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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現代經濟學的分析框架
我們把最近的半個世紀以來發展起來的、在當今世界上被認可為主流的經濟學稱為現代經濟學。[2]經濟學是一門研究人類經濟行為和現象的社會科學。現代經濟學以研究市場經濟中的行為和現象為核心內容，而市場經濟已被證明是目前唯一可持續的經濟體制。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認識到，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是無地域和國別區分的。“某國經濟學”并不是一門獨立學科，也不存在“西方經濟學”與“東方經濟學”或“美國經濟學”與“中國經濟學”的概念。然而，這樣說并不排斥運用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來研究特定地區在特定時間內的經濟行為和現象；實際上，做研究時必須要考慮到某地某時的具體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的環境條件。
現代經濟學代表了一種研究經濟行為和現象的分析方法或框架。作為理論分析框架，它由三個主要部分組成：視角(perspective)、參照系(reference)或基準點(benchmark)和分析工具(analyticaltools)。接受現代經濟學理論的訓練，是從這三方面入手的。理解現代經濟學的理論，也需要懂得這三個部分。
首先，現代經濟學提供了從實際出發的看問題的角度或曰“視角”。這些視角指導我們避開細枝末節，把注意力引向關鍵的、核心的問題。經濟學家看問題的出發點通常基于三項基本假設：經濟人的偏好、生產技術和制度約束、可供使用的資源稟賦。不論是消費者、經營者還是工人、農民，在做經濟決策時出發點基本上是自利的，即在所能支配的資源限度內和現有的技術和制度條件下，他們希望自身利益越大越好。用現代經濟學的視角看問題，消費者想買到物美價廉的商品，企業家想賺取利潤，都是很自然的。[3]從這樣的出發點開始，經濟學的分析往往集中在各種間接機制(比如價格、激勵)對經濟人行為的影響，并以“均衡”、“效率”作為分析的著眼點。經濟學家探討個人在自利動機的驅動下，人們如何在給定的機制下互相作用，達到某種均衡狀態，并且評估在此狀態下是否有可能在沒有參與者受損的前提下讓一部分人有改善(即是否可以提高效率)。以這種視角分析問題不僅具有方法的一致性，且常常會得出出人意表，卻實際上合乎情理邏輯的結論，所以我們會聽到人們驚嘆：“我怎么沒有想到?”經濟學的這些視角起初是研究純粹的經濟行為的，后來被延伸到政治學、社會學等學科，研究諸如選舉、政體、家庭、婚姻等問題。
第二，現代經濟學提供了多個“參照系”或“基準點”。這些參照系本身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們是否準確無誤地描述了現實，而在于建立了一些讓人們更好地理解現實的標尺。比如一般均衡理論中的阿羅-德布羅定理(Arrow-DebreuTheorem)([3],[7])，產權理論中的科斯定理(CoaseTheorem)([6])，和公司金融理論中的默迪格利安尼-米勒定理(Modigliani-MillerTheorem)([17])都被經濟學家用作他們分析的基準點。一般均衡理論的奠基人之一的阿羅(KennethArrow)曾經說過：一般均衡理論中有五個假定，每一個假定可能都有五種不同的原因與現實不符，但是這一理論提供了最有用的經濟學理論之一。他的意思是這一理論提供了有用的參照系，就像無摩擦狀態中的力學定理一樣，盡管無摩擦假定顯然是不現實的。把這些基本定理定位于參照系有助于澄清兩種常見的誤解：一種是以為這些定理描述的就是現實世界，因此將它們到處套用。卻不知在通常情況下它們是用來作進一步分析的參照系，與現實的距離因地而異。另一種是因為觀察到這些定理與現實的差距而認為它們都是胡言亂語，因此認為毫無所用。卻不知它們本身的價值并非直接解釋現實，而是為解釋現實的進一步理論提供參照系。
參照系的建立對任何學科的建立和發展都極為重要，經濟學也不例外。我在哈佛大學做博士生的時候，韋茨曼(MartinWeitzman)教授問我，受過現代經濟學系統訓練的經濟學家和沒有經過這種訓練的經濟學家究竟有什么區別？他研究比較經濟制度，經常去蘇聯訪問，問這個問題是從與蘇聯經濟學家交往中有感而發。韋茨曼的回答是，受過現代經濟學系統訓練的經濟學家的頭腦中總有幾個參照系，這樣，分析經濟問題時就有一致性，不會零敲碎打，就事論事。比如討論資源配置和價格問題時，充分競爭下的一般均衡理論就是一個參照系；討論產權和法的作用時，科斯定理就是一個參照系。我們常見到，一些記者洞察力很強，有經濟頭腦，寫的文章又非常有感染力。然而，他們與受過現代經濟學訓練的經濟學家的不同之處往往是因沒有參照系而會顯得分析缺乏主線和深度。
