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丈夫”觀念與功業分封思想探討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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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州社會科學》2015年第八期

秦末漢初之際，社會劇烈變動，這是歷史發生斷裂、由混亂無序進入穩定狀態的過渡時期。在反秦戰爭中，此前蟄伏在窮閭阨巷的底層民眾，開始在風起云涌的歷史舞臺上充當主要角色。表現在思想觀念方面，在這一時期，來自學界的“立言”、“立德”不再受到矚目，社會底層民眾倡言“立功”的價值觀，這一點突出表現在“大丈夫”觀念與功業分封思想上。

一、“大丈夫”觀念

春秋戰國時期的文獻中，首次出現了“丈夫”一詞，《谷梁傳•文公十二年》載：“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即男子二十行冠禮，表示成人，丈夫指成年男子。再如《左傳•哀公十三年》載：“王欲伐宋，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在這一語境中，丈夫是與女子相對應的，男子即為丈夫，《左傳•定公五年》中也有類似記述：楚昭王妹季羋，因楚大夫鐘建于逃亡途中背過自己而辭婚，認為：‘所以為女子，遠丈夫也。鐘建負我矣’”。楊伯峻也在注中指出：丈夫猶今言男子漢。這一生物學意義上的丈夫觀念，延至后世仍在使用，如烈丈夫、美丈夫等等。同時，“丈夫”一語逐漸跳出了之前狹窄的性別角色，開始包含社會學層面的意義，其中的社會價值比重愈來愈大，如魯襄公十八年（公元前555年）晉伐齊，事未竟全功而楚攻鄭，晉軍退兵救鄭之際，晉軍主帥荀偃病危，史載：“士匄請見，弗內。請后，曰：‘鄭甥可。’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其為未卒事于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茍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暝，受含。宣子出，曰：‘吾淺之為丈夫也’”。杜預對這段記載做注曰：“自恨以私待人。”士匄忖度荀偃臨終之意，其最牽掛而不能瞑目之事肯定是家族的延續，向其許下誓愿將會全力侍奉后繼者，豈料荀偃乃是憂國，士匄只知事主卻沒有想到報齊，沒有真正領悟到大丈夫的深刻涵義。時至春秋后期，這種被注入價值因素的“丈夫”觀念，開始逐漸獲得人們的認同，丈夫要有勇氣、有決心并且應該對國家、對社會承擔起責任。例如哀公十一年（（前484年））齊軍深入魯境，時魯國三桓勢強，季孫欲守城作為后援，叔孫、孟孫更是怯懦畏敵，武叔問戰于冉求，冉求回答：“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這里冉求故意用激將法，認為武叔和懿子都沒有高瞻遠矚的丈夫情懷，不過是只考慮自身利益的小人而已，之后武叔也終于醒悟，認同冉求的觀點，即丈夫須要有社會大義，執干戈以衛社稷，于是武叔加入了對齊的戰爭，最終魯國贏得了勝利。由是而言，“丈夫”一語在當時的貴族之中已經成為一種價值共識，與“君子”意義相近，不僅僅是一種社會地位的符號，更包涵著為國分憂解難的社會責任感。

