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區農業經濟的興衰演變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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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亨三年（981）《王裕墓志》記：“行順州（疑治今阜新縣大巴鄉五家子）刺史，公下車之始，起學勸農，褰帷布政。”清寧六年（1060）《趙匡禹墓志》記“：知臨海軍（今錦州）節度使事。公乃覃信惠，去煩苛，勸農桑，繕廬舍。考未三載，治洽一同。”另外，遼代中央機構南面官設有司農寺，在東京道一些州縣設有司農分司，委派司農少卿等官員管轄一定范圍內的農業生產，此類官員多為地方行政長官兼任。如遼朝后期，道宗大安六年（1090）的《蕭袍魯墓志》記載，蕭袍魯死后，遼廷委派東京巡警使、司農少卿張可及為敕祭使，知遼西州軍州事、司農少卿楊恂如為敕葬使，說明作為地方官的張、楊二人都兼本地區勸農事。

再次，對遼寧實行特殊政策。在遼東地區，“先是，遼代新附地不榷酤，而鹽麯之禁亦弛”，可見市場管理貨物征稅比較寬松，基本上是維護渤海時期的封建剝削制度，這種局面大約保持了近百年。圣宗太平年間，東京戶都使馮延休按照燕京地區制度征稅，大大加重了封建剝削和壓榨，渤海大延琳起義即在這種背景下爆發。叛亂平定后，遼廷“連年詔令復其租，民始安靖”。

對于遼西大、小凌河流域地區，也有特殊政策。圣宗統和26年（1008），宋朝使臣路振出使遼朝，路經靈河（今大凌河）一帶，在其所撰《乘軺錄》中記載，靈、錦、顯、霸四州“州民無田租，但供蠶織，名曰太后絲蠶戶”。即大凌河流域的大部分州縣不納賦稅，這必然會促進農業生產的發展。但到遼代后期，開始繳納租賦，據《遼史•道宗紀五》記載，道宗大安三年（1087）三月因為災荒“免錦州貧民租一年”。

農業生產工具和生產技術

在今北鎮達子營遼金時期遺址出土了一件長30厘米，寬7厘米，厚0.8厘米，打磨光滑的石鐮，反映出在遼代農業生產中，石器農具可能在某些地區還有使用，但鐵制農具已經得到廣泛的推廣。遼代從事農業生產的主要是從中原北上定居的漢人以及渤海遺民，當然也有部分與漢民雜居、轉牧獵為農耕的契丹人、奚人等。因而，遼代的農業生產工具帶有很明顯的“中原特色”，也就是說，遼地的農業生產工具有一部分是直接從中原傳入的。但隨著生產的發展，大多數農業生產工具是仿中原農具樣式在遼地制造的。目前在遼寧各地級市內皆有眾多的遼代鐵制農具出土，在種類和數量上以今遼西和遼北地區為多，其類型有犁、鏵、鎬、鏟、鋤、鐮、鍬、鍘刀等。如阜新彰武縣馮家鎮張家坑遼墓出土鍛制鐵鋤1把，分為箍、勾、板三部分，鋤板長27.6厘米，寬11.2厘米，鐵鋤粗大沉重。尤為重要的是鐵制犁、鏵的出土，“昌圖八面域(遼韓州)、阜新紅帽子古城(遼成州)和赤峰等地出土了鑄鏵銅范。出土的鐵鋤由鋤鉤和鋤板兩部分組成，同近代鐵鋤大體相似。”

銅犁范結構合理，規整精致，側面內壁鑄有契丹文印記，是為鐵作坊的標志，說明為本地制造。錦州北鎮大市鄉東溝村也出土了鑄犁鏵的銅范,通長41厘米、寬26厘米、厚32厘米，為子母范的母范部分，范作菱形，范內有陽文鐵線契丹文2字。

與鐵制犁、鏵的使用相配合，牛耕技術在各地農業區得到了普遍推廣。從上述出土的犁鏵的形制來看，這種破土農具非用牛之挽力不能牽引使用。另外，從使用的寬大的鋤頭和犁鏵可知，遼西和遼北地區大田的耕作實行寬行大垅，保證農作物的通風透光，以求豐產豐收。遼代農民們為防止春播前后大風揚沙掩埋田苗，采用了壟作制技術。

北宋使臣王曾于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出使遼國，在其《王沂公行程錄》中記載中京地區的奚人農夫即“所種皆從垅上，蓋虞吹沙所雍”。這一耕作技術不僅可防風沙掩苗，同時也可保墑抗旱。另外，遼地春寒多霜凍，嚴重威脅著早春農作物的生長。遼代農民發明了覆棚栽培技術。據歷史文獻記載，上京地區在培植西瓜幼苗時，即“以牛糞覆棚而種”。遼寧地鄰上京和中京地區，故壟作制技術和覆棚栽培技術亦應得到推廣使用。遼代的糧食加工工具———石磨、石臼、石杵在各地出土也較多。如錦州義縣大定堡鄉牌坊屯遺址出土磨盤、石臼；朝陽建平縣昌隆永鎮新房身村柴達木遺址出土小石磨；葫蘆島建昌縣牤牛營子鄉三道杖子村遺址出土小石磨；鐵嶺昌圖縣古榆樹鎮五四村遺址出土石磨、石臼；丹東鳳城市邊門鎮川嶺溝屯遺址出土石臼等。

