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學的思政經濟學批駁論述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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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葉紅云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博士后流動站

馬克思主義人學研究主題嬗變的背后同樣折射出馬克思主義人學研究存在的深層次矛盾和危機。一方面是由于研究范式的僵化導致人學研究的宏大敘事。衣俊卿教授指出，“從哲學范式的視角來看，我們的人學研究目前基本停留在傳統理論哲學或意識哲學的層面上。”雖然這種思辨哲學體系是為馬克思所深惡痛絕的，但囿于歷史的原因，時至今日卻仍在深刻地影響著當下的理論研究。“在這種哲學范式的支配下，我們關于人的研究以及關于實踐、交往、文化、生活世界的研究都習以為常地停留在非常宏大和一般的理論描述層面上。”

另一方面則是研究成果的“抽象化”。作為社會關系的總和，人的存在總是與現實的社會生產關系和復雜的歷史境遇緊密融合的，具有鮮明的社會和歷史內涵。因而，即使對于人的精神、意識、價值和主體性等抽象范疇的強調，也是有其具體的、豐富的歷史內涵的。如果對上述抽象范疇做簡單的“抽象化”研究，其結果便多是“一些永遠正確、普遍適用，而又可有可無的理論指導或理論呼吁”。如果說既有的馬克思主義人學思想研究陷入了理論哲學的“抽象化”誤區，構建新的人學體系需要回歸真正的實踐哲學和文化哲學的研究范式，那么，問題恰恰就是我們在分析和闡述馬克思主義人學思想時，對馬克思主義本身的實踐哲學維度和文化哲學維度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如果說“人學研究需要在過去的基礎上，走出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真正地面對人的歷史性生存”，那么，也正是因為我們在考察馬克思主義人學思想時忽視了對人的歷史性的考察，正是由于已有研究范式的相對固化、研究視域的相對局限，才使得我們在對馬克思主義人學思想原理進行了一般性概述之后，對其更深層次問題的研究難以推進、難有作為。由此，當前的馬克思主義人學思想研究，亟需探索和梳理出一條有自己明確的問題意識、鮮明的思想進程、獨特的歷史關懷的思想脈絡和發展路徑。

任何一種社會哲學，只要它還把某幾個論點奉為自己的最終結論，只要它還在提供“莫里遜氏丸”，它就是尚不完備的。我們需要的不是空泛的結論，而是得出結論的過程。結論要是沒有使它得以成為結論的發展過程，就毫無價值。結論若本身固定不變，若不能成為繼續發展的前提，就比無用更糟。為了呈現馬克思主義的人學形態，既不能無批判地全部接受現有研究成果，也不能全盤否定現有成果，而是要立足現有研究路徑的前提性反思和追問。馬克思本人究竟是在何種視域下開始其對人的問題考察的?這種考察又是在何種意義上展開和推進的?這是我們應給予特別關注的重要問題。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界，部分學者針對從歐洲哲學史視域考察和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局限，提出了新的解釋路徑。這種新的解釋路徑突出體現在對唯物史觀形成的認知上。有學者認為，馬克思唯物史觀的發現和論證都是在政治經濟學批判語境中完成的，離開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馬克思的哲學變革是無法說清楚的，也就有可能返回到歐洲傳統哲學史的視角中去，把馬克思還原成一位傳統的哲學家，無法突顯其變革世界的哲學主張。張異賓教授指出，應從文本學方法研究馬克思的思想，同時必須回到馬克思的經濟學語境中，考察其哲學思想的創造。他提出的“回到馬克思”所確立的新型解讀視角，就是從馬克思經濟學研究的深層語境中去重新探索他的哲學話語。

