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學角度分析翻譯障礙產生原因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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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是傳播學的基本概念之一，信息的外在形式是符號，或者稱作載體或媒介。語言是信息載體的最基本形式，是人類的第一種傳播媒介。[1]翻譯是一種語際傳播活動，是采用譯語媒介將原語載體所承載的原作信息傳遞給譯語讀者的過程。語言符號這一傳播媒介或載體所固有的本質特性和與其相關的各種動態的語用因素使翻譯受到一定的限制，不能達到對原文信息百分之百的傳輸。對此本文將從四個方面進行探討。

一、語符分布不均衡對翻譯的制約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的陳力丹教授在《傳播學是什么》一書中指出：“只要存在差異，同時存在某種實際的或情感的需求，就必然發生傳播現象。”[1]這里強調的是差異、需求和由此而引發的傳播。完全相同的兩個人或完全相同的兩個社會（/團體/民族）是不存在的，在當今的世界和時代，不需要與他人交流的個人或完全封閉的社會也是極不正常或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因此，差異客觀存在，傳播無處不在。翻譯是溝通兩種不同語言文化的傳播活動，不同民族間的語言文化差異和他們之間的信息位差使得翻譯這一交流媒介成為必要，借助翻譯，不同的民族可以互通有無，信息共享，推動世界文明與進步。差異是翻譯這一傳播活動的前提，正如許均教授所言：“不同文化所特有的個性，則構成了翻譯的必要性，但同時又構成了翻譯的重要障礙。”[2]因此，差異既是翻譯的促發動因，又是翻譯的阻礙因素，這種翻譯障礙首先源自于所涉語言符號分布的制約。語言符號或語言媒介是有意義的代表物或象征形式，[1]每個民族語言都必然反映其所對應的文化個性或承載其特有的文化意義，世界上不同生態環境文化造成了語言詞匯分布不均衡，這種不均衡給譯者的翻譯造成了困難。例如，愛斯基摩人成年累月生活在冰天雪地之中，因而，其表達“雪”的詞語頗多，諸如“干雪”、“濕雪”、“飛雪”、“積雪”、“蓬松的雪”、“密實的雪”以及“落得很快的雪”和“慢慢落下的雪”等，而在英語中則僅有“snow”和“slush”兩個單詞，漢語中卻只有一個“雪”字。阿拉伯語言中有六百個以上涉及駱駝的單詞，歐洲語言中只有六個，[1]漢語中僅有一個。這種生活參照系的差異造成的語符分布不均衡或不對應現象是譯者翻譯中繞不過的難題，他只好退而求其次，采用描寫或解釋的方式進行翻譯，這種權宜之計的譯法無論在簡潔性還是在準確性方面都無法與原文媲美。又如，美國農業機械化程度高，農業生產發達，因此，相應的詞語應運而生，反映農場企業大公司性質的拼綴詞agribusiness（agriculture+business）就是很好的例子，它表達的是“從事農、林、牧、副、漁等生產經營活動，具有較高的商品率，實行自主經營、獨立經濟核算、具有法人資格的贏利性經濟組織。”[3]將此照字面直譯為“農業企業”，對中國讀者而言，此譯法在傳輸原語信息方面有所折扣，僅從譯文中漢語讀者無法知曉其真正的內涵，因為，中國的農業生產不同于美國的大農場型的生產，美國農業企業的特性、規模和經營方式等概念對中國讀者而言是陌生的，漢語中也沒有與此相對應的匹配詞，直譯不能充分表達agribusiness的實際所指和內涵。這就是語言媒介分布不均衡所帶來的翻譯障礙問題。因此，翻譯中所涉及的不同語言之間的詞匯分布不均衡使翻譯在文體、語氣、信度、效度或信息傳輸的有效性方面呈現出一定的限度。

