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經濟走勢特點分析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東亞經濟走勢特點分析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在美國經濟回升波動不定、歐洲遭遇主權債務危機的背景下，東亞經濟走勢越來越成為全球經濟回升能否持續的關鍵，因而受到高度關注。新一輪全球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也曾使東亞經濟遭受沉重打擊，但到2009年春夏，東亞經濟開始企穩回升，迄今仍保持著較為強勁的回升之勢，并越來越成為全球經濟回升的引擎和支撐，但東亞經濟回升同樣也面臨多層面問題和風險。與此同時，東亞經濟格局正在發生引人注目的新變化，東亞經濟合作在多重動力的驅使下全面推進，并顯現出多層面頗值關注的新趨向。

一、東亞經濟回升的新態勢

1997年夏爆發的金融危機并未宣告東亞經濟奇跡的終結，走出金融危機后的東亞經濟依舊保持著快速增長的勢頭。2007年夏，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再度使東亞經濟遭遇沉重打擊，尤其是衰退最嚴重的2008和2009年，許多東亞經濟體都出現了嚴重的負增長，如2009年日本的實際GDP增長率為-6.3%，中國香港、泰國、柬埔寨、中國臺灣、馬來西亞和新加坡也分別為-2.7%、-2.4%、-2.0%、-1.9%、-1.6%和-0.8%，韓國則幾乎為零增長，只有0.3%。①包括中國（本文指中國大陸，下同。）在內的未出現負增長的經濟體增長率也大幅收窄。2009年春是新一輪東亞經濟衰退的最嚴重時期，此后東亞經濟開始顯現企穩回升跡象，尤其是進入2010年后，東亞經濟回升的勢頭更趨明顯，迄今仍基本保持著穩定回升的態勢。2010年，新加坡、中國臺灣和中國的實際GDP增長率分別達到14.5%、10.9%和10.3%，組成快速回升的第一梯隊；老撾、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和中國香港分別達到7.9%、7.8%、7.6%、7.2%和7.0%，組成快速回升的第二梯隊；越南、韓國、印尼、柬埔寨和緬甸也分別達到6.8%、6.2%、6.1%和5.5%，組成快速回升的第三梯隊；回升較慢的日本和文萊也分別達到4.0%和2.6%。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新預測，2011和2012年，東亞經濟回升的勢頭將有所放慢，個別經濟體如日本甚至可能出現負增長，但總體上仍將保持較快增長之勢，重陷衰退的危險不大，詳見表1。當前東亞經濟回升態勢之所以廣受關注，重要原因之一是與歐美經濟的停滯或波動形成強烈反差，東亞在全球經濟回升中的引擎與支撐作用更趨重要，東亞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更趨增大，早已顯現的世界經濟增長中心東移的勢頭更趨明顯。如據日本貿易振興機構最新測算，2010年，東亞（不含日本）的實際GDP增長率平均為9.3%，比世界平均水平5.0%高出4.3個百分點，更相當于美國2.8%的實際GDP增長率的3.3倍，歐盟1.8%的實際GDP增長率的5.2倍。2011年東亞、世界、美國和歐盟的相應數據將分別為8.0%、4.4%、2.8%和1.8%，東亞分別相當于世界、美國和歐盟的1.8倍、2.9倍和4.4倍，2012年仍將延續這一格局。2010、2011和2012年，東亞（含日本）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分別高達42.0%、40.1%和42.2%。②當前東亞經濟的快速回升，首先根源于其作為新興市場內含的強勁動力；其次得益于各經濟體政府面對全球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所采取的力度空前的經濟刺激政策產生的良好效果；再次與外部世界市場和國際投資的恢復與拉動有著密切關系。2009年，世界商品貿易的名義和實際增長率分別為-22.9%和-12.1%，而到2010年已分別反彈至22.2%和12.5%。這對經濟增長依然高度依賴出口的東亞經濟體而言，無疑將產生巨大的刺激和推動作用。2010年，東亞經濟體的出口貿易比上年猛增29.7%，其中中國增長31.3%，日本增長32.1%，韓國增長28.3%，東盟增長29.9%，增幅均明顯超過了世界平均水平。③2011年依舊延續了這一態勢。

二、回升進程面臨的新風險

目前新一輪東亞經濟回升進程仍在延續，且多種預測表明這一進程還將持續較長時間。但在另一方面也要看到，這一進程也面臨著多種問題和風險。如果處置不當，應對不力，這些問題和風險的惡化極有可能導致東亞經濟回升進程的夭折。目前及未來東亞經濟回升面臨的主要風險是：

