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媒體社會責任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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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這是一個嶄新的自媒體時代！在這個時代，自媒體顯示出自由自在性、主體多元性、非專業性與非理性的特點。在屬性認定上，無論是在西方還是在東方，自媒體都顯示出社會性和公民性。自媒體不僅改變了網絡社會生態，也加快了東西方社會的斷裂進程，使其社會責任成為焦點話題。除傳統的經濟、道德、環境和法律等企業公民責任外，自媒體社會責任也應該有著自己的特殊原則、要素、內容和結構。判定自媒體的應然社會責任大體可以考慮合法、合理與價值三重要素。

[關鍵詞]

自媒體；社會責任；判定原則

一、自媒體及其社會責任的語境

這是一個嶄新的自媒體時代。當下，我們已經進入“互聯網+”（或“互聯網++”，包括移動互聯網及其顯示終端）時代，微博、博客、論壇、米聊、微信、云閱讀等①后現代高科技產物已經“飛人尋常百姓家”，成為人們的“掌中之物”。與之相伴的是，一個新現象、新概念———自媒體（WeMedia）迅速而閃亮地進入人們的視野，成為一般主體創造、獲取、交流信息和表達、展示自我存在的不可或缺的最重要工具和新介質②。自媒體也稱私媒體、個人媒體、社交媒體、公民媒體，“是近年來新聞傳播學界針對最新技術發展而提出的一個新概念”，[1]是私人化、平民化、普泛化、自主化的傳播者，以現代化、電子化的手段，向不特定的大多數或者特定的單個人傳遞規范性及非規范性信息的新媒體③的總稱，是相對于傳統媒體（OldMedia）和新媒體（NewMedia）而言的媒體最新的發展階段。2003年，美國新聞學會媒體中心出版了由謝因波曼與克里斯威理斯聯合提出的“WeMe-dia”研究報告，指出：“WeMedia（自媒體）是普通化經由數字科技強化、與全球知識體系相連之后，一種開始理解普通大眾如何提供與分享他們本身的事實、他們本身的新聞的途徑。”[1]

官方也十分重視這一現象。《人民日報》于2014年8月20日在頭版發表評論文章《媒體融合是場大變革》，文章在談及強調要“堅持傳統媒體與新興媒體優勢互補、一體發展”時，迫切地指出傳統媒體“如果不自我革新，就可能被推向邊緣，我們不敢跨界，就有人敢跨過來‘打劫’”[2]。可見，現今社會，自媒體的地位已經非常重要。自媒體的凸顯，除去彰顯互聯網信息瞬息萬變性與人的主體性兩個時代特征外，更在于自媒體的“自”特性。這里，“自”至少包含密切相關的兩層涵義：自我與自在。自我即網民由此前傳統媒體中的“旁觀者”“他者”“閱讀者”轉變為當下的“劇中人”、參與者、當事人和撰稿人，從被傳播的對象、客體、“他”“他們”，變為主體的“我”或“You”。不僅如此，在自媒體中網民還是主客體相統一與融合的“我們”，即“他（們）和我（們）”的高度一體化，并且往往是“我④”一個人的存在。自媒體主體獨自一人而不需要他者作為媒介的參與、幫助就可以完成一切活動。自媒體的個體化、平民化、扁平化、透明化以及無處不在解構了傳統媒體與“主流媒體”，使人們對之不再仰望與被遮蔽，自媒體也不是“昔日王謝堂前燕”，圣神、高貴、遠在天邊、深不可測、高不可攀的外在的他者，而是主客體統一、弗洛伊德式的“本我”。

