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經濟哲學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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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低碳經濟由英國率先提出。1992年,聯合國通過《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1997年,聯合國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基礎上進一步形成具有可操作性的國際法律文件《京都議定書》。然而,此后,圍繞氣候變化和“碳排放”問題,國際社會一直爭議不斷,《京都議定書》的正式生效也一直困難重重。在這樣的背景下,作為新能源的積極擁躉之一,2003年2月24日,英國首相布萊爾發表題為《我們能源的未來———創建低碳經濟》的白皮書,指出“英國需要新的能源政策”,宣布到2050年,英國能源發展的總體目標是“從根本上把英國變成一個低碳經濟的國家”。自此,“低碳經濟”的概念開始在全球迅速傳播。大致說來,所謂低碳經濟,是“通過制定和實施工業生產、建筑和交通等領域的產品和服務的能效標準及相關政策措施,通過一系列制度框架和激勵機制促進能源形式、能源來源、運輸渠道的多元化,尤其是對替代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等清潔能源的開發利用,實現低能源消耗和低碳排放的目標。最終實現以更少的能源消耗和溫室氣體排放支持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目的”。[1]簡單地說,低碳經濟是一種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為基礎的經濟發展模式,注重的是能源高效利用、清潔能源開發、綠色GDP以及可持續發展的問題。

一、面向未來的困惑:低碳經濟命題的復雜內涵與多重視角

1.氣候命題

考察源起的背景,低碳經濟首先應該是一個氣候命題。1988年,世界氣象組織(WMO)和聯合國環境署(UNEP)共同成立了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PC),作為氣候變化問題的科學評估和咨詢機構,IPCC自成立以來,分別于1990、1995、2001和2007年四次發表評估報告,這些報告是國際社會認識和了解氣候變化問題的主要科學依據,對國際氣候保護尤其是《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京都議定書》的簽署和生效起到了重要作用,對后京都時代一些國際氣候保護協議的形成也發揮了不可忽視的影響。由這些報告解讀出來的全球氣候變暖對人類生存和發展帶來嚴峻挑戰的命題漸漸為全世界所知。如今,全球人口和經濟規模不斷增長,能源使用持續加劇,由此帶來的環境問題及其誘因日益凸顯,除了煙塵、光化學污染和酸雨等危害,由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不斷升高帶來的全球氣候變暖的問題業已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然而,如果我們對這個氣候命題進行哲學思考,我們將看到這一命題主要建立在兩個基礎之上:一為全球氣候變暖的原因,二為全球氣候變暖的后果。對于全球氣候變暖的原因,我們至少可以做兩種反思:其一,茫茫宇宙中是否只有地球在氣候變暖?其他星球有無氣候變暖的問題?這樣就有了第一個困惑,那就是氣候變暖是否只是人類活動的結果?有沒有可能是氣候自身周期性變化的表征?其二,不但地球是一個極為復雜的物質體,其本身對氣候變化的影響因素我們尚且不知,而且如果進一步放眼到茫茫宇宙,氣候變化的影響因素更是錯綜復雜,更不為我們所知,我們又如何能立即斷定氣候變暖就是因為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的過量排放所引起的?這也是困惑之一。關于全球氣候變暖的后果,大致是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地球生態系統嚴重破壞、氣候嚴重失常、生物物種滅亡乃至人類滅亡等。應該說這些都是人類在現有科學技術條件下、在一定時段內觀察到的現象,現象背后的本質原因還有待進一步證實,未來誰也無法預料。況且,辯證法告訴我們,任何事物對其他事物的影響都有正反兩方面,由此,氣候變暖對人類的影響是否會有好的一方面呢?

2.經濟命題

低碳經濟既然是經濟,它自然是一個經濟命題。我們說低碳經濟,當然是認為另外存在一個高碳經濟,也就是說,自19世紀40年代工業革命以來,至少到低碳經濟模式真正形成,我們所依賴的經濟發展模式是高碳經濟的。正是出于對高碳經濟發展模式的一種深刻的哲學反思和批判,我們才有了對低碳經濟和以環保為核心的所謂“后工業時代”的無限憧憬。然而,如果我們對低碳經濟再進行反思,我們會發現,所謂的氣候保護不應僅僅停留在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上,如果不對現代工業經濟發展模式進行根本性的變革,仍然是解決不了問題的。換句話說,造成氣候變暖問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深層原因應該是現存的成本外化的高碳工業化模式,要發展低碳經濟,不能不徹底改變這種模式,而不是隔靴搔癢似的寄希望于外部減排。那么,我們將面臨另一個困惑那就是,至少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要徹底轉變目前的經濟發展模式將面臨巨大的挑戰。現有的經濟發展水平,要跨越資本密集型的工業化階段對大多數國家來說都是一個不小的難題。生產模式還將繼續依賴高碳能源不說,現在全球不論是發達國家還是欠發達國家的消費者,普遍向往和追求高碳的消費模式。同時,國際貿易關系的基礎也是依托于高碳經濟模式的,至少目前看來也不可能會有根本轉變。