（一）全球失衡再度加劇

導致新一輪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的根源，是全球經濟嚴重失衡，其表現是主要國家的經常收支嚴重失衡，尤其是美國的逆差急劇擴大，而中國、德國和日本的順差持續增加。2006年美國的經常收支逆差曾一度達到8006億美元，而中國的經常收支順差到2008年則一度增至4124億美元，德國和日本的經常收支順差在最高時的2007年也分別達到2483億美元和2110億美元。進入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時期后，全球經常收支的失衡狀況曾一度有所改善。美國的經常收支逆差從2007年開始減少，到2009年已減少了一半以上，至3766億美元，而中國、德國和日本的經常收支順差同期也分別減少至2610億美元、1863億美元和1418億美元。但是，全球經常收支失衡狀況的這種改善，直接原因還是因經濟衰退導致各主要經濟體間貿易規模的萎縮所致，尤其是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導致美國進口大幅減少從而中國等經濟體對美出口顯著萎縮。導致全球經常收支失衡的深層根源并未根本改變。因而當走出衰退、走向回升之后，全球經常收支失衡狀況又再度惡化起來。到2010年，美國的經常收支逆差再度增至4709億美元，比上年增加了四分之一。而中國和日本的經常收支順差則分別增長了16.9％和38.2％，分別增至3052億美元和1959億美元。④全球經常收支狀況的再度惡化，直接威脅著全球經濟的穩定回升，更是嚴重依賴世界市場、而自身經常收支總體存有巨額順差的東亞經濟回升面臨著巨大風險。

（二）保護主義重新抬頭

全球經常收支嚴重失衡導致直接后果之一，是貿易保護主義重新抬頭，由此導致的國際市場混亂、全球貿易受阻，越來越成為新一輪全球經濟穩定回升面臨的主要風險，對依然高度依賴世界市場的東亞經濟回升尤其如此。我們已經看到，在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時期，主要經濟體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共患難”，應對共同危機的迫切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各自的保護主義。但當走出危機、走向回升后，一些國家已經開始采取各自為政甚至以鄰為壑的經濟政策，東亞經濟體尤其是中國越來越成為新一輪貿易保護的直接受害者。2010年，中國遭遇的貿易救濟調查達66起，涉案金額達71億美元，創歷史最高記錄。另據世界銀行資料，2010年全球新發起的貿易救濟調查案件中47%針對中國。⑤眾所周知，現存東亞貿易格局的重要特征之一是中國對美大量順差而其他東亞經濟體對華大量順差，當前針對中國的貿易保護一旦嚴重影響到中國出口貿易，其他東亞經濟體也勢必遭受連帶沖擊，這顯然已成為整個東亞依舊高度依賴外部市場的經濟回升面臨的巨大風險。

（三）財政危機愈演愈烈

新一輪全球經濟衰退的直接原因是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而新一輪全球經濟回升面臨的主要風險則來自財政危機或主權債務危機，且在金融危機與財政危機之間，還存有密切的內在聯系。正是由于金融危機，迫使歐美各國不得不對深陷危機的金融機構進行財政救助，不得不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刺激經濟回升，從而導致了財政狀況的急劇惡化，直至引發主權債務危機；反過來，主權債務危機的愈演愈烈，又導致了金融市場劇烈波動，尤其導致那些持有大量官方債權的金融機構陷入困境。而金融危機與財政危機的惡性互動，勢必威脅全球經濟回升的持續和穩定，甚至會導致全球經濟“二次探底”。一個明顯的事實是，世界主要國家的財政狀況在金融危機之前是趨于改善的，而在金融危機爆發后又紛紛轉向惡化，直至深陷財政和主權債務危機。如表2所示，到2007年，美國、日本、歐元區和英國財政赤字對GDP的比率，已分別降至2.9%、2.4%、0.7%和2.8%，均已降至國際公認的警戒線（3%）以下。而從2008年起又開始急劇惡化，到2009年已分別升至11.3%、8.7%、6.3%和10.8%，均遠遠超過了國際警戒線。應該說，除日本外，絕大多數東亞經濟體的財政狀況基本良好，從而不大可能因自身財政問題直接威脅經濟穩定。問題是全球經濟聯系已是如此密切，當前主要經濟體遭遇的主權債務危機必然威脅到全球經濟和金融市場的穩定，從而會通過多種渠道沖擊東亞經濟的穩定回升。

