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食用菌產業內貿易測度與影響因素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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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2002年－2018年中美食用菌雙邊貿易統計數據，利用Grubel－Lloyd指數和Brlhart貿易指數測度中美食用菌及主要類型產品的產業內貿易發展特征，并對影響產業內貿易發展因素進行實證分析。研究結果表明：中美食用菌產業內貿易水平仍處于較低狀態，不同時期產業內貿易對貿易增量影響程度具有顯著差異；人均收入差異、貿易平衡度和對外直接投資阻礙中美食用菌產業內貿易發展，而經濟規模和經濟開放度則是驅動中美食用菌產業內貿易發展水平提高的重要因素。

關鍵詞：食用菌；產業內貿易；影響因素；中國；美國

中國是世界設施農業第一大國，而食用菌農業是我國設施農業的重要組成部分。近年來，在國家精準扶貧、鼓勵農產品出口等相關政策的刺激下，中國食用菌生產和出口一直穩居世界前列，并成為中國重要的出口創匯農產品之一。而作為中國最大貿易伙伴的美國，既是中國食用菌出口的重要國家，也是中國食用菌進口國之一，雙方食用菌貿易具有很強互補性，貿易方式呈現產業內貿易的特征。但是，中美食用菌貿易總體規模比較小，產業貿易模式受到政治、經濟等因素影響存在不確定性。因此，研究如何測度中美食用菌產業內貿易發展程度，剖析食用菌產業內貿易發展影響的效應，具有重要理論和現實意義。現有關于中美產業內貿易研究較多是農產品產業內貿易，研究內容主要有兩個方面：①研究農產品產業內貿易指標的衡量方法。劉紅梅［1］（2012）以Grubel－Lloyd指數衡量中美農產品產業內發展的水平，認為農產品總體產業內貿易比例最高，且以垂直產業內貿易為主；而陳軍［2］（2013）、韓靈梅［3］（2014）則采用Grubel－Lloyd指數、Brlhart貿易指數、Thom＆McDowell垂直型和水平型邊際產業內貿易指數分析中美農產品產業內貿易，研究發現中美總體農產品產業內貿易水平、邊際產業內貿易水平和Thom＆McDowell水平都較低，且產業內貿易結構表現為垂直型產業內貿易為主、質量不高。②研究中美農產品產業內貿易發展影響因素。耿獻輝等［4］（2016）認為人均收入差異阻礙中美蔬菜產業內貿易的發展；唐連生等［5］（2020）實證分析中美水產品產業內貿易影響因素，結果表明人均GDP差異和平均市場規模對其發展具有明顯的正向影響，貿易不平衡程度具有反向影響，貿易開放度影響不顯著。目前學者鮮有關注中美食用菌產業內貿易研究，而中美食用菌貿易是我國農產品進出口貿易不能忽視的問題。因此，筆者以中美食用菌產業內貿易為研究對象，利用聯合國貿易商品統計數據庫中的食用菌貿易數據，測度2002年－2018年中美食用菌產業內貿易指數，實證分析影響中美食用菌產業內貿易發展因素，為提升中美食用菌產業內貿易發展水平提出政策建議。

1中美食用菌產業內貿易發展水平的測度

測度產業內貿易發展水平的方法主要四種：Balassa（1966）指數、Grubel－Lloyd（1975）指數、Aquino（1978）度量法和Brlhart（1994）邊際度量法，且研究者均對這四種常見度量產業內貿易發展指數進行拓展研究，并提出適合自己研究目的指數計量方法。根據研究的目的、數據可得性，本文選擇Grubel－Lloyd（1975）指數和Brlhart（1994）邊際度量法來剖析中美食用菌產業內貿易發展靜態及動態變化的特征。

