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探索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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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這個普遍的概念是從人們對待滿足他們需要的外界物的關系中產生的。”［1］從馬克思關于價值概念的界定可以看出，價值是人們對于客觀事物能否滿足自身需要的一種主觀認定。在長期的社會實踐活動中，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都會形成一種特定的價值判斷系統，其中，在這個系統中居于核心地位并起統領作用的乃是這個國家和民族的核心價值體系，這是保證一個國家和民族社會系統得以正常運轉的基本精神依托。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作為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中國社會不斷向前發展的精神支撐，它的形成經歷了一個長期歷史過程，并伴隨著歷代中國共產黨人對社會主義認識的不斷深化而逐步展開。

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初步探索

從歷史分界點來講，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是在新中國成立后的1956年底，但我們并不能得出1956年底是中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探索的歷史起點的必然結論。因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準備，其前途必然是社會主義；新民主主義并不是一個獨立的社會形態，在新民主主義社會中社會主義因素始終處于主導地位。基于此，筆者認為，其實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為了保證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順利過渡，增強社會主義因素的影響力，在對新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實際探索中，已經包含了對未來新社會一系列設想，這其中就包含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探索。首先，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奠基。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運動。實踐證明，中國近代以來革命屢遭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沒有科學理論的指導。以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正確分析中國國情的基礎上，認真吸取了近代以來歷次革命失敗的深刻教訓，并在俄國十月革命的指引下，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作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從而為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道路指明了正確方向。深刻強調：“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從客觀實際產生出來又在客觀實際中獲得了證明的最正確最科學最革命的真理”；“只要我們更多地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學，一句話，更多地懂得客觀世界的規律，少犯主觀主義錯誤，我們的革命工作和建設工作，是一定能夠達到目的的”。又認為，馬克思主義雖然是科學的理論，是指導中國革命和建設走向勝利的強大思想武器，但是它絕不可能直接提供解決中國革命和建設面臨的一切難題的現成答案。因為馬克思主義是個“舶來品”，它產生于資本主義國家，而不是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家。所以，強調，中國共產黨在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絕不動搖的同時，必須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和建設實踐有機結合起來，實現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用中國的語言文字譜寫馬克思主義的新篇章。“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個國家具體的革命實踐相聯系的。對于中國共產黨來說，就是要學會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應用于中國的具體的環境。”之后，無論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還是在改革開放時期，中國共產黨都堅持這一原則，并在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局面的偉大進程中不斷豐富和發展著馬克思主義。

其次，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的探索。自鴉片戰爭以來，中華民族飽受屈辱和磨難，建設一個獨立自主、人民解放、繁榮富強的新中國，是億萬中國人民的夙愿。1940年，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對新中國作了一般設想：“在這個新社會和新國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經濟，而且有新文化。這就是說，我們不但要把一個政治上受壓迫、經濟上受剝削的中國，變為一個政治上自由和經濟上繁榮的中國，而且要把一個被舊文化統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國，變為一個被新文化統治因而文明先進的中國。”后來他在《論聯合政府》中，進一步從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的角度對這一設想進行了具體闡述，指出，我們最低綱領（一般綱領）就是“建立一個以全國絕大多數人民為基礎而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的統一戰線的民主聯盟的國家制度”。這種國家制度在政治上主張“推翻外來的民族壓迫，廢止國內的封建主義的和法西斯主義的壓迫，并且主張在推翻和廢止這些之后不是建立一個舊民主主義的政治制度，而是建立一個聯合一切民主階級的統一戰線的政治制度”；這種國家制度在經濟上完全采用孫中山先生的主張，即“在土地問題上，實行‘耕者有其田’”，在工商業問題上，“凡本國人及外國人之企業，或有獨占的性質，或規模過大為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銀行、鐵道、航路之屬，由國家經營管理之，使私有資本制度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這種國家制度在文化上主張“‘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即是說，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絕不應該是‘少數人所得而私’的文化”。

認為，“實行這個綱領，可以把中國從現在的國家狀況和社會狀況向前推進一步，即是說，從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國家和社會狀況，推進到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和社會”。在此基礎上，他進一步指出：“我們的將來綱領或最高綱領，是要將中國推進到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去的，這是確定和毫無疑義的。”正是在這一共同理想的指引下，中國人民不惜拋頭顱灑熱血，最終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建立了一個嶄新的新中國，并在三大改造完成后順利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社會主義制度確立之后，中國之所以能夠在短時間內建立起比較完備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呈現出如火如荼的高漲局面，也是得益于這一共同理想的支撐。再次，社會主義基本道德觀的確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社會主義道德觀的核心，也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本宗旨和價值訴求。這一核心道德理念，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的價值規范與人民的切身利益的一致性，從而使其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過程中集中代表了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成為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的領導核心。是社會主義道德的倡導者和身體力行者，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他在《論聯合政府》中著重闡述了建立以“為人民服務”為核心的社會主義道德的重要性：“我們共產黨人區別于其他任何政黨的又一個顯著的標志，就是和最廣大人民群眾取得最密切的聯系。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這些就是我們的出發點。”他認為，有些共產黨人之所以會出現教條主義、經驗主義、命令主義、尾巴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驕傲自大等弊病，就是因為他們脫離了群眾，進而強調：“只要我們依靠人民，堅決地相信人民群眾的創造力是無窮無盡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難也能克服，任何敵人也不能壓倒我們，而只會被我們所壓倒。”［2］1096新中國成立后，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再次深刻強調：“我們國家要有很多誠心為人民服務、誠心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立志改革的人。我們共產黨員都應該是這樣的人。”