第三，現代經濟學提供了一系列強有力的“分析工具”，它們多是各種圖象模型和數學模型。這種工具的力量在于用較為簡明的圖象和數學結構幫助我們深入分析紛繁錯綜的經濟行為和現象。試舉幾例說明。第一例是供需曲線圖象模型，它以數量和價格分別為橫、縱軸，提供了一個非常方便和多樣化的分析工具。起初，經濟學家用這一工具來分析局部均衡下的市場資源配置問題，后來又用它來分析政府干預市場的政策效果。不僅可用它來研究市場扭曲問題，也可用它來研究市場失靈問題和收入分配的福利分析等問題。第二例是薩繆爾遜(PaulSamuelson)的重疊代模型(overlappinggenerationmodel)([25])。這一模型考慮到人生命的有限性和代際之間的市場的不完備性，因此成為研究經濟增長、政府財政政策、社會保障等方面的有用的分析工具。第三例是格羅斯曼(SanfordGrossman)、哈特(OliverHart)和穆爾(JohnMoore)的所有權-控制權模型([11],[12])。它是分析控制權的配置對激勵和對信息獲得的影響，以及對公司治理結構的作用非常有效的工具。第四例是拉豐(Jean-JacquesLaffont)和梯若(JeanTirole)的非對稱信息模型([16])。它用來分析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配置效率”和“信息租金”之間存在的利弊得失交換。這一工具被用來分析組織內部的共謀問題，政府的行業規制(比如電信業)問題，以及集權和分權的利弊問題。第五例是戴蒙德(DouglasDiamond)和迪布維格(PhilipDybvig)的銀行擠兌模型([8])。這一模型的主要特征是多重均衡點，除了好的均衡以外，還有類似于“自我實現的預言”(self-fulfillingprophecy)的壞的均衡點：因為別人去擠兌，所以我也要擠兌。這一模型對研究金融危機和金融體制的脆弱性這類問題很有用。以上五個例子中的模型都被后來的經濟學家廣泛用來作為分析工具，并被證明是極其有用的。
這三部分合在一起便構成了現代經濟學的理論分析框架。這是一個人受現代經濟學理論訓練時所接受的核心內容，也是理解現代經濟學的關鍵所在。現代經濟學提供的這種由視角、參照系和分析工具構成的分析框架是一種科學的研究方法。現代經濟學并不是一些新鮮的經濟學名詞和概念的匯集，經濟學家的工作也不是任意套用這些名詞和概念，而是運用這些概念所代表的分析框架來解釋和理解經濟行為和現象。
上述的經濟學分析框架是當代在世界范圍內唯一被經濟學家們廣泛接受的經濟學范式。在這方面，經濟學與其他社會科學不同。比如，社會學中沒有一個主導性的范式。多元化雖然可貴，但由于缺乏一致的分析框架，學科的發展會大受局限。政治學的現狀則介于經濟學和社會學之間。雖然目前政治學有明顯的朝經濟學方向發展的趨勢，比如，“理性選擇”(rationalchoice)學派運用經濟學的分析方法研究政治學的問題，其影響正在迅速上升，但它在政治學中還不是唯一的范式。現代經濟學趨同于一種范式，有利亦有弊，但到目前為止，經濟學從中的受益遠遠大于損失：正是由于經濟學的這一被廣泛認同和使用的分析框架，才使得經濟學相對于社會學和政治學發展得更快，應用范圍更廣，影響力更大。
二、現代經濟學中數學的作用
現代經濟學的一個明顯特點是越來越多地使用數學(包括統計學)。現在幾乎每一個經濟學領域都用到數學，有的領域多些，有的領域少些，而絕大多數的經濟學前沿論文都包含數學或計量模型。從現代經濟學作為一種分析框架來看，這并不難理解，因為參照系的建立和分析工具的發展通常都要借助數學。下面我們分別從理論研究和實證(empirical，又譯經驗)研究兩方面來具體看一下數學在現代經濟學研究中的作用。
從理論研究角度看，借助數學模型至少有三個優勢：其一是前提假定用數學語言描述得一清二楚。其二是邏輯推理嚴密精確，可以防止漏洞和謬誤。其三是可以應用已有的數學模型或數學定理推導新的結果，得到僅憑直覺無法或不易得出的結論。運用數學模型討論經濟問題，學術爭議便可以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或不同意對方前提假設；或找出對方論證錯誤；或是發現修改原模型假設會得出不同的結論。因此，運用數學模型做經濟學的理論研究可以減少無用爭論，并且讓后人較容易在已有的研究工作上繼續開拓，也使得在深層次上發現似乎不相關的結構之間的關聯變成可能。
