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資源環境與鄉村社會控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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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漢中地區位于秦巴山區西段,“群山環抱,漢江合流。內為平壤,外則險。周以崇山峻嶺,倚天插戟,斷崖裂岫,蛇退猿愁”[1](p17)。清代隸屬于漢中府,領一州(寧羌)八縣(南鄭、褒城、城固、洋縣、西鄉、鳳縣、沔縣、略陽),后又增設留壩、定遠以及佛坪三廳。水系以漢水為主干,漢水北岸水系,自西徂東,有沮水、褒水、文水、水、溢水、水、酉水與金水河等,縱貫于秦嶺褶皺地帶,支流的流向,多沿褶皺山峰的軸向東西貫注,或自西東流,或自東西匯,與秦嶺南坡順斜自北南流的河流形成方格水型,褒水及水之間,此種現象最為明顯;漢江南岸各河流,或流經水成巖地層,或貫穿于火成巖塊,對于河流的流向亦有不同的影響,在火成巖區,水系分布多為樹枝狀,在水成巖區,常以其構造為轉移,沒有方向可循,流向較為紊亂。[2](p42～44)降水分布的區域性差異亦十分明顯。漢江以北年降水量以褒河為界,其東由南向北遞增,變幅在900毫米～1000毫米;其西由北向南遞增,變幅為800毫米～1000毫米。漢江以南和嘉陵江流域,年降水量由北向南遞增,變幅為700毫米～1700毫米。由于受季風氣候的影響,降水量的季節變化明顯。夏秋時期是雨季的集中暴發期,經常形成洪澇災害。[3](p148～156,p103)這種水資源分布特點對漢中地區水利社會的影響是雙重的:一方面,可以利用豐富的水資源興修一些水利設施,從而使其成為我國著名的水利灌溉區。嘉慶朝的漢中知府嚴如曾言:“漢川周遭三百余里,渠田僅居其半,大渠三道,中渠十數道,小渠百余道,歲收稻常五六百萬石,旱澇無所憂,古之有事中原者,常倚此為根本,屯數十萬眾,不事外求糧,其制渠之善,東南弗過也。[4](p2770)另一方面,降水多集中在7月～10月,且又因地形復雜,地勢較高,常成為氣旋徘徊停滯的區域,往往形成暴雨或者連陰雨,造成洪澇災害,水利設施因而毀壞無定,要經常給予維修。城固縣五門堰,“灌田四萬八千余畝,然每當霪雨,必浩發,堤輒盡去,歲用柘施治,漂流如故”[5](p13)。洋縣溢水、二郎等十二堰灌田六千余畝,但是“夏秋山水暴漲,每有沖決之患”,必須“隨時修理,推沙筑石,視水之消長以時啟閉,方可無患”。[6](p111～112)因此,漢中府的水利主要是灌溉與防洪問題,水利組織也多是灌溉與防洪并重。
關于漢中水利史研究學界已取得了系列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水利工程技術、時空分布、農田水利的興衰等方面,其研究的重點在水利而非水利社會。例如,周魁一以山河堰為中心對水利工程技術的分析；耿占軍、桑亞戈對水利時空分布特征的考察；彭雨新、張建民等圍繞著山區開發與水利發展進行的研究。近年來,張建民的系列水利史論文曾提出水利經營中的官督民修、紳衿作用以及水利沖突等問題。但是,清代尤其是乾嘉以來,該地區的生態環境發生明顯逆轉,森林植被大量被毀、水土流失嚴重、自然災害頻發,社會經濟受到深刻影響。