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農民工職業轉換的影響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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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與信息論壇雜志》2014年第六期

一、數據來源與樣本說明

2012年底，筆者深入陜西省農村、建筑工地進行實地調查，采用多階段、分層、隨機抽樣相結合的方法選取調查對象，調查方式為訪談式問卷調查。共發放問卷262份。根據新生代農民工的年齡要求，剔除掉不合格及不完善的信息后，得到有效樣本245份，有效率為93．5％。從樣本的性別結構看，在外出打工的新生代農民工中，男性占62．9％，女性為37．1％，男性人數高于女性。從樣本的年齡結構看，16～22歲的人數占20．8％，23～28歲占38．8％，29～32歲占40．4％，根據經驗判斷，29～32歲的群體基本已經成家，有一定的求職和工作經歷。調查樣本的整體教育水平情況如下：小學及以下人數占9．8％，初中文化水平占54．3％，高中及以上者占35．9％，該指標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全國高中以上青年農民工的比例為36．4％）0．5個百分點。被調查人群中，接受過一次培訓的人數占比37．1％，接受過兩次及以上的共占32．7％，從未受過培訓的占30．2％。這說明陜西省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的基礎文化素質比較低，缺少專業技能培訓。在性別、年齡、較低的文化素質和技能水平等因素中，哪些會是影響農民工職業流動的主要因素和障礙呢？下面以陜西省為例，進行實證分析。

二、新生代農民工職業轉換的影響因素

（一）指標設計及方法選擇本文用職業變動次數直接描述新生代農民工的職業轉換率，分別考察性別、年齡、戶籍所在地、受教育程度、培訓次數等與職業變動次數的關系。由于性別、年齡、戶籍所在地、受教育程度為屬性變量，所以運用非參數統計中的交叉列聯表來分析。通過交叉列聯表分析，可以較好地反映出這兩個因素之間有無關聯性。但是要想知道屬性變量之間相關性的強弱程度，僅僅靠描述性的統計分析是不夠的，因此需要借助Logistic模型進行回歸分析。

（二）新生代農民工職業轉換率的影響因素運用交叉列聯表對性別、年齡、戶籍所在地、受教育程度以及職業技術培訓等因素進行分析，結果（見表1）發現：1．性別、年齡、戶籍所在地與工作變動次數的關系不顯著。根據列聯表Pearson卡方檢驗結果，性別等三個變量的漸進相伴概率（雙側）值均大于0．05，說明性別、年齡、戶籍所在地與新生代農民工職業轉換率沒有顯著的相關關系。2．受教育程度和培訓次數與工作變動次數之間有顯著的相關關系。根據列聯表Pearson卡方檢驗結果，受教育程度和培訓次數的漸進相伴概率（雙側）值均小于0．05，說明受教育程度、培訓次數與新生代農民工職業轉換率存在顯著的相關關系。