從實證研究角度看，使用數學和統計方法的優勢也至少有三：其一是以經濟理論的數學模型為基礎發展出可用于定性和定量分析的計量經濟模型。其二是證據的數量化使得實證研究具有一般性和系統性。三是使用精致復雜的統計方法讓研究者從已有的數據中最大程度地汲取有用的信息。因此，運用數學和統計方法做經濟學的實證研究可以把實證分析建立在理論基礎上，并從系統的數據中定量地檢驗理論假說和估計參數的數值。這就可以減少經驗性分析中的表面化和偶然性，可以得出定量性結論，并分別確定它在統計和經濟意義下的顯著程度。
講到現代經濟學中數學的重要作用時需要澄清兩點。一是確有不少好的經濟學的初步想法或猜想一時還難以用精確的數學模型表示，因此用非數學語言寫出。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應視作“前期產品”。初步的原創思想往往需要后繼者用數學模型表述，在此基礎上做深入細致的分析，并取得明確的、有預測性的理論結果后，才會影響深遠。試舉兩例說明。第一例是張五常(StevenCheung)在20世紀60年代末有關佃農制(即農民與地主用固定比例分成)的研究，他對交易成本對不同合同形式的選擇作用提出開創性論識([5])。后來，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1974年的數學模型精確地分析了激勵與風險分擔的交換對農民與地主在土地租賃合同選擇的影響([29])。一方面，張五常的想法是開創性的，后來的數學模型中相當多的成分都與那些想法有關。另一方面，如果沒有后來的數學模型，人們的認識不僅只局限在農業土地問題上，而且對“交易成本”的論說也只是一種不大精確的概念。正是后來的數學抽象使得激勵理論與合同理論迅速發展到其他領域。比如，詹森(MichaelJensen)和梅克林(WilliamMeckling)于1976年發表的論文——從公司經理的激勵問題出發來研究公司債權和股權的分配問題([14])，成為現代公司治理結構理論的開創篇，公司金融中對激勵的研究從此起飛。地主租賃土地給農民和投資人雇用經理看上去不相關，一旦上升到數學模型，便都是激勵、信息和風險分擔的問題，它們原來是相通的。第二例是法瑪(EugeneFama)在70年代末提出經理市場競爭作為激勵機制的開創性想法。法瑪認為，即使沒有企業內部的激勵，經理們出于今后職業前途考慮及迫于外部市場壓力也會同樣努力工作([9])。后來霍姆斯特朗(BengtHolmstrom)等人用數學模型精確地分析了經理們的職業生涯考慮(careerconcern)對他們的激勵影響，發現法瑪的猜想的一部分是正確的，但是不完全([13])。這才導致了經理的職業生涯考慮和經理市場競爭這一課題成為目前公司金融學中的熱門研究課題。以上的例子說明，將經濟問題轉化為具體的數學模型，可以使分析變得具體，知道利弊得失所在，而且還可以把貌似不同但實質相近的問題連接在一起，從而把研究從初步的想法推向深入的探索。
二是經濟學家經常在理論或實證結果用數學模型推導出或用統計方法估計后，再用非數學語言來概括。這可視作“后期產品”，比如綜述性、介紹性的論文，和政策性的文章，特別是后者必須用非數學語言表述并落到實處才有受眾，才可能有政策影響。但是需要強調指出的是，雖然這些文章是用非數學語言寫成，但是其中的視角、邏輯推理過程和對經濟現象和政策含義的解釋，都是與作者經過的現代經濟學訓練，特別是數學模型的訓練分不開的。美國經濟學會主辦的《美國經濟評論》(AmericanEconomicReview)上發表的是原創論文，而該學會的《經濟文獻期刊》(JournalofEconomicLiterature)和《經濟展望期刊》(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s)上發表的文章則都是綜述性和介紹性的論文。后者雖然用非數學語言寫成，但都基于已發表的有數學模型的論文，而且通常還是由在這一領域資深的權威經濟學家撰寫。有經濟學系統訓練的讀者可以將這樣的論文“還原”成數學模型。
在肯定數學在經濟學中的重要作用的同時，更需要指出：經濟學不是數學。這里有兩層涵義。第一層涵義是，在絕大部分論文中，經濟想法(idea)是最重要的，數學和計量方法只是體現和執行經濟想法的工具。經濟學的主要領域是靠經濟學知識而不是數學取勝，最終是經濟學想法決定一篇文章的貢獻，而不是數學推導。我們不能將經濟學家與數學家混同，就象我們不能把物理學家與數學家混同起來一樣。經濟學家的工作畢竟不是為了開拓數學理論前沿，那是數學家的事情。因此，我們不能以數學水平的高低來衡量一名經濟學家的水平，我們也不能以運用數學的多少和它的難易程度來作為評判經濟學論文質量高低的標準。
