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馬克思正義觀的理論基礎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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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馬克思的正義觀立足于其唯物史觀之上，唯物史觀是馬克思正義觀的理論基礎。在唯物史觀看來，人的發(fā)展和成長內蘊于人的本性之中，人的本性是不甘于現成性的；這種發(fā)展的理想是成為“總體的人”，也即全面發(fā)展的人、健全的人。同時，唯物史觀認為社會分工會遵循否定之否定規(guī)律，現代社會分工的極端化會走向它的反面即自由勞動、自由發(fā)展。資本主義異化的財富積累也為人的自由全面發(fā)展提供了物質基礎，在共產主義社會里，這些財富將成為人類自由全面發(fā)展的積極條件。

關鍵詞：馬克思正義觀；自由全面發(fā)展；唯物史觀

馬克思的正義觀不同于思想史上的任何一種正義觀，它是一種特殊的正義觀，在這種正義觀看來，一個社會的正義是和它對人自由全面發(fā)展的追求與貢獻緊緊聯(lián)系在一起的。那么，馬克思這種正義觀到底有沒有自己堅實的理論基礎？通過對馬克思經典文獻的解讀，我們可以發(fā)現，馬克思正義觀的理論基礎就是唯物史觀，一種科學的歷史觀。從總體上看，唯物史觀為馬克思的正義觀奠定了以下理論基礎，換句話說，從唯物史觀的以下理論中，我們可以發(fā)現馬克思正義觀不是憑空想象的，而是具有深厚的理論基礎。

一、唯物史觀對人的本性的注解

人的本質是什么？這幾乎是人類的一個永恒話題，大多數的思想家都在追問這個問題，妄求尋找到答案。可是，它卻仿佛不斷地在和人們開玩笑，每當有思想家以為把握到了人的本質，獲得一勞永逸的答案時，人就會露出另一副面孔，讓人猝不及防。就像古老的斯芬克斯之謎所揭示的那樣：人是復雜而又善變的。不過，人類思想史對人的經典理解，對我們回答和理解這個問題有著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下面讓我們梳理一下思想史上對人類本質的多種經典解釋。第一，把人界定為政治性的動物。這一界定主要來自古希臘的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尤其是亞里士多德。在亞氏看來，“人是政治動物，天生要過共同生活。這也是一個幸福人所不可缺少的”［1］205。古希臘社會是一個公民政治社會，人們對政治充滿著熱情，就好比現代人對賺錢充滿著熱情一樣。在古希臘，能夠參與到城邦的政治生活之中，是一個獨立個體作為“人”的巨大榮耀，是一個人生命價值的體現和身份的象征；能夠對城邦的立法、司法、行政和軍事等作出重要貢獻，是一個人能夠永垂不朽、流芳千古的唯一途徑。這一點與古希臘的奴隸制密不可分，在這種社會體制下，奴隸不被視為有尊嚴的人，只是被當作會說話的工具，奴隸不能參與到政治生活中，他們更沒有政治權利。他們一生都在服務于奴隸主，為奴隸主創(chuàng)造物質財富，從而保證奴隸主能夠從物質生產勞動中擺脫出來，專心從事政治統(tǒng)治和社會管理事務。第二，把人界定為理性的動物。人是有理性的，而其它一切存在物都不具備這種特殊的理性，包括動物也是如此，所以理性是人所特有的屬性。把人定位成一種理性的動物，在西方哲學史中特別流行，從古希臘到現代哲學都有這種論述。比如亞里士多德認為：“如若人以理智為主宰，那么理智的生命就是最高的幸福。”［1］228德國古典哲學中的康德哲學和黑格爾哲學也都認為如此。康德哲學認為人“可以作為天賦有理性能力的動物而把自己造成一個有理性的動物”［2］。黑格爾更是明確提出：“人的本質就在于精神。”［3］理性當然是人的重要屬性，也是人區(qū)別于其它事物的重要標志之一。在現代社會之前，西方中世紀時期判斷一個行為是不是值得做？對不對？主要是看上帝怎么說，具體來講就是看圣經怎么說。中國古代是看孔子怎么說、四書五經怎么說。現在看什么？看是否符合理性，有沒有道理，有沒有邏輯性在里面。近代以來啟蒙哲學的偉大功績就在于用理性替代了權威，開創(chuàng)了人類自我解放的序幕。人類重新確立理性的地位，用理性之光驅散了中世紀的“黑夜”。第三，把人定義為會語言的動物。還有一些思想家把人定義為會語言的動物，認為這是人的特別之處，藉此可以把人和動物區(qū)別開來。在近現代語言學和語言哲學看來，雖然其他動物也有一定的發(fā)聲系統(tǒng)，但這些還不是語言，與人的語言明顯不同。

