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文明建設發展歷程初探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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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與可持續發展雜志》2014年第四期

1生態文明理論產生背景

與此同時，我國經濟社會形態正在發生質變。五千年農業文明古國正在向工業化、城市化的現代文明方向大步邁進，2012年我國城鎮人口占總人口比重達到52.57%。我國在發展中遭遇多方面的平衡問題，資源與環境約束日益凸顯，環境污染問題集中爆發。經濟增長資源環境代價過大;發展成果的分配享受差距過大;正在發展的生產力與人們追求物質文明的速差過大;社會財富增長的有余，社會保障不足。我國的生態環境在現代化建設中先天不足;超常規的快速發展造成了聚集型、復合型、再生型的“中國式”污染;現行環境統計體系低估了我國污染勢態，僅部分污染嚴重的城區污染有所減輕，但污染已在全國范圍蔓延，總體趨勢在加重，環境應急已變為常態。生態環境成為我國發展的矛盾中心。官員績效考核是環境問題的最大驅動力;企業利潤是掠奪資源環境的基本動力;追富嫌貧的社會心態，使對資源環境的掠奪無孔不入;“傳統立法”、“部門定法”、“法不責眾”使資源環境被掠奪的狀況在吶喊中延續;中國特色的原始性、系統性創新缺位，使資源環境代價過大成為現實;COD減排了，但環境質量的效益不明;污染防治的戰略被動于發展主流;環境不但成為規范社會秩序、促進社會文明涉及全社會的工作，而是已逐步成為全社會多重利益博弈的重要戰場;我國處于快速發展利益博弈期，違法違規、以損害生態環境為手段獲利的行為將延續相當長一個時期;產業布局與結構不合理，對環境資源甚為不利的狀況，在多重利益博弈下還在發展;我國生態環境管理的高層關系遠沒理順，環境保護部小部大責任，扛不動;眾多部門各管一攤，攏不齊。歷史的教訓、現實的警示都昭示著:現代社會已經發展到如不把保持自然生態系統的正常運行納入到人類的自覺實踐之中，并使之盡快得以改善的話，人類社會的生存和發展在可預見的將來就會陷入難以為繼的境地。因此，把自然生態系統納入到人類實踐的自覺規劃之中，使其在與人類實踐的其他領域相輔相成、相互交融的過程中，發展成為人類生態結構中與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相并列的“第五領域”也就是自然而且是必然的了。一種新的以自然生態系統的動態平衡為核心的生態文明的誕生就將是不可避免和歷史的必然。

2生態哲學思想及部分學說生態倫理觀

2.1中國古代生態倫理思想中國古代的生態倫理思想與傳統自然觀有著不可分割的密切關系，它們都以整體觀、聯系觀和動態觀來觀察和解釋世界，主張“天人合一”或“天人相參”。中華民族在漫長的發展歷程中，始終遵循著這種樸素的系統生態觀，并以全面、整體和聯系的耦合觀點來協調社會與自然的關系，逐漸形成和完善與生產力水平和環境條件相適應的社會系統及其支持體系，把世界萬物看作是統一的，互相聯系和不斷發展變化的，這種聯系觀、變化觀和整體觀，對中國社會的生態文明建設具有深遠的影響。長期以來，我國是一個以農業為主的傳統農業國，“靠天吃飯、靠地立身”的思想深深植根于人們的心中，“天、地、人合一”的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生態倫理思想是幾千年來中國社會的主流思想，歷久彌新至今仍具有重要意義，對當代社會的生態文明建設仍具有重要的啟迪作用。儒家生態哲學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之一，是“天—地—人合一”生態倫理思想的典型代表。儒家思想認為這些因素均屬自然，具有相通相融相合之處，即以天、地、人的協調一致為基本出發點，主張天道與人道、自然與人類的相通、相類和統一，認為人是天地所生，人與天地的關系是部分與全體的關系，而不是敵對關系，人與萬物是共生同處的關系，應該和諧相處，人類作為全球生態系統中一個具有高度智慧的生物種群，與其它生物和環境要素一樣，僅僅是其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如果生態系統破壞了，人類又談何生存和發展，這與生態學上生態系統的基本理論是吻合的，也與今天所說的尊重自然、順應自然，追求人與自然和諧、生物與環境協同進化的生態學觀點是一致的，從而與人類無所不能、人類利益至上的“人類生態中心論”，以及人類“無能”與“無為”的“生態中心論”形成了鮮明對照。中國傳統道家則提出了“道法自然”的生態倫理觀和生態行為準則，其本質也是把自然(天、地)與人以及它們的相互作用作為一個統一的整體考慮，強調建立一個和諧協調的統一體，認為應該讓自然萬物以自己固有的方式生存和發展，不能將人類自己的主觀價值尺度強加于自然，讓自然萬物自由地發展，這也是道家“無為”的態度。道家的老子將一切有悖于“道”或“自然”的行為都列入禁止的范圍。他們從自然主義的立場出發，要求人們禁止破壞生態和自然的行為，提出了一些具有自然保護價值的對策，這對今天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與生態文明建設也具有重要的啟迪作用。