更深的一層涵義是，經濟學是一門以現實中的經濟行為和現象為研究對象的社會科學，因此，一方面，所有的經濟學理論最終都要接受現實的檢驗；另一方面，新的理論的創立和舊的理論的發展也要受現實的啟發。現代經濟學非常重視實證分析。現代經濟學的實證分析，或對已有理論的檢驗，或發現新的、已有理論尚不可解釋的經驗證據，都是以現代經濟學理論為出發點和導向來進行的。這與其他的一些社會科學中的實證分析不盡相同。比如在社會學中，許多實證分析并沒有一致的理論基礎，象通過估計變量間的相關系數來了解事實。而現代經濟學的實證分析大都是基于經濟學理論的。經濟學家應用統計回歸方法，不僅關心變量的估計值和變量間的相關性，更關心變量間的因果關系、模型假定對預測的影響以及計量結果背后的經濟含義，這是計量經濟學不同于統計學的最重要方面。
因此，在本質上經濟學不應同數學相類比。經濟學同物理相類比則更為恰當，因為物理是研究自然界中的物質世界的自然科學，而經濟學是研究社會中的經濟世界，兩者都是科學，其理論都必須經過經驗數據的檢驗。而數學理論是不需要用數據來檢驗的。當然經濟學與物理學很不同的一點是，除極少數的情況外，經濟學無法象物理學那樣做可控實驗。因此，相對于物理學而言，經濟學不得不更多地依靠假定和數學推理來推斷。這可以解釋經濟學方法論上的兩個特點。其一，經濟學對假定的現實性非常關注。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的著名的有關假定不重要、只要預測正確的經濟學研究方法論之所以不可取，就在于它沒有考慮到經濟學研究不同于自然科學研究的基本困難是可控實驗的不可行性和用經驗數據直接檢驗結論的有限性。其二，這也說明為什么經濟學中超越現實的數學推理有相當大的空間。但是最終而論，由于經濟學是社會科學，經濟學作為整體必須瞄準事實，與經濟現實相關。
以上講的經濟學與數學的關系是一般而論，但是特例總是存在的，兩個極端的例子便是兩位諾貝爾獎獲得者科斯(RonaldCoase)和納什(JohnNash)。在一個極端，科斯定理是一個被稱作定理但是并沒有數學模型的原理。雖然它沒有借助任何數學模型，但是邏輯推理步步嚴密、絲絲入扣。科斯定理改變了通行的觀察問題的視角，建立了分析產權和政府干預的新的參照系。在另一個極端，納什是一個數學家，“納什均衡存在性”([18])和“納什談判解”([19])都是數學定理。但是它們在經濟問題上應用廣泛，成為博弈論的基本分析工具。有趣的是，科斯一直在法學院任教，而納什從未離開過數學系。值得注意的是這是兩個極端的特例，不能任意推廣，事實上，絕大多數經濟學家的情況并非如此。本文所引用的三十幾篇參考文獻中不少是半個世紀以來現代經濟學中的經典論著。我們從中不難發現，第一，除個別外，這些論著都運用數學(或基于運用數學的論文)；第二，除個別外，它們都是論述經濟學、而非數學問題。
三、現代經濟學在發展
除了抱怨它的數學化，常見的對現代經濟學的批評還有以下兩種。第一種批評是認為它的研究領域狹窄，并由此把它歸為一種或一類觀點。比如，認為現代經濟學只研究市場運作不研究非市場組織(如企業和政府)的行為；只研究資源配置問題，不研究政治經濟學問題；只探討效率不注重研究平等。現代經濟學起源于新古典經濟學，側重的是市場中的資源配置問題。資源配置問題當然是市場經濟中的一個核心問題，但其本身的研究范圍并不包含經濟學的其他許多領域。現代經濟學經過這幾十年的發展，已經擴展到經濟問題的幾乎所有領域。我們從當前國際經濟學界的一些熱門研究課題便可見一斑，比如，公司內部組織結構的設計、經濟政策的形成與政治利益集團的關系、經濟發展與政治制度演變的關系、社會資本(socialcapital)對經濟行為的作用、收入分配如何影響效率等等。下面舉兩個例子來具體說明現代經濟學的研究范圍正在迅速擴充。
第一個例子有關公司金融學(corporatefinance)內容的大幅度擴展。在50年代中的默迪格利安尼-米勒定理之后的二十多年里，公司金融學中的主要內容——公司融資結構的確定——不外乎是取決于公司和個人的不同稅率以及公司破產(包括瀕臨破產)成本。直到70年代中，詹森和梅克林從公司經理的激勵問題出發來研究公司股權和債權的結構問題，使得公司金融學的理論有了新的發展方向。這一方向性轉變的核心是經濟學超越傳統上只研究市場的局限，把公司作為一種非市場的組織來進行研究。由此便引出一系列新的問題，比如人問題，激勵機制問題，公司治理結構問題，等等。在研究這些問題時，信息與合同理論就成為強有力的分析工具。到了80年代中，格羅斯曼、哈特和穆爾又進一步運用不完全合同理論這一新的分析工具來研究公司融資和治理結構問題，取得了理論上的新突破。在經驗實證方面，施萊佛(AndreiShleifer)和維什尼(RobertVishny)在八九十年代對公司的融資結構、經理行為和公司業績之間的關系做了大量的研究，對實際中的公司治理結構提供了不少經驗實證論據([27])。比如，他們發現，現實中重要的人問題并不是簡單地發生在股東和經理之間，而是在于大股東伙同經理一起侵犯小股東們的利益。90年代末，他們及其合作者又進一步從經驗數據中比較世界各國的法律體系，研究各國公司法和證券法在保護小股東方面的差別，并由此確定法律對公司融資的影響([15])。