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區域經濟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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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東亞3個層次的區域經濟合作均發生了關系未來走向的重要變化，東亞區域整體經濟合作的制度化正邁出關鍵步伐。第一層，2010年東亞峰會的架構因美國、俄羅斯的加入而再次擴容為更具亞太屬性的“10+8”。2011年東盟峰會明確由其主導與FTA/CEP伙伴構建RCEP；并在2012年8月通過《RCEP談判的指導原則與目標》，11月與中、日、韓、印、澳、新共同啟動RCEP談判的聯合聲明；截至2015年2月底已進行7輪談判，成立貨物、服務貿易，投資、知識產權、競爭政策、經濟技術合作等7個工作組負責具體領域的相關談判，并就制定統一的關稅表、原產地規則、海關程序與貿易便利化等重要議題達成初步共識，市場準入自由化模式、各領域談判進入實質性階段；繼東亞峰會談判各方領導人再次重申談判時限之后，2015年第21屆東盟經濟部長會議確認爭取在2015年內結束全部實質性談判。此外，清邁倡議多邊化協議2009年簽署，其修訂稿也已于2014年正式生效“，10+3”財金合作取得重要進展；主席在2015年3月博鰲亞洲論壇上明確，東盟和中日韓致力于2020年建成東亞經濟共同體。第二層，變化主要體現在中國與東盟的“10+1”。作為對以“10+”FTA為重要形式的東亞區域經濟合作產生過積極示范效應的先行者和中國推動FTA戰略的關鍵依托，中國－東盟FTA(CAFTA)深化與拓展的必要性和深遠意義毋庸諱言。
在深受金融危機沖擊和影響的2009年，中國一躍成為東盟的第3大貿易伙伴。2010年，中國－東盟投資合作基金正式運營。2013年，覆蓋19億人口、擁有近6萬億美元國內生產總值的CAFTA如期建成，雙邊貿易額由2003年的782億美元躍升至4436.1億美元，雙向投資累計1147.8億美元，是2003年的3倍多。中國提出打造CAFTA升級版，更新并擴充其內容與范圍；打通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攜手建設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力爭到2020年雙邊貿易額達1萬億美元，今后8年新增雙向投資1500億美元，創造中國－東盟未來新的“鉆石十年”。2014年8月，CAFTA升級談判要素文件獲得通過，并已于2014年9月、2015年2月分別進行了第1和第2輪升級談判。主席在2015年博鰲亞洲論壇上表示，爭取在2015年完成CAFTA升級談判。第三層，主要變化在東北亞這一東亞區域經濟合作極為特殊的區域。雖然自最早啟動的日韓FTA談判于2004年中斷后這一區域的經濟合作幾無任何進展可言，但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中韓、中日韓令人欣喜地相繼完成FTA聯合研究。2012年5月，中日韓三國投資協定簽署；同年11月，FTA談判宣布啟動，截至目前已舉行6輪；包括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投資、海關程序、競爭政策、知識產權保護、技術性貿易壁壘在內的11項內容被納入談判范疇，并相應設立11個工作組展開具體磋商，已就貨物貿易降稅模式達成共識。中韓FTA談判的推進更是出乎意料的迅速：2012年5月啟動；2013年9月，完成第1階段即模式階段共7輪談判；2014年11月，兩國元首共同宣布結束實質性談判；2015年2月25日，草簽協定全部文本，據韓聯社報道兩國同意于2015年上半年正式簽署中韓FTA協定。中韓FTA，按照開放時間將貿易產品分為一般(10年內)、敏感(20年內)和超敏感(20年后)3類，經過最長20年的過渡期，貨物貿易自由化比率將占到中國關稅稅目的91%和進口額的85%、韓國關稅稅目的92%和進口額的91%；納入服務貿易、投資、原產地規則、海關程序和貿易便利化、技術性貿易壁壘、知識產權、經濟合作等17個領域，涵蓋電子商務、競爭政策、環境等“21世紀經貿議題”，金融服務、電信服務均首次單設章節；協定生效后兩年內，以負面清單模式繼續展開服務貿易談判、基于準入前國民待遇和負面清單模式啟動投資談判。中韓FTA實質性談判的結束意味著其將幾無懸念地成為東北亞區域首個FTA，考慮到韓國已于2013年首次超越日本成為中國的第一大進口來源國，其對中日韓FTA談判的具體影響值得期待。此外，雖然截至目前東盟共同體的構建尚有10%的計劃未完成，但按照《2009－2015年東盟共同體路線圖》其將于2015年建成，而經濟共同體是3大支柱之一；馬來西亞總理納吉布在2015年2月表示，未來10年間東盟應成為世界第7大經濟體。