1.1中美食用菌產業內貿易發展的Grubel－Lloyd（1975）指數

Grubel－Lloyd（1975）指數可以衡量不同國家及產業內貿易發展水平，是由格魯貝爾（H.GGrubel）和勞埃德（P.JLoyd）共同提出，在測度產業內貿易發展水平忽略時間因素的影響，是一種靜態反映某時間點的產業內貿易指標，其計算如公式（1）所示。IITit＝（Xit＋Mit）－｜Xit－Mit｜（Xit＋Mit），i＝1，…，N；t＝1，…，T（1）式中：Xit和Mit代表i產業t時期的出口額和進口額，IITit產業內貿易指數取值范圍是［0，1］，且取值越大表明產業內貿易發展水平越高。如果Xit或者Mit等于0，表明i產業的出口或進口之間沒有交集，即IITit＝0；如果Xit＝Mit，則IITij＝1。我們運用聯合國貿易統計數據庫（UnitedNa－tionsComtradeDatabase）中2002年－2018年關于中美食用菌進出口貿易額的數據，對兩國食用菌產業內貿易Grubel－Lloyd指數進行測度，結果見表1。表1顯示了中美食用菌產業內貿易Grubel－Lloyd指數的特點和變化趨勢。首先，冷凍類食用菌、干制類的食用菌、食用菌罐頭和全類型食用菌Grubel－Lloyd指數均處于較低水平，其指數值遠小于高水平產業內貿易指數的0.5，僅有2015年食用菌罐頭的產業內貿易指數（0.318），接近0.5的數值。這種原因是中美兩國均是世界食用菌生產和消費的主要國家，加之兩國之間距離較遠和食用菌自身的特點，結果形成兩國食用菌產業內貿易程度比較低；其次，不同類型食用菌和全類型食用菌產業內貿易變化趨勢基本上是相同的，2002年－2005年產業內貿易指數呈現下降的態勢，這表明產業間貿易是中美兩國食用菌貿易的主要模式；2006年－2011年期間中美食用菌產業內貿易指數一直處于較低水平，且變化保持平穩的狀態。主要原因是2006年我國食用菌出口遭到美國技術壁壘的影響減少出口貿易數量，2010年受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中美兩國食用菌貿易出現大幅度下滑，兩種作用疊加就形成該期間產業內貿易指數演化的特點；2012年－2018年是中美食用菌產業內貿易指數變化時最劇烈的時期，2015年食用菌產業內貿指數上升到最大值，其中冷凍類食用菌和食用菌罐頭產業內貿易指數分別是0.054和0.318，均是該類食用菌產業內貿易指數的最大值。這表明，中國食用菌貿易模式中產業內貿易起到重要作用。

1.2中美食用菌產業內貿易發展Brlhart（1994）邊際度量法

僅用靜態產業內貿易指數不能充分表征國家之某一時期的產業內貿易發展真實情況，為此，Ham－ilton＆Kneist（1991）最早引入以貿易流量來衡量產業內貿易水平變化的動態度量方法，在此基礎上，Brlhart（1994、2000）創新提出測度邊際產業內貿易發展程度的Brlhart邊際產業內貿易指數，其公式為：MIITit＝1－｜ΔXit－ΔMit｜｜ΔXit｜＋｜ΔMit｜，i＝1，…，N；t＝1，…，T（2）其中，MIITit是i產業t期的Brlhart邊際產業內貿易指數，ΔXit和ΔMit分別表示i產業t期出口額和進口額的變化量，MIITit取值在0和1之間，其數值越趨近1，則表明i產業t期的動態貿易完全是產業內貿易，反之，則貿易增量大部分來源于產業間貿易。邊際產業內貿易指數測算比傳統的靜態產業內貿易指數更適合于產業調整問題分析。為了更好揭示中美食用菌產業內貿易動態變化特征，我們計算了2002年－2018年中美食用菌Brlhart邊際產業內貿易指數，結果見表2。從Brlhart邊際產業內貿易指數的測算結果看，在整個樣本分析期間，中美食用菌及相關產品的邊際產業內貿易指數相對比較小，只有6.25％的邊際產業內貿易指數是大于0.5，表明中美食用菌及其產品的產業內貿易嚴重失衡，進一步證明了中國是世界上食用菌出口大國的事實。中美食用菌及產品動態產業內貿易指數變動幅度比較大，最大的變化值是0.832（干傘菌蘑菇），說明中美食用菌及產品貿易模式不斷發生變化。從冷凍類食用菌（071080）動態產業內貿易指數的測算數值中發現，中美冷凍類食用菌貿易只有2015年－2016年是產業內貿易引致貿易額的增加，同時有6年時期冷凍食用菌貿易增加值完全是產業間貿易所引起的。干木耳、干制菌類和食用菌罐頭動態產業內貿易指數變化趨勢基本很平穩，且變化特征相似，表示產業間貿易模式是它們貿易額增加值的主導因素。其中原因是食用菌產業是勞動密集型產業，經營過程需要大量勞動力，中國具有豐富勞動力資源，形成中國生產食用菌99％以上出口的格局，同時中美對食用菌及產品消費偏好差異、關稅制度和農產品綠色壁壘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2影響中美食用菌產業內貿易發展水平的主要因素分析

