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社會學的現代化理念探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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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邏輯起點:“第四種國家”
第一類國家工業發達，農產品大都不能維持本國人生活，以工業產品銷售利潤從他國購進糧食。第二類國家從事農業者雖少，但農產品不僅可以自給，且有盈余可供出售，其生活方式令人羨慕，農業生產大都采用機器，農場面積很大，生產效率極高。譬如美國，從事農業者1000萬人左右，但1926年所產小麥占世界小麥總量的22.8%，玉米占60．9%，棉花占62．2%。吳景超認為，沒有哪個國家的生活程度可與美國相頡頏媲美，一是因為美國人—地比例適中，二是因其職業中構成“甚為得法”，故而能夠做到農業既足自給，工業也很發達。各業民眾彼此交易貨品與服務，生活程度因而得到普遍提高。在他看來，俄國存在的問題不在于人—地比例之不當，而在職業構成不合理，也就是農民太多，尤其是在“五年計劃”以前，俄國農業與美國的最大差別在于機械化水平太低。貧窮系第四類國家之共同特點，“他們主要的謀生方法，既然是農業，但以國內人口繁密的緣故，所以每家分得的農場平均便不很大。他們辛辛苦苦，靠自己的勞力，在農場上做工，一年的收入，最多只有做到溫飽兩字。一遇兇年及災亂，便有凍餒之憂。他們的收入既然不多，所以除卻衣食住的消費之外，便沒有別種享用可言。他們終年碌碌，所為何來，無非為自己要吃飯，一家人要吃飯而已。吃飯這一件事，在生活程度高的國家，雖然也占一個重要的位置，但他們除去吃飯之外，還有別種享樂。”在吳景超看來，第二類國家人口密度與職業構成堪稱典范，第一類國家人口密度和第三類國家職業構成需要努力改進，第四類國家人口密度與職業構成均需改良。中國既然屬于第四類國家，所以中國問題最難應對，對于改良工作亦當特別努力。吳景超曾將其單篇論文結集出版，以首篇論文“第四種國家的出路”作為書名。他在該書“自序”中聲稱，“第四種國家的出路”是“全書的要義”，其他內容“不過發揮這些要義”。因此，中國人口密度與職業構成，顯然系其現代化思想的邏輯起點和歷史基點。
二、路徑選擇:農業現代化、工業化和都市化
(一)農業現代化:制度、技術、人口
人口密度高，農民比例亦較高，中國現代化自當關注農業。據吳景超分析，中國農民之所以生計困難，要因不外六端，即:農場太小、生產方法落后、交通不便、副業衰落以及遭受奸商剝削和子女剝削。針對農村普遍破產的歷史境況，他認為實現鄉村現代化需從制度、技術和人口三大維度切入。
從制度層面來看，首先必須進行土地制度改革，將大量佃農轉變為自耕農，實現“耕者有其田”。由于中國佃農過于貧困，無力依靠自身力量變為自耕農身份，政府必須設法相助，具體而言，效法丹麥，政府幫助農民購地，使佃農轉為自耕農;效法愛爾蘭進行減租，促使地主出售土地;借鑒東歐各國辦法，由政府公平規定土地價格，避免地主囤地居奇。在他看來，此一方案既借鑒了歐洲國家農業現代化的成功經驗，又考慮到了本國國情。其次是建構公平的分配制度。吳景超認為，所謂公平分配，亦即承認各人收入存在差距，但差距不能太過懸殊。公平分配的實現有賴于政府采用稅收手段，如所得稅、遺產稅等。他從邊際效用視角出發，認為運用稅則手段實行財富轉移，雖可導致富人奢侈生活受損，但政府利用稅收興辦教育衛生娛樂等社會事業，民眾生活卻可普遍性提高，故而此種辦法，對于少數人有損，而對于大多數人卻有利。就技術層面而言，必須大力推行農業機械化。