二、語符含義多變性對翻譯的制約

字典中所列的詞語的含義是其最基本的含義，但在實際運用中，詞的含義會千變萬化，正所謂義隨境遷。例如：switch一詞通常用作“開關”之義，在鐵路上的意思是“道岔”，在桑拿浴中，birchswitch則是指的“樺木枝條”，用作抽打洗浴者的身體，以促進血液循環，同時，樺木香味也非常怡人。語言載體在傳播中的具體含義之多，其彈性之大，常常會使譯者始料不及，有些詞義在使用中令人捉摸不定，結果譯文往往在準確性方面不盡人意，有時甚至產生誤譯。下例可以說明語符含義的多變性所產生的翻譯限度問題。在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和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聯合引進改編的教材《步入商界》的第七單元中，英國Bibury玩具公司的銷售主管Kate去美國出差，在旅館的餐廳里點菜，其中有一道叫做PresidentialChicken的菜，Kate不知道這到底是一種什么菜，于是就有了以下她與侍者的對話：Kate：What’sinyourPresidentialChicken？（你們的總統雞是怎么做的？/你們的總統的雞都是些什么配料？）Waiter：OurPresidentialChickenwasespeciallycreatedforEx－PresidentGeraldFord.Itisstripsoffarmfreshbabypulletlightlysteamedandservedonabedofleeksgarnishedwithsnowpeas.Whatgoesreallynicewithit，wethink，isafluffybakedIdahopotatowithjustatadofsourcreamoryoghurt.[4]（我們的總統雞原來是專為前總統福特而制作的一道菜。原料是農場飼養的小母雞，切成條后稍微蒸一蒸，下面墊以韭蔥，配以糖莢豌豆，就可以端上來供客人就餐了。另外，烘烤松軟的愛達荷州的馬鈴薯，加上少量的酸奶或酸乳和總統雞一塊兒吃，那味道就更美了。）PresidentialChicken的含義如此豐富，其所指內容并非這兩個語符所能傳遞，因此，引發了侍者如此詳細的解釋。在同一種語言內都造成如此之困惑，更何況譯成漢語？從傳播學的角度而言，“總統雞”傳遞的信息對中國讀者而言可謂極為有限，讀者需要知道其配料、燒法和此道菜名的來歷等，才能對此有真正的了解和得出切實的感受。在此具體語境下，presidential和其對應的漢語詞“總統的”超出了其基本含義范疇，與“chicken”一詞搭配，在美國的餐館英語語域中表達的意思為“wasespeciallycreatedforEx-PresidentGeraldFord”（原來是專為前總統福特而制作的）。也只有在這一語境中，presidential才有此含義，如果沒有侍者的解釋，僅從菜名中，任憑顧客或譯文讀者有多么豐富的語言知識和聯想，都無法得出其準確的所指含義。但是，作為一道菜名，應簡潔明了，不可如此冗贅啰嗦。因此，就翻譯而言，盡管“總統雞”簡潔，但它過于籠統，失之寬泛，信息傳播不夠準確，這主要是由于語言載體或語符含義在千變萬化的語境中所呈現的多變特質所致。因此，從以上討論可見，無論是英語原文還是漢語譯文，由于語符含義的多變性，presidentialchicken和其對應漢譯文“總統雞”在信息傳輸方面顯然都具有局限性，都是不得已而為之的表達或翻譯。

