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實體經濟企業降成本路徑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淺談實體經濟企業降成本路徑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摘要】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是當前重要任務之一。文章闡釋了供給側改革中實體經濟企業降成本的內涵及其現實價值，從政府企業協同的視角構建降成本的理論框架，在此基礎上識別降成本過程中存在的誤區與風險，指出在降成本過程中，政府是降成本策略的推動者，從宏觀層面進行降成本的結構性安排部署；實體經濟企業是相應的執行者與受益者，從微觀層面進行企業成本的調整配置。只有政府、企業之間相互合作，相互制約，才能實現預期效果。要從結構性動因方面優化資源配置，從執行性動因方面優化政策配置。

【關鍵詞】政企協同；降成本；實體經濟企業

一、引言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低成本的優勢促進了經濟的飛速發展，但近年來這一優勢逐漸消失，實體經濟企業成本日益增加，不僅對傳統企業的轉型升級帶來了嚴重制約，而且拖累新興企業的成長進步。在這種情況下，中央在供給側改革中提出了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的策略，成為“三去一降一補”的五大任務之一。2018年是“降成本”任務推進的第三年，國家部委及地方政府紛紛加快落地相關政策，主要集中在降低電價、物流、稅收等成本，住建部、財政部、央行及國務院常務會議確定了關于企業住房公積金繳存機制及物流方面進一步降成本的規定，并出臺了一些較大規模的減稅政策。這一系列規定的出臺，反映出降成本所具有的迫切性與重要性。對實體經濟企業降成本進行系統性研究，在構建理論框架的基礎上提出有針對性的建議，是學術界亟需解決的重大問題。實體經濟企業降成本目標的實現，離不開政府宏觀層面的安排部署與企業微觀層面的配合執行，因此，從政府與企業協同視角對實體經濟企業降成本的問題進行分析，能夠透過現象分析實體經濟企業降成本的本質，進而確保降成本策略順利實施，實現實體經濟企業成本降低的最終目的。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的目標被提出后，學術界對其進行了大量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從宏觀經濟或政府視角分析實體經濟企業降成本的重要性、成本高的表現及成因、降成本取得的成效、降成本措施執行過程中存在的問題、降成本措施等。一是關于降成本的重要性研究。主要是有利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順利進行，有利于應對國內外經濟環境的變動[1]，有利于保持我國經濟持續增長[2]。二是關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高的表現及成因研究。成本高主要表現在制度性交易成本高、稅費成本高、融資成本高、能源成本高、物流成本高、人工成本高等。主要原因是由于政府的簡政放權相對滯后，項目評估環節繁瑣，需耗費大量的金錢、時間、精力導致制度性交易成本高；由于稅率高、收費項目多導致稅費成本高；由于中小企業融資門檻高，以銀行為主的壟斷性金融抑制體系導致融資成本高；由于能源接入費用高、能源價格高、收費方式不靈活，能源價格形成的政府監管機制相對滯后導致能源成本高；由于利益驅動下的市場分割、產業布局不合理與體制性約束導致物流成本高；由于員工基本工資及社保福利費的上漲導致用工成本連續增長。

三是關于降成本取得成效的研究。主要有降稅清費效果明顯，電價下調降低了企業的能源成本，央行降息降低了企業的融資成本，各地出臺的降成本策略促進了企業成本降低[3-4]。四是關于降成本措施執行過程中存在問題的研究。主要有政策規定不具體、實際可執行性差，政策限制條件多、涉及面窄，享受降息優惠的是大中企業而非小微企業，總體力度有限、空間有待加大，由于營業收入的下降，使得稅費并未實質性下降。五是關于降成本具體建議的研究。主要有政府應通過形成降成本長效機制，完善配套政策，加強政府間的協調配合，細化行動方案；改革金融體制，加強中小企業融資服務，降低融資成本[5-6]；創新用工模式，實施人才培養工程，調整當前“五險一金”政策，降低實體經濟企業人工成本；構建與當前經濟發展相適應的權力體系，通過“簡政放權”，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推進稅費體制改革，加大清費減稅力度，降低稅費成本；進行能源產業的市場化改革，降低能源成本；打破物流行業無序競爭體制，發展現代物流業，降低物流成本；加快完善負面清單管理制度以及推動現有涉企優惠政策的督查落實[4]；支持企業科技創新。現有研究有利于降成本措施的進一步完善，但不足之處是缺乏理論支撐，僅從政府視角進行研究，對實體經濟企業降成本認識不足，導致最終提出的對策建議不全面、不系統。本文在論證實體經濟企業降成本內涵與現實價值的基礎上，通過構建理論分析框架，從政府與企業協同的視角，分析降成本中的誤區與風險，并提出降成本的具體建議，以期為我國降成本策略的順利實施提供有益借鑒，最終促進實體經濟企業的長遠發展。