我們的語言是文化與文明的積淀，是人類智慧的“蓄水池”，而動物的“語言”遠遠做不到這一點。所以，我們才能進化得越來越快，因為我們總是站在前人智慧的“肩膀”上，而不是每一代人的重新開始。動物卻不能，動物無法保存其經驗智慧，它們的每一代都要重新開始。第四，把人定義為會符號的動物。采取這種方式定義人類的著名哲學家是恩斯特·卡西爾，他是西方著名的文化哲學家，因此對文化符號的意義尤其關注。在他看來：“人不是生活在一個單純的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個符號宇宙之中”，所以，“我們應該把人定義為符號的動物來取代把人定義為理性的動物”［4］。人確實是熱衷于符號的，我們制造各種符號，我們的社會中也充滿著各種符號，比如交通領域、軍事領域、宗教領域等都是如此。同時，在當前社會中，我們可以發(fā)現人的符號性確實很強大，我們很多時候購買商品，看的就是商標，追求名牌效應。還有一種是概念營銷，賣的就是概念，什么“深海魚油”“有機大米”，無不是如此。但是，這些定義走的是同一種對人類的界定模式，都是把人視為動物的一個種類，然后借助人和其他動物的區(qū)別看待這種種差，采取形式邏輯的屬加種差方式來定義人。在馬克思看來，這些界定，都是把人視為一種現成性的存在，認為人有先天不變的、永恒的本質規(guī)定，比如愛政治、有理性、會語言、熱衷符號等。而這些界定都違背了人的生命豐富性，看不到實踐與人的關系。馬克思正是借助唯物史觀下的實踐概念重新理解個體，把人視為生存性的，而不是現成性的。馬克思哲學對人的本質理解超越了過去從理論理性層面的理解，它是從實踐方面來理解個體。在馬克思看來：“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5］135這也就是說，人沒有先天不變的本質規(guī)定，我們把人理解為理性的動物、熱愛政治的動物、會語言的動物、執(zhí)著于符號的動物等，都不太合適，都是把人的本質抽象化、固定化，所對應的人是抽象的人，而不是現實的人，也不是從事現實活動的個體。馬克思把人理解為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就看到了真正的人是社會之中的個體，都處于一定的社會關系之中。說一個人是資本家，另一個人是工人；一個人是奴隸主，另一個人是奴隸；一個人是領導，另一個人是員工；一個人是教師，另一個人是學生等，都是從其所處的社會關系來講的。資本家在社會關系中，掌握著生產資料，是資本的化身，在社會中處于統(tǒng)治者地位；而工人不占有社會的生產資料，在社會生產中，他以出賣勞動力給資本家為生，主要收入來源就是工資。當然把人定義為“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并不是馬克思對人本質的最本源理解，畢竟社會關系的產生有其根源———它是實踐的產物，也即社會關系不是憑空產生的，它來源于人們的實踐活動。在馬克思看來，實踐除了生產物質產品之外，還生產社會關系，實踐才是人的本源性存在方式，是人的本質所在。在馬克思看來：“個人怎樣表現自己的生命，他們自己就是怎樣。因此他們是什么樣的，這同他們的生產是一致的———既和他們生產什么一致，又和他們怎樣生產一致。”［5］147以實踐作為本源性存在方式的個體，就不同于任何事物，包括動物，因為人類的實踐活動具有自覺能動性、創(chuàng)造性，因此人不僅僅再局限于現成性的世界，他是一個完整生成過程。在馬克思看來，人沒有什么先天的、固定的、永恒的本質，人的一切屬性都是他們后天自己的創(chuàng)造，人是自我創(chuàng)造的，人創(chuàng)造人本身。“人的性質同人的活動方式直接相關，人怎樣去創(chuàng)造自己的生活，也就是怎樣的存在。”［6］87我們不斷地追求著發(fā)展和成長，也可以說“人就是那個其行為無限‘面向世界’的未知者”［6］28。總之，在馬克思看來發(fā)展和成長就內蘊于人的本性之中，人的本性不甘于現成性。同時，現實世界也沒有給人這么安排；反而，世界要求人以自己的行動創(chuàng)造出滿足自己需要的世界。在改變世界的實踐中，我們不斷發(fā)展自身，追求全面的發(fā)展和自由的發(fā)展。既然人的本性如此，真正的正義就應該追求人的自由全面發(fā)展。