（三）基于Logistic模型的量化分析為了進一步說明受教育程度、職業培訓等因素與新生代農民工職業轉換之間的數量關系，在此運用Logistic回歸模型進一步深入分析。通過交叉列聯表分析可知，職業轉換與受教育程度以及培訓次數之間存在顯著關系，將這兩個變量引入到Logistic模型作為影響職業轉換的因素。本文選取職業轉換為因變量，這一變量是一個二分類變量，職業轉換編碼為1，否為0。自變量也轉化為虛擬變量（如表2），根據調查數據對模型進行參數估計，可得Logistic回歸方程為：上式中D1指受教育程度為初中及高中，D2指受教育程度為大專以上，M1指受培訓次數為1次，M2指受培訓次數為2次，M3指受培訓次數為3或4次。1．初中、高中受教育程度對職業轉換概率有顯著影響，而大專及以上受教育程度對職業轉換影響不顯著。初中或者高中文化程度的農民工職業轉換的機率與小學及以下教育程度幾率比例的對數是3．49，教育程度為大專以上農民工職業轉換的機率與小學及以下教育程度幾率比例的對數是2．637?？梢?，受教育程度在小學及以下的農民工職業流轉機率最小，初中及高中文化程度的農民工職業轉換的機率最高，即隨著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農民工職業轉換的可能性是先增加再減少的。受教育程度越高，獲得較高職業地位的機會越多，其就業層次也就比較高，故其職業轉換率低。受教育程度較低的新生代農民工，其就業層次也就比較低，故其職業轉換率比較高。這一結果可以用市場篩選信號理論、市場分割理論、人力資本等理論來解釋。根據市場篩選信號理論，勞動力市場主要以受教育程度、學歷等人力資本因素為就業“信號”，選拔和挑選人才。學歷越高、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勞動者，其獲得較高職位的可能性越大；相反，受教育程度越低，其進入較高職業地位的機會就越少。從調查數據看，陜西省農民工主要集中于建筑業、制造業、餐飲、零售等服務業，其實也就是說他們主要集中于次要勞動力市場。次要勞動力市場不論是從工作條件還是工資福利都不如主要勞動力市場，因而次要勞動力市場的勞動者對現有工作的滿意度普遍不高，有較強烈的職業轉換和流動意愿，總是希望在一次次的求職中能找到更體面、收入更高的職位。所以，次要勞動力市場的職業流動性較強，缺乏穩定性。人力資本理論的假設前提是，勞動者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勞動生產率越高。對企業而言，勞動生產率越高的人能夠創造更多的利潤和效益，所以企業更愿意留住受教育程度較高者。農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和勞動技能普遍較低，因而在企業減員或裁員過程中最容易受到沖擊。2．受培訓次數2次對職業轉換有顯著的影響，而1次、3次或4次對職業轉換影響不顯著。Logis－tic回歸結果顯示，農民工受培訓次數與職業轉換概率并沒有顯示出完全的線性相關關系，而是先增加后減少，呈現出“倒V”型趨勢，并在“受培訓次數2次”的地方出現了拐點。數據顯示，受培訓2次的職業轉換概率是沒有接受培訓的1．148倍。此結論仍然需要用人力資本和“干中學”理論去解釋。初高中畢業的農民工缺乏必要的專業知識，雖然偶爾接受過1次培訓，但是仍然不能勝任新的崗位或更高職位；隨著專業知識和實踐經驗的不斷積累，再次培訓將會很快提高受訓者的工作技能。然而，當農民工的受訓機會增加至3～4次或者更多時，說明他在某一領域的專業知識和經驗也在不斷提高。較高的人力資本水平不但使受訓者在職場站穩了腳跟，而且還可能帶來工作崗位或職業層次的提升、工作條件的改善和工資水平提高等多種機會。這種情形下，受訓者離職或更換工種的可能性下降了。因此，更多的培訓次數反而降低了農民工職業流動的概率。頻繁的職業轉化率對企業的影響是兩方面的。一方面，企業可能會降低對通用型人才培養的投資力度，轉而增加企業專業人才的培養，以此提高企業獨有的人力資源；另一方面，勞動力市場頻繁的職業轉換，給優秀企業提供了較多的具有實際經驗的熟練勞動力，又減少了優秀企業的人才培養成本。而那些規模不大的小企業，成了初入職場的勞動力的首選，最終成為優秀企業的人才培養基地。

三、主要結論及政策建議

（一）主要結論1．求職渠道比較傳統和單一。由于文化水平和判斷能力等因素的限制，新生代農民工的工作獲得方式比較傳統。據調查，77．4％的人的初次工作依靠家人親友和老鄉同學介紹，通過中介、公共信息應聘不到30％。而后來的工作變動方式依然以老鄉朋友介紹為主，政府勞動部門以及職業中介等部門提供的就業信息有所幫助，但還沒有成為其獲取工作的主要方式。2．職業層次提升緩慢?，F從事建筑業、住宿餐飲業、加工制造業、批發零售業者等比初次從事這些行業者分別少了2、4．5、2．9、2．4個百分點；現從事交通運輸和倉儲業、房地產及教育、衛生和社會工作及其他者比初次從事這些行業者分別多了1．7、2、0．8個百分點，職業層次有向上提高的趨勢。這說明現在新生代農民工在選擇職業時，不僅看重崗位的工資水平，也很看重企業提供的工作環境和職業前景。雖然職業層次有所提高，但是就業仍處于次要勞動力市場。3．職業培訓是新生代農民工職業地位上升的主要推力。研究發現，制約新生代農民工職業向上流動的最明顯因素是職業技能、受教育程度和工作經驗，分別占54％、53．2％和49．2％。受教育程度在職業轉換過程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從次要勞動力市場向主要勞動力市場轉換。人力資本理論告訴我們，文化知識方面和工作經驗的欠缺是可以通過受教育和技能培訓來彌補的，這充分說明了接受教育和職業培訓的重要性。

（二）建議1．加強對農民工的職業技能培訓。對于以初高中為主的新生代農民工來說，缺乏專業技術教育和培訓，缺乏專業知識，是他們在求職和職業轉換過程中的主要障礙。教育和培訓可以提高文化素質和專業水平，增加人力資本的價值。因此，應該增加農民工接受職業技能培訓的機會，提高他們的業務素質，增加他們的就業能力。2．拓寬農民工的教育培訓投資渠道。目前對農民工的教育投資主要由政府承擔，而企業的投資規模在減小。而就新生代農民工而言，要想提高職業轉換的成功率，就要進行人力資本投入和人力資本的累積。因此，需要拓寬針對農民工的教育培訓投資渠道，用制度吸引企業、社會團體等的資金進入，增加農民工的受教育機會。由于受到某些限制，本文的調查樣本有點偏小，并且研究未涉及家庭子女的數量、婚姻及家庭背景等因素。因此，影響職業流動方向的更多因素及其理論探索還有待進一步的深入研究。

作者：殷紅霞宋會芳單位：西安財經學院經濟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