（四）金融市場動蕩不安

如上所述，當前愈演愈烈的主權債務危機導致的直接后果之一，是金融市場的動蕩不安，而財政危機與金融動蕩的惡性循環，已成為目前包括東亞在內的全球經濟回升面臨的主要風險。從2010年春夏歐洲主權債務問題凸顯以來，包括東亞在內的全球金融市場動蕩已呈愈演愈烈之勢。首先是股市劇烈動蕩，每當市場傳出主權債務危機惡化的消息，都會引發主要國家股市的震蕩。連續震蕩已導致東亞股市持續低迷、屢屢探底。如日本日經225平均股價在2009年3月跌至7054.98日元的谷底后開始反彈，6月突破10000日元，到2010年4月達到11339.30日元的新高，累計已比一年前上升了60%。但好景不長，到2010年5月，伴隨希臘主權債務危機的爆發，攀升態勢發生逆轉，再度顯現下跌之勢，5月跌破10000日元，之后即在10000日元上下徘徊不前，尤其在3.11東部大地震的沖擊下進一步深陷低迷，9月底收至8700.29日元。包括中國股市在內的其他東亞股市也大致呈同一態勢。“股市是經濟運行的晴雨表”，東亞主要股市的這種動蕩不安態勢，既是經濟回升風險增大的直接反映，又反過來對經濟回升造成直接沖擊。此外，匯率劇烈波動、流動性嚴重過剩，也是直接威脅東亞經濟穩定回升的嚴重問題。

（五）資源價格急劇攀升

由于美元貶值、流動性過剩、經濟回升帶來需求擴大等因素的綜合作用，國際市場資源性大宗商品價格重新顯現快速回升之勢，對東亞尤其是高度依賴資源進口的中國、日本、韓國等東亞經濟體的經濟回升形成了嚴重威脅。如從2010年8月到2011年4月，北海布倫特油價由每桶75.91美元攀升至125.88美元，攀升了65.8%，此后一直在110美元的高位徘徊。而金價更從2010年7月的每盎司1169.00美元一路攀升至2011年8月的每盎司1813.50美元，一年間攀升了55.1%。其他大宗資源性商品如鐵礦石等亦呈快速攀升之勢。⑥國際市場大宗資源性商品價格的快速攀升，通過增大企業生產成本、弱化成品競爭能力、提升物價水平等途徑，已對東亞經濟穩定回升造成顯著影響。

（六）通脹壓力持續增大

大宗資源性商品進口價格的攀升，只是推高東亞經濟體物價水平、增大東亞通脹壓力的因素之一。產生同一效果的還有東亞主要經濟體不得不繼續維持寬松貨幣政策，以及美國等西方國家的“量化緩和”導致國際市場流動性嚴重過剩等。目前許多東亞經濟體都面臨著持續增大的通脹壓力，繼續發展下去，勢必會對經濟穩定回升造成嚴重威脅。2011年第二季度，中國、印度、香港、韓國、新加坡、印尼、泰國、馬來西亞和菲律賓的消費者物價環比上漲率，分別達到5.7%、9.6%、5.2%、4.2%、4.7%、5.9%、4.1%、3.3%和4.5%。8月，中國、印度和韓國的數據分別達到6.2%、9.8%和5.3%。⑦

