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因素在脫貧攻堅中的作用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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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打贏“脫貧攻堅戰”的大背景下，在“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大方略的落實中，語言因素是很重要的一個方面，更是一個基礎性因素。國家扶貧政策中有許多與語言文字相關的表述，國家語委、國家民委也出臺了圍繞脫貧攻堅的語言文字政策。從語言地理上來說，14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的語言/方言特征都較為復雜。語言作為資本，可以在改觀教育劣勢上發揮重要作用，并進而有助于改觀就業和經濟劣勢，以達到扶貧脫貧的目的。統一的語言無論是從經濟社會層面還是政治層面都是大勢所趨，所以有必要在貧困地區加大普通話推廣力度、實施語言文字精準扶貧的策略。與此同時，要注重語言/方言多樣性的保持，構建和諧雙語雙言社會；而貧困地區的干部也有必要學會一些當地的少數民族語言或方言。重視語言因素的基礎性作用，做好語言扶貧工作，將有助于打贏脫貧攻堅戰，實現“真脫貧”和“脫真貧”的目標。

關鍵詞：脫貧攻堅；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普通話；語言資本；語言扶貧

一、引言

貧困，是人類面對的共同問題。扶貧、脫貧、減貧，是聯合國《新千年發展目標》的主要工作之一。消除貧困、改善民生，也是執政黨治國理政的重要使命。中國政府歷來重視扶貧—脫貧工作，從1986年國務院貧困地區經濟開發領導小組的成立到1994年的《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和2011年的《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年）》，再到2016年的《“十三五”脫貧攻堅規劃》的出臺，三十年間，中央扶貧政策幾經調整：從“救濟式扶貧”到“開發式扶貧”；從“區域性扶貧”到瞄準貧困縣、“整村推進”再到“扶貧入戶”，而“精準扶貧”則成為當下的最新方向標。幾十年來我國取得的扶貧—脫貧成就是巨大的，也為世界的消除貧困工作做出了巨大貢獻。根據世界銀行的標準和統計數據，1981年世界平均貧困率是42.15%，而當時中國的貧困率是88.32%；到2013年，世界平均貧困率是10.68%，而中國的貧困率則下降到了1.85%。

二、國家政策中的語言扶貧措施

⑤我國的大規模、系統式扶貧應該可以追溯到1986年國務院貧困地區經濟開發領導小組⑥的成立。但在各類政策文件中，一直到了2011年的《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年）》才首次提到了語言因素，即“五、行業扶貧（二十三）”中提到的“在民族地區全面推廣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到了2016年的《“十三五”脫貧攻堅規劃》，與語言因素相關的政策表述多次出現，從而將語言因素在扶貧—脫貧方略中的作用提高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具體的政策比如“建立健全雙語教學體系”和“加大雙語教師培養力度，加強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學”（第五章“教育扶貧”第一節“提升基礎教育水平”）；“加強民族聚居地區少數民族特困群體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培訓（第五章“教育扶貧”第三節加快發展職業教育）等。