吳景超認為，美國農民耕種所得，除交稅和滿足基本生活所需之外尚有盈余，以資教育、衛生、娛樂、旅行和交際之用，而中國農民耕種所得卻不能解決溫飽問題。美中兩國農民生活水平之所以存在巨大差異，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前者普遍采用機器耕作，而后者反之。因此他斷言:我國農民如想步美國農民后塵，享受他們那種愉快生活，非擴大農場利用機器進行生產不可。換言之，要使鄉村復興并最終實現現代化，必須改良農業生產方式，提高農業生產技術，使中國傳統農業生產逐漸轉向西式機械化生產。變革生產制度與提升農業技術，可以擴充經濟增量，改良分配制度，則能夠實現經濟存量的優化配置，但尚需控制人口數量，避免經濟增量為新增人口所吞噬。作為一名職業社會學家，吳景超對中國人口問題有著清醒認識，一直將人口眾多視為農村破產的重要原因，極力鼓吹實行節育政策。他強調指出，提高民眾生活水平業已成為社會各界之共同訴求，欲圖實現此一目標，“有好些事是非做不可的，其中有一件便是節制人口”，“如不立行節制政策，將來一定要產生較現在還要嚴重的局面”，因此，節育政策乃系“各種救國事業之中一種最重要的事業，是建造新中國的各種辦法中一個最有效的辦法。”
(二)工業化:“歧路”與“活路”
20世紀的世界，工業化潮流彌漫到全球每一角落，“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吳景超在美留學長達6年，親眼目睹美國工業化的巨大成就和迷人魅力，深刻體會到工業美國與農業中國之間的深刻反差，認為“對于人民福利上的貢獻，無論從哪一方面著眼，都不如機械的方法”，美國與中國恰好站在兩個極端，前者人均可以驅使13．38馬力的生產力量，而后者則僅0．45馬力，他認為這是美國富而中國窮的主要原因。基于此種理解，他強調，中國要想圖存，舍工業化之外別無他途，因為“惟有一個工業化的國家才能在現代的世界上生存，惟有一個工業化的國家才能使人民的生活優美繁榮。”
20世紀20年代以降的中國，以農立國論此起彼伏，鄉村建設運動風生水起，但以工立國論與之頡頏相抗，亦不落下風。吳景超是以工立國論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疾聲呼吁:“生存在今日的世界中，我們只有努力走上工業化的路，才可以圖存，我們只有一條路是活路，雖然這條活路上的困難是很多的。大家不要再在歧路上徘徊了。”所謂活路，即工業化道路，而所謂歧路，亦即種種反對工業化的論調。吳景超將工業化之反對者分為四派，即夸大派、禁欲派、因噎廢食派和畏難退縮派，逐一予以駁斥。夸大派認為中國文化每一方面均比西方文化高明，“都是好的，都是應當保守的”，故而“不必學別人，還是以農立國為佳”，同時常用籠統名詞來指稱農業國家的優點和工業國家的缺點，“以自圓其說，以滿足其夸大的欲望”。吳景超運用最新統計數據，指出民眾收入與工業化水平恰恰呈現正相關關系。農業國家缺乏財富積累，人民生活必然窮苦，因無法接受教育而愚笨，因無力講究衛生而短命。中國人之窮、愚及短命，“是一件可憐的事，沒有什么可以自夸的”。禁欲派強調農業生產雖然不能滿足人類衣食住行等基本欲求，但解決方法不在于增加生產，而是節制欲望。
吳景超斥責此種主張是懶漢態度，認為人類追求物質享受之量多質好與花樣新鮮，恰恰是社會進步的主要動力，采集經濟時代信奉禁欲主義，決不會產生漁獵或畜牧經濟，漁獵或畜牧經濟時代信奉禁欲主義，也決不會產生農業經濟。因噎廢食派在一定程度上認識到工業化帶來的利益，對于英美工業文明持鑒賞態度，但是歐美經濟大蕭條導致的大規模失業、勞資間沖突尖銳化等現象，促使他們對工業化本身產生懷疑和恐懼，認為中國“還是不走上工業化的路為妙”。在吳景超看來，與工業社會中的失業等問題相比，農業國家的災荒等社會問題有過之無不及，性質更加嚴重，危害更加巨大，“每隔若干年必來光顧一次。光顧的結果，是農民暴動，是內亂發生，是死于饑饉者若干萬人或數十萬人，是人相食。”況且，工業化與失業并不具有因果關系，工業化也不必然導致勞資沖突。