2.2西方的生態文明思想淵源在西方生態思想中，沒有關于生態文明的成體系的研究成果，但生態后現代主義、后工業社會、生態現代化、后工業文明等不同的提法可以認為是生態文明思想的理論淵源之一。早在1866年，德國科學家海克爾就首次提出“生態學”的概念;1935年，英國學者坦斯勒進而提出“生態系統”的概念，開始從更宏觀的角度認識自然生態學生態環境;20世紀50年代以后，生物學的研究范圍日益擴大，給賦予了很多新內容;美國學者查倫•斯普瑞雷納克認為，代表人類發展未來的“生態后現代主義”，是一個尋求超越現代性失敗假設的方向，是一個重新將我們的理智建立在身心、自然和地方的現實基礎上的方向。她所倡導的“生態后現代主義”，在很大程度上與老子關注自然的精妙過程，與孔子強調培養道德領袖及人類對更大的生命共同體的責任感有共同之處。俄羅斯學者伊諾澤姆采夫(VladislavL.Inozemtsev)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視角，敏銳地提出后工業社會的后經濟性。他認為，作為后經濟社會的后工業社會的到來是共產主義基本原則的實現，后工業社會不是工業社會的“量的”擴展，而是人類文明的一次重要的歷史性轉折。他還指出，生態問題的尖銳性大大降低，也是后工業主義最偉大的成就之一。美國著名未來學家阿爾溫•托夫勒、海蒂•托夫勒認為，以科技信息革命驅動的第三次浪潮，正在徹底改觀建立在工業革命之上的現代文明。這一革命性的變遷已波及人類生活的所有領域，從而使一個嶄新的文明初見端倪。這個新的文明帶來了全新的生活方式，它是以多樣化和再生能源為基礎的，它為我們重新制定了行為準則，并使我們超越標準化、同步化和集中化，超越能源、貨幣和權力的積聚化。上述理論和思想也為生態文明理論的誕生提供了豐富的土壤。

3生態文明理論誕生和發展歷程

20世紀60年代，《寂靜的春天》揭開了全人類反思工業化發展方式、尋求可持續發展的探索歷程。1972年斯德哥爾摩人類環境會議，標志著人類對環境問題的覺醒，世界各國由此走上保護和改善生態環境的艱難而漫長的歷程，環境問題開始受到世界各國的重視，與環境問題相關的理論研究在全球范圍內掀起高潮。1983年聯合國成立了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1987年該委員會在其長篇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中，正式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的思想。同年，著名的生態學家葉謙吉先生在全國生態農業問題討論會上提出應該“大力建設生態文明”，這是“生態文明”這一詞組的首次出現。同年4月23日，葉謙吉在《中國環境報》發表了《真正的文明時代才剛剛起步———葉謙吉教授呼吁開展生態文明建設》，還在其所著的《生態農業———未來的農業》一書中進一步闡述了生態文明建設問題。1999年4月，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在全國綠化委員會第18次全體會議上所作的《鞏固成果，加快發展，提高國土綠化水平》報告中，首次提出了“21世紀將是一個生態文明的世紀”重要命題。2003年6月25日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快林業發展的決定》提出了“建設山川秀美的生態文明社會”。這是我們目前可以查閱到的最早出現“生態文明”一詞的中央文件。2007年，黨的十七大報告首次提出“生態文明”建設的執政理念，“生態文明”被寫入黨代會報告，標志著生態文明由“語詞”及其“理論”向“發展觀”———“生態文明觀”和“科學發展觀”全面轉折，成為時代的轉折，歷史性的轉變。

2012年，黨的十八大報告用獨立章節闡述了生態文明建設的，更加強調了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意義，并提出了生態文明建設的理念、原則和目標，以及努力方向。標志著生態文明建設理論逐漸成熟和清晰起來。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突出強調了加快建立生態文明制度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一系列富有針對性的實施策略，生態文明建設的重點開始轉向實踐層面。綜上所述，國內對生態文明的研究已有20多年，研究成果非常豐富。學界在生態文明的宏觀敘述及學科層面上有比較詳盡的闡釋，但對馬克思恩格斯生態文明思想的系統挖掘和社會主義制度下生態文明建設的理論和實踐路徑的探索還不夠豐富，尤其是對馬克思恩格斯生態文明思想在中國的歷史時空中是如何“中國化”和“化中國”的，是如何把自身的理論力量轉化為巨大的現實力量的，學界對這一問題的探究還需深入。

作者：聶春雷胡勘平薛瑤何倩單位：中國生態文明研究與促進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