2.1模型設定及說明

筆者擬從國家層面角度和產業角度分析影響中美食用菌產業內貿易發展的因素，并借鑒BalassaandBauwens（1987）、Greenawayetal.（1994，1999）、Cabraletal.（2008）、邵桂蘭和王蕾（2018）、王紹媛和陳楊（2019）等學者對產業內貿易影響因素的研究成果，選擇了中國與美國人均收入的差值絕對值、經濟發展規模、經濟開放度、美國對中國農業直接投資和貿易不平衡性這五個影響因素，并建立以下經濟分析模型。lnIITijt＝β0＋β1lnDIFPijt＋β2lnESijt＋β3lnFTijt＋β4lnFDIijt＋β5lnTBijt＋εijt（3）模型中，i代表中國，j代表美國，t代表時間，β1、β2、β3、β4和β5代表估計參數，εijt為隨機誤差項。為了弱化異方差性對模型分析結果的影響，將模型（3）中所有變量進行對數化處理。主要變量解釋及數據來源說明如下：

2.1.1被解釋變量

產業內貿易指數（IITijt）。考慮中美食用菌及產品產業內貿易指數變化的特征，若選擇動態貿易指數會導致模型分析結果的偏差，因此本文選擇2002年－2018年中美食用菌貿易總額計算的產業內貿易指數為被解釋變量。

2.1.2解釋變量

2.1.2.1人均收入差異（DIFPijt）。需求相似理論認為，不同國家人均收入差異越小，國家消費需求就越趨同，產業貿易模式在貿易中占的比例越大，二者呈負相關性。本文以中美兩國實際人均收入的產值絕對值來表示人均收入差異水平。

2.1.2.2經濟開放度（FTijt）。產業內貿易交易成本隨著貿易壁壘的增加而增強，通常情況下，貿易國家間的經濟自由化水平越大，且差異較小，則產業內貿易水平程度就越高。本文采用中美兩國進出口總額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值對經濟開放度進行衡量。

2.1.2.3農業直接投資（FDIijt）。美國對中國農業領域的直接投資，可以提高我國食用菌產業生產規模，擴大食用菌產品種類，尤其是美國農業公司在我國境內利用中國農業資源從事食用菌生產經營活動，并將食用菌產品出口到美國。這些情況均可以提升中美食用菌產業貿易水平。本文采用美國對中國農業實際直接投資額衡量農業直接投資，用FDIijt表示。

2.1.2.4經濟規模（ESijt）。HelpmanandKrug－man（1985）認為在壟斷競爭條件下，經濟規模是影響產業內貿易的重要因素，如果一個國家不生產任何產品，那么該國產業內貿易則不會存在。理論上認為經濟規模與中美食用菌產業內貿易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本文用中美兩國國內生產總值的平均值代替經濟規模。

2.1.2.5貿易平衡度（TBijt）。大衛•李嘉圖比較優勢理論認為，進行國際貿易有可能實現貿易雙方利益最大化，但是遵循比較優勢理論不能解決貿易失衡的問題。原因是貿易雙方比較優勢程度上存在差異，雙方貿易則獲取不同的利益，結果造成貿易發展程度上的失衡。貿易失衡一般會減弱中美食用菌產業內貿易發展程度，其計算公式為：TBit＝｜Xit－Mit｜Xit＋Mit，TBit取值范圍（0，1），其值越小，中美食用菌貿易越均衡。

2.2樣本選擇及數據來源

筆者選取中美食用菌產業內貿易為研究對象，考慮數據可得性，樣本時間跨度為2002年－2018年，使用計量分析軟件為Stata15［6］。中美食用菌產業內貿易指數是依據UNComtrade數據庫商品貿易統計數據計算得到；中國和美國GDP、人均GDP的數據取自IMF數據庫；中美食用菌進出額的數據來自UNComtrade數據庫商品貿易統計數據；美國對中國農業直接投資數據取自聯合國糧食與農業組織數據庫。

2.3實證結果及結論

2.3.1模型適用性檢驗

在對模型進行定量估計之前，首先要對模型中時間序列參數進行適用性假設檢驗，采用ADF方法對其進行平穩性檢驗，一般檢驗結果要求是I（0）或I（1）是平穩才可以對模型做進一步分析。據檢驗結果分析，在10％的顯著水平上，變量lnIITijt、ln－DIFPijt、lnESijt、lnFTijt、lnFDIijt和lnTBijt的一階差分檢驗值均小于10％的標準值，即表明模型中所有變量均是I（1）平穩序列。因此，模型總體擬合效果較好，通過檢驗。