二、實體經濟企業降成本的內涵與現實價值

在2015年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強調在戰術上要抓好作為供給側改革中“三去一降一補”五大任務之一的降成本任務，并進行了全面部署安排；2016年“十三五”規劃對降成本的實際行動做了進一步規劃。降成本，是政府為改變我國實體經濟不振的狀況，通過改革與創新，改善實體經濟企業發展環境，以遏制成本逐漸增長的局面，增強實體經濟企業的創新與競爭力，最終促進實體經濟企業的長遠發展。從具體內容來看，降成本主要包括六個方面。一是降低由于當前體制機制帶來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如經濟成本、時間成本、機會成本等；二是降低由于企業需要繳納稅費帶來的稅費成本；三是降低由于企業招工與培養而帶來的人工成本；四是降低由于能源供應市場的壟斷而對企業帶來的能源成本；五是降低企業進行融資行為時的融資成本；六是降低企業在貨物流通過程中產生的物流成本。在以往發展中，我國憑借低成本優勢實現了經濟的飛速發展，但當前低成本的優勢已不復存在。有學者在研究中指出，當前中國除人工成本以外，其他成本均高于美國[7]。雖然相對于美國來說人工成本較低，但與我國以往相比較來說，人工成本也在逐漸增加。即當前正處在人工成本逐漸增加，其他成本居高不下的環境中，實體經濟企業的競爭優勢逐漸喪失，出現了新的市場失靈。在這種情況下，政府應發揮“有形之手”的作用，實現與市場調節功能的互補。當前我國政府關于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的規定，正是為遏制市場失靈、增強企業創新與競爭力的重要舉措，具有重要的實際價值。

（一）促進企業發展，提升國家治理現代化水平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需要政府采取相應財政政策、稅收政策等為企業創造成本降低的優良環境。在這一過程中，政府一方面充當推動者，推動實體經濟企業快步走出成本高的困境，為企業發展帶來利好；另一方面政府自身也是改革者，通過與時俱進的改革措施，規范政府行政，提升國家治理現代化水平。

（二）降低世界經濟曲折復蘇、國內經濟不振環境的影響世界經濟發展受2008年金融危機的影響，會經歷相當長時期的曲折復蘇，當前我國正處于“三期疊加”的特定階段，經濟下行的壓力日益增加。企業是改變經濟下行趨勢的重要力量，在當前企業面臨嚴峻的內外部環境約束下，降低企業成本有利于抵擋內外部環境的不利影響，增強企業競爭力，進而促使經濟穩定增長，改變經濟下行現狀。

（三）增強企業活力，推進企業轉型升級當前我國實體經濟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普遍存在競爭力弱的現象，創新能力欠缺，處于全球產業鏈的中間加工制造環節，處于全球貿易鏈的底端，獲利微薄。在這種情況下，應促使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以打破這一惡性發展。通過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可以有效帶動大眾創業創新的積極性，從而提升企業盈利能力，增強企業活力，實現企業的轉型升級。

