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金融機構與公眾消費者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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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不同互聯網信息安全性的產品，針對政府、互聯網金融機構與公眾消費者的博弈構建三方模型，分別對模型達到純策略納什均衡及混合策略納什均衡時的條件與結果進行分析闡釋，以便提出相應的對策建議，為政府進行有效監管提供決策支持。通過研究發現，政府監管十分必要。政府可通過實施獎懲、組建專門機構、完善法律法規以及加大宣傳等措施，改善我國互聯網金融信息生態。

關鍵詞:

信息安全;互聯網金融;博弈;納什均衡

互聯網金融(Internetfinance)是指依托于支付、云計算等互聯網工具，實現資金融通、支付和信息中介等業務的一種新興金融。互聯網金融不單是互聯網和金融的簡單結合，而是傳統金融行業為了適應新的需求，立足于網絡技術平臺，與互聯網精神融合而產生的新興領域和新模式。2014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就明確提出要促進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然而，隨著互聯網金融的飛速發展，不少問題也應運而生。其中尤為突出的一點就是，目前我國互聯網金融的發展缺乏行之有效的規范、引導及約束，互聯網金融產品和業務在信息安全上存在潛在風險及監管問題。蔡潔琳等(2014)［1］就提出，網絡安全問題是當前我國互聯網金融發展中存在的首要問題。王崢(2014)［2］指出信息科技風險在互聯網金融中非常突出，互聯網金融機構的安全技術防護能力薄弱。陳文等(2014)［3］提出中國互聯網金融正處于監管空白的窘境。目前仍沒有頒布統一的、有針對性的監管法律法規來約束不同類型的金融機構，互聯網金融機構也未被納入監管范圍(楊群華，2013)。本文從博弈論的角度出發，以政府、互聯網金融機構及公眾消費者三個主要的參與者為主體，分別從純策略納什均衡和混合策略的納什均衡對三方博弈進行深入研究，分析其達到博弈均衡的條件和結果，以便提出相應的對策建議，為政府進行有效監管提供決策支持，以保證我國互聯網金融的健康長遠發展。

一、三方博弈模型描述

(一)模型簡述及假設為便于本文建模分析，本文假設模型中包含了政府、互聯網金融機構及公眾消費者三個主要參與主體。其中，政府主要指地方政府以及涉及互聯網金融活動開展或政策措施制定的相關組織機構;互聯網金融機構主要指利用互聯網技術進行金融運作的傳統金融機構、電商企業及網絡投資、理財、支付、借貸平臺等機構;公眾消費者即指為購買互聯網金融產品而向互聯網金融機構支付一定費用的產品消費者。在本文模型中，筆者將當前我國互聯網金融機構所提供的金融產品劃分為高信息安全性產品與低信息安全性產品兩類。具有高信息安全性的互聯網金融產品相較于具有低安全性的互聯網金融產品，能更好地保護產品購買者及相關受益人的信息安全，即擁有更低的信息泄露概率。選擇“提供高信息安全性產品”(簡稱“高安全性”)策略的互聯網金融機構(簡稱“機構”)，傾向于投入更多的資源用于消費者信息安全防護設施的建設;而選擇“提供低信息安全性產品”(簡稱“低安全性”)策略的機構，則傾向于在消費者信息安全方面給予較低的關注度，但該種選擇往往會對消費者的資金與人身安全帶來較大的隱患，且即使消費者選擇拒絕購買該類產品，其亦會影響互聯網金融市場整體的經營與發展環境，甚至使相關不安因素危及社會。與此同時，政府也有兩種策略可供其選擇，即“監管”與“不監管”。“監管”即指政府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資源，并通過對選擇“高安全性”策略的互聯網金融機構的補償或獎勵以及對選擇“低安全性”策略的機構的懲罰與整改，來引導更多的機構選擇“高安全性”策略，從而營造更為安全的互聯網金融氛圍。相對地，“不監管”即指政府不采取任何措施對互聯網金融產品的信息安全進行干預與影響。此外，公眾消費者亦有兩種策略，即“購買”或“不購買”互聯網金融產品。當消費者“購買”具高安全性的金融產品時，其在信息安全方面所獲得的效用顯然要大于“購買”具低安全性的產品在該方面所獲得的效用。那么當消費者選擇“不購買”策略時，其總效用的相對值即為0。本文的模型有如下假設:(1)政府、互聯網金融機構即公眾消費者三方均為以自身利益最大化為原則進行決策的理性人。(2)三方均處于完全信息靜態博弈狀態，即各方的定價決策、邊際成本等信息均處于公開狀態，博弈最終可得納什均衡解。(3)三方均為風險中性，其總效用與總收益相一致。

