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公經濟人士有序政治參與的路徑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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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課題組以200份非公經濟人士的問卷調查為范本，結合文獻回顧、實驗觀察、訪談座談等方式，分析非公經濟人士政治參與的總體觀感，求證個體政治參與的愿望、方式、渠道等方面的困惑，并提供路徑優化的策略，以期為新時代的非公經濟人士健康成長提供有益參考。非公經濟人士是活躍在神州大地的重要力量，促進其健康成長是新時代統戰工作的重要使命。非公經濟人士有序政治參與有著歷史傳承與現實探究形成的優勢，但參與的功利性、被動性、盲目性、非理性等因素，牽制和困厄了非公經濟人士政治參與的有效性。加大非公經濟人士有序政治參與的路徑優化，不僅是民主政治理論與實踐發展的重要課題，也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內在理路。在報告中指出，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是最廣泛、最真實、最管用的民主。“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把非公經濟人士有序引導到這種民主體系和民主程序中來，發揮他們巨大的能量，促進非公經濟健康發展和非公經濟人士健康成長，就要克服功利性、被動性、盲目性、非理性等問題，努力做好政治參與的路徑優化。
一、政治參與的現實觀感制度
作為民主政治最穩定的行為模式[1]，歷來受到黨和國家的重視，通過發展與改革、良法與善治，構筑了非公經濟人士政治參與體制機制、平臺與范式。
（一）政治參與制度日益完備在制度設計上，推行最高形式的民主，把人民民主專政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統一起來，把“黨領導一切”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統一起來，把中央集權與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統一起來，把“一個國家”與“兩種制度”統一起來，把宣傳無神論與尊重宗教信仰自由統一起來，“五個統一”凝聚各種政治力量推進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改革開放以來，黨和國家先后出臺10多部統戰工作專項文件，比如，2006年出臺的《關于鞏固和壯大新世紀新階段統一戰線的意見》，2015年頒布的《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條例（試行）》，都涉及非公企業和非公經濟人士。40年里，在黨組織的關懷下，人民政協、組織部、統戰部、工商聯等積極參與統戰工作，凝聚全社會合力，貫徹落實“團結、服務、引導、教育”八字方針[2]，搭建起與黨委政府溝通聯系的“直通車”，使非公經濟人士政治參與邁上了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軌道。
（二）政治參與渠道日益暢通在參與實踐中，職代會、咨詢會、聽證會、懇談會、聯席會、通報會等基層民主形式迅猛發展，非公經濟人士以議案、提案、報告、請示、言論、投票、選舉、結社等方式表達政治觀點、政治態度和政治主張，追求政治上的發言權和話語權。據問卷統計，向黨代會、人大、政協或統戰部、工商聯、“非公”黨工委等表達意見建議的，約占非公經濟人士的16%[3]，發揮話語權傳播功能[4]，很好地影響黨委政府的決策，這是中國政治民主化的重要體現[5]。不同群體擁有經濟、政治、社會等資源的稟賦與條件是不一樣的，政治參與的能量也有差別。處于“塔尖”的企業家或代表人士，以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工商聯常執委、專家、學者等身份，或加入中共、派、社團等組織參與政治，比較容易將自己或群體的聲音傳遞到上層，形成重要決策的參考意見。而處于“塔底”的普通非公經濟人士，一般參加基層單位、社區或大眾媒體的政治活動，訴求效用較低。這是政治參與分層漸進規律的表現[6]，可能不盡完美，但政治參與的渠道在各自的層級上日益暢通，向好的態勢不可逆轉和阻擋。