三、實體經濟企業降成本的理論框架

（一）實體經濟企業降成本理論框架構建的指導思想首先應確保在總體上遵循供給側改革的基本原則；其次在此基礎上，通過理論框架構建，挖掘降成本的最優路徑，規避實際操作中的偏差。本文基于政府與企業協同的視角，探索實體經濟企業降成本的具體路徑。協同論認為，雖然不同系統的屬性不同，但各系統間卻存在相互聯系。這種聯系體現在各個系統之間的相互合作與相互制約。在實體經濟企業降成本的過程中，政府與企業相互協同的機理表現在：政府是降成本策略的推動者，是從宏觀層面進行降成本的結構性安排部署；實體經濟企業是相應的執行者與受益者，是從微觀層面進行企業成本的調整配置，優化創新，提高企業的生產率。政府通過宏觀引導，為企業的發展營造適宜的環境；企業通過積極響應政府的政策，為融入新環境、適應新變化而進行自身行為優化。在此過程中，一方面，通過政府與企業通力合作，政府制定各項制度規定，企業做出積極響應，以保證各項降成本政策規定定而用之；另一方面，政府與企業相互制約，政府通過制定政策規定約束企業的不良行為，企業通過實踐政府的政策規定找出偏離現實、與現實不相契合的政策規定，避免靶向失誤，以保證各項降成本政策規定用之有效。具體可從兩方面進行考察：一是結構性動因方面優化資源配置；二是執行性動因方面優化政策配置。結構性動因方面。由于我國實體經濟企業數量、種類眾多，不同企業面臨不同的生產經營環境。從宏觀層面來說，政府在制定政策時應將資源更多地集中于優勢企業，以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促使傳統企業優化升級，提高生產率，減少資源浪費；從微觀層面來說，通過借助市場化手段的驅動，使企業努力挖掘自身潛力，加強技術投入，優化自身生產結構。執行性動因方面。應緊緊圍繞如何降低企業成本、提高企業生產率的目標來優化政策配置。從宏觀層面來說，政府應著力培植、挖掘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在企業創新、資金使用方面進行跟蹤，使政府的政策切實轉化為企業的行動；從微觀層面來說，企業應結合政策的指導，完善自身的成本核算體系，加強創新引領，為政府提供及時、有效的成本信息。

（二）實體經濟企業降成本理論框架的構建思路降成本理論框架應符合降成本的內在邏輯，反映現實需求，具體如圖1所示。首先，識別實體經濟企業降成本的對象為六大成本；其次，應注意到并不是所有企業的所有成本都需要降，在制定成本降低政策和實施成本降低措施時，應該遵循結構性和執行性動機的內在需要；最后，從政府與企業協同的視角、從政府與企業兩個層面提出降成本的具體建議。

四、實體經濟企業降成本存在的誤區與風險

（一）實體經濟企業降成本應避免的誤區降成本不是“一刀切”，而是應客觀看待，區分不同行業、不同規模的企業，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降成本不是降低全部成本，而是挖掘現存的不合理成本，降低不合理成本，使之合理化，應在滿足執行性動因的要求下，進行行為優化與控制；降成本不是保護落后企業，是在尊重市場規律的基礎上，推動企業實現轉型升級與優勝劣汰。因此要注重企業核心競爭力的培育，以滿足結構性動因的要求。政府推動降成本是促使企業發展的外動力，企業最終實現發展最根本的因素是依靠自身，而不能產生全部依賴政府的錯誤判斷，降成本目標的實現最根本的還是要靠企業自身的努力。

（二）實體經濟企業降成本的風險（1）制度性交易成本的降低可能會反方向增加審批時間。在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中中央部委將制度下放基層，當基層存在“接不住”或“不想接”的情況時，基層審批效率沒有得到提高，相反會由于審批權力增加使得審批時間延長。（2）稅費的降低可能會影響社會公共物品的提供與公眾服務的改善。政府在當前經濟下行壓力下降低稅費，通過短期代價換取長期利益，應保證稅費降低的適度性，過度降低稅費可能會影響社會公共物品與服務的供給。（3）人工成本的降低，可能會阻礙企業長遠發展與社會保障體系的穩步推進。一方面，工資水平的降低，可能會使員工喪失對企業的向心力，降低員工為企業做貢獻的積極性，最終不利于企業的長遠發展；另一方面，降低社保費率可能會阻礙社保體系的順利實施，作為短期措施，減輕企業壓力并無過失，但不是長期策略，否則會造成養老金嚴重收不抵支，社會保障體系不能穩步推進。（4）降低融資成本可能會引發不合理的金融創新。融資成本的降低使得銀行業等金融機構獲利降低，在這種情況下，金融機構為擺脫不利局面，會萌生不合理的融資模式，進而引發不合理的金融創新。

五、政府企業協同視角下的實體經濟企業降成本路徑

政府是降成本策略的推動者，實體經濟企業是相應的執行者與受益者，在降成本策略的實施過程中，只有推動者與受益者相互合作、相互制約，才能實現宏觀結構改革與微觀調整優化統籌協調，形成良性循環，實現預期效果。

