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鎮積極試行黨代會常任制計劃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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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類似的一幕,也正不斷發生在中山市小欖鎮、惠州市惠陽區沙田鎮──從去年4月份開始,它們陸續被定為我省推行黨代表大會常任制的最新試點。

這一被視為推動黨內民主建設的重大探索,終于在深圳市寶安區短暫的“松崗試驗”的近10年后,再次深入中國行政體系的最末梢──鄉鎮一級。

成效:黨代表參與決策威力大

在這一天的鎮黨委會上,陳偉明等10名黨代表(其中,9名為來自光明村的黨代表)提出了一份關于調整村民新開住宅用地問題的提案,要求為了更好地開展第三輪土地承包,對該村每個經濟社的住宅用地面積進行調整,或統一規劃一塊村住宅用地。

在陳偉明等人提出意見一周后,三角鎮國土分局、規劃建設辦拿出了回應的方案。“處理之快,有點出乎我的意外。”

這位已有12年黨代表資歷的村支書最近又在關注光明村附近的福源路工程。根據市里的規劃,這條將大大縮短三角鎮與中山市區的在建馬路被要求在兩旁預空500米,牽涉到100多戶民居和相當部分廠房。“標準不是太切實際,對我們村影響太大。希望可以根據具體的情況進行合理的規劃,不要一刀切。”

而具有30多年黨齡的小欖鎮社區教育就業辦公室主任辛群英也感覺到了黨代表大顯身手的“威力”。去年10月,辛群英在列席黨委會發言,要求以財務激勵招聘吸毒人員工作的單位,按照450元/人的標準補貼招聘單位。

“鎮黨委會在不到一周的時間之內就作出了反應,目前已經解決了數十名吸毒解戒人員的就業問題。效率之高出乎預料。這是過去難于想象的事情。以前做黨代表,只不過每隔幾年開次會舉舉手表表決就完事了,現在是平時也可以發揮作用。”具有20多年黨代表資歷的辛群英說。

而在小欖當地,最廣為人知的黨代表推動決策的案例就是投資將高達4.8億元左右的污水整治工程。這項原計劃投資1個多億的工程,最早于2005年提出,后來一再修改,工程一再擴大,計劃投資一再飆升,最終達到4.8億元左右。“市里將補貼6000萬。剩下的部分,相當于我們一年可支配財政收入的70%,這個工程還要不要繼續做,要怎樣做,要如何把我們的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承受能力結合起來?這都是我們重點關注的問題。直到去年啟動黨代表大會常任制試點工作之后,我們的黨代表不斷提出這個問題。我們又經過詳細研究,請了很多專家論證規劃,最后下定決心要做這件事情。工程設計5月份完成,6月份動工了。”

而在今年的惠州市惠陽區沙田鎮委工作會議上,30多名農村基層黨代表們第一次欣喜地行使了代表權利,參與討論和決策全鎮發展的重大事項,并深深感受到了黨代表的分量。去年4月份以來,該鎮已有針對性地組織黨代表開展“創建全國文明城市”、“惠陽溫泉項目建設”、“廈深鐵路項目建設”等專項主題調研活動。

突破:提案制經驗向全國推廣

一個很明顯的事實是,最新一批試行黨代表大會常任制的地區基本上都從上一輪的試點工作中吸取了有用的經驗。按照惠州、寶安等地的經驗,把黨代表的分組、視察、培訓、約談、提建議等都做到了規范化、制度化。

早在2000年4月開始,深圳市寶安區松崗鎮即試行黨代表常任制度一年。這是當時廣東省惟一的黨代會常任制試點。松崗鎮成立的黨代會常任制工作領導小組,下設3個工作組,分別是黨風黨紀調研工作組、黨建考察工作組、代表聯絡工作組。他們將當時的123名代表按照區域和工作性質劃分為10個代表小組。然后有計劃有步驟地開展系列活動,組織代表對鎮里的重大工程項目進行視察,對黨代會決議落實情況進行調研,對群關心的重點、難點、熱點問題進行探討。

9年前,時任松崗鎮鎮長,現任寶安區委組織部副部長的項健認為,松崗經驗對后來全省的黨代會常任制試點具有不可忽視的意義。

記者接觸到的三角、小欖、沙田等地的試行黨員代表大會常任制的工作方案,均或按照區域或根據工作性質對黨代表“重組”為若干個代表小組(團),定期組織調研考察活動,實行黨員聯系群眾的制度等等。

而惠州于2004年4月借鑒人大代表議案制在全國率先搞起了黨代表的提案制度,也在三地的試行中得到了普遍的推行。如,三角鎮規定黨代表大會召開期間,代表聯名可以向大會提出屬于鎮黨代表大會職權范圍內的提案。提案以10名以上(含10名)代表聯名方式提出。提案應一事一案,有案由、案據和方案,并署上代表姓名。提出提案的代表可以要求撤回提案。

