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學背景下古代中日間的信息傳遞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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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傳播的載體分析

漢字在傳入以前，日本只有語言沒有文字，這是絕大多數中外學者持有的觀點。沒有文字，文明繼承和文化傳播只能依賴口耳相傳。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對于古代日本而言，盡快地掌握一種文字體系是非常重要的。一般認為，漢字正式傳到日本始于應神天皇十六年(285)百濟人王仁現鄭玄注《論語》10卷和《千字文》10卷。從此漢字的影響逐漸在日本民族中擴大，它將中華文化的種子撒入日本列島的土壤。盡管漢字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不能為當時的人們所理解和掌握，但語言習得的過程實際上也是文化植入的過程，所以在漢字掌握的過程中就不自覺地學習了中華文化。人類的傳播活動從語言傳播到今日的信息社會，經歷了漫長的過程。其發展進程大致可以分為五個階段，即口語傳播時代、文字傳播時代、印刷傳播時代、電子傳播時代、互動傳播時代。傳播是通過一定的媒介、手段或工具進行的。由于受到科技發展條件的制約，書籍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成為傳播信息的主要載體或媒介。尤其是在進入印刷傳播時代后，信息傳播效率得以大大提高。從隋末唐初雕版印刷術的發明到北宋慶歷年間(1041—1048)畢昇的活字印刷、木活字印刷的應用，再到元明兩代的錫、銅、鉛活字印刷術的進步，逐漸打破了固定的特權階層對知識的壟斷，文化在更廣的范圍內傳播開來。書籍作為這一漫長歷史階段最主要的傳播載體，為古代日本攝取中國文化提供了條件。史載:“開元初，又遣使來朝，……所得錫賚，盡市文籍，泛海而還。”

可以看出，印有漢字的書籍成為東亞世界文化信息的傳播媒介，而中日文化交流的高潮出現在唐代———印刷技術的大發展時期———也并非偶然，是有著傳播學的歷史必然性的。在中日文化交流的過程中，往來人員自覺或不自覺地扮演了傳播媒介的角色。以唐代為例，有大批的遣唐使在學成歸國后效力日本朝廷，為古代日本社會的發展做出了卓越貢獻。據人民網2013年4月13日題為《西安發現世界唯一漢文魯尼文雙語唐代墓志》的報道，西安新發現一塊唐代回鶻王子墓志，經學者研究確認，為迄今為止世界上所發現的唯一一塊唐代漢文、魯尼文雙語石刻墓志。墓志漢文部分清晰可辨，記載了葛啜的父親曾幫助唐朝平定“安史之亂”的顯赫家世，介紹了墓主人的祖父、父親和兄長的名字以及安葬的時間，還記載了這次安葬是由唐德宗皇帝安排的，長安城的回鶻大多參加了葬禮。在漢文的墓志之后，還用魯尼文刻了與漢文內容大致相同的文字，但相對簡單。這或可看作是文字不同而導致的信息傳播受限的例證。

二、從傳播的授受雙方分析

文化交流作為一種信息傳播活動，不論是古代日本的主動攝取和模仿，還是中國文化的不自覺輸出，都是蘊含著目的和意圖的，只是這種意圖和目的往往不顯山露水，但“傳播的目的就是希望發生相應的變化，人們不會無緣無故地傳播信息，更不會莫名其妙地接受信息”。中日文化交流高潮出現的隋唐時代，是中國歷史上的大一統時期，也是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巔峰。經濟發達、制度完備、科技先進、文化燦爛的唐帝國對亞洲乃至世界都產生著吸引力和影響力。一方面，中華帝國的天子試圖建立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秩序，他們把國內的封建君臣關系延用于周邊各國，這種“中國世界”觀，并非僅僅是直接以武力征服為主要方式，有時體現為中國王朝對周邊各國的“冊封”，封以官號、爵位，結為君臣關系，以宗主國對藩屬國的立場置之于從屬地位，其表現形式就是朝貢。在隋唐時代，日本朝貢中國達到高潮，也為中國文化海外流布提供了條件。縱覽古代日本社會發展的歷程，每當出現大的跨越和變革時，都是通過直接或間接攝取以中國文明為代表的大陸文化實現的。