筆者以為，這種丈夫觀念的發展，與春秋時期的時代特點密切相關，此時社會正處在發展變革的過渡階段，宗族組織仍是當時社會基本的經濟單位，生活在宗族共同體中的人們，宗族意識相當濃厚，宗族的利益和發展是居于首要地位的，所以士匄、武叔在處理問題時把宗族放在了首位。延至春秋后期，諸侯兼并與大國爭霸愈演愈烈，宗族的延續讓位于國家的存亡，各國貴族更加關心一國之運，不再局限于一家一族的狹窄范圍，丈夫觀念就是在這種社會背景下應運而生的。及至戰國，對具有濃厚價值因素的“丈夫”一語，諸子亦紛紛闡發自己的見解。韓非云：“所謂大丈夫者，謂其智之大也。所謂‘處其厚不處其薄’者，行情實而去禮貌者也。所謂‘處其實不處其華’者，必緣理不徑絕也。所謂‘去彼取此’者，去貌、徑絕而取緣理、好情實也。故曰：‘去彼取此’。”韓非在人際關系和思想方法方面對“大丈夫”進行了界定，認為所謂大丈夫就是能洞察人心、順應天理的大智之人；而孟子則認為“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孟子對大丈夫的界定，是在各種不利的環境中，均須堅守本心，承擔自己的一份責任。可以說，這時的“大丈夫”觀念偏重于內在的人格操守，這也深刻影響了此后人們的價值觀念。秦漢之際，陳勝的“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喊出了當時底層社會民眾的真實愿望：只要不懈努力，每個人都有可能稱王侯拜將相，提高社會地位、改善經濟狀況，甚至站在權力的巔峰。這種強烈的進取精神與功利思想，使得每個人都在竭盡所能地付出自己的努力，以期獲得相應的回報，在自我價值得以實現的環境中，“大丈夫”這一觀念恰恰迎合了大眾的進取心理，從而成為秦漢之際普通民眾心向往之的倫理角色。此時，“大丈夫”觀念中自然增添了建功立業、實現個人價值的內容。王力先生在《同源字典》中認為：“工”，指手工業工人；“功”，工作；“攻”，進行工作，三字同源。可見，“功”與“攻”都包含著注重個人的努力以及取得的實效的內涵，體現了一種進取精神。秦漢之際，秦的暴政虐民使得民眾積怨頗深，六國舊貴族希冀能夠復辟宗國，社會底層民眾也積極尋求進身之徑，以在亂世中提升社會地位、實現自身價值，故“自眾卿以下，至于眾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

可以說，這一時期的“大丈夫”觀念中，帶有明顯的功利主義色彩。例如韓信微時，漂母飯信，信謂老婦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漂母這番振聾發聵的教誨，讓這個困厄之中的“大丈夫”奮然而起。在這個“王跡之興，起于閭巷”的時代中，一個大丈夫，即使出身鄉里民間、無祖業可襲，只要有秀拔之智能、頑強之意志，都有可能在危局中登高履險，成就大器與大業。劉邦拜韓信為大將軍后，韓信的“丈夫之路”峰回路轉，“戰必勝，攻必取”，取得了輝煌的戰績。漢四年韓信平定齊國，使人言漢王曰：“齊偽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為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愿為假王便”。韓信封疆稱王的意圖十分明顯，彼時，劉邦正被困滎陽，處境堪憂，不過在張良與陳平的暗示下，也滿口應承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雖則劉邦此時封韓信，并非己愿，然而韓信戰績卓越，是劉邦的重要倚傍，定為諸侯在當時乃丈夫之志的非凡成就，劉邦也不得不順勢而為，況且劉邦也曾遠觀始皇帝而慨嘆：“嗟乎，大丈夫當如此”。可以說，秦末漢初這種充滿進取精神與事功色彩的“大丈夫”，在社會中成為一種備受推崇的倫理角色。

二、功業分封思想

如前文所述，秦漢之際的“大丈夫”觀念中，包含著實現個人價值、建功立業的豐富涵義，而巷閭阡陌之間的基層民眾，最關注的是實際利益的獲取、社會地位的提升，正如董仲舒所言“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秦末漢初之際，正是社會階層劇烈變動重組的時期，底層民眾擁有各種機會向上層流動，此時向上流動的有效通道便是建立軍功、割據一方，實現分土封侯之業，如此便可保證自身及家族高爵厚祿的世代傳承。可以說“大丈夫”價值觀念的追求體現為功業分封思想，在漢初的各個階層中成為一種共識，上至六國故族、下至黔首百姓，都期望能夠裂土分茅、封王拜侯，復辟與分封成為時代的主題。陳勝反秦伊始，武臣與張耳、陳馀率眾攻打趙地，竭力說服趙地豪杰追隨陳勝：“今已張大楚，王陳，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諸君試相與計之！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業，此士之一時也”。