阜新彰武縣平安鄉馬家村一號遼墓出土石磨盤一具，獨具特色，從形制上考察，上扇030只留盛放待加工糧食的圓槽和兩側“貫耳”上的杠眼，而將其他多余部分皆琢去。這樣在不影響研磨效果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減輕上扇重量，使推轉起來更加省力。此外，上扇和下扇磨面一凹一凸，這同一般直平磨面相比，則增大了研磨面積，因而提高了功效。石磨的科學性和先進性是顯而易見的，堪為古代糧食加工工具的杰作之一。

農作物種類

遼代農作物的種類較豐富，品種也比較齊全，且均為適于北方地區種植的品種。如糧食類作物，主要有粟，俗稱谷子，子實去皮后為小米。粟在遼代各地大面積種植。《遼史》卷59《食貨志上》有“諸屯田在官斛粟”“或治私田，則計畝出粟”的記述，表明在遼代無論官田還是私田，大都種粟。《遼史》中多處有“遼東粟”的記載，是遼寧地區的主要農產品。因為粟較耐旱抗寒，在瘠薄的坡谷地上也能較好生長。如中京的奚人聚居區即為丘谷山地，他們過著半農半牧的定居生活，他們種植的農作物即多為粟。北宋使臣蘇頌的使遼詩《牛山道中》即云：“農夫耕鑿遍奚疆，部落連山復枕岡。種粟一收饒地力，開門東向雜夷方。”

鄰近的遼西丘谷地帶亦應種粟。遼代農民種植較普遍的另一類抗旱耐寒的農作物是黍，俗稱糜子，去皮后為黃米，性黏，是遼代人比較喜愛的食物原料之一。還有稗子，其籽粒可制作飴糖、釀酒和作飼料。在阜新白城子城址（阜新蒙古族自治縣泡子鎮白城子村東白城子屯）地下發現了稗子粒，種植之后，居然生苗結籽，當地人稱這種古稗子為薄皮稗子。此外，從《遼史》《契丹國志》《遼史紀事本末》及《遼史拾遺》等文獻史料中，北方地區種植的還有菽（豆類）、稷（高粱）、麥等糧食作物和桑、麻等經濟作物。遼代人種植的蔬菜、瓜果品種也較豐富。如有芹菜、回鶻豆、韭菜、菱芡、葵、蔥、姜、蒜等蔬菜；梨、棗、海棠、杏、桃、李、柿、櫻桃、榛、栗、大籽松等瓜果。遼人已能種植從西域引進的西瓜。胡嶠《陷虜記》記載，自遼皇都上京東行數十里，“遂入平川，多草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紇得此種，以牛糞覆棚而種，大如中國冬瓜而味甘”。遼寧地區的生態環境要優越于上京道和中京道地區，這些產品應該絕大部分均有種植。

農業區域的擴展

遼代遼寧各地區農業種植比較普遍，而且原來相對落后的邊緣地區也得到了極大的開發。如遼寧北部的今阜新、康平、法庫、昌圖、開原地區，隋唐時期人口稀少，以契丹、靺鞨等少數民族的游牧經濟為主，行政建置較少。遼代則人口大量增加，州縣設置達20余個。據國家文物局主編《中國文物地圖集•遼寧分冊（下）》（西安地圖出版社2009年版）統計，到目前為止，遼寧北部阜新市和康平、法庫、開原、昌圖地區有遼代城址（包括城堡址）72座、遼塔考定26座（現存5座）、遼墓95處，還有聚落、村屯、窯址等其他遺址近千處，可見其經濟發展相對繁榮。阜新紅帽子古城（遼代成州）出土的鑄造犁鏵的銅范，以及其他地區眾多遺址中出土的大量鐵農具，說明農業生產比較普遍。今阜新和康平西部地區，遼屬上京道，據《遼史•地理志一》所載共11個投下州，人口合計2.85萬戶。另外還有《地理志》中失載的州城，和大量王公貴族的私城，估計人口應在25萬人以上。其中漢人占80%以上，其余為契丹、渤海等民族人口。