因此,結合自然環境變化、社會經濟制度的長期演變進行考察,仍有進一步探討的必要和很大的開拓空間。鑒于此,本文從社會生態史的視角,以漢中府的堰渠水利為考察中心,利用量化統計的分析方法,圍繞著幾個典型水案,論證在自然與社會環境變遷的背景下,國家與社會之間的調適與整合關系,揭示清代漢中地域社會的變遷過程,希冀有助于深化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同時亦對生態環境史建設或有推動之意義。
二水資源環境變遷與水利興衰
漢中府的水利灌溉以山河、五門、楊填三堰最為著名,其中最早的山河堰可上溯到漢代,相傳于漢相國蕭何時開始修筑,曹參最后完成。南宋乾道年間楊降《重修山河堰記》曰:“首訪境內浸溉之原,其大者無如漢相曹公山河堰。”[7](卷六十《水利四》,p4)后歷經各代,漢中水利盡管時興時廢,但總體上不斷趨于完善,據筆者對清代該地區水利修建工程的統計分析,在具體記載修建過程的52項次中,新開筑的僅為10項,占19.2%，80.8%為修復原有水利設施。這一數字表明,至遲于明代漢中地區已經奠定了基本的水利格局。
清乾嘉以降,大規模的南方移民遷入,這些“南人”或者“楚人”繼承了善于墾殖水田的傳統,利用漢中地區優越的水系網絡,就“溪河兩岸”“筑堤障水”“以資灌溉”。至嘉慶、道光時期,不少原來沒有農田水利的地方,由于這些移民的遷入逐漸發展起來。例如,略陽縣，“縣境無水利可言,近如娘娘壩、金池院壩、接宮廳等處有水田者,皆因川楚人民來此開墾,引溪灌畝或數畝、十數畝”[7](卷六十《水利四》,p37)。留壩廳,“留壩本無水利,近年以來,川楚徙居之民,就溪河兩岸地稍平衍者,筑堤障水,開作水田。又壘石溪河中,導小渠以資灌溉……各渠大者灌百余畝,小者數十畝不等,町畦相連,土人因地呼名”[8](卷四《土地志·風俗》,p5)。西鄉縣,“國初久被賊擾,遺民不能完賦。康熙、雍正年間,設招徠館。南人至邑者,承賦領地,南人善墾稻田,故水利不及南鄭、城固,而較勝于洋縣”[9](卷八《民食》,p4)。因此,清代前期漢中地區的水利事業仍然獲得進一步發展。
但是,與乾嘉以來移民的大規模開發相伴隨的另一過程是,大量森林被毀,洪澇等自然災害頻發,山崩、泥石流、坍塌等山地災害不斷,水資源環境嚴重惡化。民國《續修陜西通志稿》記:“南山老林彌望,乾嘉以還,深山窮谷開鑿靡遺,每逢暴雨,水挾沙石而下,漂沒人畜田廬,平地儼成澤國。”[7](卷一九九《祥異》,p1)道光《石泉縣志》稱:“近因山中開墾既遍,每當夏秋漲發之際,洪濤巨浪,甚于往日,下流壅塞,則上流泛濫,沿江居民沉灶產蛙,亦其常矣。”[10](卷一《地理志》,p2)道光十五年立石的《捐筑木馬河堤碑》記,西鄉縣木馬河,“曩時岸高河低,去城稍遠,民不知有水患,近因林菁開墾,沙泥壅塞,水勢亦漫衍無定,逼近城垣”[11](p266)。光緒二十九年立石的《創設壩河埡公渡記暨公議船規碑》載有平利縣壩河的變遷情況:“乾隆前,汝河口兩岸石嘴造有鐵鎖(索)橋以濟行人,名曰六郎橋……乾隆后,人煙日多,山地漸漸開墾,暴雨暴水,沙土將河填高,石嘴湮沒,六郎橋化為烏有。”[12](p341)水利系統的完整性以及堰渠水利的灌溉效益受到嚴峻挑戰。至道光時期,諸多堰渠水利的灌溉能力已嚴重萎縮。嚴如《三省邊防備覽》記:“漢中之烏龍江、水河各水,民循堰渠之規,田收灌溉之益,蓋有利無害者。自數十年來,老林開墾,山地挖松,每當夏秋之時,山水暴漲,挾沙擁石而行,各江河身漸次填高,其沙石往往灌入渠中,非沖壞渠堤,即雍塞渠口。”