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變遷民營經濟發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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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變遷是制度的替代、轉換與交易過程，它可以理解為一種效益更高的制度對另一種制度的替代過程及新舊制度的交易過程。諾思認為，制度變遷的誘致因素在于主體期望獲得最大潛在利潤，即在已有制度安排結構中主體無法獲得的利潤。制度變遷包括強制性變遷和誘致性變遷，其中強制性變遷的主體是中央和地方政府。民營經濟是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產物，作為一種新的制度安排，它已日益成為中國經濟市場化改革的主要形式，在經濟運行中扮演著愈來愈重要的角色。邵東地處我國中部地區，是改革開放以來湖南具有特色和經濟發展較為迅速的區域之一，民營經濟與制度創新構成了其區域經濟發展的強大推動力量，其發展模式、成功的經驗無疑對中部地區縣域經濟發展具有啟示意義。長期以來邵東地方政府為民營經濟構建起一種自主性、開放性、合法性的公共運作制度環境，地方政府的一系列制度創新使交通閉塞、人多地少、資源稟賦貧乏的邵東民營經濟得到迅速發展。邵東地方政府的治理實踐反映了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地方政府合理的政策選擇，為中國地方政府的制度變遷進行了有益的探索。

一、從“興商”到“興工”——邵東地方政府制度變遷的歷史過程

1.原始積累階段(1978-1992年)。邵東從上世紀60年代初起就有搞手工業和多種經營(副業)的傳統，曾多次被評為省社隊企業先進縣。改革開放后，民營企業開始煥發生機，個體工商戶繼承了小手工制作、小商小販的傳統。集市貿易比較活躍，市場發展粗具規模，建立了藥材、木材、小五金等36個市場，并帶動了部分產業的發展。許多民營企業的建立和發展都是在國家政策調整的夾縫中進行，具有相當程度的政策性投機特征。這一階段民營企業主要是國有企業的拾遺補缺者，依靠個人關系獲取發展機會，通過家庭作坊式的生產方式和設備、技術的引進來發展，追求產量以滿足市場短缺需求，不少企業因此而賺取了第一桶金。

但是，上世紀80年代由于鄉鎮企業發展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和當時人們的個別認識偏差，民營經濟的發展也出現了一些反復，這一階段是民營經濟的曲折緋徊階段，當時的民營經濟發展還非常脆弱。該時期邵東地方政府的制度變遷主要表現在：

(1)地方政府和微觀主體的利益契合，促使了民營企業的迅速發展。邵東人多地少，勞動力比較充裕，加之從事手工業的傳統，因此，具有發展家庭手工業和小商品生產等勞動密集型企業的原始沖動。縣委、縣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積極扶持民營企業的發展。

(2)上級政府對民營企業的政策不定，邵東政府的制度變遷出現了一些反復。民營企業在“”時被取締，雖然在20世紀70年代以社隊企業的面貌出現，但沒有獲得法律地位。進入80年代初，我國從法律上肯定了個體經濟存在的合理性，但在這一年代后期出現了大滑坡，鄉鎮企業沒有受到地方政府正當地扶植和保護，邵東地方政府對民營企業的政策處在市場中“摸著石頭過河”的階段。

2.迅速發展階段(1992-2002年)。從1992年春天鄧小平南方談話到2002年黨的十六大召開這10年間，是邵東民營企業的快速成長機遇期。1992年，黨的十四大提出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必要補充，1997年，黨的十五大提出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解決了社會主義發展過程中困擾人們的認識問題。

邵東縣1992提出“興商建縣”戰略，市場得到較快發展，形成了以邵東工業品市場為龍頭，26個專業市場為骨干，75家綜合市場為網點的多功能、多層次的市場網絡。市場繁榮帶動了產業發展，形成了打火機、五金、藥材等13個粗具規模的工業小區，集聚了3000多家企業。這一時期邵東地方政府的制度變遷主要表現在：

(1)市場驅動力成為邵東地方政府制度變遷的主要動力。市場是邵東的經濟特色，也是邵東的傳統優勢。邵東的經濟發展，走的是市場帶動戰略。

第一代市場是商販自發形成的聚集地，通過肩挑手提、擺地攤的方式進行簡易的商品流通，是資本積累、財富擴張和經商經驗總結的初始階段。第二代市場是吸引外地商品流通集散的攤位式市場。1983年，縣工商部門在縣城老體育場籌建了一座交易市場，吸引著十幾個省市及本地商販參市，從業人員達2500多人。第三代市場是攤位門面相結合、具一定規模的市場群。1992年，縣政府適時提出了“興商建縣”戰略，出臺了《農村專業批發市場改革方案》。同時，在縣城西側興建了邵東工業品市場，設攤位1萬個，從業人員1萬多人。1997年，成交額達40億元，輻射面迅速向全省和西南地區延伸。

