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傳統村落經濟社會轉型與發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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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當今社會，一方面是工業化、城鎮化的高速發展；另一方面是傳統村落的加速解構和轉型。當前，傳統村落亟待解決的問題是：如何將“傳統”與“現代”有機融合，激發內生動力，探索一條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而不是“千村一面”地收門票、搞旅游。文章以新光村為個案，詳述了自建國至今村落的三次轉型，指出重建村落共同體，喚回村民的文化認同和身份自信，是推動傳統村落健康轉型與發展的一種可行路徑。

關鍵詞：傳統村落；村落轉型；村落共同體；自主性

一、引言

從1982年到2017年年底，中國城鎮常住人口從2.1億人增加到8.1億人，城鎮化率從20.9%提升到58.5%。與快速城市化、工業化構成一體兩面變化的是傳統村落的加速解構和轉型。許多凝聚著華夏優秀文化的傳統村落在現代化洪流下面臨著衰敗甚至消失的困境。“傳統村落向何處走、怎么走”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學界對這一問題重視的比較早，自20世紀80年代后期，學者們就開始從村落環境、文化空間、旅游開發等多個角度對古村落開展研究（謝凝高，1987；劉沛林，1997；陳志華，1999；等）。2012年，傳統村落保護和發展專家委員會決定將習慣稱謂的“古村落”改稱為“傳統村落”。學者們將傳統村落定義為那些村落歷史面貌比較完好、具有獨特民俗民風，獨特的生產和生活方式及依然有村民居住生活的活態的村落（馮驥才、2013；何連弟、2015；等）。針對傳統村落的開發和保護，各地初步探索了一些模式，出現了諸葛村等一批耳熟能詳的“名村”。但學界對此褒貶不一，樓慶西（2013）比較認可周莊的保護模式，趙旭東（2014）反對將古村落圍起來收門票的保護方式。馮驥才（2014）認為傳統村落保護必須與村民生活改善、村落可持續發展有機結合，需要政府、社會與村民等多元主體的文化自覺。總之，已有研究仍停留在對傳統村落的呼吁搶救和保護策略上，亟待進一步深入，且需要傳統村落中村民為主體的視角而不是以“他者”為主體的視角。基于此，本文以新光村為個案展開探討。

二、新光村轉型與發展歷程

新光村始建于清乾隆年間，原名朱宅新屋，為茜溪富商朱可賓所建，總面積20000多平方米，距今已有近三百年歷史。建村始祖靈巖公朱可賓，是北宋婺州通判朱照北的第廿三世后人，是清朝的傳奇婺商。他在富陽杭州等地經商，回到浦江，于1738年從杭州請來高人為其設計規劃住房，建立新宅靈巖莊園，1740年攜家眷遷入，民間稱廿五都朱宅新屋。最初的新光村是一個血緣共同體，它是朱可賓為自己和后代所建的一個共同生產生活的大莊園，經過若干代的發展，逐漸形成村落的規模。在這個共同體中，人與人之間的感情是親密的，因為本就是共同祖先，又加上聚居在一起共同生產生活，休戚與共，擁有共同的文化，分享共同的情感，人與人之間互幫互助，高度信任。

（一）建國后新光村的第一次轉型建國初期，新光村順應全國形勢，在1953~1955年以互助小組的形式進行農業生產。1955年后發展為初級社，1956年發展為高級社，1958年虞宅成立，新光村成為生產大隊，其中再分小隊，村民以記工分的形式獲取自己的勞動報酬。在這個時期，村民以農業生產作為基本的生活來源。宗族解體，宗祠被封，成為組織村民生產生活、精神文化等的新組織體。國家政權建設達到頂峰，村落成了為國家工業化提供剩余的“國家共同體”，而非傳統的自我積累、自我建設的“村落共同體”。村落共同體解構的同時，治理方式也發生了轉型。原本作為權力中心的宗族族長的作用因行政權力的滲透而消弭于無形。村落主導權到了以村黨支部書記為主要代表的基層干部手中。

（二）改革開放后新光村的第二次轉型1985年，新光村所在的虞宅鄉成功引進水晶加工產業，之后水晶產業不斷發展并最終成為浦江縣的一大支柱產業（浦江水晶的銷售量大約占全世界的百分之八十，產量和銷量都十分龐大），也幫助當地老百姓實現了脫貧致富。這一時期，新光村實現了由農業村向水晶加工專業村的轉型，這次轉型改變了新光村的產業結構和人口結構，帶動了村落經濟的發展。2010年以前，新光村有316家水晶加工坊，幾乎家家戶戶從事這個行業。但大量的水晶加工坊也帶來了許多問題。水晶打磨機日夜轟鳴，噪音污染嚴重；廢水直排河道，污水橫流；外來務工人員蜂擁而至，素質參差不齊，管理困難；垃圾遍地。此外，人造水晶其實是一種高鉛玻璃，鉛離子和皮膚接觸多了就會部分滲入人的身體，從事水晶加工的人有非常高的患病風險。大部分村民都搬離了村莊，陸續在浦江縣城甚至其他省市買房，僅剩一些老年人和小部分仍然在村里開加工坊的村民。村里居住的人中85%以上是租村民房屋開辦水晶加工坊的外來人員。當大部分村民都不在村里居住生活的時候，他們對村落的當下和未來也不再關心，唯一關心的是租金能不能再漲點兒，錢能不能多賺一點兒，村落共同體面臨著徹底終結的可能。自2010年始，面對日益惡劣的生態環境，虞宅鄉政府開始實行水晶整治，力求恢復“綠水青山”。由于水晶產業門檻低，銷路好，大部分村民都是靠水晶產業發家致富，因此在最初，水晶整治較為艱難。2013年，浦江縣借力浙江省“五水共治”政策，關停了全縣2萬多家水晶小作坊，新光村絕大部分水晶加工坊也關閉了。為改善村落環境，村里每天組織4名黨員干部，義務當起環衛工，不定時巡查。關停水晶作坊的同一年，新光村被列入國家傳統村落名錄，當地政府出資對詒榖堂、廿九間里、雙井房、桂芳軒等古建筑群進行修復，并拆除了一些不協調的新式房，實施了道路改造、環境整治等一系列工程，村容村貌大為改觀。新光村水晶產業從興起到關停整治，也起到了一種警示作用，即只求以工代農、發展經濟而忽略人文、生態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勢必會加速村落衰敗。

