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經濟的激勵機制研討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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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低碳經濟的“組織費用”非常高，它除了國與國之間為減排形成協議的成本外，還涉及到一國內實施低碳經濟協議的成本。有效的發展低碳經濟舉措要求全國，甚至全世界范圍的集體行動。在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看來，在國家干預最小化的情況下，自利的個人自發地創造出最優化的社會結果。然而，在斯密的經濟世界里不存在集體困境。一般來說，各種不同形式的集體困境涉及私人與社會收益率之間的差異。當存在集體困境時，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個人會創造出次優的社會結果。三是未來貼現加劇了“吉登斯悖論”。人們對待現在與未來是有差別的。現在獲得的一點點報酬，通常會被當作與一段時間后獲得的更大的報酬相等值。這也適用于風險。盡管許多人知道煙盒上印有“吸煙有害健康”，但他們照樣吸煙。人們的低碳行為不會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并且個人消費行為對氣候變化的影響也是微不足道、不能直接看見的，并且這種影響還與未來聯系點在一起，所以這些特點都加劇了“吉登斯悖論”。

“吉登斯悖論”的產生與低碳經濟的特點和人類行為有關。

氣候變化及低碳經濟的特點可概括為，

（1）從空間上和時間上來看，它涉及到全世界各國，并且各國在發展低碳經濟的過程中又有異質性。在經濟發展階段，經濟利益及經濟政治體制，文化習俗等都存在差異。發展低碳經濟既涉及到過去（歷史上的碳排放），也涉及到現在和將來，這更增加了制度安排和政策工具選擇的難度。

（2）不確定性。人類排放行為導致溫室效應還是自然造成溫室效應，是減排還是適應，低碳問題是存在還是不存在，等等，這些認知問題都還存在較大的爭議。在發展低碳經濟的決策中，影響決策的主要變量有生產率、溫度敏感性系數、人口增長率、脫碳率和碳循環等。

（3）氣候變化及引起的低碳經濟問題是最大的市場失靈，市場的作用受到了限制。所有這些特點容易導致“吉登斯悖論”的產生。從人類行為來看，為什么會導致“吉登斯悖論”？從認識減排的重要性并不一定導致行動來看，知識通過價值系統傳播，而價值系統是由歷史、政治、經濟及制度等因素型塑的，這些因素決定我們是否采取行動。（1）認知科學的研究表明，人們對威脅能夠做出優先反應，即能夠對有確定的、有形的、直接的沖突做出反應。而氣候變化的緩慢速度及其風險的被延緩、無形和統計上的性質無法打動我們。（2）氣候變化及發展低碳經濟具有不確定性的特點，而在不確定情況下的決策特點限制了人的自然適應本能，人們容易低估累積的可能性。一般來講，人們更關注現在，對未來事件的重要性大打折扣并優先考慮在空間和時間上更接近自己的問題。（3）認知到了也不一定會采取行動。人們會優先考慮安全、居所等人的基本需求，而對未來氣候如何變化則不會怎么關心。（4）社會因素影響人們的認識、決定和行動的方式。需求觀念及其優先考慮的是由社會和文化構建的。這可以解釋為什么對環境問題的認識會隨財富增加而提高，但對氣候變化的認識卻不然。如收入越高的個人（和國家）可能會漠視全球變暖以避免降低消費水平和改變生活方式導致的潛在成本。（5）人們還會建構和重構信息來減少信息帶給人們的不安全感覺，這導致了社會組織性的否認策略，也不利于發展低碳經濟。如強調國家排放量而不是人均排放量可以導致生活在非排放大國的人將他們的責任減到最小并以此解釋他們的不作為。“吉登斯悖論”已經被一些調查所證實。2006年在美國進行的一次全國調查表明，有44％的受訪者將全球變暖排在“非常重要”之列。然而，它只是處在他們擔心的所有事情的第18位。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人說他們“十分”關心這一問題。同一年進行的一次國際調查則顯示，在29個國家中，美國公民相信全球變暖不是一個嚴重問題的比例是最高的。