[9](p3)略陽縣,“時值夏秋山澇,往往沖淤,不能收灌溉之利也”[7](卷六十《水利四》,p37)；留壩廳,“夏秋山漲,田與渠嘗并沖淤”[8](p5)。鳳縣,“兩山相逼,中既水溝,民間安置水磨、水,所在多有。間或砌水堤攔水種田,而夏秋沖決,得不償失。近年老林開墾之后,土石俱松,雨水稍多,浮沙下壅,反有水患而無水利。山地多淤平地十倍,農民曠地甚多”[13](卷一《地理志·水利》,p14)。
具體到某一堰渠或者某一次洪澇災害,上述情況則表現得更為明顯。楊填堰,“渠南地勢低皆民田,渠北逼近山坡,坡日益開墾,堰口下里許曰洪溝,又七里許曰長嶺溝,尤鋸且深。每逢暴雨挾沙,由溝擁入渠”[7](卷六十《水利四》,p24)。嘉慶十五年夏季暴雨,河水屢漲,“堰淤百余丈,堰下二里許楊侯廟前渠道沖去一百一十余丈。渠截為兩,河身奪渠北民地行,上下決口,在河中寶山上下,沙石壅塞,幾與渠平,民坐失秋成”[14](卷二十《水利》,p48～50)。五門堰,“乾隆間河深下沖,渠岸漸高。春時農田用水,只在堰口移石砌坎,水即入渠,尚易為力。嘉慶六七年后,生齒繁多,山民斬木作柴,墾土種田,山濯土松。每逢暴雨,沙石俱下,橫塞河身,沖壓田禾,河失故道”[7](p22)。嘉慶十一二年的一次洪澇,“乃于百丈堰下,沖開東流夾槽,水從上流旁泄,竟致正河干涸,五門堰得水較難”[15](p253)。五渠堰,“從來蓄陂筑堰所以廣水利之興,而浚澮疏渠又所以除水漲之患。山內情形興利與防患并重；平原溝壑處,今較創昔倍難。當年山地未開,沙泥罕潰;此日老林盡辟,土石迸流,偶值猛雨傾盆,便如高江下峽,一出山口,登時填起河身,四溢平郊,轉瞬化為湖澤”[16](p13～14)。班公堰,光緒元年秋,“河水橫發,沖崩老堰六十余丈”[7](卷六十《水利四》,p15)。
可見,清代漢中府堰渠水利的興衰與該時期水資源環境的變化是密切相關的,隨著乾嘉以來水資源環境的漸趨惡化,漢中地區水利也出現相應變化,大量堰渠水利系統失去灌溉能力。三水利興修與官民關系
清代,漢中府的水利修建主要有三種組織形式:官修、官督民修和民修。但是各自所占比重卻有很大的不同,筆者對有詳細記載具體過程的52次修建活動予以統計分析,結果表明,在其52次修建過程中,官修18次,占34.6%；官督民修11次,占21.1%；民修14次,占26.9%；不能確定的9次,占17.4%。官督民修,看似官方參與水利維修過程,其實只不過是地方官的允諾批準而已,在具體修建過程中,仍由地方精英主持,民間具體實施。如洋縣溢水堰,同治間,“知縣李承玖督同首事、田戶修筑如故”[17](卷四《水利志》,p11)；光緒二十一年,“知縣李嘉績督同堰首廩生宋培、張敬銘、楊鳳藻,附生白榆茂等,用石灰、桐油修筑完固”[7](卷六十《水利四》,p28)。顯然,在具體的操作過程中仍是民間力量占主導地位。因此,如果將官督民修和民修兩種方式合計,則民間共參與25次,所占比重達到48%。除去不能確定的9次,民修是漢中地區最為常見的堰渠水利修建的形式,民間比官方更廣泛地參與了堰渠水利的修建,官方在堰渠水利修建中處于次要的地位。從縱向看,似乎更能說明問題,就整個清代而言,民間的參與越來越居主導地位,官方勢力逐漸減弱(見圖1)。
從圖1中很容易看出整個清代漢中地區水利修建的變遷情況。乾嘉以來,民修水利的趨勢越來越明顯,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官修水利呈下降趨勢,民修水利已成為主要形式,水利的民間化日益顯現。