二、唯物史觀中“總體的人”思想

從前述唯物史觀關于人的本性的理解來看，人的本性不是現成性的，而是生成性的。無論是整體的人類，還是個體的人，從其本性上來說，都會不斷追求自己的發(fā)展，否定自己、超越自己。人性的狀況和程度是歷史創(chuàng)造的，不是先天的。在這一點上，肖恩·塞耶斯曾給予過認真解讀，他在自己的著作中說：“馬克思認為，人性是隨著歷史而發(fā)展變化的。”［7］人性是發(fā)展的、人性是逐漸完善的，這是一種過程性質的斷定。它的發(fā)展，會不會有一個具體的目標？在唯物史觀里是可以發(fā)現的，這就是“總體的人”，有時候也叫“完整的人”，也即人的自由全面發(fā)展目標就是成為“總體的人”或者說“完整的人”。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曾這樣說，在共產主義社會下，“人以一種全面的方式，就是說，作為一個總體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質”［8］。在馬克思看來，“對私有財產的積極揚棄”是共產主義的目標，或者就是共產主義運動本身；而對私有財產的積極揚棄，就是要廢除生產資料私有制，同時保留私有財產創(chuàng)造的物質財富本身。在廢除了生產資料私有制，同時又擁有豐富物質財富的情況下，人類就可以擺脫加在其身上的異化發(fā)展狀態(tài)，回歸到人的應有狀態(tài)，也就是“總體的人”狀態(tài)。在《哲學的貧困》中，馬克思對現代社會的發(fā)展偏離了“總體的人”的情形進行了詳細的剖析和批判。毫無疑問，現代社會是一個分工十分發(fā)達的社會，不但是企業(yè)內部的分工，還有國內分工、世界分工等，分工極其細化和精確化，這樣一來，每一個人都沒辦法從事一種完整的勞動，都只能成為機器上的一個零部件，配合機器進行生產，是機器主導人，而不是人主導機器。如果一個人長期從事生產過程中的一個極小環(huán)節(jié)，這個人的后續(xù)發(fā)展就會極端片面化，正如馬克思所說，現代社會的生產“產生了特長和專業(yè)，同時也產生了職業(yè)的癡呆”［5］249。既然，現代社會的發(fā)展偏離了人類發(fā)展的應有目標，即成為總體的人、完整的人、健全的人的目標，那么替代現代社會的未來新社會就應該致力于實現人的總體發(fā)展、完整發(fā)展。社會正義的發(fā)展就是對舊有社會不正義、缺陷的克服和解決。成為總體的人應該是每一個人的夢想，做一個總體上健全的人，可充分展示做一個人應有的功能、屬性和力量。人類社會的正義不能背離人的理想，而應該遵循人的理想。“正義，是人類在生存發(fā)展過程中完善自身的一種永恒追求，一個沒有任何理想和追求的人，他決不會感到當下生活是非正義的。”［9］