這個如今看起來有些平常的制度,當時中央并沒有明確的規定,率先搞起來算是一個很大的突破。直到2004年9月份召開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中央才明確提出要“建立黨的代表大會提案制度、代表提議的處理和回復機制”。而去年印發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代表大會代表任期制暫行條例》(以下簡稱“《條例》”),更明確規定,黨代表大會召開期間,黨代表大會代表聯名可以向大會提出屬于同級黨代表大會職權范圍內的提案。提案應當有案由、案據和方案。提出提案的代表可以要求撤回提案。

那么,如何以合適的獎懲措施保證相關部門以高效率回應黨代表提出的意見、建議和提案?《條例》也沒有進行具體規定,目前各鄉鎮的試行工作方案也沒有明確要求。

“我們并不需要這樣一個規定來鞭策。”小欖鎮黨委書記黃標泉表示,該鎮的規定要求,每一個黨委委員在收到黨代表意見之后,必須立即解決。如果解決不了,要向主管領導報告。還解決不了,必須向鎮黨委報告,并組織到現場去看去做調研。真的無法做到的時候,要拿到黨委會上討論,并向群眾解釋清楚。

廣東省社科院鄧小平理論研究中心主任溫憲元認為,健全和完善黨的代表大會制度,要解決兩個關鍵問題,一是各級黨組織中集體領導制度問題──這是黨的民主集中制的一個基本問題,二是提高全體黨員特別是黨員干部的綜合素質問題,這是發展黨內民主的一個基本問題。

方向:從試點到試行

“準確地說,我們現在把在中山三角、小欖和惠州惠陽等地黨代表大會常任制的推進,稱為是‘試行’,而不是過去的習慣性叫法‘試點’。”省委組織部相關負責人說。

從“試點”到“試行”,其間含義之微妙自不待言。不過,一個很多人沒有注意到的事實是,作為廣東黨代表常任制的最早蛹體,當年轟動一時的“松崗試驗”并沒有化蛹為蝶,而在試行一年后即結束,寶安區的試點工作乃在其試驗停止兩年之后才開始。在前一輪的試點工作中,即有黨代表提出了自己的困惑:鎮一級主要是做具體工作的,沒有人事任免權,可監督的部門也比較少,需要決策的事也不大,有沒有必要把上百名黨代表都組織起來,實行監督?

這一次廣東重啟鄉鎮試行黨代表大會常任制,基層反應如何?

黃標泉以及三角鎮黨委書記侯奕斌都向記者表示,他們采取了將黨代會和鎮人民代表大會合開的方式,創造性地使黨代會和人代會既保持銜接,同時又保持一定的區別,黨代表作為列席人員參與人代會,而人民代表也可作為列席人員參與黨代會,會期一天。“關鍵還是在于我們鄉鎮一級,不像上面需要討論的重大議題很多,需要長時間的專門討論和論證。這樣做也是為了節約行政資源。”黃標泉還提出,可以同時組織黨代表和人大代表一起考察調研。

“總之,今次在近10年試驗的基礎上,廣東再次把黨代表大會常任制試行推行中國行政體系的最末梢──鄉鎮一級,不是一個簡單的輪回,而是一種進一步的肯定,也可能是將來的一個改革方向。”華南師范大學政治系教授陳金龍評論說。

■延伸

提出設黨的常任代表

1956年,提出設黨的常任代表。

同年9月16日,鄧小平在黨的八大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中,正式提出了黨代表大會常任制的問題。報告指出:“黨中央委員會在黨章草案中,決定采取一項根本的改革,就是把黨的全國的、省一級的和縣一級的代表大會,都改作常任制,多少類似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那樣。”鄧小平認為:“黨的代表大會常任制的最大好處,是使代表大會可以成為黨的充分有效的最高決策機關和最高監督機關,它的效果,是幾年開會一次和每次重新選舉代表的原有制度所難達到的。”但由于各種原因,黨代表大會常任制這個非常有益的探索中斷了30個年頭。

到了上世紀80年代初,隨著改革的逐步深入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不斷發展,中央有關部門重新對黨代表大會常任制進行了研究。從1988年開始,經中央組織部同意,浙江、黑龍江、山西、河北、湖南等5省的12個市、縣、區先后開展了黨代表大會常任制試點工作。

2002年,“黨代表大會常任制”正式寫入十六大報告。

2007年,黨的十七大審議通過《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黨代表任期制作為一項擴大黨內民主新的制度安排得以正式確立,而且這次會議還為黨代表大會常任制的實施準備了條件,要求尊重黨員主體地位,保障黨員民主權利,推進黨務公開,營造黨內民主討論環境。完善黨的代表大會制度,實行黨的代表大會代表任期制,選擇一些縣(市、區)試行黨代表大會常任制。