據此，有學者進一步指出，“遺憾的是，讀者只注意到了‘回到馬克思’這一正題，并引發或演繹了持久的關于馬克思思想的原初性與當代性的爭論，卻忽視了該書副標題所揭示的重要主題:馬克思哲學的經濟學語境，幾乎沒有引起馬哲界的關注和研究興趣。這無論如何是不應該的，這一狀況與長期離開經濟學語境來看馬克思的哲學思想或從根本上疏離于馬克思的學術傳統是相一致的。”對于這一缺失的嚴重性，有學者指出，政治經濟學批判話語的缺失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生產”中的一個根本性問題，它表明中國學界的“問題式”還處于傳統哲學思辨的軌道上，沒有真正地走向社會歷史實踐。值得注意的是，在近兩年的學術討論中，作為馬克思哲學的歷史唯物主義與政治經濟學的關系，已經引起許多學者的關注。越來越多的學者意識到，必須結合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來重新探討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構架，揭示兩者之間的內在關聯。

如果把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重視看作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轉向的話，那么，這種轉向對馬克思主義人學研究的啟示就是，馬克思主義人學研究需要一種政治經濟學批判轉向。馬克思主義人學研究需要重視其與政治經濟學批判的關系，馬克思主義人學需要在政治經濟學語境中探尋其思想之源。這種研究的轉向決不是隨風跟進、硬拉關系，而是馬克思主義基礎理論研究在不同領域的同步，這就需要我們立足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經典文本，深入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思想脈絡，在積極借鑒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積極推進馬克思主義人學思想研究，充實和拓展馬克思主義人學思想的當代成果。

在馬爾庫塞看來，“馬克思理論的所有哲學概念都是社會的和經濟的范疇，然而，黑格爾的社會和經濟范疇都是哲學概念，即使馬克思的早期著作也不是哲學著作，它們表述的是哲學的否定，盡管它們是用哲學語言表達的”。雖然馬爾庫塞的論斷有其片面性，但其論斷也啟示我們，在馬克思的理論中，哲學和經濟學范疇并不是截然分開的，它們之間有著內在深入的思想關聯。我們對馬克思人學命題的考察，是不能僅僅從抽象的意識哲學層面進行的，只有深入到社會層面和經濟層面，深入到概念背后的思想邏輯，才能深刻把握馬克思人學思想的本質內容和深刻內涵。關于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對人的考察的問題意識，學界已經展開了廣泛討論，認為其主要起源于馬克思在“萊茵報時期”的社會生活實踐中。其關注點是:底層民眾所遭遇的政治法律問題如何解決;作為現實的人，生活于一定的政治體制之下，其自身的權利和發展如何受到保護;在利益紛爭的格局中，民眾利益與官僚利益之間的合理關系是什么。這樣“苦惱的疑問”與當時馬克思的人道主義理性觀產生了激烈沖突，從而激發了馬克思的理論探索。

在當時的歷史語境中，政治經濟學也是國家經濟學，或者國民經濟學，其核心議題是關注國家發展及其財富分配情況。而在馬克思看來，當時的政治經濟學只不過是資本的政治經濟學，是資本的科學，不是人的價值的科學;如果國家財富與人的發展，更為確切地說，與每一個人的全面自由發展之間沒有任何關系，而只是部分人的事業，那這種財富分配的道義何在?當然，馬克思的拷問沒有局限于人道主義的一時氣惱，而是由此展開了持續的科學探索。政治經濟學究竟是一種什么意義上的科學，其前提和根據是否需要展開一種辯證的批判?正是在這種問題的驅動下，馬克思進行了近40年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研究。這一點，我們從馬克思的手稿和著作中都可以看出:《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原名是《政治與政治經濟學批判》，《德意志意識形態》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反面展示。至于《哲學的貧困》、《資本論》及其系列手稿更是無需贅述。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是對政治經濟學只見物不見人的批判，這種批判不是政治意義上的否定，而是考察政治經濟學的前提和根據，考察其歷史性形成的脈絡，揭示其內在的癥結。