①文化傳播的特性，即文化總是從先進的、發達的地區向后進的、欠發達地區流動，而且后者不必要經過前者所經歷的每一個階段。這種傳播的特性決定了中國必將處于文化流動的上游，況且隋唐時代日本向中國學習的愿望較之前任何時期都顯得迫切，這是與當時東亞世界國際關系的整體形勢密切相關的。自6世紀中后期開始，與日本有著密切關系的朝鮮半島局勢逐漸發生改變，半島各國為爭奪發展空間不斷相互攻伐，而且一直作為日本在朝鮮半島據點的任那最終為新羅吞并，與新羅關系的惡化使日本在朝鮮半島的影響力大大減弱。同時，日本國內也面臨著中央權威受到威脅，皇權為貴族所掣肘，由于地方豪族兼并土地而導致國家經濟受到影響等的困境。為了加強中央集權，盡快躋身先進國家行列，日本遣使入隋，目的就在于掌握佛教以服務于國內統治，并在對外關系上贏取戰略主動。迨至唐代日本朝廷聽取隋朝時來華留學的學問僧惠齊、惠光、醫師惠日的建議，②開始大規模派遣遣唐使，隨后開創了古代日本的“遣唐使時代”，這是中國文化之所以廣泛流播東瀛的內在動因。自630年至894年長達二百多年的漫長時期里，日本持續不斷地派遣遣唐使攝取中國文化，并以中國社會為模板，通過改革建立起中央集權的封建制國家。在這一文化傳播過程中，中國作為信息的傳播者，雖無直接的文獻資料表明有明確的目的和意圖，卻有著深層的推動力，即“以文化之”，將日本納入到中華帝國為主導的“世界秩序”之內，期待最終實現統治階級的政治理想。

三、從傳播的功能分析

傳播功能是指傳播活動所具有的能力及其對人和社會所起的作用或效能。傳播活動具有多種功能，文化功能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項，傳播對文化的影響是持續而深遠、廣泛而普遍的。正是因這一原因，傳播對文化的影響又被當做對整個社會的影響。傳播的文化功能主要表現為承接和傳播文化，選擇和創造文化，積淀和享用文化。承接和傳播文化可以將文化中的精華繼承下來，使之世代相傳并與其他文化相互作用;選擇和創造文化，而非一味地被動接受文化，可以結合本土文化優勢加以發展。當我們翻開日本文化千百年來的發展史，就會發現日本文化一路走來，正是印證了上述特點。從最早的“王仁獻書”通過朝鮮半島間接學習漢籍，引進大陸技術人才，到圣德太子遣使入隋，再到大規模的遣唐使派遣直接攝取中華文化，古代日本終于在奈良時代(710—784)出現文化發展的新景象，可以說是積累量變到發生質變的過程。此階段日本攝取大陸文明表現出繼承有余而創造不足的特征，所以奈良時代又被看作“唐風文化”時期。盡管如此，我們仍舊可以依稀看見在消化、吸收、運用大陸文明的過程中，已經在孕育著結合大陸文明而創新的日本文化的胚胎。通過平安時代(794—1192)前期的繼續吸納，即使在遣唐使廢止之后，孕育在“唐風文化”中的日本本土文化開始有了明顯的、獨立發展的傾向，并最終發展成為和漢折衷的“國風文化”。這種文化形式是在吸收前一種文化形式養分的基礎上的改良，例如由漢字發展而來的假名文字，和歌以及物語文學的繁榮等均屬此種情況，也反映了文化在傳播過程之中和之后被選擇和再創造的特點。另外，文化的文化功能又表現為積淀和享用文化，它可以使文化在歷史長河中得以沉淀和堆積。文化傳播的時間愈久遠，文化積淀愈深厚，而悠久深厚的文化又為文化享用提供了豐富的內容。有文字記載的古代中日文化交流肇始于兩千多年前。公元前周秦時代的地理名著《山海經》已經載有“蓋國在鉅燕之南，倭北，倭屬燕”。