咸州（今開原老城）自圣宗開泰八年（1019）設置以來，即成為遼寧東北部的一個發展較快的城市，農業富足，糧食儲存較多，到金代升為咸平府，成為東北地區的中心城市之一。上述種種都表明了遼寧北部地區社會經濟的迅猛發展，這種狀態一直持續到金元時期。當然，一些地區由于受到自然地理環境制約，農業經濟相對落后。今撫順、本溪、丹東市所轄遼東丘陵地區，森林茂密，遼代僅設有5州5縣1城。從考古成果來看，目前僅發現遼代城址4座、遼塔1座、遼墓1處和其他聚落遺址20處，與其他地區相比實在是太少了，可見人口不多，農業經濟發展程度不高。另外，今北鎮至遼中之間方圓200余里的沼澤地帶條件惡劣，少有人煙，更談不上農業的發展。

糧食產量的提高

圣宗時期，契丹社會完成了向封建社會的轉化，遼宋簽訂“澶淵之盟”，結束了遼宋戰爭。

圣宗鼓勵農桑，不斷減免和調整各地稅賦，這些情況促進了遼代經濟的發展和繁榮，遼寧地區的農業也得到較大發展。在圣宗、興宗時期，“遼海編戶數十萬，耕墾千余里”，即主要是遼寧地區農業發展的反映。圣宗太平九年，“燕地饑”，而遼東地區連年豐收，各州縣糧食增產，多有儲存。“戶部副使王嘉請造船，募習海漕者，移遼東粟餉燕”，因為水路艱險，運糧船多至覆沒，故“議者稱道險不便而寢”。興宗即位之初，遼寧境內糧食儲存增多，各地自給有余。景福元年（1031）七月，“以比歲豐稔，罷給東京統軍司糧”。

在圣宗、興宗交替之際，“遼東粟”的一征一罷，反映了這一時期遼寧地區農業的發展盛況。在五京和許多大小州城內，都置有儲糧倉廩，以備急需。如在東京地區，咸(今開原)、蘇(大連金州)、復(瓦房店復州城)、辰(蓋州)、海(海城)、同(開原南中固鎮)、銀(鐵嶺銀州鎮)、遂(彰武縣四合城鄉土城子)等50余城內，各有和糴倉，各倉所儲糧食，“所在無慮二三十萬碩，雖累兵興，未嘗用乏”。足見包括遼北、遼南地區在內的遼河以東地區糧食產量相當可觀，農業生產比較發達。

遼代后期遼寧農業的衰落

遼代后期，氣候日漸寒冷干燥，對農業生產造成重大影響。道宗中期以后，旱災的記載增多，如咸雍二年（1066）秋七月“以歲旱，遣使振山后貧民”；十年夏四月“旱”；大康六年五月“以旱，禱雨”。也有雪災的記載，如大康八年九月“大風雪，牛馬多死”；九年夏四月“大雪，平地丈余，馬死者十六七”；大安二年八月“以雪罷獵”。因此遼寧大部分地區不斷出現饑荒，道宗朝經常賑濟災民。據《遼史•道宗紀》記載：道宗咸雍八年(1072)六月“振中京……振興中府”；道宗大康四年(1078)春正月“振東京饑”；道宗大安二年(1086)秋七月“出粟振遼州貧民”；道宗大安三年(1087)三月“免錦州貧民租一年”；道宗大安四年(1088)三月“振上京及平、錦、來三州饑”；道宗大安四年(1088)夏四月“振蘇、吉、復、淥、鐵五州貧民，并免其租稅”；道宗壽隆五年(1088)冬十月“振遼州饑，仍免其租賦一年”。天祚帝統治時期，氣候日益干旱轉寒，旱災、雹災、霜災、水災屢有發生。據《遼史•天祚帝紀》，乾統二年（1102）三月“大寒，冰復合”；三年秋七月“中京雨雹，傷稼”；八年六月“射柳祈雨”；九年秋七月“隕霜，傷稼”，八月“雪，罷獵”等。后金起兵以后，朝廷征調了大量物資，乾統六年（1106）六月“籍諸路兵，有雜畜十頭以上者皆從軍”。

契丹統治者對各族人民的剝削和壓榨也日趨嚴重，“至天祚之亂，賦斂既重，交易法壞，財日匱而民日困矣”。“民所甚苦者，驛遞、馬牛、旗鼓、鄉正、廳隸、倉司之役，至破產不能給”。這樣，遼寧地區的農業日益衰落，饑荒非常嚴重，如天慶八年（1118）十二月，“時山前諸路大饑，乾、顯、宜、錦、興中等路，斗粟值數縑，民削榆皮食之，既而人相食。”遼末遼寧地區的農業經濟呈現一片凋敝景象。總體來看，有遼一代，作為遼朝的腹心地區，遼寧農業經濟繁榮，同時帶動了手工業、商業、城市、交通等各方面的快速發展，成為古代遼寧歷史發展的一個高潮期。遼代所確立的遼寧地區農業經濟格局也為金元時代所沿用下。

作者：肖忠純單位：渤海大學政治與歷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