2017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加強貧困村駐村工作隊選派管理工作的指導意見》，將“積極推廣普及普通話，幫助提高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應用能力”明確為駐村工作隊的主要任務之一。除了上述扶貧—脫貧政策中的表述，在2016年8月教育部、國家語委的《國家語言文字事業“十三五”發展規劃》中，“三、主要任務，（一）普及國家通用語言文字，2.加快民族地區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普及”中指出“結合國家實施的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方略，以提升教師、基層干部和青壯年農牧民語言文字應用能力為重點，加快提高民族地區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普及率”；在“四、重點工程，（一）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普及攻堅工程”中又提到“與國家扶貧攻堅等工程相銜接，在農村和民族地區開展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普及攻堅”。2017年4月教育部、國家語委又了《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普及攻堅工程實施方案》，在“一、總體要求，（二）”中提到，“雖然我國的普通話平均普及率已超過70%，但東西部之間、城鄉之間發展很不平衡，西部與東部有20個百分點的差距；大城市的普及率超過90%，而很多農村地區只有40%左右，有些民族地區則更低。中西部地區還有很多青壯年農民、牧民無法用普通話進行基本的溝通交流，這已經成為阻礙個人脫貧致富、影響地方經濟社會發展、制約國家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甚至影響民族團結和諧的重要因素。扶貧首要扶智，扶智應先通語”。在“一、總體要求，（三）”中又說，“要結合國家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基本方略……制定普通話普及攻堅具體實施方案，大力提高普通話的普及率，為經濟發展提供新動力，為文化建設提供強助力，為打贏全面小康攻堅戰奠定良好基礎”。2018年1月，教育部、國務院扶貧辦、國家語委三部委聯合制定了《推普脫貧攻堅行動計劃（2018—2020年）》。計劃的制定宗旨就是要充分發揮普通話在提高勞動力基本素質、促進職業技能提升、增強就業能力等方面的重要作用，采取更加集中的支持、更加精準的舉措、更加有力的工作，為打贏脫貧攻堅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奠定良好基礎。計劃提出了一個“目標定位”、四個“基本原則”和九大“具體措施”⑦。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計劃將普通話普及率的提升明確納入地方扶貧部門、教育部門扶貧工作績效考核，列入駐村干部和駐村第一書記的主要工作任務，力求實效。綜合人口、經濟、教育、語言等基礎因素和條件保障，聚焦普通話普及率低的地區和青壯年勞動力人口，將普通話學習掌握情況記入貧困人口檔案卡，消除因語言不通而無法脫貧的情況，切實發揮語言文字在教育脫貧攻堅中的基礎性作用。顯然，提升貧困農村和民族地區群眾的普通話能力和水平是實現知識學習和其他技能提升的核心要素之一，在此基礎上貧困群眾才有可能實現真正的脫貧。上述文件和政策，必將會為國家扶貧—脫貧方略的實施提供切實的語言層面的保障。