（三）政治參與能力日益提升非公企業強烈感受到外部競爭和內部管理的巨大壓力，非公經濟人士強烈感受到知識素養、決策能力、管理績效等方面存在的短板，富裕起來的非公經濟人士渴望政治參與，渴望話語權傳播，渴望提升參政議政能力。為了進一步提升非公經濟人士的政治參與能力，2016年，中央統戰部、中央組織部等14家單位聯合發文《關于加強和改進非公有制經濟代表人士綜合評價工作的意見》，從政治方向、經濟能力、社會責任、個人素養等方面創設遴選的前置條件，暢通進出通道，提升參政實效，為其他非公經濟人士開啟了參政議政的大門。問卷表明，月收入在15000元以上的，50%的非公經濟人士有本科及以上學歷，62.43%的參加過企業CEO、外出考察等培訓，他們不僅對企業發展、生活質量與社會責任表現出積極向上的價值追求，而且65.45%的積極參加人大、政府、政協、業主委員會、村(居)民委員會的選舉、咨詢、評議或慈善活動，政治參與度與社會認可度持續上升。
（四）政治參與環境日益改善改革開放以來，黨和國家不斷改善非公企業發展和非公經濟人士政治參與環境。比如2010年國務院就出臺了“非公經濟新36條”，使非公經濟逐步從有益補充上升為重要組成部分，非公經濟人士從“制度外”漸漸轉入“制度內”[7]，成為民主政治參與的生力軍。十八大以來，以為核心的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切實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構建起以社團為根基、以社區為觸角、以網絡為平臺、以活動為載體的“大統戰”格局，有力推動著“兩個健康”。截至2017年底，非公企業發展到2726.3萬家，個體工商戶6579.3萬戶，城鎮就業人員中非公部分3.4億人，非公經濟的財政貢獻超過50%，GDP總量超過60%，稅收達70%，企業數和就業達80%[8]，非公經濟人士如雨后春筍，健康成長，總數近5000萬，全國工商聯新一屆執委中占70%，非公經濟人士政治參與由虛到實、由低到高、由淺到深不斷深化[9]，彰顯了經濟和政治雙重優越感[10]，揚眉吐氣邁進了新時代。
二、政治參與的多重困厄
國家提供了非公經濟人士政治參與的制度供給，但運行機制還有不足之處，政治參與的功利性、被動性、盲目性、非理性等問題客觀存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有序政治參與的實效。
（一）功利性參與通過問卷分析，83.7%的非公經濟人士具有政治參與的強烈愿望，但受企業發展任務、參政能力等影響，政治參與是個體性的、分散性的，缺少強有力的組織引導，把參與觸角更多放在切身利益和細枝末節的小事情上，表現出一定的功利性色彩：要么是看到政策、發現商機時參與，要么是求地位、擴名氣時參與，要么是圖方便、搭關系時參與，要么是出問題、有困難時參與，導致多數協商沒有商在大局上、建言沒有建在需要時、議政沒有議在點子里、監督沒有監在關鍵處，一定程度扭曲了政治參與的本來蘊意與價值取向。
（二）被動性參與在政治參與實踐中，方式的多樣性、過程的復雜性，使得非公經濟人士政治參與表現為自動參與、動員參與和消極參與等多種方式。由于非公經濟人士的政治參與是非職業化行為，不像黨政干部那樣身處政治規制之中，要考慮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個人等多重因素，問卷發現，16.5%的非公經濟代表人士對“黨代會、政協會、人代會”不很關注，36.4%的對“兩代表一委員”沒太大興趣，17.9%的對建言獻策應付了事，折射出動員參與、甚至消極參與的傾向。
（三）盲目性參與雖然有頂層設計，但地方配套性文件少、后續具體舉措乏力，非公經濟人士政治參與比較困頓，在一些地方，對于非公經濟人士多側重于其經濟貢獻，政治參與相對較弱。久而久之，好似一堵無形的墻，阻滯了非公經濟人士的政治參與，你說你的、我干我的，要我參與、我來參與，“開會見面握握手、會議表決舉舉手、會后道別揮揮手”[11]，政治參與處于盲從、盲目、盲動狀態，能效低下，反而會加速無序政治參與的暗流涌動。