公元1世紀《漢書》的“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為百余國，以歲時來獻見云”，已明確記錄東海“倭人”朝貢之事。從公元3世紀的《三國志》到《清史稿》，中國歷代官修史書都專門記載日本的情況以及中日交流史實。兩國間的文化信息傳播從最初通過朝鮮半島的接力傳遞，到隋唐時代大規模的直接攝取，再歷經宋元明清時代的變化，前后持續了兩千年之久。伴隨著中國歷史文化的變遷，日本列島文化形態也呈現出不同的特征。在享用中國文化的同時，中國文化的基因也浸透到了日本列島的些微之處，轉化成為日本文化的重要因子。在此筆者特別指出，近代以降，日本推行維新變革、殖產興業，走上了資本主義發展道路，領先于亞洲其他國家，實現了強兵富國的目標。但是，國力增強之后的日本出現了歧視亞洲其他國家的傾向，理論家和思想界鼓吹“脫亞入歐”，試圖從文化上否定日本作為亞洲一員的現實。實際上，日本文化的發展史，就是不斷攝取、選擇、消化、創新、享用以中華為代表的大陸文明的歷史，并在上述過程中，逐漸培育出了日本民族特有文化的。這也從文化的形成基理上，根本性地決定了日本雖欲“脫亞入歐”，而又無法徹底脫離的尷尬。

四、從傳播的效果和反饋分析

傳播效果在廣義上是指信息傳播行為所引起的客觀結果，包括對他人和周圍社會實際發生作用的一切影響和后果。在自然地理上日本列島位于亞洲大陸的東端，懸浮于海上。在古代交通尚不發達的條件下，相對封閉的自然環境決定了日本列島內部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緩慢，當亞洲大陸文明快速發展時，日本列島仍然保持著緩慢的發展節奏。譬如公元3世紀前后，大陸上已經建立起一個統一的封建帝國秦朝時，日本列島仍處于從采集狩獵的繩紋文化時期向以水稻農耕技術應用為主的彌生時代的過渡時期，而且這種社會生產方式的轉變并非由內部產生，而是受到外來的大陸文化的影響所致。根據美國著名人類學家摩爾根的觀點，文字的發明和使用是一個民族進入文明社會的主要標志。《隋書•東夷傳•倭國》載:“無文字，唯以刻木、結繩為手段，于百濟求得佛經，始有文字。”日人齋部廣成的《古語拾遺》序文亦講:“蓋聞上古之世，未有文字。”而大陸上的中國，在殷商時代出現的甲骨文已經證明了文字體系的源遠流長。“大約到秦漢之際，漢字隨著中原民族的頻繁向外遷徙，流播到了未及自然萌發出本民族文字的周邊諸國，打破了包括日本在內的周邊各國文明的漸進秩序，使其從蒙昧或野蠻階段躍入文明社會。”以漢字的傳入為標志，日本逐漸進入了“漢字文化圈”，同時漢字中蘊含的文化信息也在日本流布開來。迨至中日文化交流高潮出現的隋唐時代，中國文化的影響更加廣泛而深遠。以制度文化為代表的唐文化流播到日本的各個領域，涉及社會制度、政治機構、生產技術、思想宗教、文學史學、科技歷法等諸多方面，是中華文明在東瀛傳播盛況的表現。