三、特困地區的語言使用現狀

《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年）》在全國范圍內遴選出了14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作為扶貧—脫貧工作的重點。它們基本都屬于老（革命老區）少（少數民族地區）邊（邊疆地區）窮（瘠苦地區）地區，貧困程度較深，生態環境脆弱，普通話普及率不高、水平較低。本節就嘗試從少數民族語言區和漢語方言區這兩個層面來簡略描畫一下這些地區的語言使用現狀。在這14個特困地區中，有11個地區是涵蓋少數民族居住區的⑧。具體說來，按照少數民族人口比例依次是⑨：（1）新疆南疆三地州少數民族人口占93%以上⑩，境內主要少數民族有維吾爾族、塔吉克族、回族、哈薩克族、柯爾克孜族、滿族、蒙古族、藏族、土家族、烏孜別克族、錫伯族、塔塔爾族等二十多個􀃊􀁉􀁓；（2）西藏少數民族人口占到90%以上，主要是藏族以及回族、納西族、怒族、門巴族、珞巴族等；（3）四省藏區的少數民族人口占到了73%左右􀃊􀁉􀁔，主要包括藏族、蒙古族、羌族、彝族、回族、苗族、傈僳族、羌族等少數民族；（4）滇桂黔石漠化區少數民族人口2129.3萬人（62.1%），有壯、苗、布依、瑤、侗等14個世居少數民族；（5）武陵山區少數民族一千一百多萬人（47.8%），有土家族、苗族、侗族、白族、回族和仡佬族等三十多個少數民族；（6）滇西邊境山區少數民族人口831.5萬人（47.5%），有彝、傣、白、景頗、傈僳、拉祜、佤、納西、怒、獨龍等二十多個世居少數民族，其中有15個云南獨有少數民族、8個人口較少民族；（7）烏蒙山區少數民族人口占總人口20.5%，片區內居住著彝族、回族、苗族等少數民族，是我國主要的彝族聚集區；（8）大興安嶺南麓山區少數民族人口111.4萬人（13.3%），有蒙古族、滿族等6個世居少數民族，其中有達斡爾族、錫伯族、柯爾克孜族等3個人口較少民族；（9）燕山—太行山區少數民族人口146萬人（13.3%），有滿族、蒙古族、回族等3個世居少數民族；（10）六盤山區少數民族人口390.1萬人（16.6%），有回族、東鄉族、土族、撒拉族等；（11）秦巴山區有羌族等少數民族人口56.3萬人（1.5%）。14個特困地區都涉及到漢族居住區，從語言地理上來看：（1）基本上覆蓋了北方、吳、湘、贛、客家、閩、粵等幾大方言區及其內部一些次方言區；（2）有好幾個處于兩大或幾大方言區交界的地區，方言使用情形也就更為復雜，比如燕山—太行山區、呂梁山區、六盤山區、秦巴山區、大別山區、烏蒙山區、羅霄山區、武陵山區、滇桂黔石漠化區、滇西邊境山區等。從上面的數據和分析可以看出，14個連片特困地區基本上都呈現出了語言或方言使用較為復雜的狀態。