畏難退縮派高呼中國工業化之路走不通，認為“工業已經給帝國主義包辦，市場已為帝國主義壟斷，關稅已受帝國主義支配，在這種種的壓迫之下，本國的工業，實無發展的余地。假如要走這一條路，前途真是艱險萬狀，不如回轉頭來，整理我們的農村，過我們固有的農民生活。”吳景超則強調，新工業國遭受老工業國之壓迫，乃系世界例，美、德兩國并不因有英國這一勁敵，便放棄工業化企圖，日本也不因市場上已有英美各國貨物而退縮，蘇俄也并不因為四周已有許多工業國便取消五年計劃。吳景超將上述諸種反工業化主張視為“經濟上的復古論”，明確宣稱“對于一切的復古運動，都不能表示同情，對于這種經濟上的復古論，尤其反對。”
(三)都市化:“更深的都市化”與“都市意識”
都市化乃是現代社會與古代社會的重大差異之一。吳景超認為，都市化至少包含兩層意義，從人口空間分布來看，鄉村人口所占比例呈下降趨勢，而都市人口卻逐漸增加;就人口職業構成而言，從事農業者逐漸減少，而在其他實業中謀生者則逐漸增加。19世紀以降，世界都市化進程迅速推進，他認為其中原因大致有三，即農業革命、工業革命和商業革命。農業生產機器化，剩余勞動力逼迫轉移到都市謀生，導致都市人口膨脹。農業生產科學化，可以不擴大耕地面積而增加產量，從而為都市提供食糧。都市化也是工業革命的產物。現代新式工業之所以集中于都市，主要在于都市交通方便、金融機構完備，同時因為大量工人聚集，都市也是消費品的大好市場。近代商業的發展，使商人大大增加，而商人和商業又多集中于都市。根據英美兩國都市化的歷史進程，吳景超得出結論:唯有鄉村與都市的人口比例適當，國家方能富強，民眾生活水平才能提高。反觀中國。吳景超援引1933年的統計，中國雖有上海、天津和北京3個百萬人口以上的都市，120個10萬人口以上的都市，但都市人口僅占總人口的6．4%。英國超過10萬人口的都市為42個，但都市人口卻占總人口的44．2%。美國10萬人口以上的都市為93個，都市人口亦占總人口的29．6%。不僅如此。中國都市之組織很不完備，不能充分行使都市應盡職務，即使是天津、上海、漢口、廣州等，在國內雖可稱雄，但與倫敦、紐約相比則明顯幼稚，離“成年”尚遠。因此，他強調，將中國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鄉村人口顯然太多，而都市人口則太少，“中國的窮，中國人的貧與弱，這種不合適的人口分配，要負一大部分的責任。”因此，中國必須“更深的都市化”，而“欲達到此點，并無別條新奇的路，只有步先進國的后塵。”
“農村破產”乃是近代中國的基本國情之一。諸多有識之士秉持城鄉二元對立的思想理念，認為都市對農村不但毫無貢獻，反而加劇農村破產。吳景超則極力呼吁“發展都市以救濟農村”，強調欲真正救濟與復興農村，唯有發展都市這一途徑。在他看來，通過“興辦都市工業”、“發展交通”、“擴充金融機關”等辦法，則可實現救濟農村之目標。興辦都市工業可以吸收都市附近剩余勞動力，解決鄉村人口生計問題，用他的話來說，“中國農村中人口太多，嗷嗷待哺者眾，是農村中最難解決的一個問題。農業中已無路可走了，我只有希望全國的都市，從發展工業上努力，那么一部分的農民，遷入都市，固然可以有立足之地，就是那些留在鄉下的農民，因爭食者減少，生活也可略為舒適一點了。”發展交通則能溝通城鄉，便利農產品流通，“都市交通發達，就是市場”，而擴充金融機關、廣設支行或分處于內地農村，既能吸收內地資金以便發展都市生產事業，又可放款于內地，減輕農民利息負擔，資助農民購買機器設備，從而推動農村工業化。吳景超強調，建立在工業化基礎上的都市化，方系“解決中國經濟破產問題的一劑起死回生的妙藥”。要想提高中國的都市化程度，都市精英必須樹立“都市意識”。吳景超認為，與其他國家一樣，中國各界精英亦集中于都市，但他們似乎缺乏“都市意識”。在其都市社會學理論中，存在都市與都市附庸兩大區域，兩者之間共生共榮。都市商界精英不能正確劃分該市“勢力范圍”，亦無法全力經營它，都市與附庸便無法共存共榮。在他看來，假如都市精英均有此種都市意識，那么即使經濟蕭條和農村破產，將來終有繁榮之日。
三、根本依歸:富民與強國