（一）政府審批改革與企業工作響應相結合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從政府層面來說，要遵循結構性動因與執行性動因的要求，改革現行行政審批制度、監管制度，在簡政放權過程中，引導基層簡化優化審批流程，并加強宣傳與監督。具體來講，引導基層通過合并相似項目審批事項，取消重復審批事項，推行聯合審批制度；推行“一站式服務”的審批模式，實施“一次申請、一次辦結”的審批流程；引導基層完善優化在線審批平臺，使之適用于各類企業審批需求，提高基層審批效率；加大對制度改革的宣傳力度，針對不同受眾對象，采取切合受眾特征的宣傳教育方式，使受眾切實了解新規定；將新制度的實施納入基層績效考核中，加強對基層制度執行情況的監督。從企業層面來說，應積極響應政府對于行政審批的新規定，詳細對比新舊規定的區別，在深入了解的基礎上，調整企業相關部門的工作流程，制定與政府行政審批制度相配套的企業辦事流程，建立一整套與政府行政審批制度項對應的工作體系。同時對相應員工進行培訓，使之代表企業進行行政審批時，能夠迅速適應政府的“一次申請、一次辦結”的審批流程。另外，還要充分行使自身權利，對改革的實際操作過程進行監督，確保措施真正落到實處。通過與政府相互合作與制約，實現企業交易成本的有效降低。

（二）政府稅費優惠與企業積極配合降低稅費成本從政府層面來說，應從政策優化視角規范企業行為。可制定企業繳費項目清單，尤其是針對中小微企業，應進一步落實各類減稅政策。具體來說，一是貫徹落實營改增政策，將企業新購不動產而增加的增值稅歸到抵扣范圍中；二是制定企業繳費項目清單，作為企業進行繳費行為時的參考標準（具體繳費項目通過實地考察、與企業溝通之后確定，未列入繳費項目清單的事項均不屬于企業繳費的范圍，且按照最低標準即繳費下限繳費，列入的項目應嚴格執行繳費規定進行繳費）；三是針對中小微企業及高新技術企業即實體經濟企業降成本重點照顧對象，在合理的范圍內，進一步制定專門的稅費優惠政策，實現少收、緩收稅費。從企業層面來說，要時刻關注政府對于稅費政策的改革措施，做到與企業降低稅費成本政策的步伐相一致；同時，發揮自身作為參與者的權利，參與到政府降低稅費成本的政策制定中，反映自身遇到的難題，提出合理的對策建議，監督政府稅費優惠政策的實際執行情況，做到既能照顧全局利益、促進成本控制的有序進行，又能充分行使自身權利，改善自身在稅費繳納中的壓力。

（三）政府公共調整與企業創新優化相結合降低人工成本當前由于人才供不應求而形成人才危機，迫使企業不斷提高人工成本，其中既有合理的人工成本提升，也有不合理的人工成本提升。人工成本尤其是工資水平的合理提升符合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趨勢。因此，應在正確區分合理成本和不合理成本的基礎上，降低不合理的人工成本。從政府層面來說，應根據國家及勞動力市場需要，調整用工政策，在合理水平下適當降低社保費率，制定合理的最低工資標準，監督企業嚴格執行，確保不調低基層員工的工資，避免高層領導的工資不降反增。同時優化企業發展環境，加大扶持力度，為企業向智能化、網絡化、數字化方向發展提供便捷的條件，激發企業創新活力，促使企業早日完成轉型升級，并淘汰不能順應時代潮流的落后企業。從企業層面來說，要學習新思維、新方法，加強對企業人工成本的管控，在構建和諧勞動關系、穩定員工隊伍的基礎上，尋找最優的人工成本控制路徑，降低不合理的人工成本，并盡量減少負面效應。同時促使企業由勞動密集型向技術密集型轉變，加強技術開發，逐步實現“機械代工”，實現企業的優化升級，強化對成本的消納能力；充分行使自身權利，勇于向政府反映不合理的降成本規定。

（四）政府打破壟斷與企業降耗措施相結合降低能源成本我國能源供應行業屬于壟斷行業，其利用自身的壟斷地位掌控了能源供應的市場價格，并存在不合理收費的現象，導致了我國實體經濟企業面臨的能源成本居高不下。壟斷性是問題出現的根源，因此，為降低能源成本，應從打破壟斷、引入市場競爭的角度入手。從政府層面來說，要加大對我國能源供應行業壟斷狀況的調整改革力度，將其納入市場化中，引入競爭機制，大力支持社會資本進入能源供應行業，增強企業降低成本的內生動力，并為能源供應行業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通過在質量、服務、能力的競爭中，降低能源供應的價格，但要避免由此帶來的無序競爭。從企業層面來說，一是應通過技術改進，在生產過程中淘汰傳統落后的設備，加強節能設備的運用；二是建立有效管理體系，在企業整個生產運營過程中有效推進節能措施；三是大力宣傳節能降耗的重要性，將節能降耗納入企業文化中，使企業整體樹立節能降耗的意識，實現企業的綠色轉型；四是注重降低能耗的人才創新，通過給予獎勵的方法帶動降低能耗創新的積極性；五是積極向政府反映不合理的調整改革，確保自身能夠享受到改革的利好。