四、語言資本與經濟發展

（一）語言作為資本在扶貧—脫貧中的作用語言，是一種資本（capital）。語言資本有不同的維度，比如可以歸入文化資本［2-3］，也可以歸入人力資本［4-5］。本文取其人力資本屬性，即語言是一種具有經濟價值的知識和能力。

（二）統一的語言與經濟發展一直以來，許多不同學科的學者（比如經濟學家、語言學家等）似乎都認同這一觀點：語言多樣性程度更高的國家往往比那些以單一語言為主的國家更貧窮。與語言以及其他文化因素（比如民族等）的碎片化相關聯的，往往是社會的分化和沖突、低流動性、有限的貿易、不完善的市場以及較貧乏的交流。對這一論題較為系統和全面的分析可以追溯到Fishman［9］。此文基于前人研究的幾份調查報告，分析了語言同質（統一性）或異質（多樣性）與諸種社會—政治變量之間的關系。在總結部分，作者說道：“一般說來，比起語言異質性，語言同質性往往更多地與國家的‘好的’和‘合意的’特征相聯。語言上同質的國家往往在經濟上更發達，教育上更先進，政治上更現代化，政治意識形態上也更穩定和牢固。”又說：“具有統一語言和多種語言的國家所表現出的許多差別似乎也體現了富國與窮國之間的差別。”幾年之后，Pool（1972）􀃊􀁉􀁖在Fishman（1966）等研究的基礎上，分析了133個國家1962年前后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和最大本族語社區人數之間的關聯，并指出：“一個國家可以具有任何程度的語言統一或語言分歧而仍然是不發達的；一個全民（或多或少）使用同一種語言的國家可以在不同程度上或貧或富。但是，一個語言極度繁雜的國家總是不發達的或半發達的，而一個高度發達的國家總是具有高度的語言統一性。因此，語言統一性是經濟發展的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條件，經濟發展是語言統一性的充分的但不是必要的條件（這是指描述上的，不是因果關系上的）。”二十多年后，Nettle［10］基于上述研究，提出了“費舍曼—普爾假說”（Fishman-PoolHypothesis），即認為語言多樣性與經濟發展之間有種逆相關，而語言統一與經濟發展則是正相關。Nettle（2000）的研究基本上證實了這一假說，但與此同時Nettle認為需要在解釋機制上有所改進。Wang&Steiner［11］從社會資本的角度發現，一般說來社會資本越高的國家越富有，而具有較高社會資本的國家在語言上也會呈現出較高的同質性。比如日本、荷蘭、丹麥等就屬于國內語言單一且社會資本指數高的國家，而印度和烏干達則是完全相反。這也可以看作是對“費舍曼—普爾假說”的證明。如果我們將目光從國家間轉向國家內，從語言間轉向語言內的方言，這一假說似乎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成立的。劉毓蕓等［12］的研究就表明：其他條件不變時，在同一方言大區內部，方言距離每增大1個層級，勞動力跨市流動的概率提高30%以上；不同方言大區之間，方言距離每增大1個層級，勞動力跨市流動的概率降低3%左右；勞動力跨方言流動的最優方言距離是跨方言區、但不跨方言大區。Falck等［13］探討了歷史的方言差異給當代經濟交流帶來的影響，跟劉毓蕓等［12］的研究異曲同工。其核心發現是：德國當代的人口流動與方言間的相似度成正相關，這一關系有重要的經濟學效應，即如果沒有方言的屏障，德國的國內人口流動會比現在現實的情形高20%左右。Lameli等［14］利用相同的方言學材料，也得出了與之一致的結論。一個反面的證據是瀕危語言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即經濟發展越好的國家或區域，語言瀕危的速度會更快，換句話說語言一致的程度會更高􀃊􀁉􀁗。當然，除了對假說正面的證明，也還有些研究對這一假說持反對的意見。比如Sreekumar［15］、Gerring［16］等的研究。正如Galbraith&Benitez-Galbraith所說：“語言多樣性、種族分化與經濟行為之間的關系是復雜的，其爭論也是開放的。”［17］具體到特困地區來說，可以據此做出如下論斷：不同民族語言區和不同漢語方言區的民眾提升普通話這一國家通用語的水平將有助于特困地區經濟的發展。下文第五部分的論述也正與這一結論相合。此外還有三點需要特別指出：一是強調統一語言的重要性，并不是對語言多樣性的否定，也不是要抑制少數民族語言和漢語方言。恰恰相反，從單語主義走向多語主義［18］以及雙語雙言社會的構建［19-21］，不僅具有理論和實踐的雙重價值，而且可以使通用語的傳播和推廣與語言/方言多樣性這二者和諧共存。二是在提升全民特別是貧困地區民眾普通話水平的同時，貧困地區的干部也應該學習一些當地的少數民族語言或方言。“同說方言土語，能夠讓扶貧干部和貧困群眾更好地打成一片，融為一體。所以，扶貧干部要用好土話，在用土話和貧困群眾溝通交流的過程中，拉近與貧困群眾的關系，贏得群眾的支持和信任。”［22］三是統一的語言與經濟發展之間并不是簡單的線性關系，而是一種概率性關系。即較低的通用語言能力并不一定必然導致貧困，否則就無法解釋有些方言集中地區的經濟也很發達的事實；但是對于貧困地區、貧困家庭來說，他們的通用語言能力往往是較低或沒有的，而提升他們的通用語能力則有助于他們走出貧困。