水利組織民間化趨勢的另一個集中體現就是政府依靠地方精英階層對水資源實行間接化的管理。關于水資源的管理涉及到堰渠開鑿與修浚資金的來源、工程組織、渠規制定、渠務管理與監督等一系列問題。這里我們以泉水堰、五門堰、楊填堰等一系列典型水案為例進行分析。
泉水堰位于沔縣境內,以龍洞泉水為水源。咸豐九年《處理泉水堰糾紛碑》記載有這樣一段文字:“如小中壩泉水堰,自龍門發源,系拾貳家軍戶之私堰,沿河兩岸,支流汛泉,總歸此堰,外人不得開地作田,阻截上流。由泉遠水微,田畝糧重,旱地糧輕,只許十二家軍戶輪流支灌,自有明如是,無敢違者。”[18](p293)可見,泉水堰始建于明代,最早是12家軍戶修建的私堰。該碑還詳細記載了道光十一年至咸豐九年的5次水利沖突,為考察水資源管理的運作情況提供了翔實的資料,茲錄如下:
道光十一年,有客民陳正秀開地作田,違例霸水,被堰長投約,處明具結,永不得攔截堰水。十四年,有阻攔堰水,亦具永結。又十五年,張文興、李普、王修德等,估截此堰上流之水,被堰長具稟在案,蒙縣主李斷令,仍照舊例,立碑為記,外人不得紊亂。及到回家,伊等藐違公斷,抗不立碑。彼時俱言堂斷可憑,即不立碑,量亦無妨,伊等竟未立碑。至道光二十年,突出陳正秀之胞弟陳正章違例開端,膽將堰源攔阻涸斷,堰長查明,赴城具稟,陳正章唾托王大德誘誆攔回,竟將堰長刁控。嗣蒙票喚,陳正章自知理屈,請同黃沙驛、小中壩兩牌鄉約說合,亦具永結,永不敢攔截堰水。二十一年,陳正秀又使其子陳有剛、陳佘娃、陳周兒,攔截此堰上流之水,堰長往查理阻,伊等恃惡逞刁,反將堰長按于水中,淹浸幾毖。陳正秀自覺理屈,希圖逃罪,徑從小路進城捏控,蒙縣主朱朗鑒批示:明系竊放堰水,先發制人,姑候喚訊究質,如虛倍懲不恕等語。隨后堰長亦有具稟。陳正秀睹視批詞,知難對質,仰托親友,請仝鄉約,再四與堰長、田戶賠罪,跪求饒免,堰長、田戶亦從寬姑恕。迄今二十余年,無復有敢截渠源者。不料今歲七月十六日,有張文興之子張武剛,陳正秀之孫陳二狗,李普之侄李茂春等,復恃強違例,將此堰上流截攔,勺水不下。堰長、田戶情急往查,拿獲伊等護戽、水車等物,即欲具稟懇究,伊等自覺情罪難容,請托武舉關雄望邀約牌內紳士、田戶說合,伊等情愿認立石碑,以志規例;演戲三日,曉眾警頑。自此之后,勺水不敢入于旱田。[18](p293)
從該資料可見,由于水資源環境變化,晚清時期泉水堰水利沖突不斷,尤其是矛盾的最終解決很值得我們去探究。大多經由鄉紳、鄉約、堰長、首事等精英階層的參與才得以解決。道光十一年,“被堰長投約,處明具結,永不得攔截堰水”。道光二十年的沖突,“請同黃沙驛、小中壩兩牌鄉約說合,亦具永結”。道光二十一年的矛盾“仰托親友,請仝鄉約,再四與堰長、田戶賠罪,跪求饒免”才最終解決。咸豐九年的沖突,“請托武舉關雄望邀約牌內紳士、田戶說合”。堰長和鄉約成為解決水利沖突的關鍵人物,在水資源管理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盡管官府具有最后的裁決權,但從泉水堰水利沖突的解決過程看,雙方當事人往往會盡量在正式的訴訟判決前由堰長、鄉約予以協調解決。即便是由官府判決,也要考慮長期以來形成的習慣規約。如道光十五年的沖突,知縣判定,“仍照舊例”,而所謂“舊例”無非是“外人不得開地作田,阻截上流。由泉遠水微,田畝糧重,旱地糧輕,只許十二家軍戶輪流支灌”這一自明代一直流傳下來的用水習慣。光緒《沔縣志》的記載也說明此點,“每見鄉民聚談,動稱軍務事大,堰務事大,某官懂水利,某官不懂水利。推其所謂懂水利者,則水利詞訟但照舊章斷結,所謂不懂水利者,則不照舊章斷結而已”[19](卷一《地理志》,p30)。