3.技術命題

低碳經濟的形成依賴于低碳技術,因此,低碳經濟又是一個技術命題。低碳經濟的核心在于能源和減排方面的技術創新。我們可以把低碳經濟分解成互為關聯的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現有能源的節能、降耗、減排,另一方面是可再生能源和其他清潔新能源的開發和利用以及能源消費結構的調整和優化。無論哪一方面,都建立在低碳技術的研發與應用的基礎之上。也就是說,技術創新是低碳經濟的本質所在。這里的困惑在于,能源的降耗或者說高效利用目前還存在明顯的技術瓶頸,比如新的工業生產方法、運輸方法和存儲方法等。同時,目前一些既得利益集團(主要指歐美國家)出于保護自身利益出發,會在一定程度上對一些新技術的研發應用設置阻礙。更何況要使全球廣大欠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繞開高碳模式直接像一些發達國家一樣花更多代價致力于低碳的技術研發和產業發展,這本身就是一件難以實現的事情。至于風能、太陽能、生物質能等可再生清潔能源的研發應用,至少目前看來離市場化、實用化目標還有相當大的距離。太陽能光伏發電成本很高,大約是煤電水電的5至10倍;風能發電的價格也高于煤電水電;生物質能如以玉米、甘蔗、甜菜為原料的乙醇燃料和以油菜籽、大豆為原料的“生物柴油”等,需要占用大量耕地資源,增大對糧油作物的消耗;至于氫能,畢竟是二次能源,它的提取仍然要消耗其他能源;而所謂的“甲醇經濟”,看似非常清潔,但甲醇燃燒后還是會產生二氧化碳,等等。況且,目前國際上對于低碳技術的轉讓問題也莫衷一是、困難重重。總之,低碳技術的困惑在于成本問題、技術瓶頸以及國際支持等。

4.政治命題

正是由于追求經濟發展中對二氧化碳排放的控制以及由此引發的低碳技術創新,國際社會圍繞“碳排放權”和低碳技術知識產權展開了政治博弈,低碳經濟又成為一個政治命題,從而形成了所謂的“碳政治”。這場政治博弈的焦點在于三個方面,一為減排的責任或者說碳排放權的國際分割;二為碳排放量測算的標準和方法;三為碳排放權的國際貿易。圍繞這三個方面展開的國際政治博弈愈演愈烈,進而成為一種意識形態的較量,低碳經濟意識形態化。美國作為全球霸主,不能容忍依“共同但有區別責任”的原則確立的中國、印度、巴西等發展中國家不承擔減排義務,而其自身要強制減排而退出《京都議定書》,其出發點是它的國家利益。歐盟則明顯態度緩和,強調協商對話,個中原因是因為它們掌握了全球42-45項低碳核心技術的90%而處于低碳經濟的領先地位,同時有其開拓低碳經濟國際市場和歐元“碳金融”的巨大經濟利益考慮。發展中國家面臨緊迫的發展問題,當然希望通過協商對話爭取發達國家關于低碳經濟廣泛的資金和技術支持。“在世界范圍內,碳減排行動的帷幕已經拉開,或者開啟低碳經濟的鑰匙已經拿在那些主宰世界發展方向的國家手里。這把鎖究竟什么時候開啟,低碳經濟的大門什么時候打開,還是未知數……低碳經濟對人類來說是一個發展的必然,還是一個圈套,或者說只是大國游戲世界的節目,大家都在拭目以待。”[2]就目前來說,碳分配、碳測算、“賣碳翁”等等,都是困擾我們的低碳意識形態問題。

二、超越困惑的可能:低碳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哲學

馬克思主義認為,歷史是人類活動的結果,“現實的個人既是歷史的劇作者,又是歷史的劇中人”。[3]人們既是依托賴以生存的大自然在既定的生產力基礎之上及與之相適應的社會關系下進行活動,又有自由自覺、能動創造的本性,能夠改造人與自然、人與人的關系以及自身,以求得自身與自然、社會統一的生存、發展和完善。