五、提升普通話能力助力脫貧攻堅

如果上文的分析是成立的，那么增強貧困地區的普通話推廣力度、提升貧困地區人們的普通話水平就是語言扶貧的核心內涵，對于扶貧—脫貧方略的實現和打贏“脫貧攻堅戰”就具有著重要作用􀃊􀁉􀁘。

（一）提升普通話能力的重要作用目前我國還有30%即四億多人口不能用普通話交流，尤其是在農村、邊遠地區和民族地區􀃊􀁉􀁙。國務院扶貧辦黨組書記、主任劉永富在談到貧困地區脫貧的難點之時就指出：“一些少數民族地區的人不會說普通話，他如果出來打工，或者是到內地做一些什么事情，交流有難度。”􀃊􀁉􀁚顯然這一論斷也是適用于漢語方言區等其他貧困地區的。此外，“普通話的推廣有利于降低溝通交流中的不確定性，促進知識和技術的傳播，容易形成團隊合作，擴大創業者之間的‘學習效應’，推動進城務工人員創新創業”［23］。大量研究表明：（1）語言上的差異往往會阻礙勞動力在市場中的流動；（2）在一國內部，會說通用語者比只會說本族語者收入要高；（3）雙語教育與經濟收入之間基本呈正相關的關系［24-27］。其中，Tang等［27］的一份研究就指出，中外學者普遍認為中國少數民族社會經濟地位滯后是因為其教育水平的滯后，但是作者們通過《中國勞動力動態調查》等大量第一手數據證明：少數民族（特別是維、藏）與漢族的教育水平相差無幾，而影響少數民族就業和收入機會的更重要原因是普通話能力的薄弱。因此，改善民族平等的先決條件之一是普通話在少數民族群體中的推廣與普及。為了促進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應當強化漢語教學。許多學者也都指出，“重視民族語文，抓好雙語教育，在社會掃盲、普及文化、提高普及義務教育效果方面十分顯著”［19］。雙語教學在提高民族地區的文化水平、促進民族地區經濟文化的發展等方面，具有重要意義［20］。況且，用普通話扶貧，用扶貧推廣普通話，不僅具有重要的經濟意義，而且具有深遠的政治意義［28］。因此，對于少數民族貧困地區來說，提高普通話的普及率，提升當地人們的普通話水平，實施語言文字精準扶貧的策略，將非常有助于當地扶貧—脫貧工作的開展以及扶貧—脫貧目標的實現。特別是在奮力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新形勢下，掌握普通話已經成為我國少數民族群眾的一種重要能力，對于其脫貧致富具有重要意義［29］。這里值得一提的是，對于在少數民族地區該施行何種語言教育政策這一議題，筆者更傾向于在綜合考慮當地師資力量、經濟產業結構、語言的資源性、語言的身份認同性等參項的基礎上，采用分階段教學的策略，即初級階段的教學可以使用少數民族的母語，隨著教學階段的提升，逐漸過渡到母語和普通話的雙語教學，而似乎不宜采用所有學習階段的教學語言都是普通話的“一刀切式”策略。構建和諧的雙語雙言/多語多言社會，應該是理論與實踐上的指向所在。對于漢語方言區的特困地區來說，加大普通話推廣力度，提升當地人的普通話水平同樣具有基礎性作用。因為方言差異會阻礙勞動力的市場流動，只會說方言者的經濟收入也往往要比會說通用語者要低［12，30-32］。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并不是說一推廣普通話就能促進經濟發展，而是有個普及程度的問題。比如卞成林等［33］以廣西2011—2015年普通話普及率、人口增長率、固定資產投資率、貿易依存度等數據為樣本，得出結論認為廣西普通話普及率與經濟增長率之間存在二次曲線關系，普通話普及率存在最低有效規模，且廣西這一最低有效規模為60%—63.8%。即要使普通話推廣對經濟發展產生正面效應，就必須保證普通話普及率大于60%。這一研究具有很強的啟示價值。多次強調要注重扶貧同扶志、扶智相結合。扶志就是從思想觀念、信心毅力和志氣勇氣方面幫助被幫扶者；扶智就是從文化水平、知識素養、智慧能力方面幫助被幫扶者。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普及攻堅工程實施方案》中提出的“強國必先強語，強語助力強國”“扶貧首要扶智，扶智應先通語”的方針策略是必要而恰當的。

（二）提升普通話能力助力脫貧攻堅的實例􀃊􀁉􀁛在實際扶貧工作中，一些地方政府就將掌握普通話作為一個重要的扶貧手段，比如云南瀘西縣白水鎮全鎮已經把少數民族地區普通話培訓列為精準扶貧的一大舉措，為暢通語言交流搭建平臺。由專業教師長期擔任教學和輔導工作，開展各種培訓學習，通過“走出去，請進來”的方式，讓普通話在少數民族村寨推廣開來，消除少數民族語言交流障礙，實現與外界語言、文化、思想的融合，促進當地經濟發展，以精準教育助力脫貧攻堅􀃊􀁊􀁒。四川涼山州則通過教習普通話，加強技能培訓，來幫助貧困群眾增長見識、增加知識，掌握脫貧致富的方法與技巧，獲得追求幸福生活的信心、能力和勇氣􀃊􀁊􀁓。甘肅省教育廳則圍繞語言文字精準扶貧，提出了“一抓兩促三支撐”工作思路，以此提升農村普通話水平􀃊􀁊􀁔。正如郭龍生所指出的：“將國家通用語言普通話的推廣程度納入貧困縣脫貧考核評價指標體系之中，必然會有效促進語言文字的精準扶貧，也會有利于盡快提升貧困地區的社會文化程度，從而在經濟脫貧過程中實現教育脫貧、文化脫貧，達到最終‘脫真貧’和‘真脫貧’的目標。”［34］