很明顯，無論是革命時期，還是在新中國成立后，始終堅持人民利益至上，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為社會主義道德區別于封建主義道德和資本主義道德的根本標志，這也是中國共產黨和其他一切政黨區別的重要標志。最后，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的培育。民族精神是支撐一個民族不斷向前發展的精神支撐，是凝聚一個民族力量的精神紐帶。一直高度重視民族精神的培育，深刻指出：“我們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改造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全國不同民族、不同黨派、不同政治訴求的人之所以能夠團結在中國共產黨周圍不計名利和得失，就是得益于這種偉大民族精神的弘揚和發揮。時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相互交融，二者一起構成了中國人民的精神脊梁。新中國成立后，一貫倡導和高度贊揚的抗美援朝精神、雷鋒精神、鐵人精神、“兩彈一星”精神和紅旗渠精神，是時代精神的最好注腳。總的來講，雖然從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就開始了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艱辛探索，但是由于實踐和理論的局限，他對“什么是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基本問題并沒有認識清楚，更沒有明確提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概念，但是我們并不能因此而否認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有關內容進行探索的歷史事實，并且他的這種探索，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最終提出和確立奠定了堅實基礎。

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認識的深化

1978年12月18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的召開，撥亂反正，正本清源，從根本上扭轉了長期存在于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領域的“左”的錯誤思想，重新恢復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以此為契機，在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中，以鄧小平和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對“什么是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什么樣的黨”和“怎樣建設黨”等基本問題深刻回答的基礎上，深化了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價值體系的認識。關于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馬克思主義是全世界無產階級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所必須堅持的指導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也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思想，決不能動搖。1985年9月23日，鄧小平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上講到第三點關于精神文明建設時說：“過去我們黨無論怎樣弱小，無論遇到什么困難，一直有強大的戰斗力，因為我們有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念。”［7］144同時，鄧小平認為，馬克思主義是一個開放的理論體系，馬克思主義在與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實踐相結合的過程中，相繼產生了一系列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偉大成果，這些都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必須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也唯有如此，才是真正做到了堅持馬克思主義。“我們堅信馬克思主義，但馬克思主義必須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只有結合中國實際的馬克思主義，才是我們所需要的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正是因為如此，在黨的十二屆六中全會和十四屆六中全會通過的兩個指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綱領性文件中，關于精神文明建設的指導思想在文字上才有了不同的表述。黨的十二屆六中全會指出：“堅持以馬列主義、思想為指導，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根本，也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根本”；十四屆六中全會進一步明確：“我國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必須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和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指導。”

同志認為，馬克思主義具有與時俱進的理論品質，“我們必須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實際緊密結合起來，同時代和世界形勢的新發展、新變化緊密結合起來，在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實踐中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中國歷來是個人口大國，尤其隨著改革開放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的逐步確立，如果沒有一個共同的理想把全國人民凝聚起來，就不能形成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強大精神動力。鄧小平對此有著深刻的認識：“我們這么大一個國家，怎樣才能團結起來、組織起來呢？一靠理想，二靠紀律。組織起來就有力量。沒有理想，沒有紀律，就會像舊中國那樣一盤散沙，那我們的革命怎么能夠成功？我們的建設怎么能夠成功？”在此基礎上，鄧小平在黨的十二屆六中全會上正式確立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把我國建設成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這就是現階段我國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也認為：“為了凝聚全國各族人民的力量，共同推進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必須在全社會牢固樹立共同的理想信念和精神支柱。”鄧小平同時指出，在為現階段的共同理想而奮斗的同時，不應該忘記了最高理想，“我們黨的最高理想是建立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社會。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這個最高理想都是我們共產黨人和先進分子的力量源泉和精神支柱”，“對于我們共產黨人來說，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奮斗，也就是為黨的最高理想而奮斗”。關于弘揚民族精神和培育時代精神。中華民族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形成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這是中華民族維持長期統一局面的精神支撐。鄧小平認為，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必須注重民族精神的弘揚，這樣不僅可以提升社會成員對本國和本民族的認同感，而且可以有效抵御改革開放過程中資本主義不良思想的侵蝕。