三、語符傳遞功能的有限性對翻譯的制約

陳力丹教授指出：語言符號不能完全滿足使用者表達意思的需要，正所謂“意猶未盡”和“只可意會，不可言傳”。[1]表達事物的極端或極致狀態，我們經常會用“難以言表”來形容。翻譯中所涉及的原作者的意思或所要傳遞的信息可能會流露于原作的字里行間，僅從語言符號本身可能無法得以體現，這就關涉到意義表達或信息傳遞的模糊性問題，譯者因此在接收或接觸原作者的語言符號時，經常會難以定奪或完全準確地掌握原作者所欲表達的確切含義，因此就產生了所謂的翻譯的“不忠實”問題，人們一般都將這種情況歸咎于譯者的翻譯水平或功力，實際上，這種翻譯限度有時是語言媒介本身固有的本質屬性所決定的。語際翻譯這一傳播活動必須通過語言符號這一媒介，原作者“言不盡意”的表述與譯者“朦朧模糊”的接收怎能達到二者的“一拍即合”或“天衣無縫的吻合”這一理想境界呢？當譯者將自己的理解付諸于譯文文字時，其與譯文讀者之間的信息傳輸與接收也會遇到同樣的意義損失或扭曲的問題。例如，陳凱歌導演的電影“霸王別姬”被譯為“FarewellMyConcubine”，頗為人所垢病，英文詞concubine用在此不夠恰當，首先意思不準確，再者，譯文的雅和“譯味”都不夠，在此，在英文中找出一個比較合適的詞語從而拿出一個能與原文在文體、語義內容和語用效果等方面旗鼓相當的譯名的確不容易。語言形式和表達內容是不可分離的，漢語原文“霸王別姬”傳遞了豐富的漢文化內涵，英文無法以如此簡潔的形式再現之，對于這種不足，懂雙語的讀者一看即明了，但英文讀者對此缺失會全然不知，其體味和理解可能會是另一番景象。因此，就此例而言，英語符號在傳遞漢語豐富的文化蘊涵方面所表現出的蒼白與無力說明了語言符號傳遞功能的有限性對翻譯的制約。

四、信息接收者的動態因素對翻譯的制約

“傳播學里談的‘傳播’，是雙向、共享意義上的信息、知識的流動過程”。[1]譯本只有當讀者閱讀時才談得上傳播，翻譯作為一種傳播活動才有意義。作為信息傳播載體的語言符號被讀者接收時會產生各種不同的含義，其原因在于作為社會人，不同讀者的教育背景、知識水平、個人閱歷、穎悟能力等方面的差異會使他們對譯作的解讀千差萬別，每一位讀者與譯者對同一符號的理解與感受同樣也各不相同，因此，就語際翻譯而言，完全溝通的跨文化傳播是不現實的。關于“有多少個讀者，就有多少個哈姆萊特”的說法，是接受美學討論的話題，這方面的研究頗為豐富，在此不擬多加論述。但就翻譯傳播活動而論，同一原作會產生千千萬萬種解讀或“版本”，不同的譯者和讀者使然也。在傳播的過程中信息的損失、變形或扭曲在所難免，因此，傳輸媒介（語言符號）的動態解讀導致了翻譯的限度，但是過于強調信息接收者的動態因素對翻譯的制約往往會使人陷入極端的悲觀主義的泥沼，從而放棄翻譯所需的精益求精的努力。實際上，翻譯之所以可能是由于共性大于差異性。翻譯之魅力和可能性是基于人們對語言媒介所承載的共有（或共相）意義的認知，社會之所以能夠和諧發展，社會成員之間之所以能夠有效溝通與交流是基于人們思維與認知的相似性和共有知識以及對具體語言符號共有含義的正確理解。因此，翻譯傳播活動就是在這種共同共相中得以實現，但又在信息傳播接收者的差異中存有各種動態因素所導致的遺憾。所以，從傳播學角度研究翻譯的讀者接受因素，有助于客觀地認識翻譯，消除盲目的理想主義的翻譯觀，準確地把握讀者的期待與需求，切實提高翻譯傳播的效能，減少翻譯傳播中的各種噪音干擾，使譯作盡量貼近原作。

五、結語

基于以上對語言傳播媒介特性的分析可見，“滴水不漏”與原作毫厘不差的翻譯是不可能產生的。語言媒介差異使翻譯成為必要，但同時又造成翻譯障礙，語言媒介所反映的文化共性又是翻譯成為可能的基礎。由于這種共性或“共相”[5]促成了翻譯的可行性或可能性，因此，絕對的可譯或絕對的不可譯都是不能成立的，譯者盲目樂觀或過于悲觀的態度都是不可取的，但不可否認的是翻譯傳輸過程中的各種固有因素所造成的翻譯限度是絕對存在的，譯者面臨的任務就是化解這種差異所造成的矛盾，最大限度地減小翻譯限度，使原作信息得以最大化的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