三、區域經濟格局的新變化

目前東亞經濟在總體保持穩定回升的同時，各經濟體的增長態勢也存在顯著差異。這一增長態勢的顯著差異，進一步加速了東亞區內經濟格局的變化。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是中日作為東亞最重要的兩大經濟體，經濟實力對比關系調整的步伐進一步加速，東亞經濟增長對中日兩國的依存格局發生根本變化，中國越來越取代日本成為東亞經濟增長的最大引擎和支撐。在戰后東亞經濟整體崛起過程的很長時期，日本始終扮演著引擎、動力和中心的角色，東亞整體經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依賴著日本的資金、技術和市場。但到20世紀90年代以后，伴隨日本經濟深陷長期蕭條和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中日經濟實力對比關系從而各自在東亞經濟格局中的地位開始發生變化，中國的經濟實力越來越接近直至超過日本。如表3所示，在步入新世紀后的最近10年，中國的實際GDP增長率平均高達10.29%，而日本只有0.94%，中國平均高出日本9.35個百分點。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持續大幅度高過日本的直接結果，必然是其經濟總量快速逼近日本，直至最終超過。在本世紀初的2000年，按名義匯率計算的中國GDP總量只有11984億美元，而日本高達461674億美元，中國僅相當于日本的1/4。而在5年之后的2005年，中國已相當于日本的整整1/2，分別為22569億美元和45521億美元。再過5年至2010年，中國的GDP總量終于超過了日本，分別為58783億美元和54588億美元，是日本的1.07倍。至此，中國終于取代日本，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中國對外貿易超過日本的速度更快，幅度更大，2000—2010年，中國外貿總量增長了5.27倍，而日本僅增長0.69倍，結果是中國的外貿規模在2003年即與日本持平，到2010年已相當于日本的2.04倍。中日經濟實力對比關系如此顯著變化，對東亞經濟格局造成的影響頗值關注：第一，東亞經濟總體增長越來越依賴于中國，而對日本的依存度明顯降低；中國越來越成為東亞經濟增長的中心，日本越來越難以扮演這一角色。如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測算，在2007—2012年六年間，中國對東亞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平均高達77.6%，而日本由于連續兩年出現負增長，其余年份增長率也極低，從而幾乎未對東亞經濟整體增長做出任何貢獻。⑧第二，其他東亞經濟體的經濟增長越來越依賴于對華出口，對日出口在東亞其他經濟體經濟增長中的拉動作用顯著降低。如在2000—2008年，東盟10國的出口總額僅增長1.31倍，其中對日出口更僅增長0.86倍，而對華出口卻增長了4.41倍。2009年在全球經濟深陷衰退的背景下，東盟出口總額和對日出口均呈萎縮之勢，而對華出口卻增長了8.74%。2000—2009年，對華出口占東盟出口總額的比重由3.7%上升至11.5%，上升了7.8個百分點；而對日出口所占比重卻由13.4%下降為9.4%，下降了4個百分點。2009年中國一舉超過美國和日本，成為東盟第一大出口對象國。⑨第三，中日經濟相互依存關系自身也發生了深刻變化，日本對中國的經濟依存度快速提升，而中國對日本的經濟依存度相對下降。如對華貿易在日本外貿中的比重和地位快速提升，中國繼2002年成為日本第一大進口來源國，2007年成為日本第一大貿易對象國之后，又于2009年取代美國成為日本第一大出口對象國；而對日貿易在中國外貿中的比重和地位卻持續下降。對日貿易在中國外貿中所占的比重，在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曾一度達到1/4以上，到2000年仍達17.5%，而到2010年已降至10.0%；與之相反，對華貿易占日本外貿的比重，在2000年僅有9.9%，而到2010年已升至20.7%，比第二位的對美貿易占比高出8個百分點。同年對美和對華出口占日本總出口的比重分別為15.4%和19.4%，中國高出美國5個百分點；自美和自華進口占日本總進口的比重分別為9.7%和22.1%，中國高出美國12.4個百分點（見表4）。⑩四、區域經濟合作的新趨向東亞經濟的率先回升與快速發展，是與區域經濟合作的全面展開同步實現的。研究表明，在東亞，經濟增長與區域合作已經形成頗為密切的良性互動關系。伴隨走出衰退、走向回升，東亞經濟步入后危機時代，東亞區域經濟合作也逐步顯現多層面引人注目的新趨向。