然而,傳統的工業化發展哲學,是“發展絕對論”和“增長無限論”。發展絕對論認為,發展肯定比不發展好;發展快肯定比發展慢好;發展是肯定的,無所謂好壞之分。這種發展哲學片面擴大人的主觀能動性,片面追求物質財富,其關注點只在發展夠不夠快而忽視發展夠不夠好。增長無限論認為,經濟的增長是永恒的,人對自然界的改造是無限的,片面擴大人類對自然的索取,片面激勵人類對自然的改造。正是這種發展哲學,形成了三百多年來的高碳發展模式。在這種模式下,人們竭澤而漁,久而久之,造成資源枯竭、環境惡化、物種減少、氣候反常等等一系列問題。這一切給未來的發展帶來前所未有的難題,人們不得不面對這樣的困惑:人類社會還能持續發展下去嗎?我們究竟為了什么發展?到底什么樣的發展才是好的發展?這種對舊的發展哲學的反思和重新審視成為可持續發展的邏輯起點,由此引申出的可持續發展哲學形成低碳經濟的哲學基礎。正是在由人類自己親手造成的各種困境和危機面前,人類面對的主要任務已經不再是如何發展更快的問題,而是如何保證當前發展同時為我們的子孫后代在地球上永續發展下打造基礎的問題。

1.“能夠做”和“應當做”

可持續發展的哲學認為,在科學、技術和生產力高度發展的今天,我們應該好好認真思考一下康德說過的“能夠做”和“應當做”的關系問題。

傳統的高碳經濟發展至今,我們人類已經積累了極大豐富的物質財富和前所未有的科技力量,當下,諸多事情都是我們“能夠做”的,可是,這些事情是不是都是我們“應當做”的?對這個問題進行回答,我們將會重新思考以下兩種關系:一是人與自然的關系,二是當下與未來的關系。其一,自然只是我們人類的附屬物嗎?只是我們利用和改造的對象嗎?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觀告訴我們,社會是實踐的產物,人類由具體的不同個體和個體群組成。那么問題在于,每一個個體或個體群都有生存與發展的權利,而作為整個人類生存的自然環境———地球只有一個,我們人類應該怎樣正確對待它呢?其二,如果發展是一個歷史的過程,那么我們當下的發展應不應該為未來承擔歷史的責任?以確保當下發展的同時應不應該考慮其對未來人類的發展所造成的影響?這兩個關系是建立可持續發展哲學的價值基礎。可持續發展的哲學,一方面要求人類不再把自然界看作是可以任意索取和改造的對象,而應當把它看作是賴以生存的物質家園。我們在利用自然的同時應該學會尊重她,保護她,與之和諧共生;另一方面,這種哲學暗含在滿足當下人類發展需求的同時不損害未來人類權益的價值標準,當下人類所享有的發展權利,未來人類也同樣享有,我們沒有任何借口剝奪未來人類理應享有的發展與消費的機會。

2.自然資源有限論

可持續發展的哲學認為,我們的經濟增長特別是人類的自然資源是有限的,如果不改變增長方式和增長目標,人類將不得不面臨生存和發展的巨大困境。

在這里,所謂增長的有限,只是說增長必然受到諸多條件(內部的和外部的)的限制,如果不考慮這些條件,人類的發展就不是可持續的。19世紀60年代末美國鮑爾丁提出的“宇宙飛船經濟理論”認為,人類唯一賴以生存的生態系統———地球,猶如太空中一艘小小的宇宙飛船,隨著人口和經濟的增長,小船內的有限資源將被開發殆盡,消費后的廢物將把船艙完全污染,那時人類社會就會崩潰。無獨有偶,美國麻省理工學院以米都斯為首的研究計劃小組在1972年完成發表的《增長的極限》報告,也用大量的數據和簡單的邏輯論述了地球有限論:加速發展的工業化、人口劇增、糧食短缺和營養不良、資源枯竭、生態環境惡化等社會經濟增長的五種趨勢呈指數增長,而地球的容積是有限的,因此人類向自然的擴張必然有其限度[4]。既然如此,如果我們人類希望可持續發展,那么我們的經濟增長必然要考慮與自然界生態的平衡,同時也要考慮人類自身能力的限制。

在這樣的背景下,1987年的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在《我們共同的未來》的報告中,正式提出了“可持續發展”概念,并把這一理論簡單概括為:既要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同時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1992年5月,全世界各國首腦“環境與發展”會議上確定了“可持續發展”戰略。中國科學發展觀的提出也蘊含了這一哲學思想。聯系低碳經濟的理念,我們不難看出,不論是著手目前還是著眼長遠,低碳經濟都是與可持續發展的哲學相一致的,可持續發展的哲學,正是低碳經濟的哲學基礎。低碳經濟就是要盡力擺脫經濟發展對高碳能源的依賴,著力降低經濟發展對自然環境的破壞,實現以更少的能源消耗和溫室氣體排放支撐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目的。