這對加強東盟自身的凝聚力和吸引力、減少對其領導力的質疑和區域經濟合作主導權的爭議，進而促進東亞整體區域經濟合作的意義同樣毋庸置疑。需要注意的是，作為東亞區域最大的經濟體，中國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已具備在RCEP談判中發揮重要作用的能力，且積極推動談判進程的責任意識也在日益增強，于2013年9月、10月相繼提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海上絲綢之路”戰略構想；并為切實推動“一帶一路”建設，發起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截至2015年4月15日，AIIB意向創始成員國已由2014年10月24日啟動之時的21個增加至57個；泛東亞主要經濟體，印尼的加入使東盟10個成員國全部聚齊，韓國、新西蘭、印度、澳大利亞均在其中，只有日本不在其列。加之《中國－東盟交通合作戰略規劃》《、東盟互聯互通總體規劃》正在努力實施之中。以基礎設施的資金支持為契機、加強沿線國家的互聯互通為載體，促進區域整體福利的增長和均衡分配以及內部環境的和諧，東亞區域經濟合作能否加速與整合備受關注。
2東亞區域經濟制度性合作的推進障礙
復雜的歷史問題及其遺留的領土爭端等現實的非經濟因素，使東亞經濟體的民族主義、國家主權意識濃厚，而對區域經濟一體化來說極為重要的共同意識和身份認同欠缺，是東亞區域機制性經濟一體化進展緩慢的重要原因。作為區域外大國利益集中之地，美國的亞太戰略布局以及價值觀外交和東亞經濟體的兩面下注以及騎墻政策，不可避免地會因東亞區域內經濟體實力的不平衡及其相對變動而有所調整，其相應產生的放大效應和戰略博弈進一步增加了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不確定性。福禍相依，有弊有利。也正是由于美國重返亞太戰略的推進和TPP談判進程的加快，才使強調自身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主導權和輪軸地位、以有利于自身經濟一體化為主要目的、更加關注“10+”框架內大國力量平衡的東盟，最終決定加快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啟動RCEP談判。盡管如此，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推進過程中的變數依然存在。
就第一層的RCEP而言，雖名為7個經濟體但涉及16個國家，雖以發展中經濟體為主但也不乏極具代表性的發達經濟體，無論意識形態、政治制度還是經濟體制、發展水平均存在較大差異，區域經濟合作利益訴求的協調難上加難，找到能令談判各方滿意的自由化水平和規則標準的平衡點實為不易。5個“10+1”被視為RCEP談判所具有的“先天優勢”，但日本與韓國、中國，印度與澳大利亞、新西蘭、中國尚未締結FTA甚至并未啟動FTA談判也被視為RCEP整合東亞區域經濟合作的阻力之一。事實上，作為現代化的、全面的、高質量的區域貿易協定，RCEP較之5個“10+1”不但覆蓋范圍更為廣泛，而且程度也將進一步加深。無論貨物貿易還是服務貿易自由化，各自敏感產品的范圍及例外程度、國家的差別化待遇，都很有可能延緩RCEP的談判進程。2015年2月的第7輪談判，印度、韓國、中國同日本、澳大利亞、新西蘭就貨物貿易自由化率等方面產生了較大分歧，后者80%的產品開放進口要求與前者40%的開放意愿差距甚遠；印度對先貨物貿易協定再服務貿易協定的做法也一直存有異議。此外還有兩點障礙始終不能回避。一是對區域外部的依賴，即外部市場對RCEP的約束。盡管東亞經濟體相互之間的貿易規模不斷擴大、增長速度也較快，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更是普遍開始重視擴大內需和區域內部市場的整合，RCEP區域內貿易比重還是無法與歐盟相提并論，區域內出口、進口比重全面落后、差距明顯；并且與歐盟、北美FTA不同，RCEP的區域內出口貿易比重小于區域內進口貿易比重。二是區域內部的競爭，即結構同構。這同東亞整體對區域外部市場的依賴以及由此產生的相互之間的替代關系密切相關。以FDI為載體的產業轉移使東亞內部經濟體之間的產業結構趨同，在區域內市場上的相互競爭也在不斷增強。
就第二層的CAFTA而言，除了東亞區域經濟合作普遍存在的結構同構及其引發的在區域內外的競爭性問題之外，雙邊貿易的不平衡對東盟經濟體參與FTA建設的影響也不容忽視，這是CAFTA深化拓展、加強內部驅動力必須認真對待的問題。按照中國海關的統計，2011年中國對東盟的貿易逆差達226.9億美元，為2003年CAFTA構建以來的最大值；緊接著拐點出現，2012年中國向東盟出口同比增長20.1%、進口僅增1.6%，實現貿易順差84.5億美元；2014年中國與東盟的貿易，雖然出口增速與進口增速的差距有所減小，但依然為11.5%對4.4%，順差較2013年的445.3億美元增長43.2%達到637.5億美元。盡管這與中國在東亞區域生產網絡中所扮演的對外經濟聯系橋梁和紐帶角色不無關系，其還是在一定程度上真切反映出中國在雙邊貨物貿易中對東盟經濟體越來越大的沖擊。