(二)模型參數1．政府相關參數當政府選擇“監管”時，政府的對互聯網金融產品的信息安全進行監管的邊際成本為C，其對選擇提供“高安全性”的機構的補償與獎勵的單位定價為S，而對于選擇“低安全性”的機構所收取的單位罰金定價為F。此外，政府還需承擔低安全性金融產品對社會造成的負面影響，即社會效用的邊際損失L。需指出的是，當互聯網金融機構選擇提供低安全性產品，而消費者選擇“不購買”時，該類產品雖未銷售，但其仍將對互聯網金融市場的氛圍產生消極影響，甚至可能導致互聯網金融產業向著消極化、極端化的方向發展。因此，彼時政府仍將承受社會效用的邊際損失L。2．互聯網金融機構相關參數當機構選擇“高安全性”策略，即提供具高信息安全性的互聯網金融產品時，其邊際收益為Ih，邊際運營成本為Ch。當機構選擇“低安全性”策略時，其邊際收益為IL，邊際運營成本為CL。3．公眾消費者相關參數當消費者選擇“購買”互聯網金融產品時，有兩種情況:一種為機構選擇“高安全性”策略，此時消費者通過“購買”產品所獲得的總效用為Uh;另一種為機構選擇“低安全性”策略，此時消費者通過“購買”產品所獲得的總效用為UL。當消費者選擇“不購買”策略時，無論互聯網金融機構選擇何種策略，其效用相對值為0。

(三)策略組合及收益矩陣基于本文以上的假設與定義，可得信息安全視角下政府、機構與消費者的三方博弈模型的策略組合與收益矩陣，如圖1、圖2所示。其中博弈各方的收益按逗號分隔，分別對應政府、互聯網金融機構以及消費者。

二、三方博弈模型均衡分析

(一)純策略納什均衡分析通過對圖1與圖2中的收益矩陣分析求解可得，政府與互聯網金融機構及消費者在信息安全博弈模型中存在六種純策略納什均衡結果，如表1所示。首先，在表1所列出的均衡條件中，2號策略組合(不監管，高安全性，不購買)的條件為Ch＜CL，Uh＜0，即當互聯網金融機構選擇提供具高信息安全性的金融產品時，其邊際成本將小于選擇“低安全性”時的邊際成本，且此時消費者將因擔心購得高安全性產品的效用為負而放棄“購買”，從而導致該金融供應鏈的斷裂。因此，這種策略組合在現實中一般不會出現。出現該種情況較為合理的解釋即為機構對其金融產品定價過高，或消費者購買該種產品所需投入的資源過多，導致消費者的投資回報率為負。其次，表1中的1號策略組合(不監管，高安全性，購買)的條件為Ch－CL＜Ih－IL，Uh＞0，即相較于選擇“低安全性”策略，當互聯網金融機構選擇“高安全性”策略時，其邊際收益的增幅要大于邊際成本的增幅，此時作為以自身利益最大化為目標的理性博弈參與者，其將選擇提供高信息安全性產品而無需政府實施監管。同時，消費者亦將受到利益驅動，選擇“購買”互聯網金融產品。因此，這種策略組合為現實中最理想的策略組合。然而在當今我國互聯網金融的起步階段，選擇“高安全性”的互聯網金融機構的投入產出比并不會高于選擇“低安全性”的機構。這是由于在互聯網金融的起步階段，機構選擇提供按安全性產品往往意味著投入更多資源用于產品信息安全的保護，并為加大對其高安全性產品的宣傳而花費更多的人力物力，而同時又為吸引更多消費者而控制其產品的定價。因此，這種策略組合在互聯網金融的起步階段較難憑借機構及消費者的自主選擇而實現。此外，當政府是以自身利益最大化為目標的理性人時，3號組合(監管，高安全性，購買)及4號組合(監管，高安全性，不購買)均將由于政府不愿投入監管成本而不會達成博弈均衡。

