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的敘事策略探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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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四十年代的上海，蘇青以一個女性的坦率筆觸描寫了日常生活的俗世人生，以親身的生命體驗來揭示女性在日常生活下的隱秘和渴望。在立足于女性敘事學的基礎上，本文從蘇青作品的敘事聲音、敘事背景兩個方面分析蘇青小說的敘事特征，挖掘當時特殊的歷史文化語境對蘇青敘事選擇的影響，并分析其敘事策略背后的原因。

關鍵詞：蘇青；女性敘事學；虛構的權威

一、敘述聲音

敘述聲音是指虛構的敘事作品中講述故事所呈現的言語聲音。通過作品中敘述者的講述，人們可以聽到來自于文本故事中的聲音。敘述聲音影響著所敘述的故事本身、人物等的設置，甚至影響整個敘述過程。[1]因此女性主義敘事學先驅蘇珊•S.蘭瑟的著作《虛構的權威》將敘述聲音劃分為三種：作者型敘述聲音、個人型敘述聲音和集體型敘述聲音。作者型敘述聲音主要指第三人稱敘述，即敘述者處于故事文本之外；個人型敘述聲音指的是故事的敘述者和故事主體言語呈現的人物為同一人的第一人稱敘述；集體型敘述聲音是指一個群體的共同聲音，這是一個仍有待深入開發的領域。

（一）個人型敘述

聲音個人型敘述聲音是指那些以講述自己的故事為主的敘述者。在個人型敘述聲音中，講故事的“我”同時也是故事中的參與者。個人型敘事聲音對女性自我隱秘經驗的大膽揭露，凸顯出強烈的女性主體意識，發出女性自己的聲音方面有著明顯的優勢。蘇青的小說《結婚十年》及其續，采取第一人稱的個人型敘述聲音，講述了“我”十年的婚姻生活，在續中又詳細描述了“我”離婚后走上職業道路的艱難謀生歷程。小說通過蘇懷青的視角講述女性一直猶豫的女性私密生活體驗，沒有宏大敘事，沒有政治意識形態的渲染，有的只是將女性的日常生活娓娓道來，對愛的渴望期待和對欲望的坦率直言，家庭生活的壓力和夫妻間的矛盾，然而正是在這瑣細而平凡的書寫中，女性成為話語聲音的主體，真實的女性經驗在這種平凡的敘述中打破了男性為中心話語權威對于女性意識的有意遮蔽與忽略。由于個人型敘述聲音的虛構與自傳在形式和表達內容方面的相似性，因此女作家常運用此種敘述聲音來光明正大地建構自己的權威，表達出女性自身鮮明而獨特的欲望，掌握女性自身的話語權，從而解構男權話語對于女性的認知偏見和虛構。蘇青的小說正是通過第一人稱的個人型敘述聲音的自傳型敘事來掌握話語權的，小說中懷青以敘述者的眼光來評判理想男性的標準，塑造自己理想中的男性形象。她理想中的男性是像趙云那樣英俊又高大魁梧的形象，而自己的丈夫卻稍顯軟弱。懷青眼中談維明、趙瑞國、謝上校是自私的，都被描述為缺少個性而成為令其失望的存在。所以，小說在以“我”進行敘述時，并沒有局限于對“我”的日常生活的簡單陳述，而是時常跳出文本對自我生活進行評價與反思。面對婚禮上丈夫與人的調情及對自己的冷漠處置，懷青在痛苦和無奈下便覺得“婚姻雖然沒意思，但卻也能予正經女人以相當方便。一對男女便再沒情義些，同睡在一張床上，總也不能全然的相安無事吧？”①這既是此時“我”的心理活動，又可視為是敘述者置身事外的客觀性評論，因而敘述者也就順理成章地擁有了聲音的權威，具有判斷評判虛構故事中人和事的能力和權利，從而更具有可信度和感受力。既發揮了個人型敘述聲音的權威優勢也通過這一形式揭露了女性在婚姻和欲望方面的不平等地位。女性欲望的釋放和滿足只能通過讓女性走入更深受壓抑和捆綁的婚姻中來實現，這更突顯和加重了女性在男權社會受壓迫的狀況，這種個人型敘述聲音也體現了蘇青女性意識的覺醒。