自在即自由地存在、活動。這是網民的社會空間和個人空間樣態。在這里，社會空間和個人空間相互交叉、彼此糾纏地統一。個人在自己的獨立空間里扮演、完成社會化角色，只要不“設防”（如“加密”或設定“訪問權限”。有時候，設防也不會起到預期作用），個人的同時就是社會的，社會的同樣就是個人的，兩者沒有根本差異、不存在迥異的鴻溝。在自媒體中，網民無論其現實狀況多么微不足道、身陷困境、身居陋室，還是無上光榮、自由自在、地處鬧市，都以平等的身份出現，公平地擁有空前的自主性、自由度，事實上享有自由的思想、資訊、話語、行為空間與范式。由于自我自主體性的空前增強與本我自在性的均等實現，自媒體顯示出三個特點：一是自由自在性。任何人只要擁有直接或間接的上網機會，都可以“無所顧忌地”、單向度地上傳所見所聞、所思所感，并且具有關注與被關注的權力與現實可能性。二是主體多元性。主體由“一”發展為“多”。在傳統媒體時代，特別是在某些國家和地區，媒體生態是寡頭制的“一”。普通民眾創造、獲取信息和彼此聯絡的渠道窄、成本高，政府也比較容易制造壁壘、操控輿論，當然更難遇到挑戰。于是，政府與報紙、（紙質）雜志、電視等官方媒體作為一元的新聞、知識與思想的者、傳播主體，在資訊、觀點方面高度統一。自媒體則改寫了這種既有的單向性游戲規則，打破了官方媒介壟斷，個人搖身一變成為傳播主體，這樣的個人主體同樣擁有了“新聞”、傳播“消息”、發表觀點的現實話語權，形成每一個人可以方便地“面對”所有人，“讓卑微不再卑微，讓孤獨不再孤獨”的格局。于是，少數信息、觀點相同的人群或個人（即We，本文簡稱為個人）原本是碎片化、原子化、別離天涯的個體，彼此很難接近、形成合力、造成聲勢、構成實際影響，卻因為自媒體的便利，人數少反而更容易互動、達致視界融合，形成自組織。于是，平等、多元的自組織主體必然導致整個人類社會的平面化和話語的千姿百態。三是非專業性與非理性。理論上，天各一方、千差萬別的多元平等主體理應匯集多方智慧，而實際上真正起主導作用的是少數人，當這樣的少數人展示出堅定的意志、一貫的主張和強烈的態度時，就產生多種可能：改變公共輿論導向，扭轉事情走向，引領“一盤散沙”般的現實社會大多數，出現“群氓”后果。足見，自媒體中信息不對稱，專業表達、評論的不足與缺失以及不可測的后果在所難免。

二、自媒體的屬性認定

無論是在西方還是東方，自媒體從一出現就顯示出社會性和公民性。一是自媒體的社會性。一開始，自媒體就不是個人的。作為現實生活的映射，與現實相異，自媒體成為人們的又一種存在。在這里，不論是否有“事實”依據，人們都可以“隨心所欲”“無所顧忌”地創造、表達、宣泄乃至發泄，并與千千萬萬的“外在”他者發生無縫、即時對接。這或許不一定是信息的生產者、者、傳播者的主觀愿望，但資訊一旦產生，即使是僅僅針對特定的對象、有特定的意蘊和目的，卻常常發生有別于源頭和詮釋者的后果———當然，有時候也不排除源頭的（部分）主觀———于是“大千世界，無奇不有”的詭異現象在自媒體中也就不足為奇。通過互聯網，人們把自己的一切與他者分享，這些都成為他者再閱讀、再創造、再詮釋、再傳播的基礎，不分時間、地點和事件，也不用考慮“異端”受眾的狀況，總之無所不在、無時不在、無所不能地把世界上的每一個角落的每一件“事情”，無論大小、真偽、對錯都“一股腦”地上傳，使之迅速發散、放大，做到無人不知、無所不知。總之，互聯網解構了傳統交往模式，使個人都主動或被動地卷入社會。自媒體消解了“網”上個人與社會的邊界、物理時間和空間距離，使每一個主體都是社會主體。這些無疑都是人的社會性網絡表現，自媒體就是這樣的“人”。這便是自媒體的社會性。