三、超越困惑的智慧:中國低碳經濟戰略的民族哲學思維

既然我們認識到了低碳經濟的困惑,也認識到了超越其困惑的可能,接下來的任務就是如何超越這些困惑了。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矛盾是無處不在無時不有的,“運動本身就是矛盾。”[5]圍繞低碳經濟展開的氣候政治也好,低碳技術知識產權也好,碳政治也好,低碳意識形態也好,都是國際矛盾。矛盾并不可怕,重要的是要找到解決矛盾的方法,讓矛盾朝著有利用于自己的一面轉化。在當今低碳經濟的國際背景下,我們最應該做的不是消極逃避西方國家所主導的關于“碳”的國際博弈,而是如何積極應對,要有“以我為主”的制定自己宏觀國家戰略的民族智慧和哲學思維。

1.接受并大力促進低碳經濟發展

不管“全球氣候變暖”是一個真命題還是一個偽命題,不管全球低碳經濟發展模式是否能在短時期內實現,不管低碳技術創新能否取得突破,也不管碳分配、碳測算、“賣碳翁”將走向怎樣的現實,至少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那就是,低碳經濟與我們的可持續發展的哲學是統一的,與我們的科學發展觀的目標也是相一致的。因此,我們應該面向未來,接受并大力發展低碳經濟,這也是我們制定低碳經濟國家戰略和國際話語策略的基礎或者前提。

2.大力推動新能源技術創新

很明顯,低碳經濟一旦取得突破,那將會是人類社會又一次非常大的新技術革命浪潮。縱觀人類歷史,每一次技術革命無一例外地創造了巨大的社會經濟財富,同時還給利用得當者帶來明顯的政治和軍事優勢,甚至影響國際政治格局的改變。基于這樣的背景,我們應該制定相關的新能源技術發展戰略,要調整現有能源結構,提高現有能源利用效率,大力開發和推廣新型清潔能源。

3.徹底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光有技術創新仍然是不夠的,在此基礎上,我們要有戰略眼光和果斷決策力,要徹底調整產業結構,根本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一方面是從高碳增長模式轉向低碳,另一方面是增長觀念上尊重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二者統一起來就是可持續發展。

4.積極融入國際經濟技術合作

低碳經濟問題的全球性、長期性決定了國際社會需要長期合作和努力,低碳經濟與可持續發展是統一的,其突破的關鍵應該在于低碳技術的創新、轉讓和推廣,因此,我們應該積極地參與和融入靈活務實的國際合作中,并努力在這種合作中贏得主動。

5.培育國內“碳金融”市場

目前,“碳金融”在國際上已經初現端倪,尤其在歐洲正逐步走向成熟。我們既要在國際合作中誠懇向歐洲發達國家學習,同時也要有意識地培育國內“碳金融”市場。“一方面通過編制減排計劃,在國內各省或各企業進行碳排放權交易,培養大批熟悉‘碳交易’的金融專業人才和企業家,從而為未來中國加入全球‘碳金融’儲備人才,積累經驗,熟悉規則并由此創造新的規則;另一方面也可以通過國內‘碳交易’的市場機制促使東南沿海的資金向偏僻的西北地區轉移,從而為西北省份的能源環保提供相應的資金和技術支持。”[6]

6.倡導和推進低碳生活方式

高碳消費模式的盛行明顯造成了極大的資源浪費。“社會消費模式的不合理,不僅會導致享樂主義蔓延滋生、奢侈之風彌漫社會,更重要的是不合理的消費模式制約著社會可持續發展。”[7]同此可見,低碳生活方式不僅僅是一種生活觀念的改變,更是一種關乎國家可持續發展戰略實施的要務。在實施上述低碳國家戰略的基礎上,我們要想在殘酷的國際低碳博弈中贏得主動,還應依靠自己的民族智慧,運用中國哲學和馬克思主義整體哲學思維,制定一套能服務自身的國際話語策略。

首先,重塑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觀,重新解讀人與自然的關系,用馬克思主義理論詮釋低碳經濟。恩格斯早就告誡過人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每一次勝利,在第一步都確實取得了我們預期的結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卻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預料的影響,常常把第一個結果又取消了。”[8]他在《反杜林論》一書中說:“人本身是自然界的產物,是在自己所處的環境中并且和這個環境一起發展起來的。”[9]因此,人是自然界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人直接是自然存在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離不開自然界,要靠自然界生活,自然界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外部環境。“我們連同我們的肉、血和頭腦都屬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10]