（三）提升普通話能力的措施提升貧困地區人民的普通話水平和能力，可以至少在以下幾個方面用力［28-29，34-36］：1.在民族地區實行“雙語教育”的同時，加強幼兒園、小學階段的普通話教學，讓普通話成為人們的日常使用語言，同時增進教師的普通話培訓和能力水平。2.結合當地產業發展的需求，在農村職業技能培訓體系中增加或強化對不具備普通話溝通能力的青壯年的專項培訓的內容。3.外來務工人口較多的城市將外來常住人口納入本地語言文字工作范圍，將普通話培訓納入職業技能培訓。4.參加扶貧對口支援工作的省市和企業，將推廣學習普通話列入援助計劃，提高受援地方青壯年與社會交流、自主就業的能力。5.廣播電視是人們學習普通話的重要途徑，借助廣播電視“戶戶通”推進普及國家通用語言文字。6.開發定向教材，開展推普周定向支持。2018年5月，教育部、國家語委在京2017年中國語言文字事業發展狀況，教育部語用司、語信司司長田立新談及語言扶貧過程中采取的相關舉措時就提到：為了更好地指導農村和民族地區學習普通話，6月將出版教材《千句普通話溝通你我心》；將在第21屆推普周活動中，在11個西部省區對30個國家級貧困縣給予重要支持。7.開發語言文化資源，抓好重點活動。有計劃地進行貧困地區語言文化資源的整理、整合、轉化和利用，開發貧困地區語言文化產業以及人文旅游，推動貧困地區語言文化資源的可持續性價值轉換。開展與普通話相關的重點活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激發貧困地區民眾學習普通話的熱情，比如定期舉辦經典誦讀、演講、講故事等語言活動。8.構建語言扶貧志愿者服務制度。可以嘗試有計劃地組織大學生和研究生開展到村、到戶、到人的跟蹤滾動式語言志愿者服務。同時依托在線語言服務平臺，把面對面服務和遠程在線服務相結合，形成立體長效的語言志愿者服務體系。

六、結語

貧困問題是一個世界性問題，不管是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還是貧窮國家，都面臨此問題。貧困問題是一個涉及到許多方面的系統問題，比如收入、食物、教育、醫療等。貧困問題的解決無疑需要多維路徑、多方努力，而語言就應該是其中的重要考量因素之一。在日常生活和公共決策中，語言因素往往因其“大隱隱于市”而被人習焉不察。但是在許多情形下，語言因素卻往往是社會—經濟發展中邊緣性和脆弱性的癥結之一。就扶貧—脫貧方略來說，處理好各種語言問題，利用好語言因素的積極作用，以語言文字精準扶貧為重點提升貧困地區的普通話水平，無疑會幫助相關部門和組織在實際項目中減少貧困。語言文字精準扶貧是“真脫貧”“脫真貧”的核心途徑之一，因為“通語是脫貧攻堅的治本之策”［37］，“通過對現有的貧困勞動力進行語言扶貧，有助于提高他們戰勝貧困的能力，也有助于培養他們永久脫貧的能力；通過對貧困地區和貧困家庭的中小學生進行語言扶貧，可以幫助他們獲得更強的生存和發展能力，消除下一代再陷入貧困的人文誘因”［35］。語言扶貧必將助力打贏“脫貧攻堅戰”。要發揮好語言因素的作用，就需要有一些合理而系統的語言規劃，比如國家通用語言的進一步推廣、合理而有效的雙語教育政策等。一個好的語言規劃，對于貧困的減少甚至消除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38］。對于貧困地區來說，好的語言規劃可以在消除絕對貧困和饑餓、接受基本教育、減少嬰兒夭折、孕婦健康、減少傳染疾病等方面都有積極作用［39］。最后需要指出，本文的考察顯然是初步的、嘗試性的。在“語言與貧困的關系”這一大議題之下，在國家“脫貧—扶貧”這一大背景下，還有許多問題尚待探討，比如貧困對于貧困地區兒童語言能力的影響［40-41］，語言因素在教育、醫療和政府管理等方面的作用［42］，等等。此外，要真正了解和發揮語言因素在國家脫貧—扶貧方略中的作用，還需要大量的實地調研和考察。這些應該就是下一步亟待研究的議題。

作者：王春輝 單位：首都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