全球層面的調查表明，發展中國家的民眾是最關心氣候變化的。一項有關九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跨文化研究指出，在中國、印度、墨西哥和巴西接受訪問的民眾中，約有60％的人表示了“一種高度的關注”，與此相比，英國和德國這一數字只有22％。此外，在窮國里，約有47％的受訪者表達了應對氣候變化的堅定的個人承諾，這與英國的19％的數字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為什么發展中國家的民眾更關心氣候的變化？這可能與所處的環境有關，發展中國家在面對氣候變化的適應能力及消除氣候變化影響的能力低，民眾擔心氣候變化會對他們的生活造成較大的影響。而發達國家有更強的適應能力和處置能力，他們認為這些問題最終可以解決。在共同行動應付氣候變化的集團行動問題上，“吉登斯悖論”的現象隨處可見，大多數公眾認可全球變暖是一個嚴重的威脅，但只有少數人愿意因此徹底地改變自己的生活。［5］2如通過減少旅行、供暖、制冷、家電使用并轉向公共交通，到2030年，生活方式的轉變能使二氧化碳排放量年均減少35億至50億噸，這占所需減排量的8％（世行，2010）。但是人們的旅行不是減少了，而是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增加了。在一些發展中國家私家車不是少了，而是增長得更快了。只要改變我們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可以在不降低生活質量的情況下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和發展低碳經濟的。

在發展低碳經濟過程中，第一步是認知上的革命，即人們認識到氣候變化的后果，認識到氣候變化與人類行為（生產和消費）的關系。在認識（語言）到行動的過程中，產生了“吉登斯悖論”。這種“吉登斯悖論”的產生與氣候變化及低碳經濟的特點是有關系的。第二步，針對“吉登斯悖論”，我們必須把發展低碳經濟深植于制度及公民的日常關切之中。我們通過提高發展低碳經濟的制度能力和建立有利于發展低碳經濟的激勵機制來減少或消除“吉登斯悖論”。

解決“吉登斯悖論”的條件之一：提高制度能力

制度能力是我們根據約束條件和實現的目標而采用相應的規則（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規則）從而實現目標的條件及機制。提高制度能力主要需要三大要件，（1）信息與交流的平臺。有效的信息與交流的平臺是制度能力的基礎。在信息不完全、不對稱、有限理性及存在道德風險的情況下，人的第5期論發展低碳經濟中的“吉登斯悖論”99行為是難以預知的，只有在一定的制度框架下，人的行為才具有可預知性。我們現在關于氣候變化及低碳經濟的信息還是很有限的，認識上還存在較大分歧，并且相關的交流平臺還不足。（2）制度應該解決的核心問題。解決氣候及低碳發展的關鍵問題就是成本分擔問題。成本分擔涉及到責、權、利的問題，涉及到個人收益與社會收益的關系問題。（3）建立相應的規則（或契約），并能保障這些規則有效實施。

我們可以通過提高制度能力來解決“吉登斯悖論”：第一，向公眾提供有關氣候變化對經濟社會影響及低碳經濟方面的信息，并創建在那些受影響者中間進行交流的論壇或平臺。英國曾主持召開了一次“公民峰會”，意在看看一次評議過程能夠在多大程度上轉變公眾對全球變暖的態度并培養出生活方式的改變。來自英國不同地區的公民參加了這一系列活動。組織者給他們寄發了信息包裹，并要求參與者想辦法在最后的會議即峰會召開前采取步驟減少他們的碳消費。實踐證明，這一活動是有效果的。在評議的最后階段，同意“我對氣候變化已相當了解”這一表述的參與者比例增加了一倍多，即達到66％。同意“有必要立刻采取行動”的百分比從開始時的65％上升到了結束時的82％。在活動開始前，只有剛剛過半的參與者同意對抗氣候變化的責任“屬于我們所有人”，到結束時這一比例提高到83％。從這一活動來看，向公眾提供信息并建立相應的交流平臺可以減少科斯定理的失效，并緩解“吉登斯悖論”。第二，成本分擔規定被大部分參與者公平地接受。對于大多數時間、大多數公民來說，氣候變化是一個“想后”的問題，哪怕它是擔心的根源。除非它的后果變得可見、直接，否則它就不會引起人們的注意。發展低碳經濟的成本如何分擔？其實，我們已經知道那些高排放的行為和部門了。如高耗油車輛的駕駛者應該為其專享權付出重稅，其稅率之高應以“污染者付費”為原則，以政治上的可行性為限度。對于誰排放多誰應該承擔成本多這個規則大多數人是沒有意見的。但問題是，這些排放多的少數人他們在制定規則甚至影響規則的制定上比其他人更有話語權或影響力。