另一方面，傳播活動具有信息的交流和溝通的特征。既然是“交流”，信息傳遞就應該是雙向的。在信息傳播過程中就不僅僅是傳播者簡單地輸出信息，受傳者也并非一味地被動接受信息，還應該包括主動地反饋信息。如前所述，隋唐時代是中國文化對日本傳播的高潮階段，一般認為在這個階段以中國扮演輸出者的角色，而日本扮演著輸入者的角色，單純地接受和享用中國文化。實際上，日本文化也曾傳入中國，并對中國有所影響。以往學界大多認為日本能在文化上對中國進行某種“逆輸出”是到了宋代才開始的，尤其在佛教文化交流方面表現突出。“這些現象標志著兩國的文化關系到宋代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開始了名副其實的交流。但是并不排斥早在隋唐時代，日本文化在某些方面已在影響中國，不過程度和范圍上還很有限，不如宋代顯著，不太受人注意罷了。”推古朝圣德太子作為大化改新的中心人物，篤信佛教，曾親著《勝鬘經義疏》等。該書曾在唐玄宗天寶年間由隨遣唐使來華的日本學問僧帶到中國，送給揚州龍興寺的靈祐。約一百年后，入唐僧圓仁在揚州看到此書，并發現揚州法云寺僧空明已在該書上另加批注。李白在《贈王屋山人魏萬》的詩中云:“身披日本裘，昂藏出風塵。”李白自注:“裘者朝卿所贈，日本布為之。”可見布并非尋常之物，值得特別指出。隋唐時代之后中國再次陷入分裂狀態，北方少數民族勢力乘機南下，對以中原文化為主體的中國文化產生了沖擊。隨著國力的減弱，文化的影響力也逐漸衰微，但是從中日間文化交流的主流看，仍然是以中國文化的輸出為主，與前代不同的是來自于日本的文化反饋顯著增多。宋代日本輸入中國的物品除了工藝品、佛教用具、食品藥材和水銀金銀以外，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典籍書畫。經過唐末五代的動亂，中國典籍失傳嚴重。而唐代日本學問僧、請益僧等回國時往往帶著大量書籍，因此許多書籍得以完整保留。在宋代，國內一些失傳的珍貴古籍通過入宋日僧和商人之手重新流入中國。在宋太宗時“奝然之來，復得《孝經》一卷、越王《孝經新義》第十五一卷”。

另有源信的《往生要集》、源隆國的《安養集》，圓仁的《入唐求法巡禮行紀》等著作均由入宋僧帶入中國。之后的元明時代，中日文化交流持續開展，渡日華僧和入華禪僧不斷往來，促進了中日文化的交流。①迨至清代，日本典籍西傳中國進入全盛時期，日本文化對中國影響日漸顯著。從隋唐至明清，在漫長的歷史中，一條中國文化對外傳播的路徑逐漸清晰地展現出來，而日本文化也以不同的形式反饋于傳播者，最終完成了一項關鍵要素具備的信息傳播活動。綜上所述，自史前時代起，亞洲大陸東部就是人類文明發展的最重要的搖籃之一，尤其以漢字符號為載體的中華文明的傳播對東亞各國的影響巨大，在漫長的歷史時期中，古代日本通過積極引進攝取中國文化逐漸追趕上亞洲文明發展的進程。根據傳播活動構成的核心要素，在古代中日文化交流的過程中，中國不自覺地承擔了信息傳播者的角色，日本主要承擔了受傳者的角色，傳播的信息即為蘊涵在漢字中的中華文明，以書籍等為媒介，使中國的文物制度流播東瀛。經過持續不斷的引進和吸收，在模仿的基礎上逐漸創造了獨特的日本文化。在這項文化傳播過程中日本并非一味接受，而是積極地有意識地反饋信息，使得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得以完整呈現。傳播學就是動態的整體的人類傳播現象為研究對象，以及用開放的發展觀念綜合研究人類傳播的本質和規律的科學。運用傳播學分析古代中日間的文化交流，為更加全面地理解古代中國文化流播域外提供了新的視角。

作者：王坤單位：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陜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