武臣的陳詞得到了趙地豪杰的認同，收兵數萬人。可見，當時“人豪”的終極目標定位便是“成封侯之業”，大丈夫或親受矢石、斬將搴旗，或出奇畫策、運籌帷幄，便是希望能夠以軍功成就“割地有土之業”。劉邦被困滎陽時，酈食其勸立六國后以打擊項羽，張良聞之列舉八條理由加以反對，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天下游士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后，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顯然，張良也并非反對分封，只是在分封的形式上與酈食其有異議，包括張良在內的六國故舊，不僅僅是為了國恨家仇才效力于劉邦，更重要的是能夠在逐鹿定鼎之間也分得一杯羹，能夠獲咫尺之封、博王侯之位。以劉邦為核心的軍事集團無疑是各個割據勢力中的翹楚，劉邦若能夠酬功以封土，便會聚攏更多的武將謀臣，形成一家獨大的局面，并取天下指日可待；而按照酈食其的思路，一旦六國復立，追隨劉邦左右的游士各歸其故舊，多足鼎立的紛爭之勢雖可牽制項羽，但是對于劉邦的并取天下徒勞無益，不得不說，張良的確準確地把握住了時代的脈搏。實際上，劉邦很早就接受了以城邑酬功臣的分封思路，韓信被蕭何譽為“國士無雙”，力薦給劉邦為大將，韓信拜將之后，君臣之間有過一番懇談，韓信言之鑿鑿：“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不難看出，韓信的丈夫之志與“成封土之業”是聯系在一起的，“成割地有土之業”的價值取向在韓信身上留下了深刻的時代烙印，而劉邦對韓信的陳詞亦深以為然，自以為得信晚，可見當時功業分封思想影響之廣泛。漢宣帝年間的楊惲在《報孫會宗書》中，為自己狂放不羈的行為辯解，引董子之言曰“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

的確，底層民眾所關注的問題，往往并不是國家層面的理念與口號，而是能否脫離窮困匱乏的生活狀態。秦末漢初之際，社會處于大震蕩的節點，底層民眾關心的是在新秩序的建立中，是否能夠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其時功利主義的價值觀念大行其道。劉邦雖偶有倨慢不禮的無賴之行，但是楚懷王評價：“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太史公稱劉邦“仁而愛人，喜施，意豁如也”，“喜施”者，以分享為樂事。實際上，劉邦所奉行的“以城邑酬功臣”的分封理念，迎合了最大多數人的功利主義觀念，做“與天下人共利”的施恩者，使劉邦迅速成為當時割據勢力中的翹楚，吸引了一大批的猛將謀士，使人甘為己用。《漢書•敘傳上》記載了棠邑侯陳嬰之母與安國侯王陵之母的事跡，可以說充分體現了當時普通民眾的價值觀念：班固對兩位封侯的母親大加贊賞，認為她們：“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而全宗祀于無窮，垂策書于春秋，而況大丈夫之事乎”。實際上，探究當時的情勢，秦漢之交，傳統社會秩序被打破，天下共逐亡鹿，劉邦被視為最具實力的潛力股，“長者”即謹厚者，《韓非子•詭使》云：“重厚自尊，謂之長者”，劉邦的實力與謹厚樂施是未來封王拜侯的有效保證，可以說，陳嬰母與王陵母完全是抱著樸素的功利思想，揆情度理，把籌碼放在了能夠與天下共利的“漢王”身上，以期家族后代的富貴安寧。可見，秦漢之際功業分封思想已經成為民眾的主流價值觀念，大丈夫披堅執銳、創功立業的“鴻鵠之志”，便是獲取高爵厚祿，這種充滿功利色彩的政治理想和價值取向，與劉邦的“以天下城邑封功臣”的思路一脈相通，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西漢的創立。

三、因功分封與漢之興

秦漢之際，群雄并起，六國之后希圖復辟，恢復昔日南面稱王的榮光，布衣與匹夫則希望在這個風云變幻的時代開拓更為廣闊的上升空間，獲得政治權力和經濟利益。反秦伊始，一方豪杰振臂一呼、應者云集，很容易形成一個個地方割據的小集團，但是各自為政的地方勢力也在不斷地尋求一個更加強有力的靠山，以最大程度地維護既得利益并實現未來收益的最大化。筆者以為，各路豪杰之士在楚漢之爭中不斷甄別和選擇，漢屢敗而附之者眾，楚屢勝而附之者寡，劉邦能在眾多的農民起義領導者中脫穎而出，與劉邦對群臣奉行“因功分封”的原則密切相關，這無疑迎合了當時社會主流的功利思想。漢三年四月項羽發動反攻，圍困滎陽，漢王問陳平何時能定天下，陳平為之分析天下大勢時說：“項王為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禮，士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亦多歸漢。誠各去其兩短，襲其兩長，天下指麾則定矣”。陳平以為獎賞軍功，最好的報酬就是爵位和封邑，在這一點上，劉邦“因功分封”的做法，吸引了大批嗜利之士的歸附，而項羽卻恰恰相反，對麾下將士“于人之功無所記，于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顯然，項羽對部下的酬賞，與當時的主流價值中所期待的回報相去甚遠，故此項羽失去了很多人的支持。滅秦戰爭結束后，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以霸主的身份主持戲亭分封，在分封之初便提出：“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后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

