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現代化先驅嚴修的建議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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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臺世界雜志》2014年第S3期

一、改革科舉擬奏章，朝廷認可攬英才

1897年，正在貴州擔任學政一職的嚴修通過實地考察，認識到傳統科舉制度所帶來的人才貧乏現象已經相當嚴峻。而此時在北京，一場轟轟烈烈的維新變法運動正拉開帷幕。“以策論代替八股”的科舉改革呼聲漸漲。嚴修聽聞相關消息后，并不完全贊同維新派的主張，認為改革應以選拔國家需要的人才為當務之急。他連夜起草了一份名為《奏請經濟專科折》的奏折，上奏給了光緒皇帝。在這份奏折中，嚴修主張通過舉辦特科培養經世致用的人才。他向光緒皇帝建議：以科舉取士，應取懂時務者，其或通曉興邦治國之利弊，或精通翻譯、算學，或熟悉外事，或擅長發明，或精于測量，或勝任留學[2]204。為了與傳統科舉以示區別，他以“經濟特科”指稱上述科舉取士形式。此外，他還提出打破錄取名額限制，考試年限縮短為一至兩年為期。除了經濟特科取士，朝廷還應允許地方三品以上官員和朝廷四品以上官員連同同級學政聯合舉薦人才，舉薦不限地域、不限人數，定期將舉薦名單呈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如果被舉薦之人才經過考試、面試后被認定為出類拔萃，舉薦者可獲得朝廷重賞，而被舉薦的人才不論出身，一概破格遷升。最后，身在貴州的嚴修還考慮到一些潛在的國之棟梁可能會因為家境貧困、身處偏遠、難于跋涉而失去為國家效力的機會，所以他建議朝廷對這些人參照舉人入京趕考的標準發放同等數額的路費，甚至允許他們破例乘坐各地驛站的馬車入京接受考核和任用。正在醞釀維新變法的光緒皇帝看到嚴修的這份奏折后，予以了充分肯定，朝中有關部門也對此極為重視。1898年年初，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發出正式公文，決定采納嚴修關于在科舉考試中設立經濟特科的建議，并正式允許和承認各地學堂開設經濟科目。六個月后，總理衙門聯合禮部一起向光緒皇帝上奏了《遵議經濟特科詳細章程疏》，該奏疏以嚴修的《奏請經濟專科折》為基礎和依據，詳細列出了六條章程，規范經濟特科，很快獲得光緒皇帝御批。經濟特科獲得朝廷正式批準的消息傳至各地，各地學堂紛紛將自然科學、外交、歷史、法律、政治、外語等列為新的授課內容。嚴格來說，嚴修所提的經濟特科與維新派提出的徹底改變科舉制的主張有一定的差距。他只是以一名教育官僚的身份，完全站在清政府的角度，為國家培養、選拔人才作出了一項權宜之計，具有比較大的歷時局限性，最后其改革計劃也因的失敗而被終止。盡管如此，以經濟特科部分改革科舉仍然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他打破了僅以八股取士的國家選任人才的局限，為天下英才參與政治和國家建設提供了平等的條件和環境，同時也為維新變法思想的宣傳、西方先進文化的傳播以及近代中國新式知識分子階層的形成起到了積極作用[3]33。