與鄉紳、鄉約、堰長、首事等這些基層社會精英在水利社會中的地位日益顯現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官府的權威卻日益受到基層社會的挑戰,這一點晚清時期更為突出。城固縣五門堰,光緒三年,油浮、水車二湃,“偶遭奇旱,西高渠慮難得水,迭次控爭,官經數任,謾訟不休”,到光緒四年三月,“定遠廳余丞,馳赴該處,會同前署縣徐令,勘明訊斷”,僅一個月,四月十二日,西高渠紳糧楊春華“意欲獨擅其利”,“率人挖毀所修渠底平石”,最后官府不得已“選派練兵營弁勇”,“駐堰彈壓”。[20](p327～328)楊填堰,光緒二十四年春,“西營村廩生張成章賄竄百丈堰首事劉永定,與村民張玉順、張畏
三、張貴發等以旱地作田,于洪溝橋搭木飛漕,接去五洞外若干濟急之水”。十月,“呂家村呂璜等偷砍西流河護堰之柳,私捏造具;狡騙河西攔水壩地址,兇阻工人,不準揀石修堰”,由此而起的訴訟先后至縣、府、道依然未能解決。二十五年四月,借插秧之時,張成章等又“預備搭漕灌溉”,爭訴又起。五月十八日,王縣令“帶差親赴西營村拆毀飛槽”,張玉順等竟“糾眾毆官”。[21](p357～358)盡管最終在陜安道道臺恩開的支持下矛盾得以解決,但是這一系列反復過程,尤其是毆打縣令的事件,說明官府對基層社會的控制有逐漸削弱的趨勢。政府官員由最初的積極參與水利興修到后來的督導與協調,最后竟然被村民毆打,這一前后變化是否反映了深刻的社會變遷,很值得我們進一步探究。
但是,這種民間化趨勢并不意味著官方的毫無作為。如前所言,官民力量的消長是一個漸進的轉變過程,官方力量的退出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康熙及雍正時期水利的興修基本上仍由知縣等地方官員來主持。乾嘉以降,修浚工程的發起者和組織者才逐漸轉向以鄉紳與其他地方精英為代表的基層社會組織,以知縣為代表的地方政府在修浚過程中的身份是由主導者轉變為督導者,但不是完全退出。尤其是在漢中地區水環境日益惡化、水資源分配復雜、水利沖突增加的情況下,小農經濟固有的分散性、保守性弊病,必須借助地方政府的力量進行調控與克服。知府嚴如□請恢復水利通判以期解決相關問題的建議就頗能說明問題:
緣近日以來,老林開墾,土石松浮,每逢夏秋霖雨過多,遇有水漲,溪河擁沙堆石而行,動將堰身沖塌,渠口堆塞,必乘冬春雇募人夫,修砌挑挖,使水之時,方能無誤。工費日加繁重,需用銀錢,雖按地均攤,民間各舉首事收支,而派發人夫必須官為督催方用。命其各縣所管堰渠與他縣不相交涉者,地方官即自行督辦尚易,經理內如南褒之山河大堰、第三堰、流珠等七渠及城洋之楊填堰,均一渠澆灌兩縣田畝,一應修堤、挖沙、拾攔河、筑洞口各工,或上游恃其易于得水,不肯照例行夫,或尾壩諉以難于得水,不肯踴躍從事。至使水之時,或將洞口尺寸私行挖寬,或于封洞日期暗行盜啟,人戶既眾,有屬兩邑關查移訊動需時日,以至挑修不能趕緊,栽時或至誤期,若委員督辦,終非專管之官,事多掣肘,或屆署事不能久留,更易生手,輒至茫無頭緒,小民輒起爭端,此士庶懇請設官經理之實情也。[17](卷四《水利志》,p5)