（二）個人型敘述

聲音權威的虛構性個人型敘述聲音由于不像作者型敘述聲音那樣可以第三人稱形式采取無性別的巧妙掩飾手段。因此常會有逸出自我形象的敘述，而面臨著當時強大的男權社會權威的壓制和社會政治意識形態操縱下的讀者抵制的危險。因為在現實社會的各個領域，掌握著話語和各種權力的仍是男性。蘇青作品的個人型敘述因其以女性視角敘述女性在男權社會長期壓制下被忽略的個人體驗和感悟而獲得自我意識的話語權威，挑戰了男性權威，正因這一點而易被強大的男權社會視為不了解這個世界而只能限于寫女性自己，不具備男性的寬廣的視野和宏大敘事能力。甚至因其公開承認女性欲望和宣揚女性主體意識而被視為傳播淫穢思想的不道德行為，而遭受當時社會非議。正如蘇青自己曾說過的:“女性作家的生活范圍比較狹窄，因此取材也就多不能廣泛，因為作家總是愛揀自己所熟知的東西或事情來寫，而且寫起來也比較容易成功。”②蘇青大多數的作品都是以家庭婚姻為主，在描寫中表達自己對家庭婚姻獨特的體會和看法來虛構女性話語的權威。“話語權威”由“作品、作家、敘述人、人物或文本行為申明的或被授予的知識名譽意識形態地位以及美學價值”。③蘇青冒險運用個人型敘述聲音以“我”的身份來講故事，增強了故事的真實性效果，發揮女性聲音優勢和話語主導權?，F實是：一方面，道德化批判個人敘事聲音的真實性而拒斥它的有效權威性，這種分歧正說明了敘述聲音是一個充滿意識形態斗爭的話語場所，這個場所的權威歸根結底還是屬于歷史上男性的宏大敘事。因此，蘇青因其回避社會政治意識形態的宏大敘事而敘述女性的隱秘和真實的欲望而受到非議和惡毒的言語攻擊，被視為“文妓”，在當時社會抗戰愛國的主流意識形態下認為是低俗的。采取個人型敘述聲音對于女性作家來說本身就是有風險的，因為她們的作品很容易被誤認為是自傳作品。蘇青的作品就是因為其第一人稱的個人型敘事，帶有強烈的自傳色彩還使她的私生活受到詬病。終究還是沒有樹立起其女性意識的話語權威得到男權社會認同，導致其人其作品長期在文學史中被淹沒的命運。加上當時上海淪陷，許多已成名的作家或逃亡或擱筆沉默，也在無意間給蘇青這樣的女性作家提供了創作言說的機會，也是在很多男性作家無法涉及或不屑涉及的女性日常生活的婚戀主題下，蘇青日常生活化的個人型敘事開辟了一片新天地，是男性權威在戰時的一種暫時性讓渡。因此，她試圖通過個人型敘述聲音模式的女性敘事以自我言說的方式，在虛構作品中實現女性意識的張揚和情感的坦誠流露，突出女性生存的困難圖景，以喚起廣大女性妻性和母性回憶的敘述方式來爭奪女性的話語權，只是在戰時特殊環境下淪陷區的上海得到了短暫的話語權。其個人型敘述聲音仍以顯示出權威的虛構性而無法獲得所在社會歷史語境中的權威性認同。

二、敘述背景

蘇珊•S.蘭瑟稱：“我的目的在于通過研究具體的文本形式來探討社會身份地位與文本形式之間的交叉作用，把敘述聲音的一些問題作為意識形態關鍵的表達形式來加以解讀?！雹芗磳⑹雎曇舯旧硪暈樯鐣庾R形態領域的產物，通過把形式與社會歷史背景、性別等聯系起來分析女性敘事方式策略所受到的特定社會政治意識形態的壓制及所呈現出的不同于男性的特有的話語形式。敘述者對本時代權威創作要求的自覺跟隨或抵制的敘述聲音，隱含表達了作者的情感傾向，以及對話語、歷史等意識形態的迎合或拒斥心理。因此，通過敘述聲音來發現性別政治、社會歷史語境、傳統思想道德觀念等對女性敘事策略選擇的影響，來分析蘇青采取自己獨特的敘述方式和敘述內容所呈現出的社會歷史環境的制約和影響。

（一）淪陷區社會環境

上世紀四十年代初，正值抗爭時期，戰爭背景下人們對戰爭的焦慮和恐懼暫時緩解了女性的緊張地位，暫時地放松了對女性的壓制，使蘇青等女作家在戰時的上海得以有一息尚存的發聲言語空間。當時上海處于日偽政府統治之下，許多富有正義感和民族意識的文化人南下、擱筆沉默，以表示對于當局的不合作的態度，出版界和創作界一片蕭條。加上日偽文化的宣傳使民眾反感排斥，為了彌補和改善淪陷區文化蕭條的境況而營造一種文化盛世來粉飾戰爭，統治當局放松對報刊等的嚴密管制而允許鼓勵一些市民喜聞樂見的不涉及政治的輕松文化刊物的發行。如，蘇青的《天地》、周瘦鵑的《紫羅蘭》等以女性為主體的文學刊物在這個時期得到發展。在淪陷區，男性作家紛紛的沉默和失聲，給女性作家提供了一個戰時狀態下發聲的機會。蘇青追求世俗化的日常生活寫作在這個時候出現，沒有觀念的說教和意識形態的重負，有的只是普通人平凡生活中的喜怒哀樂，那種與人推心置腹地喚起普通人天涯若比鄰的親切。將世俗生活的合理性、藝術化地潤物細無聲地滲透到文章思想當中，體現了對日常生活細致的敏銳的觀察與描摹。恰好在戰時撫慰和消解了民眾對戰爭恐懼，給民眾帶來了一定的安慰和切實的溫暖，使其女性的自我敘事有了存在的可能。

