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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后期,中國走向現代化的歷史性歷程主要是同改革相伴隨的,此間中國的文明進步軌跡主要是同改革的進展腳步相并行的。這實際上主要是一個改革的歷程。在這一改革的歷程中,以對外開放和對內搞活為基本方略,逐步達致經濟體制的進步性變革,從而推進國家和社會臻于現代化之境,始終是重大的主題。由這一主題而展開的其他一些改革,則隨著社會歷史條件的逐步成熟也依次走向前臺。
過去的二十年,改革的重心在國內經濟,對外開放是為對內搞活服務的,改革的基本任務是努力建設國內市場經濟體制。我們可以將這二十年的改革視為中國旨在實現現代化的第一輪改革。這一改革給國家和社會生活的許多領域帶來巨大的進步性變化,它的直接成果是使中國相當快速地走向物質文明。
然而這只是中國走向現代化的系列改革的開始。經驗表明,僅僅注重經濟方面的改革是不夠的,其本身也難以取得最終成功。中國國情要求中國走向現代化的改革應當是完整的改革;經濟改革發展到一定程度,其本身也必然要求有其他方面的普遍改革與之相匹配。適應這種歷史需求,當旨在努力建設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經歷種種曲折而終至獲取重大成就之際,國家和社會生活發生兩個新的重要變化:一是依法治國和建設法治國家終于作為一種歷史選擇被正式提上日程;一是中國政府在國際舞臺上不懈地致力于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并獲得成功。
這兩個變化的實際效果會是怎樣的,在很大程度上將取決于市場經濟在中國會如何繼續發展。沒有市場經濟體制方面的成就作為物質依托,依法治國和建設法治國家,加入世貿組織從而按照國際公認法律規則與世界發生關聯,實難最終遂愿,其美好的目標定位很可能只是作為一種璀璨的理想之光劃空而過。但另一方面,這兩個變化的出現,同時也將積極地促進市場經濟建設進一步走向成功,使改革必然展現新的契機,推動和激活改革向新的階段轉變,并將標志中國改革選擇新一輪重大主題。
中國改革的新一輪重大主題、基本任務和所要達致的主要目標,便是推進中國以相當快速的步伐走向制度文明,主要是走向法律制度文明。制度文明尤其是法律制度文明是斷然離不開以經濟發展為主要內容的物質文明的進步的,但制度文明則以其更高規格的文明形式存在著,并以它的種種功能和優點,對物質文明發揮直接、廣泛而深遠的影響。當中國改革的新一輪重大主題獲取大的進展從而引領中國迅速地發達自己的制度文明的時候,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和其他種種需要改革的事業,便也由于水到渠成而因之獲取成功。
德國人柯武鋼和史漫飛在他們的《制度經濟學--社會秩序和公共政策》一書的中文版序言中,對歐洲文明與其他文明的發達速度和發達程度的原因做了一個比較:一千年前無人預見到歐洲文明會領先于東方文明,那時華夏文明和伊斯蘭文明都擁有高超的技術知識和組織知識,它們的文明遠較歐洲文明引人矚目。但是最近這一千年是西方世界的至福千年,歐洲文明及其直接后果是創造了高度的物質成就,并開創了一個史無前例的持續創新和經濟增長過程。西方技術文明的演變與歐洲人獲自中國的有益知識很有關系,歐洲人完善了這些引進的技術,就像現在越來越多機敏的東亞人剖析西方發明一樣。由于歐洲人實現了物質上的進步,他們的營養標準、居住狀況、醫療條件、教育水平、預期壽命、文化成就、安全和自由都大為改觀。然而現在人們越來越認識到,歐洲人能創造出現代技術文明的原因,就在于他們開發并貫徹了一套人類交往的規則,它抑制了機會主義和權力的濫用。這些規則被稱為“制度”。
這是兩個西方人為他們的著作翻譯為中文說給中國人聽的。我們不便在意他們的自豪之情。我們需要注意的是他們所說的不僅是事實,同時也是切中要害的。我們唯有從物質文明和制度文明兩個方面急起直追,方能復興我們的華夏文明,方能有效地與西方人比肩和重新競爭。
關于制度文明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價值,中國人不是沒有認識,只是認識是參差不齊的。在中國法律制度以至整個制度文明本身還亟待改進和完善的制度背景下,從制度的意義上重視制度問題的人自然不多。換言之,在既有制度文明的狀況下,難能避免目前法學領域的這種基本狀況。法學界要真正從學術的誤解中走出來,還需要一個過程,這個過程應當是同法律制度文明的進程在總體上一致的。
人類社會發展的史實表明,良好的境況和有利的條件會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惡劣的境況和不利的條件會抑制經濟發展,阻礙社會進步。而經濟發展的環境條件與制度有直接的相關性。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是規范人們行為的系列準則,它的基本功能是在一定的框架下鼓勵人們積極地、放心地去干什么,約束人們不能去干什么。