馬來西亞、越南、新加坡是中國在東盟的前3位貿易伙伴，尤其越南已由2013年的第5位快速提升至2014年的第2位。中國的貿易順差主要由新加坡和越南所貢獻，尤其中國對越南貿易2014年實現順差438.3億美元，占到當年中國對東盟貿易順差的68.8%。中國的貿易逆差則通常來自馬來西亞和泰國。東盟經濟體對中國經濟發展的疑慮和關注以及對CAFTA深化與拓展的積極性，也因此進一步呈現出不同的心態和程度。隨著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第二大進口國、第一大出口國、最大貨物貿易國，以及對外直接投資迅速增長、已連續3年位列全球第3大對外投資國，主席在2014年G20峰會上表示未來5年中國“將進口超過10萬億美元商品，對外投資超過5000億美元”；尤其2013年中國提出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對東盟經濟體等本地區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建設給予資金支持，東盟對中國市場機遇、投資機遇和增長機遇的期待越來越大。此外，在貿易投資一體化的時代背景下，CAFTA的產業轉移、企業合作正呈上升態勢，這是通過區域市場整合基礎上的分工深化效應提高相互之間的依賴、減輕外部市場約束的最佳選擇；截至2014年9月底中國與東盟的雙向投資已累計1231億美元，且中國對東盟的投資70%以上為近4年所為，中國對東盟投資合作中的資源環境保護、企業社會責任問題日漸突出，打造CAFTA升級版所需要的和諧環境尚需進一步鞏固。
就第三層的中日韓FTA而言，三國強烈的政治意愿是解決一切問題的基礎，關系穩定、政治互信是合作得以不斷推進的前提。除此之外，還必須面對3點主要障礙。一是經濟合作的態度、目標和利益訴求存在一定的差異：日本在被安倍晉三稱為“百年大計”的TPP、RCEP、中日韓FTA之間的權衡與運作是重要的影響因素，韓國區域經濟合作中的美國因素和“大國平衡戰略”的作用也不容忽視；市場開放的速度與程度、敏感產業的范圍與保護、人員流動的規模與限制、區域規則的協調與統一，均需在談判中通過適當的妥協與退讓加以不斷地彌合。例如，日本在2013年第2輪談判中提出10年內將零關稅品種提高至90%以上，而其已簽訂的FTA平均自由化率也僅為85%。二是農產品問題復雜而敏感。其一直是日韓對外締結FTA需要下大力氣克服的難點和阻力，也是中日韓FTA談判始終無法回避、最為糾結的問題。WTO的統計數據顯示，2013年的農產品簡單平均最惠國關稅，中國15.6%、日本19.0%、韓國52.7%；最高最惠國稅率，三國分別為65%、736%、887%。2012年，日本、中國是韓國農產品第1、第3大出口市場，韓國是日本農產品第4大出口市場，日本、韓國是中國農產品第1、第5大出口市場(歐盟第2)《。中日韓自由貿易區可行性聯合研究報告》明確，日韓認為FTA在三邊農產品貿易上可能產生的非對稱效應和收益的不平等分配，會進一步增加對本國農業部門所受影響的擔憂。需要注意的是，日本的農產品簡單平均最惠國關稅較之2011年的23.3%已有小幅下調，這很可能與日本為促進TPP談判而采取的相關措施有關，其能否對中日韓FTA產生一定的促進作用尚待進一步觀察。三是服務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的負面清單及準入前國民待遇。隨著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準入前國民待遇、負面清單的實施，以及中國同意以此為基礎展開與美國的BIT實質性談判并加入TISA談判，尤其中韓FTA實質性談判的結束，中日韓FTA同樣采用負面清單方式、對電信/信息通信技術和金融服務單獨設章或附錄的爭議應該可告一段落，關鍵在于負面清單的長度?；セ莼ダA上的利益均衡是中日韓FTA談判能否順利展開的關鍵。
東亞區域經濟合作的發展進程表明，無論最初“10+1”模式的普遍化還是現在的RCEP、中日韓FTA談判，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推進均是區域次區域互動的結果。尊重國家的差異性，靈活對待各自敏感行業及產品，適度開放、循序漸進。盡管中國所強調的“10+3”仍未能改變非機制化合作的論壇性質，看似被日本所倡導的“10+6”搶占了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先機，對于“10+3”實質性經濟合作和東亞FTA還是應繼續堅持。這既是中國把握并強化自身FTA戰略主動性、更好規避TPP貿易轉移效應的最佳選擇，也會對切實加快東亞區域市場整合，促進產業合作和各自及整體結構的優化升級，增強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進而推動RCEP、中日韓FTA起到積極作用。
作者：張天桂單位：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