最近，他們正在比較法庭裁決和行政監管這兩種執行規則的方式在維護金融市場有效運作中的利弊。由此看出，近20年來，公司金融學深受微觀經濟學發展的影響，其內容已經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第二個例子是現代政治經濟學(politicaleconomics)作為經濟學中一個獨立的研究領域正在興起。新古典經濟學為了集中探討市場的資源配置問題，撇開了一切對政治因素的考慮。但是人們在實際中發現，脫離政治因素是無法解釋許多經濟行為和現象的，特別是那些明顯低效率的經濟政策和經濟制度。比如，經濟學理論早已論證了關稅保護的低效率性，但是許多國家仍然高筑關稅壁壘。經濟學家們很清楚通貨膨脹對宏觀經濟造成不穩定的危害性，但是不少國家的宏觀穩定政策卻不斷被拖延。經濟體制的改革、向市場經濟的轉軌和經濟結構的調整經常出現的放慢、停滯甚至倒退，都很難從經濟效率角度來理解。于是，經濟學家們把政治因素引入他們的經濟模型。值得注意的是，新政治經濟學或稱現代政治經濟學至少在兩點上不同于以往的政治經濟學。第一，它的出發點不是“規范的”(normative)，即研究“應該怎樣”，而是“實證的”(positive)，即先研究“是怎樣”。具體地說，它的研究目的是為了先理解在現實社會中政治對經濟的影響，特別是政府的經濟政策和經濟改革決定的形成和實施。第二，它的分析方法就是現代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具體地說，它是在現代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內引入政治因素的。
現代政治經濟學有兩大類分析工具。一類是基于“選舉”(voting)的、以少數服從多數來決定經濟政策的模型。在這類模型中，政治家的利益是為了贏得選票，經濟人根據自身利益投票，而經濟政策的確立由多數人的利益決定。另一類是基于“利益集團”(interestgroup)競爭從而影響經濟政策決定的模型。在這類模型中，不同利益集團動用可支配的資源游說、影響甚至賄賂政治家，而政治家的決策確定經濟政策。這兩類模型以不同方式引入政治運作機制，目的是為了更好地理解在不同的政治背景下經濟決策確定的原因。布萊克(DuncanBlack)早在50年代末證明的“中位選舉人定理”(themedianvotertheorem)為選舉模型做出了奠基性貢獻([4])。而奧爾森(MansurOlson)在60年代中出版的《集體行動的邏輯》一書可稱為利益集團模型的開山之作([20])。但是直到八九十年代，現代政治經濟學的發展才突飛猛進，并在經濟學科中逐漸形成一個獨立的領域。剛剛出版的的兩本新書：一本由珀森(TorstenPersson)和塔貝里尼(GuidoTabellini)合著([21])，另一本由格羅斯曼(GeneGrossman)和赫爾普曼(ElhananHelpman)合著([10])，集中體現了現代政治經濟學在這期間的新進展。
第二種對現代經濟學的批評是關于其模型中的假定。任何理論都要做假定，因此任何理論的成立也都會有局限條件。自然科學(如物理)如此，社會科學(如經濟學)也是如此。歷史表明，任何科學都是在對現有理論的批評中發展的，但是歷史還表明，建設性的批評最有價值。僅僅指出和批評已有研究中的某些假定與現實的差距是不夠的，關鍵的是看能否提出新的體系，不僅它的假定與現實更相符，而且還能解釋更多的現象，并能夠包涵已有理論。舉一個物理學的例子。當年人們之所以接受愛因斯坦相對論，是因為它既能比牛頓力學解釋更多的現象，而且還能把牛頓力學作為它的特例。現代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在不斷發展和擴充。下面我舉兩例說明，在過去30年的歷史中，現代經濟學如何不斷修改基本假定使之與現實更接近，同時修改后的理論不但能更好地解釋現實，并且能夠包涵已有理論。
第一個例子是70年代信息經濟學的崛起。新古典經濟學理論原本都是假定信息是對稱的。1970年伯克利加州大學的阿克爾洛夫(GeorgeAkerlof)發表的關于“次品市場”的論文開創性地把非對稱信息引入對市場的研究([1])，帶來70年代信息經濟學突飛猛進的發展。有趣的是阿克爾洛夫在完成該文后向經濟學期刊投稿，連續被四五家雜志拒絕，包括美國經濟學會的《美國經濟評論》、芝加哥大學的《政治經濟學期刊》、歐洲的《經濟研究評論》等一流經濟學雜志。幾經周折終在哈佛大學的《經濟學季刊》上發表，立刻引起巨大反響，成為主流經濟學的一部分。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引入非對稱信息改變了不少已有的結論，但是阿克爾洛夫的模型是在現代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框架下發展的，并將對稱信息作為一種特例。而且，它的結論可以用實證方法檢驗。事實上，在不同市場，非對稱信息的程度不同，它對人的行為的影響也不同。在對稱信息假設下的理論并不是被推翻，而是被擴展和補充了。因此，非對稱信息的理論被主流經濟學接受并成為其一部分，為信息經濟學作出奠基性貢獻的阿克爾洛夫、史賓斯(MichaelSpence)([28])和斯蒂格利茨([24],[29])一起榮獲2001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便是明證。