三、唯物史觀視域下的社會分工

如前所述，在馬克思看來，現代社會的高度分工會導致人類的片面發(fā)展。其實，這只是馬克思社會分工思想的一個小部分。在馬克思的思想中，社會分工占據著重要位置，甚至是理解唯物史觀的一把“鑰匙”。恩格斯曾說過：“關于整個的歷史唯物主義問題。問題從分工的觀點來看是最容易理解的。”［10］馬克思在對社會歷史的理解中，始終有著社會分工這樣一條線索。在唯物史觀看來，人類社會的發(fā)展是最初的從社會分工起步的，正是由于社會分工的出現，激活和加速了生產力的發(fā)展。在人類社會歷史上，先后出現過三次大的社會分工，它們分別是：第一次是畜牧業(yè)從農業(yè)中分離出來，有些人開始專門從事牲畜的豢養(yǎng)和放牧；第二次大分工是手工業(yè)從農業(yè)中分離出來，有一部分人專門從事手工業(yè)生產，制作農具或者生活用品，比如陶罐等；第三次大分工就是商業(yè)的獨立出現，出現了一個不從事生產而專門從事商品交換的商人階層。由三次社會大分工開始，逐漸產生了各種各樣的行業(yè)。每次社會大分工都是社會生產力發(fā)展的產物，也在某種程度上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進一步發(fā)展。可以說，社會分工不但是人類社會進步的開始，同時還是人類社會持續(xù)發(fā)展和進步的一種動力。它具有兩個方面的積極作用：第一，社會分工可以實現社會關系的更新。我們知道人類是進行“群居生活”的群體，人類的勞動實踐總是在一定社會關系下進行。但是社會關系對生產的組織效率有一定的周期性，尤其隨著生產工具的發(fā)展，舊的社會關系可能不再促進社會生產的發(fā)展，這樣就需要實現社會關系的更新，重新組織分工協(xié)作，這就可能導致新生產關系的萌芽、破殼出土。比如，在封建社會，主要是一家一戶的小手工生產，在家庭經濟單位內進行，不實行勞動分工，一個人可以進行一個商品生產的所有環(huán)節(jié)，生產出整個商品。而隨著生產力的發(fā)展，人類開始了工場手工業(yè)的生產形式，在這里，經濟單位內是需要分工協(xié)作的，這就是資本主義文明到來的萌芽形式。第二，分工促使了自然科學和社會生產的結合。在社會分工比較簡單，生產力還不夠發(fā)達的傳統(tǒng)社會下，自然科學的發(fā)展與社會生產基本很少相結合，自然科學的成果主要停留在“書齋”中，甚至一些重大的發(fā)明也沒有轉化為生產力。中國古代的四大發(fā)明在那個時期基本上都沒有轉化為先進的生產力，只是被傳到歐洲以后，才成為資本主義文明到來的曙光。到了資本主義社會，由于世界市場的出現，原來簡單的手工勞動難以滿足資本主義生產的需要，這時自然科學就借助逐漸發(fā)達起來的分工，轉化為生產力，使自然科學和社會生產實現了高度結合。因為沒有精細化的社會分工，自然科學的成果就無法被勞動者所掌握，根本沒有適用的余地［11］。在唯物史觀視域內，社會分工除了具備積極因素和消極影響的辯證存在性質之外，還具備否定之否定的辯證規(guī)律，也即自我否定的性質。在人類社會早期，并不存在社會分工，主要是自然的分工，根據個人的性別（男女）、年齡（老年、中年、兒童等）、血統(tǒng)出身（貴族、貧民、奴隸等）來進行分工，比如男耕女織，就是根據男子的身強力壯，比較適合農業(yè)生產，女人一般體格較弱，但具備心細、手巧等特點，適合紡織這種手工業(yè)生產來安排。后來雖然出現了人類歷史上的三次社會大分工，但是在整個自然經濟狀態(tài)下，自然分工都一直存在，甚至可以說占據主導地位。社會分工的高度發(fā)達是從資本主義社會開始的。由于機器的發(fā)達，性別和年齡的區(qū)別不再明顯，大量的婦女和兒童走向了工場（工廠）；由于打破了等級貴賤的身份區(qū)別，身份不再成為社會分工的重要因素。資本主義使社會分工成為分工的一種主要形式，甚至在某些時候是唯一的形式；分工也在某種意義上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fā)展，帶來了社會進步。但是，如前所述，高度發(fā)達的社會分工也會制約人的發(fā)展，使人的發(fā)展走向其反面，走向片面化、畸形化，這是人類發(fā)展的一種異化狀態(tài)。從馬克思的角度來看，物極必反，事物的發(fā)展會呈現出一種否定之否定的過程，也即現代社會的分工（強制性的社會分工）會被自由勞動所取代。馬克思斷言，到了共產主義社會，這種分工就會消失。“而在共產主義社會里，任何人都沒有特殊的活動范圍，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門內發(fā)展，社會調節(jié)著整個生產。”［12］這就表明在馬克思看來，由于社會分工的自我否定性質，到了共產主義社會里，這種具有強制性質的社會分工就會自行消失，那個時候到來的就是自由勞動，而自由勞動便會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fā)展，每一個人都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愛好從事自己喜歡的勞動，也可以轉變自己的勞動領域，從而很好地發(fā)展自身。