按照美國比較現代化研究者布萊爾之洞見，現代化乃是人類社會最具革命性的歷史變遷。人類現代化的追求，根本依歸在于增進每一個體之福祉。吳景超關于中國現代化根本依歸的認識，以盧溝橋事變為界點，前后稍有不同。此前，他著重強調富民，而后則聲稱“先強而后言富”。吳景超認為，中國民眾追求衣食住行四大欲望的滿足，“乃是做人應有的權利”，即便是追求教育、娛樂、交際、衛生和旅行等方面的享受，也不能被視為逾矩過分，故而他大聲呼吁改良生產方法，極力提倡工業化。同時，忽視大眾福利，也是他批駁禁欲派的重要理由。他說，禁欲派反對發展工商，“未免太忽視了大眾的福利。中國的大眾，并不是縱欲的。他們終日孜孜，并非在那兒想過奢侈的生活，想得逾分的享受，乃是在那兒設法，滿足生活上的基本需要，還時刻的感到力不能濟，時刻的受凍餓的苦痛。”改善民生，提高民眾生活水平，實際上成為吳景超現代化思想的基本指向和根本依歸。在《提高生活程度的途徑》一文中，他指出，提高生活程度乃是各種派別的共識，“我們整天整月的忙，目的雖然不只一端，但有一點是大多數人的心中所共有的，便是提高生活程度，便是想法使我們現在所享受的，比以前要豐富一點。”
農民無疑是吳景超眼中的社會大眾之主體。在《農民生計與農村運動》一文中，他分析了中國農民生計困難和農村破產的主要原因，指出“救窮”實為各種農村運動的主要目標，但在他看來，農村運動對于農民生計問題雖然不無改善，但肯定不能根本解決，因為中國農民數量龐大，受惠于農村運動者為數甚少，而且對于兵匪、地權、交通和苛捐雜稅等問題，私人團體根本無力解決。因此他強調，農民生計問題乃是經濟建設這一大問題的一部分，不能單獨解決，只能與工業、礦業、運輸業、交通業、商業等問題一同解決。在《中國農民的生活程度與農場》一文中，吳景超運用恩格爾系數，指出中美農民生活程度差距巨大。單個家庭的零用支出一般包括食品、衣服、房租、燃料、雜項等費用，收入越高，前4項花費所占比例愈低，雜項花費則愈高。提高中國農民的雜項費用，亦即改善其生活水平，成為吳景超農業改良主張的基本初衷。在《多福多壽多男子》一文中，吳景超對國人的傳統人生觀進行詮釋，認為民眾多福多壽的追求并未實現，唯有實現國家統一和國防鞏固，才有幸福生活的基礎，而“有了幸福生活的基礎，還要在上面蓋起幸福生活的建筑，然后幸福的生活，才可實現。”他將“幸福生活的建筑”明確視為“物質文化”，認為“衣食住行等等根本的欲望，如不能滿足，人生便無幸福可言”，“如欲中國的大眾，都能滿足以上的根本欲望，只有采用先進國的機械生產方法，來開發中國各地的富源，才能辦到。等到物質的文化，已經開花，結下的果子，自然是精神文化。在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都發達的國內過日子的人，自然是多福的。”近代以降，各種救國主張此起彼伏，其核心無不指向中國現代化這一根本問題，或者說，均關涉如何實現中國之富強問題。1938年，吳景超明確指出中國工業化具有雙重目標，“中國如何可以由貧弱到富強，乃是過去百余年來，多少志士仁人日夜籌思的一個大問題。”他強調，工業化是實現中國由貧弱到富強的必由之路。由貧弱而富強，實則意味著工業化必須實現兩重目標，即富與強。
富，便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強，便是增強國防力量。他宣稱，只有努力實現工業化，“人民的生活程度才可提高，國防的力量才可增進。中國的人民，如不愿老過窮苦的生活，老受敵人的壓迫，非急起直追，設法使中國于最短期內工業化不可。”對于中國工業化的兩大目標，不少人主張“兼籌并顧、不分輕重”。吳景超對此并不贊同。他認為，如果中國工業化所需的的財力與人力都很充裕，那么民生工業與國防工業當然可以同時進行，但事實恰恰相反，中國的工業化資源非常缺乏，民生工業“多花一分財力，一分人力，國防工業便要吃一分的虧”，故而對于富與強這兩大目標，實有必要權衡輕重和區分先后緩急。在他看來，在外患嚴重的抗戰時期，如何使中國由弱而強，遠比如何使中國由貧而富重要。