馬克思也在《188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揭示,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與自然關系總和的統一,“自然界的人的本質只有對社會的人來說才是存在的;因為只有在社會中,自然界對人來說才是人與人聯系的紐帶,才是他為別人的存在和別人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現實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會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礎。只有在社會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對他說來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對他說來才成為人。因此,社會是人同自然界的本質統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復活,是人的實現了的自然主義和自然界的實現了的人道主義。”“人類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類本身的和解”[11]即人與自然的和諧及人與人的和諧,其實是馬克思所追求的人與人的關系和人與自然的關系的理想目標。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實現“人類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類本身的和解”是人類社會進程中正確處理人與自然、社會三者關系的最高價值目標。所謂低碳經濟的最高價值追求應該也在于此。其次,讀取中國傳統哲學和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低碳”語境,挖掘其全球低碳背景下的普世意義。

“天人合一”思想。中國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強調統一性與和諧性,其實有著豐富的生態意蘊,“天人合一”本質上是人與自然的統一,天指自然,人指人類,天人相處的最高境界就是“天人合一”。孔子作《易傳》在《說卦傳》中云: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陽;立地之道,曰柔剛;立人之道,曰仁義。天地人合稱“三才”,三者共生形成秩序合理的世界。因此,在此意義上,“天人合一”可以擴展為“天地人合一”,就是人與自然、人與人的和諧統一。

“天道生生”思想。“天道生生”是中國古代哲學中可與“天人合一”相媲美的重要思想。“天道”是自然界的變化過程和規律;“生生”指產生、出生,一切事物都生生不已。《周易大傳》曰“生生之謂易”,又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意思是說,世界萬物生而又生,生生不息,這就是“易”,即“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自然界本身有其生生不已的規律,我們人類應該尊重它順應它,而不是一味地去征服它和改變它。

“道法自然”思想。老子哲學的主要觀點是“道法自然”,說的是人類應從道的高度觀照萬物,處理人與天、人與物、人與人的關系,尊重天地自然,尊重一切生命,與萬物為友,與環境和諧,與人相互關照。因此,珍視眾物,尊重生命,保護人類周圍的環境,與自然平等和諧相處,應成為人類行為必須遵守的準則。

“天地萬物一體”思想。程頤認為,人與天地萬物是一體的,因而人對天地萬物要施以仁愛之德。他在《河南程氏遺書》中說,自然萬物是人的四肢百體,是人的無機的身體,人怎么能不愛呢?王陽明也提出“天地萬物一體”,提倡仁民、愛物。他在《大學問》中指出:大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與天地萬物而為一也。

科學發展思想。在當代中國,科學發展觀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重大理論和實踐成果,與馬克思恩格斯的生態思想存在著明顯的承繼關系。科學發展觀以一種整體思維來把握社會發展,正確揭示了社會及其發展的整體性特征,糾正了長期以來單純把經濟增長作為社會發展的唯一目標的線性發展觀,把發展看作是一個包括經濟增長、政治民主、科技進步、文化價值觀念變遷、自然協調、人的發展等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整體,認為這些要素之間具有內在的結構性和關聯性,因此,“可持續”不應表示永遠發展的經濟,而是指在生態系統可承受、資源不會受到永久性損壞的條件下,對資源的多種利用和開發。在這種觀念的指導下,發展必須著眼于系統整體的互利互動和協調一致,使人與自然、經濟、社會能有序循環,形成良性互動。

總之,低碳經濟作為目前全球經濟的背景語境已經成為事實。這來源于國際社會對以往高能耗,高污染工業化模式所帶來的氣候變化問題的哲學反思和對未來低碳經濟低能耗、高清潔、高效率發展模式的期待,以及圍繞這種反思和期待而展開的國際經濟、技術和政治博弈。低碳經濟本身面臨不少困惑,可持續發展哲學是超越困惑的哲學基礎,因為低碳經濟是與可持續發展的哲學相一致的。在當今低碳經濟的國際背景下,我們要有“以我為主”的制定自己宏觀國家戰略的民族智慧和哲學思維。低碳哲學應該是這樣一種境遇:既要“自然為人立法”,也要“人為自然護法”,二者辯證統一;在此基礎上,國際社會再形成由人與環境協調、可持續發展、平等的人道和公正等具體規則構成的開放性的生態和經濟系統,維持“低碳正義”,求同存異,和諧共生,共同發展低碳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