（一）APEC加速自由化進程

APEC是東亞許多成員參與的重要的區域經濟合作機制，也是與東亞許多成員直接相關的啟動最早、規模最大的區域經濟合作組織。推動貿易投資自由化是APEC框架下區域經濟合作的首要內容。APEC框架下的貿易投資自由化進程，于1994年在印尼茂物舉行的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正式啟動，故APEC框架下的貿易投資自由化目標也被稱之為“茂物目標”。在后來的兩次APEC首腦非正式會議上，又為實現“茂物目標”采取了一系列推進行動，如1995和1996年分別通過《大阪行動議程》和《馬尼拉行動計劃》，開始通過單邊行動計劃和集體行動計劃兩種途徑相結合的方式，落實各成員對貿易投資自由化的承諾，并明確規定發達成員和發展中成員要分別于2010和2020年實現貿易投資自由化目標。但到1997年夏東亞爆發金融危機后，由于APEC在東亞空前嚴重的金融危機面前無所作為，東亞成員開始對APEC的價值和意義產生懷疑，參與和投入的力度逐步減退，從而導致APEC框架下的貿易投資自由化進程受阻，影響力也越來越被東亞經濟體自身的區域經濟合作框架所取代。但在最近幾年，伴隨“10+3”、“10+6”等東亞經濟合作成就日益凸顯，直接損害了美國等區外國家對東亞經濟合作事務的發言權和影響力，美國、俄羅斯也逐步加大了對東亞經濟合作的參與和投入力度。而重新加速APEC框架下的貿易投資自由化進程，越來越成為其參與和投入的最成型、最有效的渠道。正是在此背景下，APEC框架下的貿易投資自由化近年又重新受到重視，加大了推進力度。其主要標志，一是2006年在越南舉辦的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提出了《河內行動計劃》，主要內容之一是將建立高質量的亞太自貿區作為APEC發展的主要目標；二是2009年在新加坡舉辦的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提出《新加坡宣言》，主要內容之一是加大貿易投資自由化的推進力度，確保發達成員于2010年如期實現茂物目標。輯輥訛三是2010年11月在日本橫濱舉辦的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就進一步推進區域經濟合作、加速推進貿易投資自由化和建設亞太自貿區等議題達成了廣泛共識。其中最值得關注和期待的成果，主要包括加強和深化地區經濟一體化，加速推進貿易投資自由化和推動亞太自貿區建設等。在會議發表的《領導人宣言》中明確指出，亞太經合組織區域首先應該是“經濟一體化區域”，“通往經濟一體化區域的道路”應具體包括實現茂物目標、建設亞太自貿區、發展高效的經濟技術合作、實施亞太地區供應鏈行動框架等。《領導人宣言》還明確指出，要“到2020年實現亞太經合組織的茂物目標，實現貿易和投資的自由化和便利化。”為此，作為一項重要的成果文件，會議還形成和發表了《領導人關于茂物目標審評的政治聲明》，通過對各成員承諾的自身貿易投資自由化目標的實施狀況進行評審，來監督和促進各成員履行承諾，確保APEC貿易投資自由化茂物目標的如期實現。最后，《領導人宣言》也明確指出“：我們將采取具體措施來實現亞太自由貿易區，這是亞太經合組織進一步實現區域一體化的主要目標。亞太自由貿易區應該簽署全面的自由貿易協定，建設和發展東盟+3、東盟+6，泛太平洋戰略伙伴合作等地區關系。為了這個目標，亞太經合組織將作出至關重要、富有意義的貢獻，推動亞太自由貿易區的形成”。為此會議還專門發表了題為《建立亞太自由貿易區的可能途徑》的成果文件。輰訛輥

（二）東亞峰會迎來新局面

東亞峰會（EAS）是東亞區域合作的重要框架機制。成立五年來，在金融、能源、教育、禽流感防治、救災等五個重點領域開展了富有成果的對話合作，越來越成為東亞經濟合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從而也越來越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美國、俄羅斯等國更對加入東亞峰會表現出強烈的意愿。正是在此背景下，東亞峰會框架下區域合作迎來了全新局面。其最新進展主要包括：第一，第五次東亞峰會取得實質性成果。2010年10月30日，第五次東亞峰會在越南首都河內舉行，除EAS原有16個成員領導人出席會議外，俄羅斯外長和美國國務卿也以主席特別嘉賓身份代表其總統出席了會議。會議取得了多項實質性成果，主要體現在會議發表的《第五屆東亞峰會主席聲明》中。聲明在充分肯定峰會框架在金融、教育、能源合作等方面以往所取得成就的基礎上，進一步指出要繼續加強人力資源開發、高等教育、財政金融、貿易投資自由化和便利化、互聯互通和能源等經濟領域的合作。這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東亞峰會框架下的區域合作正在從“論壇”向實體經濟合作領域深入的重要趨向，必將對東亞經濟合作產生重要的推動作用。第二，東亞峰會框架下區域經濟合作全面展開。2010年是東亞峰會五周年，伴隨有關各方投入的增大，許多經濟領域的合作都有不同程度的明顯進展，這也是上述峰會框架下合作越來越由“論壇”向實體經濟領域深入的直接體現。其主要表現包括：以2010年5月2日東亞峰會非正式財長會議的舉行為標志，東亞峰會框架下的區域財金合作開始提上日程；以加強證券市場監督能力、探索建立貿易金融網絡、共同推進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為標志，東亞峰會框架下的區域金融合作開始啟動；以2010年在文萊舉行的第二次東亞峰會環境部長會議為標志，東亞峰會框架下的能源環保領域的合作得到進一步加強；以及貿易投資自由化與便利化合作繼續推進等。第三，東亞峰會的經濟實力與影響力大大增強。伴隨東亞峰會框架下區域合作影響力日趨增大，許多域外國家也加大了關注和參與的力度。2010年的東亞峰會已經決定，要于2011年接受美國和俄羅斯正式加入東亞峰會，成為東亞峰會成員，從而使東亞峰會成員由啟動時的16個擴大為18個。俄羅斯尤其是美國，都是全球最大的經濟體，兩國的加入必將大大增強東亞峰會的經濟實力與影響力。2010年東亞峰會16個成員國的GDP總量為15.3萬億美元，而美國高達14.7萬億美元，俄羅斯也有1.3萬億美元，18個國家加在一起達到31.3萬億美元，占到全球GDP總量的一半以上，遠遠超過歐盟27國的規模。輱訛輥