正是在對現實的人的生存境遇的追問中，馬克思的考察不可避免地進入到政治經濟學批判領域。在馬克思看來，政治經濟學不應把重點放在經濟學內部運行規則上，而是應該放在政治與經濟的關系、經濟與國家的關系、國家與個人的關系等問題上，應該把對人的關注置于國家、經濟、政治、文化的多重視域來進行審視，而這其中最根本的是經濟與政治對人的雙重影響。正是這一基本視域使得馬克思從根本上把握到了現代社會中人的生存境遇的內在矛盾，發現了現代人追求自由全面發展的沖動與障礙。就主體結構而言，現代人追求自由全面發展存在著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矛盾;就生活結構而言，存在著經濟生活、政治生活、社會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間的矛盾;就人的存在身份而言，存在著家庭身份、職業身份、國家公民身份和地區身份的矛盾;就財富分布而言，存在著國富還是民富的問題。顯然，這些問題在傳統的馬克思主義人學研究中并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和考察，而這些問題恰恰是馬克思主義人學思想中的核心問題。如果我們過于注重馬克思主義人學思想的一般原理和思想體系的完整，過于重視哲學史的視域，卻對這些具體而鮮活的問題視而不見甚至有意遮蔽的話，那么，我們所謂的人學研究就會離現實的具體的社會生活越來越遠，當代中國人面對政治領域、社會領域、文化領域、經濟領域發生的激烈變化所表達出的要求深刻變革的迫切意愿，就會從我們抽象的人學原理中抽身而去。

回到政治經濟學視域考察馬克思主義的人學思想并突出它的實踐理性維度，有三個問題是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的。

第一，國家發展與人的發展的關系。人是現實的個人，生活在社會中，也生活在現代國家中，由此，人的發展自然就與國家的發展聯系在一起。就業問題、財富問題、正義問題，這些與人的發展密切相關的問題都離不開國家。馬克思主義人的全面發展理論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現實性不言而喻，那么，這一理論在中國這樣致力于進行現代化建設的社會主義國家，其現實性又當如何展現呢?基于資本主義社會中人的境遇提出的每一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訴求，我們的國家又該如何應對呢?“如果說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經濟生產是人的目的，人的發展要服從經濟的發展的話，那么，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情況正好相反，人是經濟生產的目的，經濟的發展要服從于人的發展。”

但如何處理國家經濟發展與人的發展的關系，是有待進一步探索的問題。馬克思主義國家觀有其鮮明的歷史性和階級性，因為國家是社會階級沖突不可調和的產物，它隨著階級社會的出現而產生，也必將隨著階級社會的終結而消亡。社會主義國家的建立，為廣大人民群眾擺脫階級壓迫進而當家作主提供了根本的政權基礎，爭取了廣闊的發展空間。但同時，國家作為暴力專政的工具，作為社會公共管理的強制力，始終是抽象公權的具體代表，這在現實生活中就不可避免地會出現國家和個人之間的公權和私權的沖突。近年來，隨著社會公民私權意識的發展，這種沖突日益顯現和劇烈甚至演變成不同程度的形式各異的群體性事件，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此造成的。

第二，資本發展與人的發展的關系。恩格斯在評論《資本論》時指出:“資本和勞動的關系，是我們全部現代社會體系所圍繞旋轉的軸心，這種關系在這里第一次得到了科學的說明”。毋庸置疑，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資本和勞動的關系是研究中國現代社會體系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因而資本發展與人的發展之間的關系也一直是學界探討的熱點和難點。需要指出的是，以往的研究多從資本的角度切入，關注點集中在資本發展對人的發展產生的多重影響。如果從馬克思主義人學角度來看，人在發展過程中需要資本又不希望被資本掌控，希望在與資本邏輯的博弈中獲得自主性，這當然是一種理想境界。問題在于，人在駕馭資本的過程中究竟發生了什么樣的嬗變?人的資本欲望與解放欲望、自由欲望之間究竟如何權衡和取舍?這些都有待進一步深入的研究和探討。正如衣俊卿教授指出的，“目前在我們的人學研究中尚沒有看到對全球化進程中處于‘資本的邏輯’的統治下的現代人的生存狀況，看不到處于社會轉型期和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中國工人、農民和社會階層的現實的生活世界。”馬克思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便做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判斷:“資本與雇傭勞動的概念問題，是在現代社會制度的入口處出現的基本問題。”

