、公眾構成了公共政策系統的要素，這三者是參與和影響公共政策的主體。而媒體對公共政策的影響不像其他主體那樣直接明顯，媒體主要是通過傳播信息和構建輿論平臺施加影響。具體體現在傳播解讀公共政策，反映引導輿論，溝通協商各方利益，使話題討論公開、交流公共化，從而反映出社會問題和相關態度，成為制定公共政策的重要參考[12]。大眾傳媒促進社會保障政策的制定和轉換，包括對政府有關社會保障政策、法律信息的傳播；公布可供比較和選擇的多套社會保障方案；反應社會保障政策執行過程中公眾的意見、建議；報道社會保障政策的決策聽證、宣布公共政策實施的結果，建立大眾傳媒參與公共政策轉化的機制。

3結論：大眾傳媒與社會保障事業：互為環境互動發展

發展傳播學關注傳播和社會發展的互動關系，強調了傳播對社會經濟發展的作用和傳媒對人的現代化的作用。在前面的研究中從發展傳播學的角度考察了大眾傳媒與社會保障事業的生發，大眾傳媒對社會保障事業的影響，發現大眾傳媒對于社會保障事業的發展不僅發揮了信息傳播、公民素養培養的功能，還起到輿論監督的作用，同時它還促進了公共政策的制定與轉換。大眾傳媒因其能最大限度接觸信息本身，最大范圍接觸公眾，因而能對社會保障中出現的問題首先能做出快速及時的反應；另一方面，由于大眾傳媒信息傳遞的公開性、及時性，它能敏銳捕捉少數人發現或提出的社會問題及對政策的期待，引起最大范圍的關注。大眾傳媒自身的功能特點，決定了其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獨特地位和影響。大眾傳媒作為社會領域的“公共空間”將更完整地發揮溝通協調、整合資源的功能，對社會保障政策法律的頒布、社會保障文化的建設、公民素養的培育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社會保障事業和社會保障組織機構重構了大眾傳媒的發展環境，大眾傳媒的發展也促使了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環境的演變。兩者最終是互為環境，互動發展。

作者：羅宜虹 單位：湖北大學新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