四、資本主義的財富積累與人的發(fā)展

資本主義與以前的社會相比，有一個很特別之處，也可以說是歷史進步性，那就是對社會財富增長的貢獻，資本主義特別“喜愛”積攢財富。就像馬克思所說的那樣：“生產剩余價值或者賺錢，是這個生產方式的絕對規(guī)律。”［13］714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資本主義的財富積累問題進行了詳細和深入的剖析，形成關于資本主義資本積累或者財富積累的一些理論觀點。這些理論觀點也在諸多方面為馬克思的社會正義觀點奠定了理論基礎。主要有：第一，資本主義異化的財富積累為提出人的自由全面發(fā)展提供了物質支撐。在社會生產力比較落后的情況下，人類既不會提出每一個人自由全面發(fā)展的現實需要，也不會提出這種理論主張。“沒有每一個人基本生存需要的滿足，沒有現代社會創(chuàng)造的大量財富，馬克思不可能提出人的自我實現理論。發(fā)展的理想都是在生存理想實現的基礎上才有可能提出來，一個衣食無著的人不可能想到全面發(fā)展自己的各種個性，他首先想到的是怎么填飽肚子，新需要的產生總是在舊需要滿足的基礎上才有可能。”［14］可以說，正是在資本主義驚人財富積累能力的基礎上，才有可能提出人的自由全面發(fā)展理論。也才有可能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fā)展理想。這一切都是資本主義的財富積累規(guī)律在無意中帶來。馬克思說，資產階級“作為價值增殖的狂熱追求者，他肆無忌憚地迫使人類去為生產而生產，從而發(fā)展社會生產力，去創(chuàng)造生產的物質條件；而只有這樣的條件，才能為一個更高級的、以每一個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fā)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建立現實基礎”［13］683。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對資本主義的財富積累能力不停地贊嘆，認為資本主義在其產生之后不到100年的時間內，就創(chuàng)造出了比人類過去幾千年來的財富總和還要多。資本主義在其產生之后，可以說，每過若干年就會實現財富的總值翻一番。但是，在資本主義社會機制下，這種財富積累本身就是目標，而不是手段，也即它是目的本身，一切都是為了財富本身的增長，甚至為了財富的增長而不惜犧牲人的發(fā)展，尤其是犧牲無產階級的發(fā)展，使其不能發(fā)展自身。另外，這種財富積累不是整個人類的財富積累，也不是每一個人的財富積累，而是資產階級的財富積累。正如馬克思所洞悉的那樣：“在一極是財富的積累，同時在另一極，即在把自己的產品作為資本來生產的階級方面，是貧困、勞動折磨、受奴役、無知、粗野和道德墮落的積累。”［13］743⁃744因此，這種財富積累在資本主義社會下難以成為人類自由全面發(fā)展的物質基礎，只有改變資本主義本身，實現共產主義社會，它才能轉變?yōu)槿祟愖杂扇姘l(fā)展的積極條件。而這種資本主義異化的財富積累本身也在為創(chuàng)造這種條件做準備，也即在為消滅資本主義本身做準備。第二，資本主義異化的財富積累會導致資本主義的滅亡。

“資本積累的歷史趨勢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必然滅亡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必然勝利。”［15］在資產階級看來，財富的增殖空間是無限的，財富的積累沒有限度，因此可以一直積累下去。然而，在馬克思看來，這一切都是資產階級的幻想，因為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就是資本主義財富積累的限度，也即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容量”有限，當資本或者財富積累到一定時候，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就無法容納。資本主義就好比是一條貪吃蛇，等它吃到一定時候，就會撐破其肚皮，到那個時候，資本主義的喪鐘就要敲響。這體現出資本主義發(fā)展的自我否定性。從這里我們也可以看出，資本主義不可能是人類的“千年王國”，它將會“不自覺”地創(chuàng)造出消滅自身的前提條件，這種前提條件除了無產階級這個資本主義的“掘墓人”之外，還會創(chuàng)造出要求消滅其生產關系高度發(fā)達的社會生產力。其實這兩點都和資本積累密切相關，由于資本積累的本質是資產階級的財富積累，是剝削無產階級的剩余價值以及剩余價值的增殖結果，這必然會引發(fā)無產階級的反抗，為無產階級革命造就根源。同時，由于資本主義私有制這種社會關系的容量有限，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終有一天會在自身范圍內再也無法調節(jié)緩和，換句話說，除非廢除資本主義制度，這種矛盾就無法解決。因此可以說，資本主義的滅亡是必然的，共產主義的到來也是必然的。　　五、結　語　　現在，我們重新學習和理解馬克思正義觀，就可以發(fā)現馬克思主義并沒有過時，反而是超越于我們這個時代，依然是時代的先導。解放人類，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fā)展仍然是一件未竟事業(yè)，全球的貧富分化、生態(tài)危機、難民危機、恐怖主義等，都對人類的發(fā)展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戰(zhàn)。克服這些挑戰(zhàn)，繼續(xù)人類的解放事業(yè)，實現人類的發(fā)展，都需要回到馬克思，回歸到馬克思的正義觀。馬克思正義觀不但是我們時代的“滌罪所”，更是走向美好的希望。而學習和理解馬克思正義觀，一定要牢牢把握其理論基礎，即唯物史觀，只有在唯物史觀的視域下，馬克思正義觀才會顯露其“真身”。

作者：程慕青單位：南開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