顯然，戲亭分封的原則也是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諸將稱善也表明當時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念是以軍功論賞的功利思想。但是戲亭分封在很大程度上背離了這個原則，項羽為了擴大個人勢力、牽制異己，分封中“親之則厚，疏之則薄”：“先諸侯至壩上”的劉邦，雖然未負懷王之約被封為“漢王”，但所居之地并非富饒的關中，而是道險難出的巴蜀與漢中，其憤怒與郁悶可想而知；另封原秦朝三位降將為王，統治關中地區，以遏制劉邦，其中封章邯為雍王，董翳為翟王，司馬欣曾有恩于項梁而被立為塞王；另一方面，作為地方豪杰的田榮、陳馀、彭越等人，其軍事實力絕不容小覷，卻連分封的資格都沒有。項羽主持下的分封，暴露了種種的不公和粗疏，并沒有使天下群雄服膺，項羽的霸業四面樹敵、危機重重，面臨巨大的挑戰。與項羽的任人唯親不同，劉邦在戰爭中比較嚴格地按照軍功大小多寡行賞分封，楚漢戰爭伊始，劉邦便公開宣布：“諸將以萬人若以一郡降者，封萬戶”。楚漢之爭結束后，諸將共請尊漢王為皇帝，協助劉邦取得勝利的功臣，依軍功大小，共封異姓王八位：淮南王英布、燕王臧荼、楚王韓信、韓王信、趙王張敖、梁王彭越、長沙王吳芮、燕王盧綰。這些諸侯王，除盧綰因與劉邦親幸“群臣莫敢望”而被封王外，幾乎都是楚漢戰爭中能夠左右戰局的力量：如韓信作為卓越的將領，戰必勝，攻必取，謀士蒯通說韓信反漢連楚：“當今兩主之命縣於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認為韓信完全可以與楚、漢并峙，“參分天下，鼎足而居”；彭越的實力也不可小覷，戲亭分封時其部眾已達萬余人，漢五年，楚漢戰爭進入了決戰階段，劉邦約彭越、韓信至固陵出兵相助，但二人未至，漢軍即大敗，張良說劉邦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傅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以與彭越：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敗也”。于是，劉邦對彭越、韓信許以膏腴之地，彭、韓皆欣然出兵會師垓下，終滅項羽。正如梁國大夫欒布所言：“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

不可否認，在楚漢之爭的拉鋸戰中，這些諸侯王足以影響天下定局，裂土封王乃理所當然之事。此外，依軍功之多寡，受封列侯者一百四十三。可以說，較之項羽的戲亭分封，高祖分封的規模和公平性更具說服力，漢室之定天下，劉邦因功而封、“與天下同利”的行事原則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漢五年二月，諸侯及將相們共尊請漢王劉邦為帝，勸進曰：“大王起微細，誅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者輒裂地而封為王侯。大王不尊號，皆疑不信。臣等以死守之”。從諸臣的角度出發，漢室之有天下，有功者均論功行賞，裂土而封，漢王實現了群雄的政治理想，加尊號為皇帝亦是順理成章之事。劉邦稱帝后，在洛陽南宮置酒宴請群臣，席間君臣論得天下之道，史載：耐人尋味的是，在這個總結性的交流發言中，君臣的回答迥然不同，作為皇帝，高祖更多地認為自己的知人善用是平定天下的關鍵，可見，劉邦強調的是自身的智慧與才干，突出了皇帝個人的權威地位；另一方面，諸將則是站在自己的立場上，認為高祖能夠因戰論功，計功封賞，與眾臣共享天下，這才是漢室得立的關鍵所在。不難看出，群臣之見解恰恰反映了秦漢之際社會“大丈夫”觀念和“功業分封”思想的廣泛流行，普通民眾建功立業的目的，是能夠提升社會地位、謀求高爵厚祿，“有功者輒裂地而封為王侯”是當時人們的主流價值觀念，由是言之，“與天下共利”才是高祖定天下的殺手锏。當然，異姓封王分散了漢廷皇權的掌控范圍，使得西漢初年的皇權具有較大的局限性，這也為此后異姓諸侯的覆亡埋下了伏筆。

作者：宋娜 單位：遵義師范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