二是自媒體的公民性。現實生活中，公民（Citizen）指取得一國國籍，享有從事管理社會和國家公共事務的權利和義務的自然人。一方面，根據政治權利平等原則，每個公民都有權參與社會和國家管理；另一方面，根據人是政治動物的本性，每個公民都具有從事管理社會和國家公務活動的實在或是潛在能力。同時，從性質上看，公民具有自然屬性和法律屬性。公民的自然屬性指基于自然出生而存在的生物生命體；公民的法律屬性指公民基于法律的規定與保障，以國家成員的身份參與社會活動，享受權利、承擔義務。從內容上看，公民具有公民意識與公民政治雙重屬性。公民意識與臣民意識相對，指民眾對社會和國家治理的參與意識、存在感、積極性、主動性；公民政治屬性指公民依法享有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的權利，如選舉權及被選舉權。因此，相較于此，自媒體具有公民的基本屬性。首先，每一個自媒體的產生、存在都有特定生成網絡、IP注冊地址和域名，必然屬于特定國家或地區，都受所在地區的法律確認、保護并規制，沒有無特定網址的自媒體主體。[3]自媒體的這一特性相當于公民“取得一國家國籍”“是公民資格”。其次，只要符合國家憲法、相關法律及法規的規定，自媒體都具有發表言論等權利和實際行動的能力。這相當于公民“從事管理社會和國家”的政治權利、“政治能力”。同時，自媒體具有自然和法律雙重屬性。它的主體是“我”（I）或者“我們”（We），這是自然屬性；依法注冊、活動，具有權利能力、行為能力和責任能力，這是法律屬性。自媒體還具有公民意識與公民政治屬性。出于自我意識，自媒體參與社會活動，是公民意識與公民政治的體現和要求。

三、新社會樣態：自媒體在場語境

當下，自媒體已經發生異化。追根溯源，自媒體原本主要是主觀活動及其產物，但它一旦出場，就馬上對象化、客觀化，成為人們的對立面，左右現實生活。在自媒體社會語境里，網民常常發現只要自己離開網絡，哪怕時間極其短暫，卻也像斷了線的風箏，缺乏群體歸宿與社會依托，不知所措；同時，也失去精神依賴與寄托，喪失生活的價值與意義。這便是自媒體異化及其所導致的網絡依賴癥，一種特殊而又必然的時代疾病。雖然網絡活動本身是虛擬的，但它卻極大地移植著、克隆著社會現實，成為與之既相異又相仿的特殊的新社會形態———網絡社會。網絡社會具有現實社會的基本特性，自媒體則強化著這種特性。在自媒體社會里，人們彼此絕對獨立又相互依賴。那些現代性“中心”一一被解構，網民擺脫客觀存在的國家、地域、民族、語言、階級、階層、種族、性別、年齡等等一切有形與無形羈絆，而主要基于自身一定的文化背景及其所決定的信仰、思維模式、表達方式、生活習慣的共同點，自然而自由地結成一個又一個虛擬團體、巨型社區。這種組織不存在外部指令，按照默契的規則，各盡其責，協調、自動地形成具有不同等級、復雜結構的體系，建構起文化藩籬。雖然這種自組織現象在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一直普遍存在，自媒體卻使之攀越到新的巔峰。