這就使公平地分擔排放成本的原則很難實施，大多數人也因為這些排放也不會“直接”影響自己，所以也不會去關心或行動。所以，這里需要政府對那些高排放并且可以實施治理對策的事或人應該強制出臺規則或政策。如對高耗油車輛的駕駛者應該實施重稅。政府對于那些高排放的企業或個人實現成本承擔的規則，這既是公平的，也會得到社會的認可。第三，建立制度安排（契約），并能實施有效監督。解決低碳經濟中集體行動困境的難點并不在于制度如何制定，關鍵是制度或契約如何實施的問題。而實施又離不開有效的監督。在節能減排的規則及觀念實施方面，民眾的參與和監督是最為重要的。一是民眾的參與。當我們轉向低碳生活方式時，應該全神貫注創造這個引爆點（階躍變化）。從小處開始，當達到某個臨界值時更大的變化就會發生。例如，在SUV的使用上，如果大眾輿論都轉向反對它們，它們就有可能在一夜間滯銷。二是在規則面前民眾的自律。一項研究表明，如果將一張笑臉印在平均消費線以下的賬單上，而將一張愁臉印在那些花錢超過平均數的賬單上，花錢很多的用戶就會大幅度削減他們的消費。三是尋找與全體公民齊心協力的交點。在節能減排方面，公眾之間有許多共同點。在這些有共同點的地方規則容易制定，也能得到較好實施。政府在制定低碳經濟規則時盡量從公眾之間有許多共同點的地方入手，這可以大大地降低實施低碳經濟規則的成本。

換言之，在節能減排方面，人們原有的生活習慣還有一定的慣性，甚至惰性。但是，這時候人們并不是不愿意，而是原有的習慣讓他們一下子還難以改變。此時，若有強制性的規定，人們的行為是可以改變的。也就是講，人們在這一點上已經有許多共同點，只要出臺強制性規則，是可以實施的。例如，澳大利亞政府已對所有非節能燈泡了一項全面禁止的命令。這種命令建立在傳統的燈泡和節能燈泡在其他方面的差別可以忽略不計的前提上。最近我國政府也開展了“告別白熾燈泡•點亮綠色生活的低碳行動。

解決“吉登斯悖論”的條件之二：建立和完善激勵機制

“吉登斯悖論”表明，面對氣候變化及溫室氣體效應問題，人們認識到了就是不行動或行動不夠。這種悖論存在表明，對于減排及發展低碳經濟的激勵機制還不健全。激勵是規則的結果。這些規則用于獎勵和約束各種活動的收益和成本。在此，用于發展低碳經濟制度安排有兩大作用，一是對發展低碳經濟的活動進行獎勵；二是對高碳經濟行為進行約束。發展低碳經濟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要建立有利于打破碳鎖定、從而有利于低碳生產、低碳交換、低碳消費的激勵機制。制度設計和政策導向只是第一步。協定書只強調了問題的一個向度（減少溫室氣體排放），而沒能改變導致外部性的激勵因素。我們創立規則并不難，難的是規則要被人們認可并被實施。發展低碳經濟因為其全球性而使建立的制度性激勵體系不完美，這種不完美大大地降低了制度的效率。制度分析的關鍵就是考慮到制度性激勵體系的不完美特征，并將其納入分析框架。