(二)混合策略納什均衡分析當3．1節中的純策略均衡均不會存在時，政府、機構及消費者將形成混合策略均衡。本文設定政府以α的概率選擇“監管”，以(1－α)的概率選擇“不監管”。由效用等值法［5］，可得政府選擇“監管”的概率α、機構選擇“高安全性”的概率β及消費者選擇“購買”的概率γ如下:首先，在政府的期望效用視角下，當α=1時，政府的期望為:由此，可對政府、機構及消費者選擇各策略概率的影響因素進行進一步分析。1．互聯網金融機構選擇“高安全性”的概率β結合(6)式，將β作為因變量，F作為唯一自變量，經求導計算可得，概率β與F呈正相關關系，即隨著政府對提供低安全性產品的機構懲治力度的加大，機構出于自身利益考慮，其選擇“高安全性”策略的概率將提高。此外，結合(6)式可得，概率β與C、S呈負相關關系，即隨著政府監管成本及相應補償與獎勵金額的提升，政府將出于自身利益考慮，降低選擇“監管”的概率。而當部分機構發現政府的“監管”意愿降低時，將更傾向于選擇“低安全性”策略，以提高其總收益。結合(13)式與(14)式可得，概率β與Uh呈正相關關系，與UL呈負相關關系。即當消費者購買到高安全性產品時的效用增加或低安全性產品時的效用降低時，消費者對高安全性產品的需求量將增大，從而使更多的機構傾向于選擇“高安全性”策略。2．公眾消費者選擇“購買”的概率γ結合(9)式可得，概率γ與S、F、α、(CL－Ch)呈正相關關系，即隨著政府監管力度的加大，或提供高安全性產品比提供低安全性產品的成本增加得更少(CL＜Ch)或減少得更多(CL＞Ch)時，機構更愿意提供高安全性的產品，而消費者亦有理由相信在選擇“購買”互聯網金融產品時其自身獲得的效益將增大，故增大了其選擇“購買”策略的概率。同時，概率γ與(IL＞Ih)呈正相關關系，即當低安全性產品的邊際收益增大更快或減少更慢時，機構將選擇“高安全性”策略的積極性將降低，故此時互聯網金融產品市場中的“低安全性”產品將增多，而消費者為保護自身信息安全，減少不必要的損失，將更傾向于選擇“不購買”策略。3．政府選擇“監管”的概率α結合(9)式可得，概率α與(Ch－CL)呈正相關關系，即隨著高安全性產品其信息安全保護的邊際成本的增加加快，機構選擇“高安全性”的概率將隨之降低，而政府為減少隨之帶來的社會負效應，將更傾向于對互聯網金融產品的信息安全性實施“監管”。同時，概率α與(Ih－IL)、S、F、γ呈負相關關系，即隨著提供高安全性產品的機構的邊際收益的增加加快、政府對提供高安全性產品的機構的補償與獎勵的增加或是對選擇“低安全性”機構處罰懲治力度的加強，理性的機構將出于自身利益考慮，更傾向于選擇“高安全性”策略，因而使得政府選擇“監管”的概率降低。此外，當消費者選擇“購買”互聯網金融產品的概率γ逐漸增大，理性的政府將考慮到自身利益，更傾向于促成無需付出監管成本的機構與消費者雙方的自由選擇的模式，而降低選擇“監管”的概率α。然而，政府在現實社會中，為引導經濟與社會向著健康有序的方向發展，其有相當多時間是以非完全理性的視角進行策略選擇的。因此，政府可主動采取激勵措施或引導手段，使我國互聯網金融產業朝著可持續的方向發展。