（三）新光村的第三次轉型2015年10月，新光村部分古建筑已修繕完畢，但村里依然沒有人氣。在虞宅鄉政府領導的牽頭下，組建了由鄉政府、村集體和企業三方入股的靈巖古莊園旅游發展有限公司，開創了廿九間里創客基地。創客基地是由新光村提供場地，前三年免收租金，政府出資修繕基礎設施，由創客聯盟的青年創業者們開辦店鋪的模式。創客基地對入駐店鋪的經營理念和商品都有一定的考察標準，為的是店鋪與整個傳統村落的韻味風貌相協調。最具特色的是它的經營模式：店鋪主人幾乎都不在店里，店內商品明碼標價，游客們可以自由地在店里挑選喜歡的商品，然后掃描旁邊的二維碼自行電子支付。這樣的經營模式少了一些拘謹，多了一些閑適自在和相互信任，對于游客來說也是一種特別的體驗。傳統村落+創客基地+旅游，再一次激發了村落活力。因獨具特色，創客基地吸引了大批游客，2016年開業以來平均每天客流量達5000多人，周末甚至有1萬多人，節假日則更為火爆。此外，創客基地還開辦了周六鄉村音樂節，承辦了幾場小型音樂會，許多獨立歌手在這里演出，2017年僅音樂會門票銷售就達到了50000張。人流量的劇增，也為村民提供了增收新途徑。村里在廿九間里北側開設了美食廣場，村民賣一些酒釀圓子、臭豆腐、小餛飩、烤串之類的自制傳統小吃，還賣土雞蛋、火餅、粉絲、番薯等土特產，生意火爆。煥發新生機的村落還吸引了不少在外工作的本村青年返鄉創業。創客基地的成功在于它的創新性，它有意區別于一般傳統村落那隨處可見的批發商品和濃厚的商業氣息，追求的是文化氛圍、藝術感和新穎性。因此，它在開辦的頭兩年也就是2016、2017年非常火爆，但自2018年以來，客流量下降的趨勢已十分明顯。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廿九間里各色店鋪起初以創意吸引游客，創意的魅力在于它不斷的更新和再生，但這種必要的革新，創業者們并沒有做到。二是村民在村落發展中的作用未被充分重視。創客基地在成立與發展之初，政府投入了大量資金，領導親自蒞臨、體驗美食，廣加宣傳，帶動人氣。但有了初步成效之后，就不能再繼續依靠政府，而應該由村委和村民們思考該如何維持人氣，如何借著良好的發展態勢拓展產業等。當然，村民力量未能充分發揮和動員，與人口外流不無關系。新光村民尤其是年輕人大量外流，與留守村中的老人相比，他們有著更高的眼界和更豐富的想法。但他們多數已在城市扎根，一年中只有極少數時間回到村中與老人團聚，因此對村落發展也談不上什么貢獻。這是傳統村落轉型和發展中，村民力量未充分發揮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重建村落共同體，推動村落轉型與發展

千百年來，傳統村落在沒有外部扶持的情況下依舊生生不息的原因在于其自主性，這種自主性體現在村落記憶與共同體意識、生活協同與主體自律、財富輸入與村莊平衡等方面。李遠行等將這種自主性村落稱為“自洽性村莊”。自洽意味著這個村落的內部是和諧且有活力的，在應對外部及內部危機時，能夠運用自身資源進行調節，是一種張弛有度的彈性機制。如今，很多傳統村落喪失了這種自主性，村民大量外流，共同體瓦解，內源發展動力匱乏。重建村落自主性需要村民主體意識和村落共同體的重建。村落共同體的核心在人，要將分散的村民凝聚起來成為一個情感相依的共同體，需要共同的文化和精神訴求。因此構建文化共同體是村落共同體重建的關鍵路徑，以文化認同重新凝聚分散的村民，讓村民懷著對家園的熱忱和期許重新團結在一起，共同參與家園建設。首先，村民力量是村落發展的能量源和穩定器。村落集體意識的恢復應當以村民的“回歸”為前提，須重視鄉賢的力量。鄉賢不一定回到村落工作或生活，但涉及村莊發展等事務時，應咨詢他們的意見和建議，請他們“在場”。他們作為從村落走出去的精英力量，以其知識和經驗為村落發展出謀劃策的同時，還能以他們的聲望妥善地引導、團結村民，讓村落建設變得更加有序。此外，出于同鄉間的信任，村民也能夠將自己的意見和看法和鄉賢充分溝通交流，這樣會使村落決策更體現普通村民的意見、更接地氣。其次，喚回村民身份和文化認同是共同體重建的根本。村民重拾對自己身份及村落價值的認可和自信，是共同體重建的根本，也是村落轉型與發展最重要的內部動力。當然，這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一代人甚至幾代人的持續努力。最后，以政府為外部支撐，文化認同為內部動力，推動村落走向內源性發展。在村落轉型初期，政府的扶持和引導規劃很有必要，是一大助力；一旦村落發展步入正軌，政府便應將主導權還給村民，培養村民的主體意識和文化認同，逐步走向內源性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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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海霞 王雪凝 單位：浙江師范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