（一）發展低碳經濟的激勵機制及其構成

制度對人類行為具有約束與激勵功能。在生產力諸要素中，人是最活躍的因素。但受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行為傾向的影響，人類行為無論在主觀還是客觀上都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偏差。歷史證明，人類文明在原始文明、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演化過程中，人的因素大于自然因素。“高碳經濟”發展模式造成的環境污染、生態破壞歸根到底是人的有限理性（不能平衡短期利益與長期利益，從而犧牲生態環境追求短期經濟增長；不能對防止生態破壞的法律執行情況適時監控，從而難以將生態保護法律法規落到實處等）和機會主義行為傾向（企業以損人利己的方式生產，消費者以損人利己方式生活，自己受益，別人買單）等人性弱點造成的。

把激勵機制搞對是發展低碳經濟的重要保障。從高碳經濟到低碳經濟的轉變，是人類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重大變革。完成這個轉變是一個系統工程，在這個系統工程中，激勵機制是最為核心的。制度的激勵功能通過提倡什么、鼓勵什么或壓抑什么的信息傳達出來，借助獎勵或懲罰的強制力量得以監督執行。制度的激勵，可以規定人們行為的方向，改變人們的偏好，影響人們的選擇，引導人類行為朝著制度的預定目標發展。人們是尋利、創新還是尋租、從事非生產活動也取決于制度所決定的相對報酬及其激勵機制。同樣地，人們是高碳行為還是低碳行為，關鍵是我們提供的是什么樣的制度，是有利于高碳發展的制度還是有利于低碳發展的制度。在發展低碳經濟中，價格機制是最重要的激勵機制。但僅有價格機制是不夠的。因為節能還受市場失靈、交易費用過高及投資資金限制的影響。因此還需要有發展低碳經濟的標準以及經濟激勵措施。這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制定有利于低碳發展的新標準，二是從制度上建立有利于可再生能源發展的激勵機制。這方面制度設計的空間很大，如改革傳統的評價制度，使公用事業的利潤與銷售總額脫離，轉而把利潤與節能成效掛鉤；為低碳技術的發展創造公平的條件，如德國和西班牙強制以固定價格購買可再生能源，而在美國的多個州規定可再生能源必須占到能源的一定份額。

新的制度安排中要把發展低碳技術、節能減排、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等考慮進去，要使低碳發展比高碳發展更有利。實現這個轉變的難點并不是技術層面的，而是利益及制度層面的。我們建立有利于低碳生產和消費的規則就要損害一部分人的利益，他們會阻礙這些新規則的產生。從高碳的激勵機制向低碳經濟激勵機制轉變問題要讓不同經濟利益主體在減少排放上達成共識并成為有利的行為是相當難的。在這一過程中，制度的激勵作用主要是通過規定市場主體推動提高能效、節約能源的技術，推動可再生能源技術和溫室氣體減排技術的創新，將外部性內在化。同時通過引導市場主體的生產活動和消費行為，使其選擇符合發展低碳經濟的客觀要求，使人類自覺選擇符合低碳經濟發展路徑的行為模式。“吉登斯悖論”實質上是發展低碳經濟目標與傳統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矛盾。為了應對氣候變化和發展低碳經濟，我們必須減緩和適應，發展低碳經濟的目標和重要性已被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但另一方面，我們改變傳統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從而使人們低碳生產、低碳生活的激勵不足。這里的關鍵是兩個方面，一是建立起生產領域的低碳經濟激勵制度；二是建立起消費領域的低碳經濟激勵制度。