三、互聯網金融政府監管的必要性及對策

(一)政府實施監管的必要性互聯網金融為人們快捷生活帶來便利的同時，也隱藏著巨大風險。本文通過對完全信息下的基于不同信息安全性產品的政府、互聯網金融機構及消費者的三方靜態博弈模型的分析發現，純策略組合(不監管，高安全性，購買)最為理想的均衡狀態，但在現實中，由于我國的互聯網金融市場尚處起步階段，其均衡條件不易實現。同時，作為完全理性人的政府將從自身利益最大化角度出發，而更愿選擇“不監管”的策略，這將不利于我國互聯網金融市場的健康發展。由本文博弈模型的混合策略均衡分析可得，機構選擇“高安全性”策略的概率與政府選擇“監管”策略的概率呈正相關關系。但同樣由于政府為完全理性人，故其選擇“不監管”策略的可能性較大。然而，由于我國在目前所處情況下，并不具備使機構自主選擇“高安全性”策略的條件，消費者主動選擇“購買”互聯網金融產品的條件，因此，從信息安全的角度來看，政府的介入與監管十分必要，這是支持我國互聯網金融產業持續穩定發展的重要保障，是推動我國互聯網金融向可持續方向發展的重要基礎，是保證我國金融安全、避免發生互聯網金融危機的重要手段。政府可通過設定適當的補償罰金，引導更多機構提供高信息安全性的產品，增加消費者購買的積極性，從而推動我國互聯網金融產業的健康發展。

(二)政府監管的對策建議(1)提高對“低安全性”機構的懲治力。政府可加大對存在明顯技術漏洞和信息安全風險的“低安全性”互聯網金融機構的處罰力度，定期監督其平臺系統維護，對待故意或惡意泄露用戶信息的機構，可勒令停業或依法取締。同時，高額的罰金能在抑制互聯網金融機構出售低信息安全性產品的投機沖動、有效降低市場中“低安全性”互聯網金融產品的比率的同時，有利于調動政府相關機構的監管積極性，提升其監管水平，從而推動我國互聯網金融產業的健康發展。(2)實施適當的補償與獎勵措施。政府可對致力于新型、有效的網絡安全措施的研發與運用的互聯網金融機構給予資本獎勵與技術支持，同時亦可為機構相關人才的引進與培訓提供便利。此外，對于選擇購買具有高信息安全性的互聯網金融產品的消費者，政府可給予一定補償與稅收優惠，引導消費者在進行金融產品交易之時主動關注自身信息安全問題，從而有利于互聯網金融的信息暢通與客戶的操作安全。(3)組建專門監管機構和完善相關法律法規。政府可整合人力、財力、物力等多方與互聯網金融信息安全相關的監管資源，單獨組建集中統一、權責明確的監管機構，專事專辦，以提高政府監管的效能。同時，政府亦可加大各有關部門間的協同配合，相互協調，及時溝通交流，并聯合企業、公益機構等社會力量，以提高政府執行力，促進監管效率的提高。此外，政府可根據我國國情，借鑒國外經驗，針對互聯網金融信息安全問題，制定專門的法規、政策及標準，從而推動我國互聯網金融信息安全建設朝著規范化、標準化、制度化的方向發展。(4)加大公眾宣傳教育力度。政府可加大公眾宣傳教育的力度，大力普及與互聯網金融信息安全相關的知識，培養消費者的信息安全意識，鼓勵公眾消費者自主選擇辦理具有高信息安全性的互聯網金融機構開展的相關業務。同時傳播誠信、務實、創新理念，營造良好的互聯網金融市場發展氛圍，從觀念與認知上增強有助于發展我國互聯網金融市場的內在動力，從而為改善我國互聯網金融的信息生態助力。

參考文獻:

［1］蔡潔琳，林亮敏．步入互聯網金融時代的思考———對互聯網金融的產生、現狀與趨勢分析及政府監管的探究［J］．商，2014，(17):130-131．

［2］王崢．我國互聯網金融的風險分析及防范措施［J］．時代金融，2014，(8):82-83．

［3］陳文，王飛．網絡借貸與中小企業融資［M］．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14．246．

作者：陳楊楊 陸波 曹柬 章甸禹 單位：浙江工業大學 經貿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