官府的鼓勵和督導有時也確實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西鄉縣金洋堰,乾隆十六年夏,“暴雨丕作,沖崩坍塌,堰之故址,杳乎不可復識”,盡管“董其事者”“率眾修葺”,但“無如嗚(烏)合之力難齊,勢將日就廢壞”,幸逢“劉老父母(知縣劉灼)留意民瘼,目擊心傷,即日親臨河干,庀材鳩工,督眾共舉??其惰者,量力撲責,用警殆玩；而勤于用力者,即勞之酒食,賞以青蚨”,于是,“一倡百和,眾力踴躍,淤者以浚,廢者以興,不數日間,而堰工告成矣”。[22](p214)城固縣五門堰,嘉慶八年后,河水屢發,屢修屢沖,因修渠引起的水利爭訴不斷,堰渠水利幾度荒廢。至十三年,“四里強將堰堤裂段分修,彼此爭勝加高,激水奮溢,五洞與官渠堤岸,屢修屢沖,工程愈重”,一直到嘉慶二十
二、二十
三、二十四年,縣令親履堰所,“開導愚氓,勸令四里合工”,知府“按臨勘驗,勸諭諄諄,曲盡其法”,才于二十五年“竭力奉行,不欲虛耗民財。越夏至秋,堰堤穩固,五洞渠岸俱無恙”。[15](p253)而且官府有時也會從長計議,進行籌劃。西鄉縣五渠堰“乾隆以后,山荒開墾,水故為患??道光六年五月,山水下漲??知縣傳紳耆居民捐廉、倡助,按畝役夫,五渠同修”,并且“令各渠上密栽桑樹……將北山封禁,以絕后患。各山地主情愿遵論,不再開挖,各栽桐漆等樹”。[7](卷六十《水利四》,p24)民間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也會主動請求地方政府的協助或保護。楊填堰,嘉慶十五六年,“山水頻漲,楊填堰舊渠平為河身,兩邑士民公請于知府嚴如,(嚴)以洋邑貢生蒙蘭生總理修復,又城洋武生李調元、張文炳、高鴻業等共襄其事,買河東岸地一十四畝,將渠身改進”[7](卷六十《水利四》,p33)。楊公堰,嘉慶十五年,“居民李鳳發倡,首呈請知縣楊大坦開田筑堰,年工成”[7](卷六十《水利四》,p13)。
可見,與前期主動參與修建有所不同,政府更多地表現為一種被動的介入,但這未必就意味著官府力量完全退出。應該說,這其中既存在著官方與民間社會力量的此消彼長,同時也存在著彼此目標的一致性和彼此利益的協調,尤其是在漢中地區社會生態環境日趨惡化的情況下,這種協調性共同維持著整個社會的平穩發展。當然,從長時段看,清以降,政府控制更為間接化,漢中水利組織日益呈現民間化趨勢。前述水利修建過程中,官府身份角色的轉變本身就從一個側面反映出這種國家權力控制基層社會方式的轉變。
四官民力量消長的原因分析
明清時期水利組織的民間化趨向,官民力量的這種消長是由諸多因素造成的,地方官府缺乏必要的財政支配權與充足的財力是其重要的因素之一,而水資源環境的惡化更使其雪上加霜。
從一條鞭法發展到完全的“攤丁入地”是明清時期賦役制度改革最基本、最主要的內容之一,亦是清代社會變遷的財政經濟根源。當然,這一轉變過程,是一種歷史的與地域的發展,各時各地的方法都不完全一樣。據筆者所見資料,漢中地區最早實行“丁隨糧辦”的縣份是城固縣,該縣于崇禎八年“丁隨糧行”；南鄭、褒城于順治十三年“丁隨糧行”。[23](卷三《紀丁隨地起》,p119)洋縣最晚不會遲于明代末年,知縣鄒溶記載:“糧賦出于田地,地丁銀出于生齒,從古然矣。洋乃丁隨糧起,不論秋糧夏豆,每斗科丁銀一錢。蓋不知始自何年,父老相傳,大率明末兵災之后,丁額太缺,彼時不能邀減,故就糧均科不過一時權宜,豈意因循成例,而糧內又有荒絕苦累益甚幸。”[17](卷二《風俗》,p4)