（二）生產領域的低碳經濟激勵制度

建立生產領域的低碳經濟激勵制度的關鍵是企業及經濟組織的內在機制設計，要從動力機制上解決企業為什么發展低碳經濟的問題。社會責任、聲譽、社會輿論是企業發展低碳經濟的外部約束機制，而讓發展低碳經濟成為對企業有利的事情是內部激勵機制。這兩者的結合會構成企業發展低碳經濟的有效激勵機制。如何通過制度設計建立起企業發展低碳經濟的內在激勵機制至關重要。讓企業走向低碳經濟之路，主要有兩種途徑，一是外部的強制，如規定減排目標強制企業執行；二是企業自愿，企業把低碳發展與企業發展結合起來。沃爾瑪是世界最大的連鎖零售企業，擁有160萬員工和6萬個供應商。2005年沃爾瑪宣布可持續發展戰略，誓言要大幅度降低對環境的影響，成為“世界最具競爭力和創造力的企業”。當時的總裁斯科特宣布了3個全球目標：（1）企業的電能100％來自可再生能源；（2）零廢料；（3）全程環境友好產品。由于90％的改善潛力來自供應鏈，沃爾瑪隨即和全美最大的環境防御基金會（EDF）共同開始了“綠色供應鏈活動”。由環境防御基金會主導，再和中國政府協商，挑選了一些中國的供應商和生產商，并負責提供一系列與能源效率相關的咨詢。這項活動的長期目標，是涵蓋其他歐美各大貿易商的2萬家供應和生產廠商。對沃爾瑪來說這是一項節省成本的工程，根據計劃，到2013年，將節省5％的包裝材料。這樣做，沃爾瑪本身可以節省34億美元，而整個供應鏈將節省110億美元。這項計劃會逐步提升2萬個中國供應商及所屬的次級供應商的生態和社會目標，總交易額預計會達到每年150億美元。中方的伙伴必須符合地方政府對空氣和水有害物質及固體廢料排放的法規要求。只要不符合規定，廠商和沃爾瑪的生意關系再密切，也無法再繼續。此外，環境防御基金會和沃爾瑪還計劃到2013年，減少1／3的廢棄塑料袋。

沃爾瑪把可持續發展戰略與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有機地結合起來，并且建立了一種發展低碳經濟的“倒逼機制”，讓合作伙伴也參與到低碳發展中來，這種內在的發展低碳經濟的激勵機制既有利于降低企業的成本，也有利于建立企業的社會聲譽。激勵也可來自外部的沖擊。這種外部沖擊主要有兩個方面的，一是焦點事件會引發企業的低碳生產和創新。如石油價格的變化等，20世紀70年代早期，阿拉伯地區的歐佩克成員對歐洲和北美實施了石油禁遠，造成汽油價格飛漲。美國的單位GDP能耗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下降的速度要比歷史平均水平快很多。在遭受石油沖擊期間，單位產出耗能由以前每年下降1％轉為下降2．7％。由于1973年阿拉伯石油禁運的影響，美國1975年出臺了首個共同平均能效標準，等到1985年該標準完全生效時，美國汽車單位加侖汽油行駛已由石油禁運前的14英里提到小汽車的大約27．5英里和輕型卡車的21英里。二是社會責任、聲譽、社會輿論等是企業發展低碳經濟的外部約束機制。例如，耐克在過去十年里就已經減少了75％的“碳足跡”。該企業表示，它的目標是到2020年在所有的產品中實現零排放、零毒性和全循環。企業這樣做部分是出于商業的原因，也有社會責任、聲譽、社會輿論的原因。我們除了經濟激勵手段外，還要考慮非經濟激勵手段；既要注意正式制度的構建，也要注意發揮非正式制度的作用。

（三）消費領域的低碳經濟激勵制度

在消費領域建立發展低碳經濟的激勵機制是發展低碳經濟的基礎。消費者的需求及其偏好會影響企業的供給及相關的投資。同時，消費者的低碳偏好會傳遞給生產者，從而迫使生產者低碳生產。在英國，約有30％的國內溫室氣體來自家庭用電、供暖和制冷設備。外部因素的刺激有利于家庭的低碳消費行為。如2009年之后，盡管金融危機使得各種產品的需求大幅下降，但是可以看到節能型電力設備和節能型汽車的銷售量遠超過預期。可以說，如果具有高的環保意識的更多消費者決定購買節能型產品，如果他們能夠得到某些激勵將更愿意購買節能產品，就會大大有利于低碳生產和低碳技術的發展。一是要建立低碳消費、低碳生活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引導。“吉登斯悖論”之所以產生，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人們生活的領域還沒有相應的有利于低碳生活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引導。當我們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引導能夠使人們低碳生活和低碳消費比高碳生活和高碳消費更劃算的時候，人們會自覺地選擇低碳生活和低碳消費。例如在日本，激勵消費者低碳選擇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工具比較多，日本政府制定促進節能環保家電消費的“環保積分制度”，對購買符合一定節能標準的空調、冰箱和數字電視的消費者返還“環保積分”，空調和冰箱的返還比例為5％左右，數字電視則在10％上下，所獲積分可用于兌換消費券———該制度于2009年5月15日起在日本全國開始實施。調查顯示，在政府的倡導下，90．1％的日本人認為應該實現低碳社會，這種高度的認同感有利于構建低碳社會。在這個過程中，個人的習慣性行為逐漸形成制度化的慣例。在這里，制度發揮了它們信息功能的作用，降低了當事人處理信息的成本。