（三）“10+3”合作面臨新挑戰

“東盟10+中日韓3”框架，即“10+3”框架，是東亞區域合作的主渠道。該框架自1997年啟動以來，已在經濟合作的多個領域取得了明顯進展。最新進展集中體現在如下幾個層面：第一，區域金融合作取得突破。金融合作是10+3框架下東亞經濟合作的重要內容，啟動最早，進展也最快。在2010年更是取得實質性進展，主要標志是清邁倡議機制多邊化協議于2010年3月24日正式生效，規模達1200億美元的東亞區域外匯儲備庫正式建成。作為儲備庫運營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10+3宏觀經濟研究辦公室的工作也已于2011年初正式啟動。與此同時，東亞債券市場建設也取得新的進展，10+3債券市場論壇和信用擔保與投資基金正式建立，信用擔保與投資基金于2010年底正式運作。第二，區域貿易投資合作繼續推進。區域貿易投資自由化和便利化，是區域經濟合作的最重要內容。而在東亞地區，雖然各個以東盟為中心的“10+1”自貿區建設已取得全面進展，進入收官階段，但作為“10+3”總體的自貿區卻由于種種原因始終進展遲緩，極不令人滿意。應該說，在2010年，東亞區域的貿易投資自由化和便利化，還是取得了一定進展的，2010年10月發表的《東盟+3領導人會議主席聲明》對此進行了這樣的概括：“我們對四個工作組在東亞自貿區及東亞全面經濟伙伴關系方面的研究進展表示歡迎。我們責成相關官員根據各自情況就上述研究提出完成各部門整合的具體目標和時間表。在這方面，我們歡迎中國提出的10+3貿易便利化路線圖，注意到了東盟經濟部長會議的決定，即將該路線圖，連同日本的行動方案‘邁向東亞經濟一體化的第一步’移交四個工作組以供考慮。我們同樣歡迎中國繼續擔當東亞貿易和經濟合作領頭羊，歡迎中國為東盟+3合作基金注資100萬美元，用于東亞自貿區相關研究活動。”第三，加速推進區內互聯互通。這是近年10+3框架下的東亞經濟合作加速推進的重要項目，最新進展包括為東盟航空貨運服務全面自由化多邊協定和東盟戰略交通計劃（2011-2015）正式生效作最后準備，積極探索建立東盟+3部長會議機制以促進東盟+3工作計劃中提到的東盟+3國家間的互聯互通等。第四，繼續強化能源、氣候環保、人力資源、糧食安全等領域的合作。最新進展主要包括第七次10+3能源部長會議于2010年7月22日成功舉行，就進一步推進東亞能源合作達成多項共識。繼續落實《東盟與中日韓關于糧食安全與生物能源開發合作華欣聲明》、《東盟+3糧食安全與生物能源發展全面戰略》等。與此同時，我們也必須看到，目前10+3框架下的東亞經濟合作面臨的局面越來越復雜：美國進一步加大對東亞區域合作的投入，APEC框架下的貿易投資自由化再度提速，東亞峰會框架重要性日趨增大，中日韓經濟合作也在快速推進。這些都對“10+3”框架在東亞經濟合作中的主渠道地位造成了新的挑戰。