第二個例子是90年代行為經濟學(behavioraleconomics)的起步。心理學的經驗結果發現，在一些情況下人的決策與經濟學的理性假定有系統性偏差。行為經濟學(包括行為金融學(behavioralfinance))結合經濟學和心理學，吸收現代心理學中的經驗證據，修改經濟學中某些有關人的理性的基本假定。它研究在這種修改后的理性的條件下市場中人的經濟行為，由此得出很多與已有的理論不同的結論，并能夠解釋一些令人困惑的經濟現象。行為經濟學之所以正在逐漸被主流經濟學接受，也正是因為它運用現代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方法，并且將通常的理性假設的情況包涵在其中。通常的理性假設在某些情況下是合適的，而在另一些情況下，修改后的理性假設下的理論更能解釋現實。90年代，行為經濟學(包括行為金融學)在理論和實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重大進展。在行為金融學方面，塞勒(RichardThaler)([30],[31])和施萊佛([26])對人的有限度理性行為對金融市場的影響做了很多重要的研究。在行為經濟學方面，阿克爾洛夫又有新貢獻([2])。但最有意義的事件是2001年美國經濟學會將該學會的最高獎――每兩年一次、授于對經濟學發展影響最大的40歲以下的美國經濟學家的克拉克獎章(ClarkMedal)――頒發給為行為經濟學的基礎理論做出開創性貢獻的伯克利加州大學的雷賓(MatthewRabin)([22])。這是該獎在過去12年來首次授于一位研究基礎理論的經濟學家，它說明了經濟學界對行為經濟學的一種認可。同時它也表明，行為經濟學的興起恐怕是20世紀90年代經濟學基礎理論發展歷程中最有意義的事件。
四、用現代經濟學分析中國的經濟改革
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以及在世界經濟中的崛起是一個歷史性的事件。然而，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發展并不是孤立的，它是當今世界范圍內經濟體制向市場轉軌、經濟全球化和經濟發展之中的一部分。因此，中國與其他轉軌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一樣，面臨著很多相似的問題。當然，由于歷史、經濟、政治和社會背景的不同，各國具體經歷和路徑會表現出不同。這些年來各國在轉軌和改革中面臨的共同問題和采取的類似的和不同的解決辦法，對經濟學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課題。我們不難發現，雖然不少已有的經濟學理論適用于改革時期的中國，但不能一概而論。一些在成熟和常規市場經濟中的經濟學“常識”在轉軌過程中并不成立，有些改革時期的經濟行為和現象甚至與已有理論的預測背道而馳，比如東歐國家在市場自由化后出現的生產大衰退和中國在產權尚未規范化前的經濟持續增長便是已有經濟理論事先沒有預料的突出例子。因此，直接套用現代經濟學已有理論的結論很難或不能完全解釋由計劃向市場的轉軌過程中的一些重大問題。這并不奇怪，一來現代經濟學以往的研究對象偏重于成熟經濟和規范市場中的經濟問題，二來由計劃向市場的大規模的制度轉型在歷史上尚屬首次。
什么是研究中國經濟改革的可取的方法呢？首先，研究要瞄準中國的現實，經濟學家要懂得中國的事情。如果不懂得中國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的環境條件的歷史和現狀，研究就很容易產生困難：第一，很難識別和確定改革和發展中的主要問題和癥結；第二，不易做出與現實相符或相近的假定；第三，更難提出既遵照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又適合中國國情的政策建議。因此，懂得中國的事情是研究中國改革問題的必要條件。但是，僅僅懂得中國的事情是不夠的。為了研究中國經濟改革過程中的經濟行為和現象并提出適合中國國情的政策建議，還需要運用現代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它們是研究人類經濟行為和現象的知識的結晶。方興未艾的轉軌經濟學正是如此來研究包括中國在內的轉軌經濟中的新現象。伯克利加州大學的羅蘭(GerardRoland)的新書《轉軌與經濟學》概括了在這一領域中到目前為止的主要的理論和實證的研究成果([23])。事實上，現代經濟學正是在對新的經濟問題的探索中發展的。前面論及的公司金融學、政治經濟學、信息經濟學和行為經濟學是這樣，轉軌經濟學也是這樣。