邵東市場經營的商品95%以上是小商品，以批量銷售為主，產品檔次較低，價格低廉，經營方式靈活多樣。但就是這些個體工商戶經營的小商品，建成了大市場，為邵東上世紀90年代的高速增長奠定了基礎，每年創造的稅費占縣稅費總額的60%以上。

(2)東部地區的示范效應，成為邵東地方政府制度變遷的助推力。民營經濟在溫州、義烏取得的巨大成功，堅定了縣委、縣政府大力發展民營經濟的決心，迎來了邵東1995-1997年的高速發展時期。縣里明確規定：個體戶、私營企業主的經營范圍除了法律政策明文禁止的，其余都是允許的。縣里的政策服務民營經濟發展，實行邊發展邊規范。全縣各部門都不能完全以部門利益為主，以確保民營經濟的合法權益得到實現。

邵東縣城稱為商貿城，是土生土長的民營經濟聚集區。以邵東縣工業品市場為中心，以布匹城、家電城、中南五金城等專業市場為依托，形成了以商貿城為龍頭的全縣商貿網絡體系，使邵東成為名聞遐爾的商品集散地。

(3)本階段末期存在地方政府制度供給不足、制度實施機制不力的狀況。1997年黨的十五大召開以后，全國各地的民營經濟得到了快速發展。而邵東“大市場、小工業”的布局為邵東的快續發展帶來了隱患，發展速度在1998年后趨于遲緩。邵東地方政府在“以商轉工、科技興縣”戰略的有效實施方面，在為民營企業提供人才、資金支持和管理、技術指導方面，都存在著一些欠缺和不足。

3.穩步創新階段(2002-至今)。黨的十六大提出必須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企業健康發展。邵東縣適時提出了“興工強縣”戰略，民營經濟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園區建設進展順利，國企改制順利推進，民營規模工業產值快速增長，民間投資持續增加。邵東縣全力打造“工業航母”，逐步形成了以縣城經濟開發區為核心，以1814線、320國道為主線，以周官橋打火機出口基地、火廠坪機械配件基地、仙槎橋小五金生產基地、廉橋中藥材加工基地、皮具加工基地、湖塘工業基地為主軸的“一區二線六基地”的發展格局，組建了打火機、皮革、五金等六個產業集團。這一時期邵東地方政府的制度變遷主要表現在：

(1)受上級政府強制性制度變遷的直接推動，加強了對民營企業的引導和指導。如邵東縣委、縣政府在《關于實施“興工強縣”戰略的決定》中明確指出：大力發展優勢產業和骨干企業，鼓勵工業企業向縣城和建制鎮聚集，積極引導民營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扶強扶大企業集團，積極啟動民間資本興辦產業實體，鼓勵引導縣金融機構增加對企業的投入，著力培訓企業人才，切實引進外地優秀人才等。

(2)縣域政府管理等方面存在的種種約束，制約著邵東地方政府制度變遷的系統性和有效性。縣域政府存在的權力小、財力弱、負擔重等特征，縣委領導的頻繁調動，縣里各職能部門的政策執行力度，各微觀主體的局部利益沖突，都是影響制度變遷速度和效益的重要因素。邵東實施“興工強縣”戰略幾年來，“強商弱工”的局面依然沒有改變，還存在著產業結構失衡、大量資金外流、民營企業貸款困難、基礎設施不完善、技術人才缺乏、產品競爭力不強等問題。

二、地方政府制度變遷的主要動力

地方政府制度變遷是地方政府制度的替代、轉換與交易過程。但地方制度變遷不是自動發生的。作為區域制度變遷最重要的主體，地方政府是有其自身利益的。通過對邵東政府制度變遷的軌跡分析，地方政府制度變遷的動力主要來自下列三方面因素：

1.地方政府的利益驅動。公共選擇學派認為政府也是“經濟人”，存在自利性，有其自己的利益追求。市場經濟體制承認政府官員的多重角色，允許他們追求公共利益以外的其他利益。因此，在市場經濟體制下，政企分開的改革使地方政府擁有了管理地方公共事務的權力，尤其以財政包干為主要特征的財政體制改革，極大調動了地方政府增加本地收入的積極性。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從體制上保證了地方政府利益，也為地方政府增加自己的收入、做大“蛋糕”提供了動力。

地方政府利益主要包括兩方面：

(1)地方公共利益：這是地方政府得以存在的基礎。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建設成為黨和國家工作的中心，各地政府都把發展經濟作為工作的重中之重，增進當地福利成為地方政府制度變遷的主要動力。

(2)地方政府自身利益，包括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前者主要指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的增加，財政預算的擴大；后者主要指地方社會的穩定，地方官員職位的升遷，地方政府規格的上升等。特別是地方官員為了最大化“經營業績”——政績，為地方政府制度變遷提供了動力。