康熙五十一年,康熙帝頒布詔書“續生人丁,永不加賦”,到雍正五年全面實行“攤丁入地”。漢中府各地基本上都先后實行了這一政策。攤丁入地作為一條鞭法的繼續與發展,其順利的推行具有很深遠的社會經濟意義,“一條鞭法所開始的稅收定額化、稅則簡單化、稅種單一化的改革方向,都在攤丁入地中得到進一步體現和確認,經過攤丁入地的改革,各級政府的正項賦稅歸并為形式上單一的土地稅”,“為形成更為集權化的財政管理體制奠定了基礎”。[24](p117)財政收支納入規范化的管理,杜絕、減少了地方上的濫收、濫征。沔縣,“自雍正五年均丁于糧,而民間不復知有徭役”[19](卷二《賦役志》,p17)。尤其是地方錢糧收支進行集中管理與審核,除去賦役全書定例支給俸工等項常規性開支外,地方上的一切額外開支,均需先題請戶部批準,方得動帑。這樣一種集權化的財政管理體制,其作用一方面有利于加強清王朝集權政治統治；另一方面則對于地方上應對自然災害等突發性事件以及一些大規模公共設施的建設和維修,往往存在資金不能及時到位或者財力不足的問題。光緒《白河縣志》載:“白邑非無渠堰,但堙塞日久,水利盡廢,公帑支絀,浚治為難,每歲申詳上憲,僅存具文,是一餼羊類也。”[25](卷三《渠堰》,p6)尤其是乾嘉以來漢中地區的水環境日益惡化,洪澇、泥石流等一些極具破壞力的突發性災害頻發,這種集權化的財政管理體制必將越來越不適應社會現實。因此,州、縣政府在此情況下,也只能尋找其他途徑。由州縣官自己捐款,或者說服鄉紳和富人集資。例如,山河大堰之正身柳邊堰,“嘉慶七年,布政使朱勛任陜安道,捐廉一千五百余兩,修筑石堤五十五丈,工稱鞏固。至十五年夏秋水漲,于石堤下將舊堤身沖決成河,兩邑士民請于陜安道余正煥、知府嚴如,議就石堤上下加筑土堤七十九丈……委官同兩邑紳士開鑿”[14](卷二十《水利》,p12～13)。西鄉縣五渠堰,道光六年,“山水下漲,營署民房又遭沖壞??知縣張廷槐傳紳耆居民,捐廉倡助,按畝役夫,五渠同修”[26](p13)。
財權管理集權化的另一個集中體現是起運、存留額的比率變化。根據陳支平教授研究,明代田賦起運額和存留額的比率,雖因地區不同而有所差異,但總的看來,地方財政的存留數量在整個田賦總收入中,占有相當的比重。[27](p89～106)清代,在制度原則上沿襲了明代的起運、存留方式,但是在起運、存留的分成比例上則發生了很大的變動,大幅度地裁減地方財政的存留,增加中央政府的起運數額。筆者謹根據所掌握的文獻資料選擇南鄭、褒城等五縣,就漢中府清代起運、存留數變動情況列簡表1,以反映其中的大體趨勢。
根據表1可知整個清代漢中五縣起運、存留比率的變動情況,盡管各地不同時期存在波動,但總體上看,各地起運比例呈上升趨勢,與此同時地方留存的數量越來越少。這一變動所產生的一個最直接后果就是地方財政捉襟見肘,各地方官甚至連最基本的行政費用都難于維持,更別說興修、維護水利這樣的公共設施,地方政府所擔負的公共職能勢必會削弱。如留壩廳,嘉慶時期地丁錢糧共計不足300兩,而僅留壩同知的薪俸與養廉銀就達830余兩,如此大幅度的入不敷出,那里還有修建水利的資金。[14](卷十二《食貨》,p1)與此同時,漢中地區的水資源環境又不斷惡化,水利修建的頻度增多,楊填堰、五門堰、五渠堰、土門堰等堰渠工程因水環境的惡化不得不頻繁維修,成本逐年增加,所需資金數量也越來越大。例如,城固縣五門堰,“乾隆間河深下沖,渠岸漸高。