1980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小平在談到應對封建主義殘余和資本主義不良思想的影響時，曾語重心長地告誡人們：“必須發揚愛國主義精神，提高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否則我們就不可能建設社會主義。”與此同時，鄧小平認為，如果說新中國的建立和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為中國文明的復興提供了最堅實的基礎和保證的話；那么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隨著改革開放的開啟和深入發展，更是為中國文明的復興賦予了新的強大生機和活力。因為在鄧小平看來，“這個復興，不但將創造出高度發達的物質文明，而且將創造出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批判繼承歷史傳統而又充分體現時代精神的，立足本國而又面向世界的，這樣一種高度發達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由此可見，對于時代精神的弘揚和培育，也是鄧小平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理論的重要內容。同志在黨的十六大報告上對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作全面闡述時，把這種民族精神明確歸納為“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團結統一、愛好和平、勤勞勇敢、自強不息”的精神；同時把時代精神歸納為“解放思想、改革創新的精神，尊重科學、真抓實干的精神，顧全大局、團結協作的精神，謙虛謹慎、崇尚先進的精神，艱苦奮斗、無私奉獻的精神”。關于社會主義道德。鄧小平認為：“社會主義思想道德集中體現著精神文明建設的性質和方向，對社會政治經濟的發展具有巨大的能動作用。”為此，他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承和發揚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道德思想，將“人民贊成不贊成”“人民高興不高興”“人民擁護不擁護”“人民答應不答應”等作為社會主義道德建設的出發點和歸宿點，強調“社會主義道德建設要以為人民服務為核心”。在此基礎上，鄧小平通過對“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的論述，重新厘清了“義”和“利”的關系，糾正了以往重“義”輕“利”的平均主義思想，強調“義”和“利”應該并重，從而賦予了社會主義道德以新的內涵。在鄧小平看來，追求物質利益和講道德并不矛盾，追求物質利益是個人生存和發展的前提條件，同時也是促進人類社會不斷向前的重要動力。“不重視物質利益，對少數先進分子可以，對廣大群眾不行，一段時間可以，長期不行。”所以，他進一步指出：“如果只講犧牲精神，不講物質利益，那就是唯心論。”

需要強調的是，鄧小平雖然認為在講道德的同時，不應該忽視物質利益的重要性，但他并不是把物質利益的滿足與否看作衡量行為道德的唯一標準，而是要看究竟滿足的是誰的物質利益以及如何滿足物質利益。如果僅僅是滿足個人的物質利益而不是最廣大人民的物質利益，那么這個行為同樣是不道德的。“我們提倡按勞分配，承認物質利益，是要為全體人民的物質利益奮斗。每個人都應該有他一定的物質利益，但是這決不是提倡各人拋開國家、集體和別人，專門為自己的物質利益奮斗，決不是提倡各人都向‘錢’看。要是那樣，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還有什么區別？”由此可見，鄧小平的論述既堅持了集體主義的原則，又與時俱進，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對之做出了創新發展。這就說明，實現個人利益與大多數人利益的有機統一，是社會主義道德必須遵循的一個重要原則。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在對新中國成立以來道德建設經驗教訓深刻總結的基礎上，提出了更為完整的道德要求，這就是“社會主義道德建設要以為人民服務為核心，以集體主義為原則。以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社會主義為基本要求”。并把公民基本道德規范明確為“愛國守法、明禮誠信、團結友善、勤儉自強、敬業奉獻”五個方面，進一步豐富了社會主義道德規范的內容。總的來講，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屬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重要范疇，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究其內容來講，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明確提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也是社會主義的重要特征，從而在對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進行探索過程中，加深了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認識。十三屆四中全會以后，同志提出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集中概括了中國共產黨的價值追求，從根本上揭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價值取向。這些都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最終提出奠定了深厚的理論基礎和實踐基礎。

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確立和發展

21世紀以來，以和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緊密結合新世紀新階段時代變化的新特點，明確提出“社會和諧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進一步深化了對社會主義本質的認識，并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重要任務，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內容歸納為“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社會主義榮辱觀”四個方面，要求必須“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融入國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設全過程、貫穿現代化建設各方面”。中國共產黨在改革開放深入發展、社會生產力進一步提高、人民生活不斷改善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提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對于鞏固馬克思主義在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中的主導地位、深化對社會主義本質的認識、最大限度地凝聚社會共識、共同奮斗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2012年11月8日，同志在黨的十八大報告中，從國家、社會制度、公民道德三個層面首次提出了以“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為核心內容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進一步的凝練與升華。2013年10月22日，習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上強調：“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鞏固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2014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學考察時又深刻指出：“核心價值觀的養成絕非一日之功，要堅持由易到難、由近及遠，努力把核心價值觀的要求變成日常的行為準則，進而形成自覺奉行的信念理念。”

這對于廣泛而有效地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和進一步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無疑具有重要意義。綜上所述，中國共產黨對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認識發軔于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隨著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地位的確立而不斷得到深化，并最終在新世紀新階段明確提出了這一概念。通過對中國共產黨關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探索的基本歷程的考察，我們不難看出，貫徹其中的一條主線就是中國共產黨不斷深化了對“什么是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基本問題的認識，深化了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認識。它不僅從意識形態和文化建設層面，更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整體布局的高度，深刻地揭示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局中的重要作用和戰略地位，是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中國夢必須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

作者：王茂森 單位：周口師范學院 思想政治理論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