對于經濟發展而言,制度也有優劣之分,那些能夠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系列行為準則屬于好的制度,否則就是屬于壞的制度。好的經濟制度能夠減少人們從事經濟活動所處環境的不確定性,增強人們對未來的預期,降低交易成本,保護產權,促進生產性活動。不利于經濟發展的系列環境條件,往往是與壞的制度直接聯系在一起的,更直接地說,是由壞的制度直接造成的。例如,坑、蒙、拐、騙的市場交易環境,要么是相關制度不健全造成的,要么是制度執行不力導致的,更有可能是壞的制度激勵的結果。
因此,優化經濟發展的環境,首先得優化制度,從一定程度上,兩者是等價的,優化了制度也就等于是優化了環境。能夠起到優化經濟發展環境的制度無外乎來源于三條途徑:一是相關制度的繼承,即對歷史上形成的有利于優化經濟發展環境的制度安排讓其進一步發揚光大;二是制度移植,將別的國家或地區形成的相關制度安排移植進來;三是制度創新,就是制度發明。從維系市場經濟發展的系列制度來說,能夠優化經濟發展環境、促進經濟發展的制度,主要是創新了的制度。這主要是因為,各國、各地區在不同的階段經濟發展所處的經濟條件和人文社會環境不同,對歷史遺留下來的有利于經濟發展的相關制度的安排需要在創新中繼承;對于外來的制度安排,也要在改造的基礎上借鑒,而不是簡單地全盤照抄照搬。
那么,如何通過制度規范和制度創新來優化相關的經濟發展環境呢
第一,規范政策制定和實施程序,優化經濟發展的政策環境。政府政策是決定和影響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政府政策對經濟發展的阻礙性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現有的政策與經濟發展相抵觸,成為制約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二是政府政策朝令夕改,缺乏基本的穩定性;三是政策在實施過程中在各個環節被曲解或任意塞進人為意志;四是激勵經濟發展的政策難以制定和落實;等等。解決這些問題需要通過制度創新,規范政策的制定程序、強化政策的實施程序、監督政策的落實程序。
第二,切實推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優化經濟發展的服務環境。經濟發展的服務環境由多方面的內容構成。首先是管理服務,它是由政府提供的,管理服務的質量和效率,取決于行政管理體制的制度安排;其次是商業性服務,它是由以贏利為目的的企業性組織提供的;第三是社會服務,它是由社會非政府性、非商業性的公益性組織提供的,取決于社會公益性組織的發展狀況。它們共同構成經濟發展所面對的服務環境。服務環境的優劣關鍵在于管理服務的水平。優化管理服務,就必須切實推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通過管理制度創新,轉變政府職能,促進政府和行政工作人員的工作作風的改善,提高辦事效率和辦事水平。
第三,強化立法、執法、守法的制度體系,優化經濟發展的法制環境。各種法律是屬于正規制度安排的主體部分,是經濟發展保障體系的核心內容。只有通過立法、執法、守法的系列制度創新,才能夠營造出有利于推動經濟發展的法制環境。在營造法制環境過程中,立法是前提,執法是關鍵,守法是保證。這三個環節都需要系列的相關制度創新來實現。
第四,推進市場制度創新,優化公平競爭的市場交易環境。市場經濟的最基本原則是等價交換、公平競爭。維護這一原則,保障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過程中發揮基礎性作用,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作保證。因此,需要通過系列制度創新,建立健全相關制度體系。
第五,促進非正式制度變遷,優化經濟發展的人文社會環境。在新制度經濟學中,習慣、傳統、道德、意識形態等屬于非正式制度,在規范和調節人們行為關系中發揮重要作用。當然,作為行為規范,既可以促進經濟發展,也可能嚴重阻礙經濟發展。如何根除非正式制度體系中阻礙經濟發展的部分,推進適宜于經濟發展的非正式制度發育發展,是經濟改革面對的重要課題。只有通過相關的制度建設,不斷開拓現代文化的發展途徑,以誠實守信為美德,加強道德體系建設,才能營造出誠實、守信、和諧的人文社會環境。
總之,加強以上相關制度體系建設、推進制度變革,就會營造經濟發展環境的良好境況和有利條件,保存中國的勝利果實,這是不可不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