（二）市民社會下的謀生

蘇青最初創作是為了生活所迫。就像她自己所說純粹是為了錢，為了設法解決溫飽問題，生活的困窘激發她創作的動力。從20世紀初就開始盛行的稿費制和報刊業的發達為蘇青的創作提供了有利的社會條件。稿費制度和經濟現實不僅激發蘇青走上了創作道路，而且還影響著蘇青的寫作形式、創作策略和內容。蘇青調整創作策略，也就是在與李欽后離婚后面對巨大的生活壓力，她開始創作小說，從此便真正走上了賣文為生的職業道路。因此，蘇青調整創作策略，以第一人稱的個人型敘事拉近與讀者的距離，采取吸引型的敘述手法。蘇青活在當下的生存本能就注定她是現實的，因此作品開始主動貼近市民生活經驗，迎合市場需求。作品主要是以家庭婚姻生活和親身體驗為主，即從女性的視角看待婚姻、家庭、丈夫、兒女等日常生活的種種問題，內容上也開始有意迎合大眾，這讓蘇青的作品有廣泛的讀者群，也是淪陷區的上海市民所需要的精神慰藉。

（三）創作心理的變化

個人型敘述聲音在拉進與讀者的距離、獲得廣大女性的情感共鳴的同時，也將敘述者推至一個危險的境地，一個敘述者勢必連累和危及作者的境地。經歷婚姻的失敗，作為職業女性的謀生的艱難而謀愛更是不得，其個人型敘事聲音的大膽女性言說方式，被誤認為自傳而使敘述者陷入遭到攻擊的危險處境。面對社會輿論的壓力和出于自我保護的本能，于是她開始心虛地自辯開脫。她借助文學創作以一個作家的身份獲得社會的認同，她試圖通過創作來保護自我為自己辯解。既然是因為其個人型敘述的自傳性色彩這種大膽的敘事言說風格而遭到非議，她仍以個人型敘述延續自我固執的存在其文本中，對自我經歷進行還原型的敘事，企圖以這種敘述方式的個人話語權威性來為自己辯解。蘇青在淪陷區的上海寫文章、辦雜志，與汪偽政府的頭面人物都有密切往來，且其主編的《天地》受到陳公博的資助，以及《結婚十年》和其它大膽暴露女性欲望的作品。這使蘇青極易成為受到批判和打擊嘲弄的對象。于是《續結婚十年》通過重構自身與社會的關系，調整敘事策略，這種急于自我辯護的動機和處境使她忙于敘述個人經歷中的一些具體事實，少了《結婚十年》中細致的個人觀察與感受，更多的是像紀實般的自我經歷的有效調整與陳述。因此，《續結婚十年》中個人型敘述聲音的懷青已經不能代表一般女人的聲音了。而且當時的上海灘，以一個集女作家、編輯與投稿人于一身的風光，在敘述中卻對自己在事業上的成功避而不談，甚至以一直不厭其煩的敘說懷青作為職業女性的艱辛和困境。借懷青的敘述聲音來為自己辯解，不敢或不愿承認自己作為職業女性的成功。一是如她自己所說不希望自己在男人的眼中不像個女人，因其太能干而對自己望而卻步，使自己謀愛而不得；另一方面是為了低調，避免鋒芒太露而遭人攻擊，使自己謀生而不得。這種敘事上的自我調整與有意回避的策略更加深了人們對那個時代中女性言說的尷尬處境和女性意識受男性為主導的權威社會壓制的認識。包括后來的《歧途佳人》更是從題目就已經為自己過去誤入歧途而開脫。這在一定程度上解構了女性敘述聲音的權威性。在女性聲音被普遍壓抑、忽略的年代，女作家不得不采取與男性寫作有著千絲萬縷聯系的曲折的敘事形式，來表達個人的心聲。因此，隨歷史進程而變化的文本寫作策略也是權威話語在現實社會和歷史文化的反映或折射。

參考文獻：

[1]蘇青.結婚十年[M].桂林：漓江出版社,1987.

[2]蘇青.飲食男女[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3.

[3]蘇青.蘇青文集[M].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2016.

[4]毛?，?蘇青評傳[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

[5]胡蘭成.今生今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6]黃惲.緣來如此——胡蘭成、張愛玲、蘇青及其他[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

[7]蘇珊•S•蘭瑟.虛構的權威——女性作家與敘述聲音[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8]張京媛.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

[9]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M].鄭克魯，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

[10]胡凌芝.蘇青論[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3,（1）.

[11]朱念.試論抗戰時期淪陷區女性文學的敘事策略[J].南京師范大學學報,2008,（4）.

作者：張婉婉 單位：云南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