（四）非理性參與由于遴選機制不完善、退出機制不健全、監督機制不系統，存在“正式性參與、非正式性參與和公益性參與并存的狀況”[12]。多數代表人士是通過組織程序、正常渠道理性參與，問卷發現，其中33.5%的加入非公經濟黨組織，21.33%的參加工商聯、商（協）會，27.46%的當選代表、委員或在政府部門、社區任職，較好地表達了意見與訴求[13]。而少許一般的基層代表人士參與的平臺和機會少，容易突破法律和制度邊界，通過賄選、介入地方政治事務、黑金政治、利益輸送、網絡不當言論等非理性參與，這種無序的政治參與某種程度上破壞了親清新型政商關系、惡化了地方政治生態、毒害了淳樸的社會風氣。
三、政治參與的路徑優化
非公經濟人士政治參與不是孤立無援的存在物，它扎根于深厚的經濟沃土、濃郁的政治氛圍、特定的文化背景、廣袤的社會空間，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要提升非公經濟人士政治參與的能效，克服多重困厄，應當做好政治參與的路徑優化。
（一）加強管理，做好制度優化通過制度優化，讓非公經濟人士更多進入正式性參與、減少非正式性參與、規范公益性參與，使之更好地成為非公經濟的探路人、話語人。一是擴大正式性參與。建立健全動態的統戰系統非公經濟人士數據庫，全面系統制定遴選標準和退出機制，作為黨代表、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工商聯執常委等人選的主要依據，進行全方位的培養考查。根據自愿申報、標準認定、組織考核、社會認可的原則，做好代表強、履職好、貢獻多的代表人士的政治安排工作，并參照企業規模、納稅數目、經濟增長、社會貢獻等，每年調整指標人數和結構比例，使選出的代表人士既符合組織意圖，又推動“兩個健康”發展。二是約束非正式性參與。傳統的熟人社會，受親商、安商、富商觀念的影響，非公經濟人士特別是代表人士與各級政府部門密切接觸、經常溝通、多方協商，培植了政治參與的深厚土壤。這種政商關系是權力和資本的耦合，如果權力邊界不清、公私關系混沌，就會陷入“親而不清”或“清而不親”的無序政治參與悖論之中。為了構建親清新型政商關系，應以“四個意識”的高度自覺和全面從嚴治黨的政治認同，劃清交往界限，規避暗箱操作，減少和約束通過私人關系開展的政治參與，在良法和善治的民主圖景中，進行公開、公平、公正的政治參與，從而凈化、純化地方政治生態。三是規范公益性參與。研究制定規范的特約監察員、審計員、評議員、督導員、意見領袖、公益大使等推薦、評選辦法，形成統戰部、工商聯等聯系服務非公經濟人士的長效機制，引導他們通過座談會、聽證會、咨詢會、研討會、網評會、慈善會等形式，積極主動參與公益性政治活動，參與重大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等各個方面的討論，以建議性意見和話語權傳播，贏得社會地位和人們尊重，最大限度地釋放政治參與熱情。
（二）搭建平臺，做好渠道優化在協同治理視閾下，有序政治參與必須要形成有效的社會適應機理，系統構建組織化、法治化、網絡化的政治參與平臺與渠道，以達到功能性有效整合。一是強化組織渠道。各級黨委牽頭抓總，各部門通力合作，把非公經濟黨建納入大黨建統籌，抓好“兩個覆蓋”“兩個作用”“兩支隊伍”建設，既防止地方黨委（黨組）不重視非公經濟黨建，搞“空殼子”“花架子”“裝門面”；又防止非公經濟組織強調經濟效益出現“木桶效應”上最短的那塊，導致黨建弱化、虛化、邊緣化。通過整合統戰部、非公黨工委、工商聯、商（協）會等部門的職能作用，加強非公經濟黨建工作，在“”、主題黨日、動態管理、黨員權利與義務等方面探索創新，讓廣大非公經濟人士深入學習貫徹黨的精神，全面落實黨的基本理論、基本線路、基本方略，系統踐行五大發展理念，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引，形成有序政治參與的強大磁場。二是強化法治渠道。傳統非公經濟的“家族化”管理[14]，缺乏政治參與引導，容易憑利益驅使和興趣偏好行使政治參與權利。新時代，政治參與更要強調秩序、理性、自主、適度。通過延伸企業法律顧問的職責功能，加大遵章守紀教育，使非公經濟人士能夠在法律框架下，依法參與選舉、依法參加社團、依法發表言論、依法表達訴求、依法獲取項目、依法管理企業、依法解決糾紛。三是強化網絡渠道。為了我們共同的精神家園，必須沖破權力和資本對網絡的羈絆，加強網絡立法、實名登記、網絡監管等，開設非公經濟人士網絡問政平臺，優化網絡環境，“建構多視角、多主體的輿論網”[15]，形成對非公經濟代表人士網絡民主的正向干預，使非公經濟人士更廣泛、更直接、更真實地融入有序政治參與的快捷通道中。