（四）“10+1”合作取得新進展

以東盟10為中心的多對“10+1”經濟合作，始終在東亞經濟合作進程中占據重要地位，尤其是在自貿區建設層面。由于在“10+3”、東亞峰會等更大框架下的自貿區建設進展遲緩，迄今仍未提升到官方層面，作為其補充，中國、日本、韓國、澳新、印度等東亞經濟體分別與東盟的自貿區建設相繼建成、順利推進，已經進入收官階段。2010年“10+1”層面上的東亞經濟合作的最新進展包括：中國—東盟自貿區正式建成；印度—東盟貨物貿易協定正式生效；東盟—澳新自由貿易協定首先在澳大利亞、新西蘭與文萊、緬甸、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和越南6個東盟成員國生效，等等。三對自貿區建設的上述新進展，對東盟與中國、印度和澳新的貿易投資關系的發展產生了直接推動作用，如在2010年，中國對東盟貿易增長了37.5%，明顯高于中國對外貿易和對亞洲貿易34.7%和34.5%的平均增長速度，其中從東盟進口更增長了44.8%。2011年1—8月，中國對東盟貿易和從東盟進口分別增長了26.6%和28.6%，同樣高于對世界和亞洲的平均增長速度。輲訛輥

（五）中日韓經濟合作后來居上

2010年是中日韓合作10周年。在10年來中日韓經濟合作已經取得重要成果的基礎上，以5月29日在韓國濟州島成功舉行（在10+3框架之外獨立舉行）第三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為標志，中日韓經濟合作在2010年又取得新進展，且大有后來居上之勢。第三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的主要成果之一，是共同發表了題為《2020中日韓合作展望》的聯合聲明。聲明明確指出，第一，要推進三方合作的機制化，提升三國伙伴關系，決定于2011年在韓國建立三國合作秘書處；第二，加快中日韓自貿區建設，決定于2010年5月啟動的中日韓自貿區聯合研究，2012年啟動建設自貿區的官方談判；第三，加強物流合作，構建協調、高效的運輸和物流系統；第四，促進三國投資合作，盡快完成三國投資協議談判；第五，加強三國金融合作，鼓勵三國金融機構進入對方市場，促進清邁倡議多邊化和亞洲債券市場發展；第六，加強三國環保合作，落實2010年5月第12次三國環境部長會議通過的《三國環境合作聯合行動計劃》的十大優先合作領域；第七，繼續探討加強工業、能源、能效、資源、信息通信、高科技、文化產業、交通、衛生、農業、漁業、旅游和知識產權保護等領域的政策合作與磋商，等等。不難看出，上述共識無疑將中日韓經濟合作提升到了更高的層面，開拓了更廣闊的空間。尤其是在區域經濟合作的一些重要層面，如自貿區建設，由于10+3框架下的自貿區建設迄今未能有實質性進展，中日韓自貿區建設大有后來居上之勢。2011年中日韓框架下的經濟合作繼續推進，尤其是中日韓三國合作秘書處于9月26日在韓國首爾正式掛牌成立，標志著中日韓合作的機制化、組織化取得實質性進展。

（六）東盟共同體建設成就斐然

東盟內部的經濟合作，始終在東亞區域經濟合作中占據領先和主導地位。東盟自身的自貿區建設早在1992年即已啟動，而東亞經濟合作的主要框架都強調以東盟為中心。目前東盟正在全力推進東盟經濟共同體建設，擬定于2015年建成。2010年是東盟經濟共同體建設的關鍵之年。東盟自貿區建設在2010年取得實質性進展，東盟6個老成員國按計劃實現零關稅。年初召開的第16次經濟部長非正式會議決定，要進一步加強貿易投資及物流運輸方面的合作，在2010年要增加開放15個行業和部門的服務業。會議還將2010年東盟系列活動的主題確定為“從愿景到行動：邁向東盟共同體”。以此為主題，于2010年10月底舉行的第17屆東盟首腦會議，在進一步推進東盟經濟一體化、建設東盟經濟共同體方面又取得多層面積極成果。會議通過了《東盟互聯互通總體規劃》、《東盟宣言》等重要文件。在互聯互通總體規劃中，確立了700多個工程和計劃，并要采取措施吸引成員國和對話伙伴國參與這些工程和計劃的參與和投資。與此同時也要看到，東盟經濟共同體建設仍面臨著重大障礙，東盟在東亞經濟合作中的主導地位也面臨著嚴峻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