（五）政府方便融資與企業積極參與相結合降低融資成本從政府層面來說，一是將金融機構經營活動規范化，嚴格檢查收費項目是否合理，嚴格檢查是否存在以貸轉存、以貸收費、轉嫁成本等不合理現象，確保收費項目、優惠政策公開，禁止向企業違規收取管理費、咨詢費；二是推動金融機構創新金融產品模式，對中小微企業提供貸款的便利條件；三是拓寬企業融資渠道，支持合理的民間資本運作；四是政府可帶頭建立產業發展資金，對創新型企業予以支持。從企業層面來說，要主動把握融資機會的權變性，應努力營造自身良好信譽，為自身樹立廣闊的發展前景，以此增強金融機構的信任，減少在貸款過程中可能需要額外支付的“過橋資金”；在國家政策的支持下，對比多個融資渠道，選取融資成本低、國家支持力度大的渠道進行融資；在深入理解國家有關融資規定的條件下，充分行使合法權利，依法檢舉融資過程中的不合理收費現象，維護自身合法權益。

（六）政府整合帶動與企業自身優化相結合降低物流成本從政府層面來說，應在考慮資源稟賦與區位優勢的基礎上，加強招商力度，健全現代物流體系。具體來說，一是結合當地資源優勢，在合理定位產業鏈的基礎上，做好產業鏈招商，加強產業集聚度，形成倍增效應，以增加貨源，減少上游貨物采購、下游貨物銷售的物流成本；二是培育物流龍頭企業，加強對其招商力度，結合建立物流產業園將物流資源整合起來；三是通過制定相關政策，嚴厲整頓物流業亂收費的現象。從企業層面來說，一是采用戰略成本管理方法，從產品企劃階段開始運用科學管理技術控制物流成本；二是通過合理削減庫存，提高庫存周轉率，以縮短貨物存儲數量與存儲時間，降低存儲費用；三是采取效率化配送，通過減少運輸次數、提高單次運輸裝載率、選擇最優運輸方式等降低物流成本；四是積極檢舉改革中出現的關系戶企圖搭便車的現象，確保改革是普惠眾生，而不是個別企業獲取漁翁之利的手段[7-8]。

六、結語

本文在闡釋實體經濟企業降成本的內涵與現實價值的基礎上，從政府企業協同的視角構建降成本的理論框架，識別了降成本過程中的誤區與風險，強調了在降成本過程中，政府是降成本策略的推動者，實體經濟企業是相應的執行者與受益者，只有政府企業之間相互合作，相互制約，才能實現預期效果。最后從政府與企業角度提出六點建議，以促進降成本策略順利完成。要想使實體經濟企業成本的降低取得成效，對政府來說需要推動改革與創新，對企業來說需要響應改革與創新。通過切實努力、長時間積累與全方位的配合，量變達到一定程度終將實現降低實體經濟成本的質變。

【參考文獻】

［1］吳群，侯祥鵬.供給側改革中企業降成本的現實意義與路徑選擇［J］.現代經濟探討，2016（6）：15-19.

［2］張杰，宋志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降成本”的戰略內涵與具體途徑［J］.經濟體制改革，2016（5）：5-11.

［3］侯祥鵬.“降成本”的政策匹配與實際操作：蘇省證據［J］.改革，2017（1）：64-75.

［4］張航燕.實體經濟“降成本”的問題與對策研究［J］.價格理論與實踐，2016（9）：25-28.

［5］趙治綱.“降成本”現狀、成因與對策建議［J］.財政科學，2016（6）：47-53.

［6］唐金倍.推進企業降成本增活力的財政政策建議［J］.中國財政，2018（1）：54-55.

［7］劉世錦.發展實體經濟要優先推進降成本的供給側改革［J］.河北經貿大學學報，2017，38（6）：1-4.

［8］馮圓.實體企業成本控制：降成本與謀發展［J］.會計之友，2017（6）：25-31.

作者：吳永立 楊娛 丁妥 單位：河北師范大學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