在一個正常秩序的社會中，人們的言行會受到法律、道德、倫理、政治、經濟、社會等的制約，不可能隨心所欲。但在自媒體語境⑤中，這些制約可能被淡化，人們也更加容易“隱藏”（cancel）。網民撇開現實的種種顧忌和不便，使想象力、表達力和溝通力得以竭盡所能地發揮和淋漓盡致地展示，在網絡上呈現出形形色色的不一樣甚至令人刮目相看的自我。這些無疑不是真實的一個或幾個側面的“本我”。似乎意識可以決定生活———網民喜歡、徜徉于什么樣的網絡環境，就有何種生活現實；[4]相輔相成地，網民對現實生活有著什么樣的想象，就有何種樣態的網絡形象，并以此改變網絡社會。當然，網民的現實智能發展程度決定其在網絡社會中了解問題、認識問題、表達意見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并且這些能力決定著虛擬與現實中的網民之間是否產生分歧與沖突。一般地，網民獲知資訊、表達意見、判別真偽的能力越高，沖突就越小，積極社會性如利他、協作、自覺就自然顯現；相反，則沖突越嚴重，就可能表現出反社會性，做出對人類整體運行的不利行為，如相互傷害。可見，自媒體一頭連著現實生活，一頭綴著虛擬網絡；一頭是自由“表達”的天堂，一頭是“群氓”的地獄，使這兩個世界成為一個相互“說服”、不斷變化、永無止境的過程式“聯盟”。

當下貧富差距等現實社會問題成為一些人對現存社會的不滿和攻擊的借口。特別是2008年以來影響最大、波及最廣的經濟危機，加深了西方人對現實生活、社會地位變幻無常的恐慌，這種恐慌情緒極容易通過自媒體傳播、放大。自媒體主體、存在與交往方式的變革摧毀此前長時期以國界和財產為劃分階層的雙重藩籬，解構中產階層占話語主導的西方“橄欖形”、相對穩定的社會結構。于是，集聚社會的主要依據不再是財產和地域，而是教育文化。這一點在財產的差異性遠遠大于教育文化差別的西方社會尤為明顯。自媒體使此前依據財產所劃分的窮人———中產———超級富人三級社會結構解體、分裂為以文化為紐帶的不同群體。天涯飄零、貧富懸殊的人們，因為文化教育的類似，思想志趣的相投，生活方式的趨同而在網上匯集成一個個密切的即時性共同體。薩繆爾•亨廷頓早就預言到這一點，他在《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指出，冷戰后世界沖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識形態，而是文化差異，是“文明的沖突”。我們發現，自媒體使整個社會特別是西方市民社會發生斷裂，其實也是文明跨地域的重新組合，人們正在根據文化而不是其他來重新組織自己，聚結成具有嶄新結構和特性的新社會體。可見，自媒體催化了西方市民社會的斷裂，使之進入新的社會形態。過去30余年，中國最大的變革來自經濟生活和經濟體制，大量的個人和組織逐步擺脫一些僵化體制機制的束縛，成為經濟社會主體，并逐漸形成社會責任意識。當下中國的經濟總量已居世界第二，人均GDP超過7000美元，存在總數一億左右的中產階層，他們是當下中國經濟社會轉型的中堅力量，不可忽視。這些力量不可能僅僅長期局限于經濟領域，他們必然要求滿足諸如參與社會治理等政治訴求。當然，即便如此，當下中國依然未能從根本上改變富翁多、窮人多、中產少的“啞鈴型”社會結構，存在如部分產品產能過剩、“中等收入陷阱”風險等問題，容易產生社會危機。若政治訴求與社會危機兩者結合，影響將更大。人們在追求經濟富足的同時，獲得政治利益的訴求也會凸顯。自媒體則給他們了解外在，抒發自己，表達本我，張揚自我、助力個性成長，鑄就個體價值，尋求理解與被理解，提供了可靠而便利的手段、界面、空間與路徑，他們可以將一個“微小的點”瞬間零距離放大到“無窮大的面”，時效性、空間性、交互性大大增強。