春時農田用水,只在堰口移石砌坎,水即入渠,尚易為力。嘉慶六七年后,生齒繁多,山民斬木作柴,墾土種田,山濯土松。每逢暴雨,沙石俱下,橫塞河身,沖壓田禾,河失故道。用水之時,不得不截高坎、釘木圈,壘石為墻,以防水沖。然大水之內決洞梁,外田禾,浸村莊,愈沖愈寬。五門堰截坎直至三里之遙,每畝派錢五六百文,較雍正時,渠費不啻倍蓰,農民身受其病。而無賴首事以為利賄通縣役,逐加用費,小民窘苦,結訴連年”[7](卷六十《水利四》,p22)。嘉慶二十五年《五門堰創置田地暨合工碑記》亦載,“每歲春間,不過按畝起夫,撿石平砌??鏟取草笆,以為漏水,即敷灌溉,使水人民并不勞民傷財”,至嘉慶八年后,“河水屢發,沖淌地畝,淤成沙壩,河灘無石可取”,不得已只能“按畝派錢,買石修堰”。[15](p255)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光緒年間,而且日趨嚴重,“每當秋夏之交,洪濤暴漲,堰之堤防,斗山直渠坎,皆不可保,歲屢歉……然而工日繁,田日簡,費尤日益”[28](p325)。面對如此情景,地方政府本應該加大對水利的投入,增加修渠資金,但由于地方政府的財政支配數量日益萎縮,財力匱乏,只能越來越倚重于民間社會了。
可見,明清以來,官修水利的衰落,民修水利的勃興,官民力量的這種消長與明清以來一系列賦役改革所確定的集權化的財政管理體制直接相關,其集權化的管理體制直接影響著地方政府所擔負的傳統的社會公共職能,以前由地方官府主持、出資的公共事務由于資金的匱乏不得不拱手讓出;在民間社會,地方精英則擔負起這一責任,水利修浚資金也向民間籌集方式轉移,水利興修日益向民間社會轉移成為發展的大趨勢。
綜上所述,清代漢中地區的鄉村水利社會不斷變遷,伴隨著乾嘉以來的移民大開發,堰渠水利進一步發展。但是,隨著開發的不斷深入,民間行為囿于小團體利益而缺乏整體性、全局性考慮的弊病又日趨凸現,漢中地區的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破壞,水資源環境嚴重惡化,水利社會亦發生明顯變遷。這一變遷不僅包括諸如水利設施興廢、水利沖突強弱等表面現象,還涵蓋國家與社會之間的整合關系。在自然、社會環境變遷的背景下,漢中水利社會日益顯現出社會控制權的下移。由于“正規政府能否擔負這些責任的程度要視其行政能力的強度而定”[29](p215),因此隨著有清以來財政賦役制度的變革,政府的支配力量日漸削弱,以地方政府為代表的國家行為越趨間接化,地方政府在諸多事務方面的影響力已不及基層社會。但如果說乾嘉以后漢中地區的水利事務完全脫離官方的社會管理,也不盡符合歷史事實,乾嘉以降,在水資源環境嚴重惡化的情況下,官府力量似乎又顯得重要起來。這看似十分矛盾,但實際上反映的是歷史的現實。這說明國家與社會之間呈現的是一種錯綜復雜的社會關系,不能用簡單的二元對立模式給予教條性概括,必須納入到具體的社會生態環境中去考察。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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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文中圖表和個別注釋從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