二、改革書院立豐碑，孔孟西學共經緯

無論是建學堂，還是改書院，首要解決的問題是經費問題。學古書院在改革之前，每月的開支來源主要有兩個渠道，一個是善后局發放的月錢，另一個是省中藩庫的月度補助款。這兩項經費只能用于書院運作的最低限度保障，如果書院要添置儀器、圖書，或者增加學生補助，只靠這一點兒經費是完全不夠用的。為此，嚴修自掏腰包，為學古書院購進了八十多種中西圖書，他還拿出俸銀中的一部分對學院優秀學生給予獎勵。除此之外，嚴修還發揮他的個人影響力動員貴陽城中教育界人士、政府官僚、社會士紳為書院捐款，而且效果不錯，書院發展從此有了充足的經費保障。解決了經費問題，嚴修將調整師資及生源結構作為學古書院改革的第二項措施。嚴修對于書院各科教習以及山長的選擇是非常慎重的。精通經史和漢學的綏陽宿儒雷廷珍，在黔中南一帶德高望重。嚴修屢次登門拜訪，欲聘其為書院山長兼經史教習，均被雷廷珍婉拒。但他沒有氣餒，只要一想起書院發展和劉備三顧茅廬的歷史故事，他就會日夜兼程趕去綏陽勸請雷廷珍。最后，雷廷珍果然被嚴修的執著所打動，同意了嚴修的聘請。至于詞曲詩賦的傳統教學，嚴修主張就地取材，在當地廣邀、聘請能人擔任。但數學一科在貴州地區長期屬于“絕學”，全省境內都沒有一位精通者。于是嚴修只好電請好友張之洞，請他以湖廣總督的身份在兩湖書院中選出一名精通數學者來學古書院執教數學科。而在張之洞完成這項請托之前，嚴修親自到書院任數學教習，負責督查和簡單講授數學科。此外，他還聘請到了曾經留學美國的祁聽軒擔任書院英文教習。每次祁聽軒講授英文課，嚴修也坐在課堂的最后一排認真聆聽學習。嚴修對書院的改革，秉承的是經以孔孟之道、緯以西方科學的雙重原則。除了傳統經史子集教授，書院還合理安排了格致、英文、數學、時務等課程，并分課堂講授。嚴修為了讓書院學生及時了解正在興起當中的維新變法和國家大事，利用自己在天津和北京的親朋關系，特別訂購了《時務報》、《申報》等進步報刊。他還結合這些報刊上的新聞內容，與學生分享對時局的看法。為了純正書院學風，讓學生能夠在安定的環境下學習，嚴修經過反復斟酌后制定了《學古書院肄業條約》。條約規定：書院師生必以孔子為尊；學生應恪守禮法、尊師重道；學生之間應虛心討論、明友講習；義理之學究孔孟程朱；經濟之學究中西并受等[4]259。該條約內容類似書院管理章程，因而也是近代中國新式學校的校規雛形。

三、南開學校謀籌建，嚴氏出資且出力

為籌設南開大學，嚴修南北奔波，不辭辛勞。天津在1917年以前沒有一所大學是由中國人自己創辦的，高等教育十分落后。1918年，張伯苓與嚴修到美國考察訪問。嚴修特別注意考察美國私立大學的創建情況。考察歸國后，嚴修主動聯系胡適、蔡元培等教育界名人，尋求他們支持在天津創辦中國人自己的大學。他還在百忙無法抽身之際委派孫鳳藻等人到各省拜訪軍政長官以及地方教育當局，和他們洽談有關事宜。在溝通、聯系、洽談過程中，嚴修發現最大的問題、也是最緊迫的問題依然如早年的學古書院一樣，是經費方面的問題。因為私立大學主要依靠社會力量共同捐資興辦，而在當時民國初年的社會大環境下，要做到這一點困難重重。所以《嚴修年譜》曾記載道：天津的三所嚴氏私立中學均是由嚴修家族出資興建，唯獨建立大學，所需資金甚巨，絕非獨立出資便可勝任；幸而張伯苓校長攜嚴修奔波于南北，集腋成裘，方促其成。從1919年開始，嚴修在張伯苓的鼎力幫助下，到全國各地募集建校款項。根據南開大學現有校史文獻記載，嚴修的誠意和執著為當年南開大學的籌建創造了必要條件。他耗費四年時間，從曹汝霖、周子齊、梁士怡三人處募得四十萬元，從軍閥閻錫山處募得五千元，從前總統黎元洪處募得一萬元，從陳光遠處募得一萬元，從徐世昌處募得八萬元，從李馨處募得五十萬元。募集大量社會資金的同時，嚴修也帶領嚴氏家族為正在籌建中的南開大學捐書、捐地、捐款。從1919年到1924年，嚴修向南開大學個人捐贈三十余種書籍、數十種古籍、近十畝土地的地契以及數千美元現金。此外，他還在南開大學設立了獎學金，專門用于資助品學兼優的學生赴海外留學深造。例如從南開赴法國勤工儉學的開銷就主要源于嚴修所設立的獎學金及其個人出資。在南開大學籌建完成之后，嚴修又致力于南開小學的建設。南開小學于1928年創辦之初，嚴修為了學校建設發展得更好，約集天津的政商知名人士，主持商討資金募集事宜。在《嚴修日記》中曾有記載：當日，張伯苓、金小泉、范竹齋、紀綿齋、王心容等人決定聯合募捐，所得款項為日后南開小學建設發展打下了實基[5]2。總之，無論是南開大學還是南開小學，嚴修都為之奔波效力，充分體現他推進教育現代化的先驅形象。

作者：郜攀峰單位：鄭州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