運用現代經濟學分析中國經濟改革過程中的經濟行為和現象為什么有用且必要呢？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國經濟改革的方向是建立與國際經濟接軌的現代市場經濟體制。而現代經濟學的核心內容正是研究現代市場經濟的運行。因此，它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有關現代市場經濟的參照系，使我們在分析中國向市場經濟轉軌問題時能夠站在這一參照系的高度來觀察貌似紛亂無序的現象。有了現代經濟學提供的這一參照系，我們就可以把中國的情況放在國際比較中合適的位置上，以便準確地識別中國的情況中哪些具有一般性，哪些具有特殊性。否則，無論是對現實的分析還是對政策的建議，我們在研究中國改革時就會缺乏方向感，喪失大視野。
進一步說，現代經濟學的理論分析方法和框架適用于研究中國的改革。這可以分別從它的三個組成部分來看。第一，中國的消費者、企業家、經理和政府官員同其他國家的經濟人一樣，在資源、技術和制度的約束條件下受利益驅動。用現代經濟學的這一視角看問題，我們可以在分析中國正在經歷的復雜的轉軌問題時，對人的行為作出一致的和近合實際的假定。第二，由于中國的改革大趨勢是納入國際通行的市場經濟體系，所以，把現代經濟學的研究市場經濟的理論參照系作為研究中國改革問題的理論參照系不僅合適而且必要。第三，在研究的初級階段，引用現代經濟學的一些名詞、概念和結論的確能幫助研究人員擴展思路。但是，由于改革是錯綜復雜的過程，任何比較系統、深入、精細和經得起推敲的研究都必須超越概念的解釋和措辭爭論的層次。深入的分析需要借助前人制作的工具，而現代經濟學發展出來的各種數學模型提供了這樣的分析工具。雖然它們本身并不是為研究中國改革而發明的，但是其中一些模型經過適當的修改，考慮進中國的歷史和制度因素，是可以被運用來分析中國改革中的經濟行為和現象的。
下面從市場、企業和政府這三個不斷深入的改革層面來具體說明運用現代經濟學分析中國改革的有用性和必要性。第一個例子是市場作為資源配置機制的問題，它是改革中“計劃”與“市場”之爭中的基本問題。現代經濟學的一般均衡理論是關于市場價格作為資源配置機制的最基本的理論參照系。這一理論讓我們理解為什么不受管制的價格反映商品的稀缺程度并在市場經濟中起到調節供需的作用，以及在什么情況下個人的自利經濟行為通過沒有政府干預的市場可以達到社會的經濟效率。它對于以市場取代計劃，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作用具有根本的理論意義。無論是評估以往改革的路徑和目前的改革措施，還是提出新的政策性建議，凡是探討資源配置問題，這一理論都是討論的基礎。我國在50年代中期的改革嘗試，由于缺乏對市場在資源配置上的作用的認知，單純強調行政性放權，結果導致改革嘗試的失敗。到了80年代，一般均衡理論被介紹到中國，市場價格和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逐漸成為中國經濟改革者們關注的焦點。但是，即使在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已經確立之后的今天，各種扭曲價格、限制競爭、抑制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作用的政府政策仍然層出不窮。診斷這些政策的后果、提出改進的方法，都離不開基于一般均衡理論的分析。這一例子說明了現代經濟學中那些看上去盡管很抽象和不現實的理論參照系，在研究中國的改革時卻具有重要的實用價值。