2.3.2實證結果分析

對式（3）進行估計，估計結果如表3所示。表3中的（1）列（2）列采用的是穩健標準條件下的最小二乘法（OLS）估計，結果表明分析影響因素個數的差異，影響因素對中美食用菌產業內貿易影響效應存在異質性，同時揭示影響因素之間存在相互關聯效應。第（1）列結果顯示影響因素與產業內貿易關系與預期的效應基本相同，其中人均收入差異（lnDIFPijt）在10％顯著水平上表現出顯著的特征。而美國對中國農業直接投資（lnFDIijt）影響效應則是減弱中美食用菌產業內貿易發展水平，其對產業內貿易指數的系數是－0.805，這意味其他條件穩定時，美國對中國農業直接投資每減少1單位，中美食用菌產業內貿易指數將增加0.805單位，二者之間呈現負相關關系。這種情況可能是美國對中國農業直接投資提高中國食用菌生產技術水平，促使食用菌產品差異化程度擴大，最終形成貿易替代效應。第（2）列估計結果表明：忽視人均收入差異和經濟規模影響因素時，其他影響因素對中美食用菌產業內貿易作用程度得到擴大，且效果比較明顯。經濟開放度（lnFTijt）數值由1.464增加到2.601，且在10％的顯著水平上表現為顯著狀態；美國對中國農業直接投資（lnFDIijt）和貿易平衡度（lnTBijt）系數分別由－0.805和－0.526變化到2.414和－0.796，同時它們在1％的顯著水平上表現為顯著的。為了檢驗最小二乘法對模型分析結果的穩定性，我們利用廣義矩陣法（GMM）處理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同時把二階段最小二乘法（2SLS）分析結果也納入表3中。回歸結果表明，二者解釋變量的估計系數符號及大小是完全相同的，差異的是解釋變量標準誤差均增大，解釋變量（lnDIFPijt、lnESijt和lnTBijt）顯著性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對于用lnTBijt作為工具變量的2SLS的分析結果而言，中美食用菌產業內貿易的影響因素系數大小和顯著水平變化更加劇烈，例如人均收入差異（lnDIFPijt）的系數由5.26增加到11.412，且在1％顯著水平上是顯著的。這表明模型穩定性檢驗要選擇合適的工具變量，否則會影響模型穩定性的判定。

3結論與政策啟示

筆者以食用菌產業內貿易為研究對象，利用2002年－2018年中美食用菌貿易相關數據實證分析產業內貿易指數變化特征、產業內貿易指數與其影響因素之間的效應，得到以下主要結論：中美食用菌及主要類型食用菌產業內貿易Grubel－Lloyd指數比較小，且數值遠小于0.5；對于動態產業內貿易指數而言，中美食用菌Brlhart邊際產業內貿易指數只有6.25％樣本是大于0.5，表明食用菌貿易增量是由產業間貿易模式所導致；通過對中美食用菌產業內貿易影響因素實證分析發現，人均收入差距、美國對中國農業直接投資和貿易均衡性指標阻礙中美食用菌產業貿易發展，而經濟規模和經濟開放度則促進產業內貿易發展。為了推進中美食用菌產業內貿易發展，特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3.1采用積極有效措施，提高中國人均收入水平為了降低人均收入差異對中美食用菌產業貿易發展的阻礙作用，可以通過改變人均收入過分依賴于經濟高速增長的模式，提高人均收入在中國分配結構中的比重，擴大居民部門經營活動增加值，合理提高勞動報酬，增加財產性收入比例，有效降低居民的稅收負擔。同時要有效控制居民收入差異程度，積極促進消費結構調整，使產業內貿易程度得以提高。

3.2通過資源配置和資源再生途徑，擴大我國經濟規模在我國經濟發展動能調整的背景下，必須不斷地擴大有效經濟總量范圍，有效降低無效經濟對經濟總量的影響。主要措施是轉變中國經濟發展動能，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切實處理供給側改革中出現的問題，促進有效需求的實現，并使經濟發展長期處于較為穩定的環境。以經濟規模擴大改變中美食用菌產業內貿易發展模式，提高產業內貿易發展水平。

3.3增大經濟開放度，降低貿易不平衡度，提高食用菌產業內貿易水平經濟開放度促進中美食用菌產業內貿易發展，而貿易平衡性則是降低產業內貿易發展的水平。因此，中國應該努力改變與美國貿易的不平衡性，增強從美國進口食用菌產品的力度，提高食用菌產品出口質量水平；提高中美食用菌產品貿易開放度，降低關稅、技術和非技術壁壘對食用菌貿易影響，建立風險預警機制，提高食用菌貿易進出口抗風險能力。

3.4轉變直接投資理念，提高美國對中國農業直接投資質量通常情況下，美國對中國農業直接投資應該是促進食用菌產業貿易發展，而研究結果卻發現直接投資阻礙食用菌產業內貿易水平的提高，其原因可能是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生產國內消費的食用菌類型上，降低出口到美國食用菌數量和質量。因此，在引進美國農業直接投資時，要采取鼓勵措施，引導外資流向提高食用菌產品質量的領域，提高食用菌生產技術水平，使食用菌經營過程逐步轉變為技術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增強中國食用菌產品競爭力。

作者：周路 單位：四川建筑職業技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