2.微觀主體的共同訴求。微觀主體包括企業、個人、家庭、基層組織等。不同的微觀主體之間也存在著利益之間的沖突。因此，地方政府一般會根據其目標，考慮微觀主體的共同訴求，推動誘致性制度變遷，對促進效率的制度變遷給予支持、總結和推廣。同時，應兼顧各微觀主體之間的利益，實現和諧發展。

3.上級政府的直接推動。上級政府直接推動的強制性制度變遷，也是地方政府制度變遷的動力之一。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利益之間的矛盾，表現為地方政府在貫徹執行上級政府的政策法規時會存在著一定的靈活變通性。隨著我國市場化改革推進，中央政府在下放財權的同時也下放了一部分事權，使地方政府獨立的目標大大強化，進而地方政府具有了主動謀取潛在制度收益的動機和行為。

上級政府直接推動的強制性變遷具有降低組織成本和實施成本等優點，但也有不少局限。具體說來，第一，上級政府同樣受到有限理性的限制。上級政府提供的制度供給，很難適應于所有地方、所有領域。地方政府在不違背基本原則的情況下會對政策做一些修改。第二，強制性制度變遷一般會違背“一致性同意原則”。當強制性并不“強制”時，地方政府往往會“修正”上級政府的制度供給，并使這種制度更適合自己實現利益最大化原則。如果這種修正沒有帶來負的外部效應，反而提高了本地區的經濟效率，這可視為一種“帕累托改進”。第三，限于財力因素，上級政府一般把新制度安排的實施成本“轉移”給地方。所以，地方政府將根據實施成本的大小對新制度安排做出調整。

三、邵東地方政府制度變遷的經濟績效

制度作為提供激勵和減少經濟活動的不確定性因素，對經濟增長起著決定性作用。由于不完全市場、不完全信息、交易成本和不完全競爭的存在，邵東地方政府制度變遷在邵東民營經濟發展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在這個不沿江、不沿海、不沿邊，人多地少，資源匱乏的偏遠小縣，外無重點工程的投資拉動，內無經濟特區的政策優惠，卻出現貨暢其流、萬商云集的盛況，這種迅速發展的狀況被稱為“邵東現象”。

1.制度供給超前，促進了邵東民營經濟的迅速發展。20世紀90年代，邵東超前確立了發展縣域經濟的“民營經濟主體戰略”，使邵東民營經濟得到了快速發展，使交通落后、信息閉塞的邵東成為湖南乃至西南的小商品流通中心。究其原因，一是邵東遠離全省政治經濟中心，矚目度低，政府支持民營經濟發展的阻力相對較小。改革開放后，當其他地方還在爭論個體私營經濟有益還是有害、是補充還是組成部分的時候，邵東便務實地確立了“民營經濟主體戰略”，形成了寬松的政治環境。這樣，邵東以極小的投入在謀篇布局中搶得先手，主動拆除流通“藩籬”，率先進行市場建設，構建全國性小商品交易平臺，極大地節省了客商的交易成本，外地流通商由此對邵東形成依賴。二是人多地少、資源匱乏的現實迫使邵東人只能離鄉背井，生活來源主要靠販買販賣，因而形成了邵東人特有的經商意識，“哪里有生意，哪里就有邵東人”。三是邵東國有經濟基礎薄弱，地方政府出于自身財政收入考慮，對地方“村社經濟”發展采取默認態度，小商品工業有較好的發展基礎和平臺。到1995年，民營工業企業占工業企業總產值的比率就超過了50%。從2000年以來，這個比率一直維持在80%以上。民營企業產值增長率一直快于國有企業，1980-2005年，民營企業產值增長了16.3倍，年均增長率為11.8%。民營經濟真正成為了縣域經濟的主體。

2.提高了邵東政府的財政收入和縣域綜合實力。隨著民營經濟的迅速發展，邵東財政收入和綜合實力不斷增長，到2005年，財政總收入為4.54億元，比1980年增長了21.2倍，年均增長率為13%；人均GDP為8814元，高于邵陽市平均水平81%；農民人均純收入為3850元，高于全省平均水平23%。1997年，邵東縣進入了湖南省縣域綜合實力第7名，近幾年穩定保持在第10名左右。

3.產生了示范效應，提高了邵東的知名度。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由于民營經濟發展活躍，綜合實力不斷上升，該縣先后成為全省惟一的民營經濟改革與發展試驗區、國務院縣域經濟綜合調研基地縣、全國農村流通示范縣、全省商品糧建設基地縣、全省專業批發市場試點縣。2004年，湖南省民營經濟研究基地也把邵東作為重點研究地區之一。湖南日報在1998年連續四期以“龍潭千尺任魚躍”為標題介紹了邵東縣發展民營經濟的經驗和現狀。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在邵東縣擔任主要領導的政府官員，也獲得了較多的職務升遷機會，邵東成為了地方官員創政績的縣域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