第二個例子是90年代成為中國深層次改革熱點問題的企業問題。一般均衡理論是關于價格的理論，不是關于企業的理論。70年代以來，特別是80年代和90年代，隨著博弈論、信息經濟學、合同理論的發展，現代經濟學對企業的產權、所有權和治理結構問題的研究有了突破。現代的企業理論以激勵問題為出發點展開對企業內部經理層、大小股東和其他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利益沖突和調節機制的分析，而基于這一理論的實證研究發現了很多現實中的公司治理結構的規律。這些現代經濟學中正在蓬勃發展的理論和實證結果以及分析方法在80年代末、90年代被及時地介紹到中國，對于研究中國的企業改革非常有用，至少表現在兩方面。一方面，中國的企業改革方向是同發達經濟中的現代公司模式接軌，所以現代經濟學對發達經濟中公司的研究有助于在比較中發現中國企業改革中的問題，并提出具有遠見的政策性建議。另一方面，考慮到轉軌中的企業與成熟市場經濟中的企業在自身特性和所處環境上的重大差別，而這些差別又不易在短期內消除，已有企業理論中的現成結論便不可直接套用了。但是其中的分析工具仍然有用，因為它們抓住了具有一般性的企業問題的本質。運用這些工具，對已有的模型作出修改，加入特殊的歷史和制度因素(比如企業所有者不全是私人，產權的安全性得不到保障，合同和法律無法被有效率地和公正地執行)，就會得出既符合中國現實又有分析深度的結果。這樣就可把對轉軌中的企業的研究提到一個新的高度，并對癥提出符合中國國情的政策性建議。這一例子說明了現代經濟學中那些關于成熟市場經濟的研究結果，對研究中國的改革或可被直接應用，或可被修改和發展后運用。
第三個例子是轉軌過程中政府的行為及對經濟影響的問題。這是較前兩例――市場和企業――更為深層次的問題，因為政府的行為對市場功能的發揮和企業活力的展現都有著基本的(正面或負面的)影響。不同于前兩例的是，現代經濟學對政府的經濟行為的研究相對有限，遠不如對市場的資源分配和企業問題的研究那樣深入和成熟。根本原因是發達的市場經濟以法治為基礎，政府的任意行為受到法律約束，使得它不易侵犯產權和限制企業的自由組建和發展，而政府的主要經濟職責是提供公共品，如基礎教育和公共衛生服務。而轉軌經濟和發展中經濟的情況非常不同：通過建立法治來約束政府行為往往需要較長的時間才能實現。在完善法治之前，政府的行為，特別是地方政府的行為，對經濟影響最大和最突出的方面還不在于提供傳統的公共品，而在于政府對待本地新興非國有企業的行為是“養雞生蛋”還是“殺雞取卵”，這往往決定了某地經濟活力的程度。哪些因素決定地方政府的行為并進而決定地方經濟的衰盛無疑是轉軌經濟提出的新問題，而現代經濟學并沒有現成的答案。但是，現代經濟學提供了有用的視角，即地方政府官員同其他經濟人一樣其行為與所提供的激勵緊密相關。同時，現代經濟學在研究其他問題時發展出來的分析工具可以被借用，比如，研究企業組織內部管理中的集權、分權利弊的模型可以被用來研究政府組織內部中央與地方政府權力配置關系，以及它如何影響地方政府的激勵和行為這一問題。因此，我們可以運用現代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來評估地方政府行為的變化并進而解釋在轉軌過程中各地甚至各國經濟表現的不同。
用這樣的方法可以深入研究中國在80年代實行的中央向地方放權和財政包干制對地方政府行為和它們所管轄的地方經濟的影響。一方面，眾所周知，財政包干制加劇地方保護主義，伴隨中央財政收入下降等問題。但另一方面，它給于地方政府很高的邊際財政留成率。實證研究發現，在實行財政包干制期間，地方政府的邊際財政留成率越高，其財政激勵就越高，它們的自身利益與本地的經濟繁榮就越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它們表現出更愿意幫助和支持而不是阻止和扼殺本地有活力的非國有經濟，結果本地的非國有經濟發展越快。這與90年代俄國的情況形成鮮明對比。由于俄國的地方政府的財稅收入與本地的經濟發展幾乎不掛鉤，地方政府沒有財政激勵發展本地區經濟，相反卻不斷騷擾、掠奪新興的私有經濟。俄國地方政府的這一行為被認為是阻礙新興私有經濟發展的重要原因。
轉軌經濟學的這一研究也影響和刺激了經濟學其他領域的研究。它對發展經濟學有直接的影響——畢竟在制度環境方面發展中經濟與轉軌經濟有相似之處——比如推動了研究政府行為與民營經濟發展的關系。它還引發了90年代形成的一些新的經濟學(包括金融)的研究熱點，比如比較世界范圍內(包括發達國家)的財政體制、法律體系和金融監管體制并分析它們對政府行為、企業融資和經濟表現的影響，而這些都不是以往研究的焦點。由此看出，對轉軌經濟和對中國改革的研究的確也會為現代經濟學的發展作出貢獻。這一例子說明了即使是研究那些中國改革中特有的問題，也可以借用現代經濟學中為研究其他問題而發展出來的分析工具。反過來，不僅轉軌經濟和中國改革的現狀為現代經濟學的研究提供了有意思的素材和經驗數據，而且運用現代經濟學的方法研究轉軌和中國改革還豐富和發展了現代經濟學。由于政府行為及其對經濟的影響是轉軌經濟中最突出的和最受關注的問題，也是經濟發展中帶有普遍性的深層次問題，對這一問題的研究自然而然地成為近年來轉軌經濟學的一個核心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