（三）提升素質，做好能力優化非公經濟人士隊伍有來源復雜化、思想多元化、價值差異化、行動多變化等特點鮮明，有必要提升他們的整體素質，做好他們的政治思想和價值觀引導，切實優化政治參與能力。一是價值引領。建立完善非公經濟思想政治工作領導機制，組織部門牽頭，統戰、宣傳、工商聯等部門參與，把非公經濟人士納入各種專題教育活動中，宣傳大政方針、解讀非公政策、破除發展難題、建立互信機制，促使他們更好地明大德、守公德、嚴私德，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學習者、倡導者、踐行者、引領者。加強政治思想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明大德，增強“四個意識”，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幟鮮明；加強社會責任教育和宗旨意識教育守公德，落實新發展理念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在做大做強的同時，切實履行社會責任；加強道德操守教育和誠信教育嚴私德，廉潔修身、廉潔齊家、廉潔創業、廉潔參政。二是榜樣引領。要重視企業家精神的培育、提煉、推廣，發掘模范典型、塑造先進榜樣，定期評選優秀企業家、勞動模范、愛心人士等，用身邊好人好事教育、感召、引導年輕非公經濟人士，遵循老一輩的足跡，恪守經營方向不走偏、傳承優秀文化不丟魂、搭建合作平臺不保守、參與政治活動不落伍。三是培訓引領。將非公經濟人士特別是代表人士納入干部教育大培訓計劃，探索組織部、統戰部、工商聯、黨校、社會主義學院分工合作的教育培訓機制，通過研討班、專題班、周末課堂、夜校、網校或專家講座、企業CEO、論壇、峰會、觀摩會、外出考察等，讓他們更好地研判經濟形勢、了解宏觀政策、熟悉參政要領，從而開闊眼界、提升素質，增強政治參與能力。
（四）內外兼修，做好環境優化要營造“兩個健康”發展環境，激發非公經濟代表人士的政治參與激情，改變參而不語、參而不謀、參而無序的窘境。一是內有激勵，調動參與積極性。組織部和統戰部聯合，細化“兩個健康”的評判標準和指標體系和綜合評價辦法，就非公經濟而言，主要涉及競爭能力、創業能力、盈利能力、資源獲取能力、社會聲譽等指標，就非公經濟人士而言，主要涉及思想政治、生理心理、法律道德、開拓創新、公司治理等要素，在統計分析和抽樣調查的前提下，采用李克特量表法，對“兩個健康”指標的信度和效度進行全面系統的評價[16]，以此為重要參考，多渠道、多形式對表現好、經營佳、能量大、責任強代表人士，進行表彰獎勵、政策傾斜、組織關懷與政治安排，調動政治參與積極性，規范政治參與有序性，提升政治參與實效性，引導全體非公經濟人士健康成長。二是外有宣傳，擴大參與影響力。要努力造勢，不僅在報紙、電視等官方媒體展示非公經濟代表人士的風采，而且在工商聯、統戰部、商（協）會等單位主辦的簡報、論壇、網站或QQ群、微博（信）等媒體上信息，并對外大力推介，讓他們更多地進入黨委政府和主管部門的視野，讓他們活躍在社會大舞臺上，擴大知名度、美譽度和影響度，通過有序的參與政治，讓全社會看到非公經濟人士畫出的同心圓、聽到他們唱出的合奏曲、感受到他們傳播的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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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陳興國 單位：中共重慶市綦江區委黨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