二是要把發展低碳經濟的目標具體化、指標化、微觀化，并且把這些低碳生活的指標與焦點事件和引爆點聯系起來。激勵公眾興趣和關切低碳生活有多種方式，低碳指標如果是直接的、容易掌握的、可行的，就能夠起到重要的作用，而且隨著氣候科學的不斷進步，它們會越來越多。若少數關鍵的指標與焦點事件（一些異常的氣候變化）掛上鉤的時候，應該受到我們高度的關注。這里還要關注人們生活中的“引爆點”。當我們轉向低碳生活方式時，我們要全神貫注創造這個引爆點。從小處開始，當達到某個臨界點時更大的變化就會發生。在歐美國家，例如，在SUV上，由于大眾輿論都轉向反對它們，它們的銷量呈現下降甚至滯銷狀態。

隨著低碳經濟的發展以及相關政策和制度的變化，人們的低碳消費意識也開始逐步形成，消費行為也開始發生變化。在這個過程中，政府制定強制性標準是減少“吉登斯悖論”的重要舉措。為了解決“吉登斯悖論”，政府不能僅僅限于號召、宣傳的層面，要把發展低碳經濟的戰略具體化、指標化、微觀化。歐美國家通過一些制度和政策工具促使汽車的更新換代，用耗油少的小車代替那些耗油多的大車。目前美國汽車平均每加侖的行駛里程僅為25英里，在發達國家中最低。歐盟已經達到45英里，日本則更高。美國政府準備把這一標準提高到2025年的54．5英里。美國的新車銷售每月大致125萬輛。這大致意味著同樣數量的耗油舊車、大車被替代。另外，美國的居住形態也正在發生變化，生活方式也開始有所調整。人們開始向城市和近郊集結，遠郊衰落，對公交的需求越來越大，通勤的公交使用率增加。所有這些表明，發達國家在保留汽車文明的基礎上，從生產和消費，包括人們的觀念都在發生變化。

三是應該把碳交易引入到個人之間來。我們現在關于企業與企業之間碳交易的探討比較多，而忽視了個人之間的碳交易。那些憑低碳生活方式過日子的人可以將他們省下的排放量依據市場價格賣給消費更多的人。配額可分成一定的碳單位。每個人都可以擁有一張含有他們每年的補助的智能卡，每次有居家賬單要付或使用旅行服務時都可以用的上。關于配給的方式有，第一種是由戴維•弗萊明提出，“可交易能源配額”，它既覆蓋了組織（包括政府），也覆蓋了個人。第二種方案是由廷德爾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員提出來的，叫做“家庭可交易配額”，第三種方案由邁耶爾•希爾曼和蒂娜•福西特提出，包括了他們所謂的“個人碳補助”的分配。個人領域減排的空間是很大的。未來十年里將至少可以節省10％的家庭二氧化碳排放量。盡管家庭承擔的成本將達64億英鎊，但他們將會凈省下194億英鎊。家庭所獲的平均回報率將達23％。“這樣一種方案當前似乎無人理會的事實，說明減緩氣候變化的公眾意愿和政治意愿還不夠強。”如何把個人減少碳排放的潛力挖潛出來，正是消費領域的低碳經濟激勵制度創新的目的所在。

作者：盧現祥單位：中南財經政法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