不難看出，自媒體的瘋狂，不僅改變了網絡社會生態，也對現實社會的斷裂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趙靈敏看到，“一小撮”自媒體從邊緣走到前臺，使個人主義、個人權利得到極大張揚，每個人都覺得自己的訴求比天大；同時，個人的判斷力被無限地放大，都認為自己沒有錯，錯的是社會。[5]只要一不如意就上網發泄，甚至糾聚“群氓”實際行動，如上街抗爭；地區訴求得不到滿足就尋求國際幫助，如香港的“占領中環行動”，就不排除攜洋自重的陰霾作怪。如此等等，形成對多數反向排擠和壓制的“少數人的暴政”，但個人為自己負責的精神則在極大地減退。對此，新加坡內閣資政吳作棟說，目前新加坡政府與人民之間的緊密關系“已出現了松動”，“現在每個群體在推進自己的觀點和利益時，比以前更咄咄逼人，各方都是寸步不讓，得寸進尺。國人的共同空間不是在擴大，而是在縮小，”并且這已經成為“新常態”的一部分。[6]如此，折射、暴露出一個嚴肅而迫切的焦點話題———自媒體社會責任⑥。

四、合法、合理與價值：自媒體社會責任的判定原則

毫無疑問，“人人即媒體”的自媒體去地域化功能，使地球村中每個人的權利借助媒體而空前擴張、拓界。對此，印度學者尼娜•錢德霍克在《國家和市民社會：政治理論中的探索》中評價道，這樣“一個積極的和充滿活力的市民社會則保證有一個反應靈敏的和民主的國家。”但任何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正如狄更斯在《雙城記》中喟嘆“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這是一個最壞的時代”那樣，面對“玩轉自媒體”，自媒體“全知、全能、全在”的事實，人們不得不沉思：難道自媒體就沒有、也不需要邊界？不需要也不能管束？能不能給自媒體“套上韁繩”，使它不至于在狂蹦亂跳中喪失方向？具體地，自媒體能否在社會轉型中肩負起責任，而不至于帶來過度“為所欲為”的弊端呢？筆者認為，自媒體的社會性和公民性雙重屬性，決定著它必然而且應該承擔社會責任。同時，新的社會形態決定著自媒體社會責任的特性———如全球性和地域性。因此，除傳統的經濟、道德、環境和法律等企業公民責任外，自媒體社會責任也應該有著自己的特殊原則、要素、內容和結構。當然，本文的研究不在于探究、認定自媒體社會責任的內容和結構，即自媒體實然或者應然具有哪些社會責任以及它們之間的關系，這些有待于另行專題研究。本文旨在探討自媒體社會責任認定的基本原則、前提、要素，明晰以什么為基石判定自媒體的應然特殊責任。筆者認為，判定自媒體的應然社會責任大體可以考慮合法、合理與價值三重要素。合法。合法至少有兩層含義：一是合乎現行法，即自媒體主體必須遵守住所所在地法、行為地法和結果發生地法，包括國別法、區域法與國際法。主體合法產生、活動是最基本、最一般、最普遍的要求，是自媒體社會責任的首要要素。合理。合理是合法的第二要義。法的內在要求是合乎理性。理性是人之為人的本性，是人類所共同的本質，于是，法的另一要義是自然法、應然法。基于此，合法與合理是一回事。合理性要求自媒體的行為合乎、不超越人們的共同的最基本“公序良俗”要求，如非人身暴力、誠信。這是自媒體社會責任的更高內容。價值。價值表示主體與客體間的相互聯系。價值具有主體性，是客體滿足人的需要。人是價值的最終本源，價值伴隨人的出現而出現、存在而存在。價值原則要求自媒體要堅守社會道德底線和遵循社會共識。在我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所體現的維度應成為自媒體社會責任的一般價值原則。

參考文獻：

[1]趙勇.“自媒體”時代的共識引導[J].中國行政管理,2011,(11).

[2]媒體融合是場大變革[N].人民日報,2014-08-20.

[3]參見：即時通信工具公眾信息服務發展管理暫行規定[Z].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2014-08-07.

[4]參見：南文化.過度活動批判———當下全球經濟危機的深層次原因分析[J].長白學刊,2011,(5).

[5]趙靈敏.“一小撮”人的政治[EB/OL].聯合早報網

[6]吳俊剛.政府與人民關系的轉變[EB/OL].聯合早報網

作者：南文化 單位：江蘇科技大學 公共教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