對這一問題的深入研究，是進入現代社會的必由之路。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作為一種社會關系，與雇傭勞動之間本是相互生成的，兩者互為前提;但在實際發展過程中資本卻全方位地控制了雇傭勞動。這種深層的矛盾沖突，在資本主義社會人格化為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強烈對抗。馬克思也正是通過對資本人格化的揭示，透視了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意識形態的幻象。同時，馬克思也深刻地指出，“資本是一個活生生的矛盾”。“雇傭勞動和資本本身已經是以往的各種不自由的生產形式的否定，而否定雇傭勞動和資本的那些物質條件和精神條件本身則是資本的生產過程的結果。”

資本本身具有的這種社會權利的一般性，包含了社會生產中把生產條件進行一般的公共性改造的要求;而由于具體的資本家掌握著這種社會權利，就造成了資本所要求的社會性與資本的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看來，資本的生產過程終將在資本的自我否定中完成。正是借助馬克思植根于資本主義社會的深層批判，我們才得以除卻商品拜物教、貨幣拜物教、資本拜物教的幻象，透視人的本質力量缺失的根源;我們才得以結合具體的社會歷史情境，對人的生產實踐和社會生活實踐有更加深入和透徹的把握。毋庸置疑，這一重要的理論資源對于我們研究當代國人的生存境遇和發展訴求，對于剖析當代社會深層的矛盾沖突，都有著不可替代的重要理論價值。

第三，公民社會構建與人的發展的關系。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進程中，現代公民社會的構建是當代中國發生的深刻變革之一。現代公民社會是立足于合格公民的培養和公民地位的確立、保障公民能夠享受和行使各種權利的社會，同時也是限制和消除各種特權的社會。從傳統變革的意義上來說，這種社會的構建自然無法回避與臣民社會、特權社會的深層次聯系。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為了順利實現從臣民社會、特權社會向公民社會、法制社會的轉型，除了積極支持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建立健全各種法律法規、大力轉變政府職能、促進市民社會各種組織的發展、阻斷權錢共謀結合的各種途徑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民眾的公共精神和公民意識的培養化育。說到底，若沒有大量的合格公民的存在，公民社會的建成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說，公民社會的構建問題歸根到底是一個人的發展問題。因此，從馬克思主義人學角度審視和研究公民社會構建與人的發展的關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實現每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是馬克思主義的最終價值追求，這一價值設定對于當代中國具有重要的指引作用。如何把馬克思主義這一崇高理想與當代中國實際結合起來，探討這一實現的具體化路徑不僅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也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當代中國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是我們認識和討論這一問題的根本前提和現實基礎。如何認識當代中國公民社會的理論熱潮和公民社會實踐的蓬勃發展態勢對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影響，如何在實現當代中國公民自由全面發展的過程中保持國家義務、市場活力和公民社會之間的張力而不是停留在口號上，并實質性地推進社會發展，仍然是一個開放的話題。在我們看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推進過程同時也是個人自由全面發展的過程，中國公民社會的建構與馬克思主義的崇高社會理想即實現每一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是內在統一的。一方面，公民社會的構建有利于國家民主治理的推進。在中國，公民對政治生活的積極參與是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根本途徑，不斷擴大公民的有序的政治參與，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推進中國特色民主政治的既定目標，這對于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過程中民主訴求的實現、公民利益的表達、社會管理和自我管理的良性互動都將產生不可替代的影響。另一方面，社會主義公民社會的建構，為每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創造了良好的社會條件。公民社會對人的法權身份的突顯，將強化政府管理的法制觀念，使個人的合法權益得到更多更全面的重視和保障;法律架構下對每個成員公民資格的實質認可，將有利于公民倫理建設，以及公民倫理的生活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意義上“公民文化”及其價值觀的建設，將對個人自主性的覺醒和培育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