身處弱肉強食的叢林世界，國防需要高于一切，必須優先發展國防工業，應當多設煉鋼廠、煉銅廠、機器廠、飛機廠、槍炮廠、彈藥廠、汽車廠、汽油廠等等可以供給國防軍需的工廠，以便增加國防力量。而提高生活程度之民生目標，無疑必須置于次要地位。吳景超強調，“如把這個根本態度決定之后，就得準備在最近一二十年之內吃苦。都要立志在國防還沒有鞏固之前，不預備提高生活程度。提高生活程度是一個很好的目標，但在目前還有更急迫的需要，所以不得不把提高生活程度一事，退遲一二十年，再去設法實現。在最近一二十年之內，人民的生活程度，自然要設法維持，使其不要下降，最好還要使現在呻吟于貧窮線以下的人，能略為提高生活的水準。但除此以外，不要另存奢望。只要工業化真的開始了，美滿的生活，是終可以實現的，但實現的時期，無妨使他展遲，使他稍緩，以便全國人民的精力，都可集中在國防工業上面。”眾所周知，在抗日戰爭戰略防御階段，中國喪師失地，大半個中國淪陷。吳景超甚至認為，武器不如人，乃是抗戰不能勝利的主要原因。與敵人比較，中國并不缺乏勇敢、紀律，也不缺乏天時、地利、人和等條件，而是缺乏飛機、大炮、坦克及一切機械化設備。中國之所以缺乏機械化武器，原因在于沒有實現工業化，而日本工業化的啟動比我國早數十年，制造武器的能力比我國強大得多。
因此，他強調，抗戰初期敵強我弱的態勢，顯然與中國此前的工業化目標密切相關。抗戰之前，我國沿海大都市的工業大部分是民生工業，而非國防工業，也就是此前工業化“傾向于富的目標，而忽略了強的目標”，但是“辛辛苦苦創造出來的事業，在敵人的炮火之下，大部分化為灰塵。”吳景超從中得到的教訓是:“一國的財富，如不是建筑在強的基礎上，那種財富，是沒有保障的。”因此他認為，“以前談富強，總是把富字擺在強字前面，以后我們應當矯正這種錯誤，應當先強而后言富。我們應當把國防工業，看得比民生工業更為重要。我們的財力人力，當應大部分放在國防工業上面。”抗戰的需要，無疑是吳景超思想發生重大轉向的重要緣由，而蘇、德兩國“后發型”工業化的成功經驗，也是其中不可忽視的因子。他自己承認，自己此前的學術著眼點主要在于工業化與民眾生活程度之關系，但1937年“在歐洲游歷了半年，走了許多國家，其中德國與蘇聯，給我的印象最深。”據他觀察，蘇德兩國工業化目標并不是提高民眾的生活程度，而是為了增進國防力量，“因而回顧中國目前的處境，提高人民的生活程度，雖然是重要的，但增進國防的力量，則尤為迫切。盧溝橋事變的發生，使我覺得這種態度，有提倡的必要。中國現在需要工業化，還是不易的真理，但我們目前所急待建設的工業，應為國防工業及與國防工業有直接關系之重工業。民生工業的建設，應居于次要的地位。”
四、結語
從一定程度上看，一部中國近現代史，也就是一部中國現代化史。現代化追求、探索與實踐，成為貫穿中國近現代史的基本紅線之一。吳景超對當時中國國情的判斷，也就是對中國現代化基點的認知，無疑是客觀和精準的。現代化追求的本旨在于提高民眾福祉，現代化只是手段，而非目的，此種認識對于正確區分發展和增長，避免陷入經濟主義陷阱，至今仍有重要的價值。對于中國現代化的實現路徑，近人大多偏執一端，或主張以農立國，或強調以工立國，而吳景超雖有所偏重，但顯然主張一種整體化的路徑，反對偏廢一端，誠如他所言:“對于發展中國的實業，改良生產的技術，是主張各方面同時并進的。農業固然重要，工業也不可忽視。鄉村固然要復興，都市也應當發展……喜歡注重農業而忽視工業，贊美鄉村而咒詛都市……是一種危險的傾向……都市與工業的畸形發展，固然是不足取……應當歡迎有志人士來創造新工業，創造新都市，為鄉下的過剩農民，另辟一條生路……不但農業的技術要改良，別種實業的技術也要改良，不但農業的生產，要趕上歐美;就是工業、礦業、商業、交通運輸等等實業，都要設法去趕上歐美。要各方面的生產技術都有進步，然后中國各界人民的生活，才可平均的提高。”
作者：楊棉月周石峰單位：貴州師范大學檔案館貴州師范大學歷史與政治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